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精神家园和文化归宿，还承载着保障生态和粮食安全的重任。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乡村的现代化，特别是作为旅游地的乡村，一直都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区域。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既是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也是旅游地理学与乡村地理学面临的挑战机遇和重要研究方向^[1]。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遍布华夏大地的乡村文明正在消亡或处于消亡边缘或已经消亡，被破坏的乡村、被忽视的文化、被断裂的记忆，乡村发展与其文化缺失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在地方尺度的旅游地理学研究中，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真实性的影响及其如何成为当地建设重要内容^[2]是关注焦点。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发展所带来的乡村记忆传承、乡村文化复兴和重构已成为研究新热点。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文化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不仅是身份认同和传承文脉的起点和落脚点，也体现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任意时空条件下发生的变迁都会影响自身的重新建构。也正是由于文化现象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在逻辑起点上的多种可能性，这一逻辑起点的选择需要关注乡村文化形成过程的时间、空间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钱莉莉等（2015）通过回顾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集体记忆植根于人、空间（地方、景观）、时间，是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与手段^[3]，正是因为有了可记忆的时间、可回想的空间以及需要记忆的人，我们才能基于当下回忆起自己的“过去”。记忆最基本功能是存储，而记忆的核心作用是再现，对于某一地方而言，通过保存世代相传的记忆可以达到文化身份认同的目的，同时在时空上提供一种共享过去、明晰现在、展望未来的全局意识。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下，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理论将记忆研究从具体的社会群体层面延伸至文化范畴，体现了记忆的跨代际延续和共享的可能性。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化记忆不仅可以成为联系人类与地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记忆形式的变迁及再现也为达成文化重构的目的提供了可能，这可以成为研究某一地域乡村文化特征、演变过程及其成因机制的新途径。故本文在对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明晰已有研究方向、内容与不足，提出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指导建构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框架和内容体系，旨在为其研究提供新视角。

国内外文献资料检索年限均设定为1979.01—2016.12，检索数据库依托Science Direct、Elsevier、Google Scholar等、中国知网（CNKI）和读秀学术搜索等，结果表明：从数量上看，国内外文献总量相当，但关于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国内偏少。共检索到国外和国内（核心期刊为主）文献分别为1446篇和1498篇，其中涉及“乡村旅游”969和1282篇、“乡村文化”310和169篇、“乡村记忆”60和21篇、“乡村空间”107和26篇。从趋势上看，国外关于乡村旅游的研究自2014年后出现下滑，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呈波动式上升趋势，而国内有关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的研究变化趋势相似，均在2011年后出现下滑，随后又有所增长，但关于乡村记忆和乡村空间的研究关注度较少（图 1）。从内容上看，重点对国内地理学和旅游学等期刊论文进行逐篇识别，筛选出近110篇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献进行关键词统计（表 1）。由于国内文献在2000年以前极少，因此重点对2000—2016年的文献进行词频分析。纵观前30个关键词，除了乡村旅游这一标志性词语外，案例地的选择多以古村落或传统村落为主，近年来关注焦点逐步向旅游发展对乡村地区的影响、乡村文化重构和集体记忆转变，但融合记忆理论的研究成果初见端倪，有待深入。

图 1(Fig. 1)

图 1 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汇总 Fig.1 The Summary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表 1(Tab. 1

表 1 国内相关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 Tab.1 The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Domestic Literature Keywords

表 1 国内相关文献关键词词频统计 Tab.1 The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Domestic Literature Keywords

