“涂鸦”一词源自我国唐朝卢仝的诗句“涂抹诗书如老鸦”，后用来形容书画或文字稚劣^[1]。英文“涂鸦graffiti”最初是指产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帮派符号，后更多表示一种街头的艺术形式，指以墙体等空间为载体，采用喷漆工具进行创作的作品和相应的行为^[2]。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触发了一系列因贫富悬殊、种族隔离和反叛文化而导致的政治社会问题，涂鸦被视为当时西方社会危机和市民反抗的最直观产物，无论作为帮派划定地盘的标签还是激进青年政治示威的表达^[3]，均呈现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博弈。这种空间权力的冲突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纽约地铁涂鸦竞赛中到达高峰^[1]，涂鸦被视为社会秩序紊乱的焦点遭到纽约市政府的严厉打击。但涂鸦并未销声匿迹，反而被部分涂鸦手^①“改造”成具有观赏性的艺术形式，转变为城市街头艺术和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全球市民群体特别是青年人表达城市空间话语权的物质载体。

从地理学视角看，涂鸦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行为，是由社会力量（涂鸦手）发起的、针对政府管制的典型空间生产现象。伴随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城市化的推进，涂鸦逐渐流行于中国的八零后、九零后中间，在城市不同角落形成各类涂鸦空间。涂鸦手对城市空间的占据，代表了后现代文化元素在中国城市的形成和发育，为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在中国，作为“舶来品”和非法空间行为的涂鸦，如何实现其空间的生产？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的分析原理，以案例研究的方法剖析涂鸦手在政府和资本的空间夹缝中如何争取立足之地的空间生产过程。这对于当今社会倡导空间创新，优化空间治理以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以下，本文首先说明论文的研究背景，阐述城市涂鸦及其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情况；继而以广州为例，具体分析涂鸦在广州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空间生产机制；最后，结合案例研究结果探讨涂鸦现象对于中国城市发展、规划和管治的意义。

1 城市涂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1 城市涂鸦的潮流

城市涂鸦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青年人对抗权威以寻求刺激并发泄欲望的一种行为方式。从1970年代末开始，涂鸦逐渐带有反正统文化意识的后现代批判意味，成为反映社会底层及边缘人群反抗的一种文化景观，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并迅速在欧洲传播。1990年代伴随全球化的进程，涂鸦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曼谷等涂鸦名城。时至今日，涂鸦已成为普通民众及一些特殊群体宣示空间权利^{[3, 4]}、进行可视化政治表达的一种常用方式^{[5, 6]}。在欧美，涂鸦研究多为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案例研究^[7]，探讨涂鸦手的创作动机和行为，及其对城市卫生管理的影响。近年，涂鸦在后工业化经济^[8]、城市更新^[9]、城市旅游^[10]等的正向作用也逐渐受到关注。

1.2 城市涂鸦在中国的传播

1990年代中后期，涂鸦首先出现在广州，后陆续在北京、深圳、上海、长沙、武汉、成都等大中城市出现。2000年代中期，CSN和GNC两大中国重要的涂鸦交流论坛的出现，将中国涂鸦的整体面貌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涂鸦与资本、政府合作的案例，以及全国范围的涂鸦活动和比赛迅速增加，涂鸦在中国开始走上显性舞台。根据非官方统计，2016年中国共举办涂鸦活动87场^②，其中大部分属于非正式集会。此外，相关的讲座、展览和比赛等组织活动也逐渐增加，主要集中在成都（11场）、广州（8场）、武汉（8场）、深圳（6场）、北京（5场）、澳门（4场）、西安（4场）等涂鸦热门城市。目前国内关于涂鸦的研究仍较鲜见，虽已出现传播学^[2]、艺术学^[11]和景观学^[12]的研究，但依然比较零散。