自1994年《国际可持续旅游研究》将其作为特殊的可持续旅游活动纳入理论框架^[4]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并拓展乡村旅游的内涵与内容表达。国外学者从乡村环境载体^[5]、乡村吸引物^[6]等角度讨论乡村旅游内涵，国内学者则关注乡村旅游的资源载体、旅游产品、性质属性等^[7-9]。由此可见，有关乡村旅游的概念呈现出持续关注并动态发展的态势，但对其内涵及属性的认识渐趋统一，强调以乡村地域为基底，经历产生、解构、建构和重构的地方文化是核心吸引物，利用乡土资源为游客提供特色旅游产品，乡村性是其本质属性。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其内涵，从文化层面切入显得尤为重要，黄震方等（2015）提出乡村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赋存于乡村地域的各种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涵盖了田园景观、农耕生产、建筑饮食、节庆民俗、村规民约、手工艺品等方面^[10]。文化作为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核心要素，加强文化认知和表达是提高乡村旅游价值、提升旅游竞争力和增强身份认同的前提。关于乡村文化要素的构成体现在对古村落景观的文化基因的识别、分类、提取、表达等研究^[11-13]；关于要素的空间表达，多涉及乡村旅游点演变轨迹^{[14, 15]}、古村落空间演化^[16]、旅游村庄用地格局变化和空间形态变迁^[17]、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18]等。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多是探讨对乡村旅游地的内涵、文化构成及表达等，但随着“乡愁”热潮的兴起，立足于文化记忆讨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框架的成果尚不多见。如何以乡村文化记忆为切入点，结合旅游人地关系系统加强乡村文化记忆与乡村文化的深度融合研究应引起重视。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于城镇记忆、乡愁理论的旅游文化恢复与重构是重要科学问题^[19]。乡村旅游地作为乡村文化和乡村记忆的典型载体和展示场所，其发展历程伴随着文化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等时空变迁。首先，旅游发展除了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外，更有利于增强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20-23]。伴随作为乡村文化载体的村落大批消亡，乡村文化不可避免地进入或消失、或共融、或变异的转型期^[24]，也出现一些负面现象，如导致本土文化的消失^{[25, 26]}，同时旅游对乡村文化的影响效应测度也成为关注焦点^[27-30]。其次，基于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异化与身份认同危机的后现代反叛是乡村旅游的现代引擎，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31]。针对乡村旅游地的文化重构体现出跨学科交融的研究趋势，例如，基于生态种群^[32]及脆弱性^[33]等理论分析传统文化和乡村人地关系、在旅游场域下分析文化重构的影响因子^[34]、地方节日文化重构^[35]，还有学者借鉴遗产的精英治理理论讨论重构方式^[36]、以乡村绅士化作为乡村空间价值重现的重要形式分析绅士化前后乡村生活空间的重塑特征^[37]、通过乡村建筑环境特征和形象表达国家文化标志^[38]。再者，围绕记忆相关理论所展开的旅游研究主要聚焦在乡愁（怀旧）旅游、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等领域，但对相关理论研究体系和方法的探讨较少。如立足于怀旧旅游和文化记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乡愁（怀旧）旅游动机及怀旧倾向测量^[39-41]、旅游与记忆之间关系研究^[42]、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是乡愁旅游现象背后的驱动力^[43]、整合文化和怀旧旅游是提升旅游体验质量的途径^[44]、应用文化记忆理论方法研究旅游并提出旅行是延长记忆的过程^[45]、基于沟通和文化记忆分析当代旅游媒介产品在旅游推广中的作用和身份认同^[46]、乡土文学视角的乡村旅游动机解读^[47]、“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并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48]、依托文化记忆理论建立起乡村遗产的“文化记忆—展示—凝视”模型^[49]、依托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构建记忆者、记忆对象、时间的研究框架^[50]、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的理论与实践^[51]。综上所述，在乡村文化保护利用、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影响、基于怀旧、记忆等相关方面研究取得有益成果，但基于文化记忆来解读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演变、时空耦合机制和文化重构等研究较少。因此，在文化记忆与旅游地理学思想融合的视角下构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研究框架，明确研究的核心问题、内涵所指和具体内容对于研究乡村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记忆理论的发展是以心理学、生物学为源头，逐步被引入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瓦尔堡的社会记忆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一直以来都是西方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而记忆与地理学、旅游学相结合的研究才刚起步，从文献回顾也可以看出类似趋势。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把集体记忆作为上位概念，并进一步区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具有成型性及与之相关场合的仪式典礼性，在表现形式上是附着在一些客观外化物上，文化意义则以某些固定形式被包裹其中。文化记忆则被认为是关联记忆、文化和集体这三个重要维度，并将记忆理论扩展到文化理论领域^[52]。因此，本文认为乡村文化的兴盛、衰落、消亡、复兴的发展过程与其文化记忆的形成及再现有着紧密联系，在一定社会框架下记忆不仅促成文化的延续，也能保证其形式或行为的可重复性，可以认为保护和恢复乡村文化记忆对于保护和促进文化的再生产有积极作用。