2 广州城市涂鸦的形成与发展

广州是中国涂鸦的起源地，拥有较为庞大的涂鸦社群，也是涂鸦手的主要集聚地。因涂鸦手具有个体性和流动性，且部分涂鸦具有非法性，因此本文在此主要采用实地调查、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完成相关资料的收集。2015年和2016年，笔者先后深入参与了多个涂鸦社群活动，实地调查了广州市内8个主要涂鸦点，寻找了9位涂鸦手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时长为30—100分钟不等，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 1所示。受访涂鸦人群包含了广州涂鸦圈内参与久、活跃度高以及新参与的涂鸦手，均为广州涂鸦空间形成与演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和访谈结果的整理，将广州城市涂鸦的形成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1 萌芽初创阶段（1990年代初—2006年）

1990年代初，涂鸦作为全球青年群体内广为风靡的嘻哈文化之一，经由港澳台和国外电视电影媒体的传播为广州市民所认知，并激发起部分青年人学习涂鸦的热情和兴趣。1994年，被称为广州涂鸦界教父级人物的Dickid和朋友模仿电视里的街头少年，用喷漆在街上乱喷了一些文字和图案，算是广州最早出现的街头涂鸦。Dickid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

“我玩涂鸦二十年了，当时是在香港电影里看到就买喷漆模仿。那时贪玩，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它有趣就去玩了。以前在位于海印桥南的家附近喷，多选择空白墙和停车场。”（Dickid，文化推广者，36岁）

另一方面，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的实施以及土地开发中心、征地办公室等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助推了广州在市场化背景下进行城市土地运营与旧城更新改造的机制^[13]。该时期市中心大范围的旧城更新所产生的工地围墙、拆迁废墟，间接为涂鸦手提供了大量的墙体。涂鸦所带有的反叛、宣扬的行为内涵，被越来越多的涂鸦手运用在城市公共街头，出现了MIG（made in Guangzhou）、FBL（非暴力）、HYBRID（麟）等始祖级涂鸦团队（Graffiti Crew），并在越秀南的中山路、北京路附近创作大量作品。

2000年广州制定了“东进、南拓、北优、西联”八字方针空间战略，为拉动城市商务中心功能东移进行了天河中心商务区和珠江新城的建设，旧城区同步开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危改工程与城市美化运动。在此背景下，涂鸦手的活动从监管力度加大的旧城区逐渐扩大至外围的新城区。同时，互联网的逐步普及扩大了本土涂鸦手间以及与外界涂鸦圈间的联系，广州最早的涂鸦论坛www.fbl.org和www.artcrime.cn、www.510000.org等由本土涂鸦手建立的涂鸦交流网站相继出现。本土写手人数接近20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涂鸦空间主要零散分布于旧城区以及向东扩展的连片开发区的公共街道，即人民路—中山路—东湖路—沿江路围合形成的老城区和接近老城区的天河南和海珠北一带。

2.2 挫折前行阶段（2007年—2010年）

2006年广州确定“中调”战略，提出全面治理和提升老城环境、优化完善城市管理的发展思路，涂鸦空间不仅在日渐完工的新城区受到压缩，而且在管理加强的老城区受到驱赶。同时，在“申亚”成功以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文明城市”的背景下，广州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城市美化活动。无论是先前的还是新出现的涂鸦都被大范围和快速地清除殆尽，涂鸦手与城市管理者的冲突增加，涂鸦在广州城市公共空间几乎难以立足。

面对城市中心区和公共街道的空间管制，广州的涂鸦逐步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开放公共空间转向特定的灰色地带。当时广州大学城刚刚建成，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待完善的管理漏洞，为涂鸦手提供广阔的创作空间，并在大学生集聚区逐渐扩大影响，新加入的涂鸦手迅速增加，广州美术学院新校区的楼顶逐渐成为涂鸦手活动和创作的“根据地”。同时，位于江南西商圈附近的一栋原属某驻地海军装备仓库的6层楼房开始功能置换，因靠近昌岗广美老校区，楼内集聚了众多艺术工作室、画廊、酒吧等，大片的空白墙面也成为涂鸦手的创作天堂。此外，天河南的棠下涌因多年的工业污染，臭气扑鼻、人迹罕至、监管宽松，两边筑起的长达400多米的封蔽围墙也成为涂鸦手的作品展示区，也吸引了部分国外的涂鸦手。广美大学城校区楼顶、LOFT345和棠下涌因此成为当时和现今广州三个大型的涂鸦集聚点。这一时期的涂鸦不仅没有因管制而衰落，反而由于涂鸦集聚点的出现带动了各类涂鸦人才的汇集和交流，促成了多支涂鸦团队的组建。以涂鸦团队为主体，围绕多样涂鸦活动进行联系的涂鸦社群开始形成，广州本土涂鸦群体增加至30多人。

“我是2006年开始玩的，bomb同piece^③都有画。bomb几乎到处都有，但后来亚运管的严，主要在新广美楼顶画piece，当时空间很大，很多人上去喷。”（Rose，NNC CREW成员，31岁）

“这条臭水沟叫棠下涌，前面这段围墙都喷满涂鸦，这些作品都比较久了，有些是08年的。这里几年前有很多人喷，其中有几位外国人很活跃，是加拿大的。”（Grape，街头涂鸦活跃团队“卤味”成员，28岁）

2.3 快速发展阶段（2011年—2016年）

亚运会后，广州城市管理者对涂鸦的监管相对放松，涂鸦手开始回归人流量较大的市中心区，涂鸦作品的数量迅速增加。加之国外利用涂鸦促进城市更新和创意城市建设的成功案例频频被报道，广州涂鸦手也开始思考并实践如何实现涂鸦的“地上化”转型。部分“退二进三”项目转型成为创意文化园区，涂鸦作为美化景观的艺术品被引入，如羊城创意园、红专厂等；房地产开发商为打造创意社区，将涂鸦活动和作品作为活化社区的触媒，如万科云城、岭南电商园等；涂鸦也作为商业店铺的装潢形式之一被运用，如Innerlight健身房、魔丽披萨屋等；同时部分涂鸦创作也在与广州青年文化宫等单位合作举办的多次涂鸦活动中开始获得政府承认的合法地位。该时期广州涂鸦的空间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涂鸦活动的类型更加多元，特别是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的普及，以及致力于培养涂鸦新人的非盈利组织——“埋堆”^④出现，大大方便和促进了涂鸦社群的活动宣传和开展。“涂图”^⑤的创建人Risd如是说：

“目前广州涂鸦的发展算不错的，正在慢慢成型。有交流的活动，如中德文化交流；有交流的社群，（什么社群？）叫埋堆。（是怎样一个社群？）就是将新手聚集在一起，请一些有十几年涂鸦经验的写手和大家交流。有通过微信群，也有面对面交流，一起画稿。”（Risd，OTS CREW成员，28岁）

截至2016年底，广州涂鸦空间集聚点主要有33个，主要聚集于天河区、越秀区和荔湾区（如图 1）。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和访谈资料，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涂鸦手活动点，指涂鸦手线下画稿、聚会等日常交流活动最频繁的空间；二是涂鸦手创作点，指涂鸦手实地留下涂鸦作品并较长期得以保留的空间。分散或随即很快被清除的涂鸦空间没有统计在内；三是涂鸦用品销售点，广州市内主要有3家涂鸦用品销售点，是涂鸦手的首选实体店。

3 广州城市涂鸦空间的生产 3.1 空间的生产

西方既有的“空间的生产”理论主要着眼于城市（化）问题，运用“解构”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空间概念，分=别从政治经济学和管治的宏观角度，及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微观角度^[14]来解释当下城市空间开发和再开发现象。国内1990年代以后关于“空间的生产”的理论引介已较为丰富^{[15, 16]}，实证研讨已逐渐展开。