考虑到文化记忆在时间结构上的“绝对过去”、在形式表达上的高度成型、文化表达上仪式性等特征，本文认为可以将其作为乡村旅游地文化时空过程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有效途径（图 2）。

图 2(Fig. 2)

图 2 文化记忆与文化形成、发展与重构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Memory and Cultural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立足于文化记忆理论与旅游地理学的融合与借鉴，不仅要研究与旅游相关的乡村地理环境的“地”和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人”，更应关注二者相互包容和制约的“人地关系”^[53]，从而将文化记忆识别、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作为其研究核心所在。在一定时期的社会框架下，人类通过对生活、生产和生态等方面的认知，不断产生了符合当下社会诉求的各种文化，并通过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媒介进行储存而形成文化记忆，同时对于那些不符合当下社会的记忆也存在遗忘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在新的社会框架下出现文化记忆传承、新文化的记忆储存以及记忆的遗忘，同时根据现阶段的社会需求进行有选择的、必须的文化记忆提取，以此保证文化的可重复性，并由此赋予文化的恢复、重构的能力，使得文化与记忆相互交融，以此循环往复地促进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本文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构建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的形式、变迁与文化重构的研究框架，以此突出对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新视野、新框架、新内容和新方法。这一思路就是要立足于文化记忆和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注重记忆与时间、空间的融合，将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表达作为研究对象，以此为中介解读作为旅游型乡村的文化演变、恢复与重构，形成“记忆提炼—空间表达—记忆维度—演变机制—记忆拼贴—文化重构”的研究主线，这便是文化记忆与地理学时空属性融合的关键。

为了深入研究首先应明确何为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借鉴文化记忆的定义和特征确定相关概念和属性。本文提出乡村文化记忆就是在一定的乡村地域范围内，以特定的社会框架为基础，地方专职负责文化记忆的人员通过参照过去并根据当下诉求而塑造的能够反映社会倾向、地方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文化识别符号的总和，是一种体现社会和文化延续性的方式和遗产。从文化记忆视角入手，记忆必然对生产、生活的空间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其空间化就是将记忆的内容、形式、功能等与具体场所进行联系的文化过程。鉴于此，继而认为乡村文化记忆空间是具体的记录、承载和展示乡村文化记忆的特定场所，它不仅是乡村文化产生、发展和延续的空间载体，也是乡村地方身份认同、乡村旅游价值展示和地方场所精神再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属性如下：

第一，时空关联性。文化记忆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它具有特定的载体、固定的形态和丰富的象征意义^[50]。从时空维度来看，文化记忆一旦形成并被保留在特定“存储器”之中，不仅在时间上体现出延续性、间断性，甚至是遗忘和重构，还突出了记忆与空间联系，从空间上表现出持久性和连续性。在乡村旅游地体现在以游客旅游和居民生活为载体的文化记忆的提炼、表达与重构等，以此构建展现乡村文化记忆的旅游体验空间，提升乡村目的地的文化底蕴和价值。