目前国内运用Harvey和Soja为代表的社会空间辩证方法论，作具体实证分析的研究占据主流，其中，宏观视角的研究较多，包括以资本与行政主体为驱动的城市空间生产的解释性研究^[17]，也包括反思当下空间同质化^[18]与断裂性^[19]倾向的批判性研究。在体现资本、权利、社会公平与空间问题相互交织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社会”维度尤被强调，从微观视角探讨城市空间生产的研究正在兴起，如垃圾猪场^[20]、废品村^[21]、淘宝村^[22]、摊贩空间^[23]、音乐空间^[24]等。同时也出现了“空间的生产”理论的中国化探索，归纳出制度结构—社会行动—资本流动三者与空间相互塑造的理论框架。本文在此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将涂鸦在广州的空间生产过程分为以下几个作用过程。

3.2 涂鸦社群的形成

涂鸦手因共同爱好形成相对紧密的关系，同时面对长期的被监管和制约，其身份认同在空间博弈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由此形成基于趣缘和认同的、具有集体意识的群体。经调查，目前广州涂鸦圈约有150多名涂鸦手，涂鸦艺术家大约40位。其中较为活跃的艺术家，主要来自6支团队，其基本信息整理如下（见表 2）。

一方面，6支主要涂鸦团队的成员间保持密切的友谊关系，涂鸦实践空间相互交叉，以位于市中心的东川路、上下九一带和员村一带最为典型，同时也会相互邀请参加活动或进行商业合作。另一方面，以涂鸦艺术家为发起人，面向广州涂鸦圈，致力于传授涂鸦经验和传播涂鸦文化的活动和组织迅速增加，如“涂图”等涂鸦分享与交流平台、“埋堆”涂鸦新人培训社群等，均加强了广州涂鸦手间的联系，不断巩固和强化现有的社会空间。

3.3 涂鸦地点的选择

广州涂鸦手为躲避与城市管理者的正面冲突，通过精明的时空选择达到彼此的交错状态。一方面，在城市公共空间管理的戒严期，主要的涂鸦空间由原本位于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转移至广美大学城校区楼顶、LOFT345和棠下涌等外围的灰色和半公共空间，体现出涂鸦手在不同时期的空间选择倾向，也显示出涂鸦空间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涂鸦手的街头创作要和城管、保安等城市空间监管者进行流动性争夺，为此，涂鸦手首先把创作时间改为夜晚，利用夜间巡逻力量的薄弱和光线阴暗的物理环境进行涂鸦；其次，根据管制的强弱，适当选择涂鸦作品的复杂程度，如若在主干道的路牌涂鸦，一般会涂简单的Tag或T-up^⑥；最后，为避免涂鸦过程中的刺激性气体引起周边居民的反感，涂鸦手通常会避开人流密集的地点，选择在通勤过道等非人流停靠点进行涂鸦。

“在猎德大桥上因为监管比较严，所以我们只会在晚上简单地涂。有人看守，有人涂鸦，轮流着来，看到警察或城管就跑。”（Grape，街头涂鸦活跃团队“卤味”成员，28岁）

“当然，街头涂鸦一般都是违法违规的，但还是会考虑受众人群的看法，尽量不让别人产生不舒服的感受，选好涂鸦的地方，不影响别人。”（M53，TAF CREW成员，20岁）

3.4 涂鸦经济的形成

据访谈可知，不少涂鸦手面向涂鸦文化爱好者，将涂鸦元素应用到不同产品上，广州的涂鸦文化衍生业态逐渐丰富（如表 3），以纹身、服装和艺术工作室为代表，且基本对应有线下实体店和线上网店。涂鸦文化不再仅是街头夹缝求生的“地下”文化，活用资本的力量使涂鸦文化的商业生态得以良性循环，逐步实现“地上化”转型。

另一方面，近年来，广州三旧改造的推行催生了众多创意文化园区，同时房地产、商圈在土地财政的推动下遍地开花，不少经营者借助创意、乐活等标签，以涂鸦为装饰实现其空间的再生产，涂鸦手的作品也得以长期合法地开放给市民。在此，资本力量的参与不仅给涂鸦手的创作提供需求和动力，还在一定程度上以空间景观的形式，扩大了涂鸦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

3.5 与政府的合作

2013年，为改善现状，广州本土涂鸦手Dickid与城市管理部门合作，相继举办了中德青年涂鸦文化交流和“青年绘”两大活动。首届中德两国青少年HIPHOP文化交流团的组织工作主要由Dickid召集友人自发展开，自第二届政府主动将其纳入国家文化交流的项目，每年资助举办，截止2016年已经成功举办4届。“青年绘”是由政府出资、涂鸦团队主创以共同推动岭南文化与涂鸦文化的活动，2015年9—10月相继在陈家祠和东川三街与市民见面。随着涂鸦手主动与政府寻求对话，广州涂鸦空间的境遇也随之得到改善。政府基于自身目的所规划、设计、改造的公共空间，也开始被涂鸦手这一基层文化主体所重构。

“和政府合作最早是2013年，我将HIPHOP文化项目带入青年文化宫，官方慢慢认识到我们做的东西其实是积极正面的，就有了青年绘。”（Dickid，文化推广者，36岁）

3.6 小结

空间的生产是制度结构、社会行动、资本流动三者与空间相互塑造的过程^[14]，既包含社会主体本身的社会网络的构建，及其对物理空间的合理利用，又包含资本对空间的重塑，更是制度力量对空间调整的结果。广州城市公共空间由改革开放前的政府主导（宣传标语），到改革开放后以商业为主导（广告）、政府为补充，到如今涂鸦空间的出现，说明普通市民的空间话语权正得以体现。涂鸦手以具有艺术冲击力的空间表达形式，形成了反对以商业和政府为主的“空间霸权”、为社会民间力量争取空间表达诉求的一股力量。本文将其定义为一种内生自文化需求，由青年社群力量发起的，利用城市空间和多种社会力量，具有非法和合法双重特征的空间生产现象，其空间生产机制如图 2所示。首先，涂鸦手之间基于涂鸦爱好形成充实的社群网络，对涂鸦空间施加影响；其次，涂鸦手通过合理的时间和空间选择，确保涂鸦物理空间的占有；继而涂鸦手通过利用资本发展涂鸦经济，并寻求与政府的合作实现对制度的解构和重构，最终完成涂鸦空间的生产。

4 考察与讨论 4.1 中国城市涂鸦空间的特征

中国的城市总体还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但中国的城市景观并非全都是现代的或朝向现代化的，除了客观呈现的传统城市景观（高楼大厦）、过渡混合的城市景观（城中村），也包含外来的、异域的，或带有后现代意味的文化元素，通过景观的形式在城市中出现，并开始被复制、生产，涂鸦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认为，涂鸦与其他城市景观或空间生产现象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经济VS非经济动因：淘宝村、废品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等主要是农民工群体基于经济动因而形成的“生存”空间，具有集聚性和区域性。而涂鸦手基于非经济动因（文化爱好）而塑造的涂鸦空间，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即可传播和扩散，是有较强流动性和全球性特征的“文化”空间。

非法VS合法：与垃圾猪场、流动摊贩这类与城管开展流动性争夺的非法空间类似，涂鸦的街头表达也被视为城市管理应取缔的对象，但是随着管理制度的规范，前者的未来是不可持续的。而涂鸦空间本质上虽不是建设性、生产性的，但其对现存空间秩序的挑战、与资本和政府合作的尝试以及自由表达艺术的追求，使其生存空间逐渐明朗。