第二，规范定型性。根据扬·阿斯曼的研究表明了文化记忆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精英人群、负责文化记忆的专职人员与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根本性差异。这一点正是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不同所在，在其传播过程中表现出了被创建性和高度成型性，以此形成对当下社会行为及思维方式的规范化并逐步成为地方的文化记忆。这一目的是将构成旅游型乡村的文化记忆碎片通过对记忆载体的提炼，记忆场所的整合，最终拼贴形成具有“触景生情”的记忆空间，以此作为向游客展示乡村文化的空间。

第三，象征诠释性。文化记忆所关注的是过去中的某些焦点，即使是在文化记忆中，过去也不能被依原样全盘保留，过去在这里通常是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54]。正是借助文本、图像、仪式等客观外化物的媒介，文化记忆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一个群体、民族或国家的独特形象，并且成为这些对象产生统一身份认同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以此作为乡村旅游地的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共同体验和唤起地方文化深层次记忆的媒介和空间，从而形成具有地方典型特征的身份认同。

第四，文化重构性。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也就是说，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55]。记忆与文化的互动互融反映了记忆以文化为前提，文化则具有一定的记忆功能，这一特性决定了文化记忆在一定社会框架下表现出了文化的连续性，则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可以看作是沉淀记忆和唤醒记忆的关键一环和代表空间，并以此目的对地方文化进行符合当下社会生活和旅游发展需求的重构。

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是摆脱了日常并超越了个体间交流的记忆，就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可以看出对于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不仅与其社会文化相关，也与地理时空相关，这样才能体现出乡村旅游地既是文化载体又是文化本体的属性特征。在文化记忆和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指导下，本文构建“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社会维度”的乡村旅游地文化记忆及其空间的研究框架（图 3），其中这三个维度分别是研究乡村文化变迁中基本的时间尺度、空间坐标和社会框架，而文化记忆的产生、发展、变迁、恢复及重构等需要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框架下才能实现。通过上述分析旨在明确其文化的记忆主体、记忆客体（媒介）和记忆表达，体现乡村文化记忆的储存、提取、组织与重构的过程，讨论文化、记忆、空间、社会相互作用和变迁的关系。

图 3(Fig. 3)

图 3 地理学与文化记忆融合视角下的研究框架 Fig.3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第一，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维度。该维度表达了乡村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及其空间坐标，即与旅游相关的乡村地理环境的“地”。在形态上体现了文化记忆的点要素、线要素和面要素的空间联系和地域差异。作为地理学视角下研究文化记忆的重要维度，除了空间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分析空间之间的彼此关系，探索文化记忆在空间上的要素分布、格局、结构、过程及相互作用的关系，突出不同空间承担的文化与记忆功能。根据其性质和影响可以将文化记忆分为硬记忆和软记忆，因此其空间载体不仅包括硬记忆空间和软记忆空间，其中前者应包括具有纪念性质的建筑实体、文化意义的线路以及特定区域范围，如遗址遗迹、纪念碑、典型雕塑、博物馆、仪式游行路线等；后者包括以文化文本、仪式庆典等对应的空间场所等，例如，作为最典型的文化记忆模式的节日庆典，它以文本、图像、仪式、音乐等作为相对固定的载体，其涉及范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即具有一定的空间稳定性。因此，研究“地”就是明确其空间不仅是具体的物质性存在，也具有特殊指向意义的象征性、文化性和功能性，以此来体现对地方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建构。

第二，乡村文化记忆的社会维度。该维度表达了影响乡村文化记忆变迁的社会框架，即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人”。这反映了文化记忆的社会基础、情感基础和文化基础，具体包括承担记忆主体的人和为此生产的作为记忆储存器的媒介。作为文化记忆主体的人是专职的传统承载者，与交往记忆侧重非专职的人员和回忆共同体中某时代的亲历者有着一定的区别^[52]，具体表现在这些人掌握了有关文化记忆的知识，始终负责文化记忆的传承。具体而言，在乡村旅游地与其旅游发展相关的人还包括当地居民、旅游者以及其他旅游参与者，他们既是乡村文化记忆的传承者和保护者，也是其体验者和传播者，由此共同构成影响乡村文化记忆发展的现实社会框架。除了文字形成以前的口头表达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满足当下社会需求的不同类型的记忆媒介，目的是对社会框架所决定的有价值的记忆进行储存，具体可以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涉及到文字、图像、身体、地点等，如口头朗诵、史料、档案、地方志、回忆录、口传文学、文学作品、名仕名人、仪式、节日庆典、视觉影像、音乐、舞蹈、特殊意义地方和纪念日、乡村风貌等，其决定着记忆的表征、用途和归属。