4.2 空间正义与管治

本文有意避开涂鸦合法性的话题，是对其部分空间存在的合理性持保留态度。但涂鸦空间的背后，映射的是社会群体对合法使用城市空间的诉求。城市涂鸦管理立法上的模糊和选择性执法，导致部分公共建筑的非法涂鸦屡禁不止，同时只关注城市环境的整齐划一而采取简单的管制或清除，也扼杀了合理利用涂鸦活化城市空间的可能性。本文尝试借鉴国外两大涂鸦“圣地”——纽约^[25]和巴黎^[26]的管理经验，认为明确法律法规、专业的涂鸦清除团队、信息化的管理和预测、自主性的社区管理、多种合法涂鸦区的开辟是城市涂鸦管理的主要做法。但因两地的涂鸦各有特点，纽约采取的是精细化的反涂鸦行动，而巴黎采用包容性措施保护涂鸦文化。因此，该如何结合本土城市涂鸦的分布特点、表达内容，实现涂鸦手在城市内和平共处的、持续的空间利用？作为政策制定者，该站在何种立场界定这类现象的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将来是否构建一套综合市政管理和包容创新的城市涂鸦管理体系，给予涂鸦文化生存空间，值得进一步思考。

5 结语

广州涂鸦空间的形成是资本、制度和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城市发展背景，形成不同要素占主导的涂鸦空间景观。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媒体、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使涂鸦文化迅速得以传播，城市建成环境的建设与扩张为涂鸦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载体。城市政府的一系列环境美化运动虽然对广州涂鸦空间造成影响，但城市管理制度的漏洞也为涂鸦在灰色空间生存提供了条件。同时，广州涂鸦社群利用转型时期城市生活空间提质和创意文化建设的需求，通过社群网络的培育和借助资本的力量摆脱“地下”涂鸦的尴尬，通过与政府的合作获得涂鸦的合法生存地，对城市公共空间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市民施加影响，争取了涂鸦的空间话语权。

本文研究表明，与西方涂鸦因种族隔离、贫富差距而存在于城市街头的产生根源不同，中国涂鸦是嘻哈文化借由全球化传入的产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逐渐具有本土的特征。以广州为例，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和制度背景下，涂鸦经历从公共空间转移至灰色/半公共空间再回归到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籍由涂鸦手的能动社会行为，通过构建多元主体间合作竞争的社会网络，涂鸦空间得以保留、生存和发展。中国涂鸦不仅是本土涂鸦手表达个性、反对“空间霸权”的城市文化景观，也是涂鸦手在中国的管治制度背景下，和政府、资本合作共生的产物。当前，城市规划越来越注重社会化与公众参与，如何引导市民在参与城市活化的过程中表达民间力量，涂鸦在城市空间中的创意表达，已经提供了一条激发城市活力的思路。

注释：

① 为了跟瞎涂乱画的帮派者和艺术廊厅里的画家相区别，个性和态度鲜明的街头涂鸦者更喜欢被称为“写手(writer)”，简称“涂鸦手”。

② 统计来源自微博名“吃草设绘”，网址: http://weibo.com/qiacao?is_all=1&stat_date=201701&page=2#_rnd1497015107897。

③ 涂鸦术语，bomb也叫“炸街”，指在街头快速地喷写完成涂鸦作品；piece指大幅具有设计和色彩的完整涂鸦作品。

④“埋堆”粤语的意思为因共同兴趣或目标而聚集在一起，此处指涂鸦新人组织。

⑤“涂图”是基于地图的记录涂鸦分布、整合涂鸦资讯、预测涂鸦发展、提高交互体验的网络平台。

⑥ 涂鸦术语。Tag表示涂鸦手或涂鸦团队的签名。T-up是throw up的缩写，表示只钩边且不上色或上单一颜色的快速完成的涂鸦作品。

致谢: 感谢松村嘉久教授的指导意见，感谢Keny、Grape、许安、7nos和Rose在前期调研和资料收集中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