第三，乡村文化记忆的时间维度。该维度表达了乡村文化记忆形成和发展阶段的时间尺度和动态过程，即旅游发展过程中“人地关系”。这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反映其形式变化、特征变化和功能转变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文化特点，而这一过程表现了文化记忆的产生与更迭过程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典型性、重构性等特点。具体而言，稳定性与持续性是相比其他记忆类型而言，文化记忆有着时间结构上绝对性，并且在一定时间点的文化积淀层中有着自身一成不变的特质，其反映内容不会随着社会更迭而出现较大改变。典型性和重构性是文化记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框架下，通过转变自身表现的形式、意义和功能来折射出重构过程中对典型文化特质的延续。因此，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文化记忆也会随着参与旅游的人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政治及生态环境的变化而有选择性地被遗忘、被储存、被生产、被重构，这种文化记忆在乡村地域呈现出时间上的文化拼贴并通过其内在规律映射在不同的乡村文化空间中。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思考，今后应从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与时空地理属性结合入手，深刻揭示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表达的要素构成、格局特征、时空演变、影响机制、文化恢复与重构等内容，目的是针对乡村旅游地空间演变形成新的解读视域，从而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新的动力源泉。因此，本文认为关于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研究亟待回答以下科学问题，具体包括：明确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空间的要素构成与空间结构、静态格局与动态演变，构建其演化模型和驱动机制；构建乡村旅游地文化记忆空间的文化记忆度和文化整合度的评价模型，明确文化的现实价值、记忆程度、整合恢复等表达与测度方法；构建基于居民和游客主客视角下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维度及测度模型；以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为切入点，分析重构文化的影响因素和驱动力，进而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重构模式和地方文化认同模式；从区域层面研究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及其空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而提炼出这些乡村旅游地在文化重构模式的异同，以此增加研究的普适性，即对一定区域文化层面上的一致性与案例地内部的分异规律之间的探究，等等。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旅游型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态以及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变，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潜移默化地转变，这种内外作用力对乡村文化及环境产生较大冲击，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缺乏自信与认同。纵观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内涵、文化影响测度、乡村文化保护与利用、怀旧旅游及文化重构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研究成果丰硕且跨学科融合不断深化，多以怀旧旅游和集体记忆为前提展开乡愁旅游动机、旅游与记忆关系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的研究，在时空尺度上体现了当下社会框架内的集体记忆研究内容，但基于文化记忆的跨代际文化传承与记忆共享的研究成果极少。为了进一步理清相关概念和逻辑内涵，明确相应的科学问题，本文提出在文化记忆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的指导下，以乡村文化记忆为切入点，以文化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为研究核心，融合乡村记忆的时间、空间、文化和情感等属性，构建“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社会维度”的三维研究框架。重点明确了乡村文化记忆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概念，探讨了时空关联性、规范定型性、象征诠释性、文化重构性等特征属性，解读了承担文化记忆功能的空间维度、表现文化记忆更迭的时间维度和表达记忆情感特征的社会维度。乡村文化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是新时期我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所在，通过寻求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记忆，通过特定记忆触媒的介入，更好地让“乡愁”的情有所依托，进而更深层次地理解乡村文化的起源、特征及其变迁等问题，促成乡村文化任务的恢复与重构。旨在为重新审视城镇化过程中田园乡村的旅游发展和乡村文化记忆的保护传承提供了新视角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