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我国农民工子女的看护和教育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因缺少父母看护而“无家”的留守儿童不同，随迁子女主要跟随父母居住在就业机会较多且房租便宜的“城中村”或城市近郊，从而在寄居的空间获得了家的安全感。但受限于户籍和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孩子往往难以对寄居的城市产生主人翁的归属感，并可能由此滋生心理上的边缘意识，出现焦虑、抑郁、认同冲突等心理问题，甚至出现违纪、偷盗等罪错行为^[1]。不少研究已经关注到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了他们的城市认知状况。不过，由于未成年人的自我表达能力有限，一般的问卷很难科学测度其融入状况，因此，以社会交往为中介变量、质量互释的混合研究模式逐渐受到重视^[2]。考虑到社会交往通常以具有理解、信任基础的不同主体在同一空间的接触为前提，本文主要考察随迁子女的空间行为特征，以探究主体的态度、认知及偏好^[3]。同时，通过不同类型主体空间行为的交叠程度，反映他们之间互动交流的可能性。由此，本研究主要拟基于对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某小学学生课余行为时空间特征的刻画，初步探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课余空间行为特征及对其城市融入的可能影响，希冀对这类群体更好融入日常生活的城市有所裨益。

1 社会融入问题的相关研究

社会融入的概念源自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移民问题研究中提出的“融合论”（assimilation）思想。所谓融合，是指“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结合的过程”^[4]，而分享生活经历，互相交换认知、情感和态度则是不同群体共享文化生活的基础。由此，既有的界限被跨越或消解^[5]。此后，Benard提出，社会融入是移民与当地社区互动的结果，移居者与主流社会之间交往边界的打破不仅依赖于当地社区的接纳，也依赖于移居者对社区成员身份的认同^[6]。国内学者也认为社会融合“是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7]，移民需要通过与本地居民建立社交网络来实现和谐共处；而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也不是被动或单向的，而是双方通过交往实践建构出新的社会关系，是新移民向城市居民转变的过程，结果“移民与迁入地社会居民之间的差异消减”，并建立起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和情感牵连^{[8, 9]}。

作为社会融入的一种重要类型，移民的城市融入包含对城市经济生活、文化习惯和社会心理等多个层面的适应和认同，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多维度测量和评价的方法。例如，Gordon构建了结构性融入和文化性融入的两维度模型^[10]；Han Entzinger等则提出了由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以及主流社会的排斥或接纳组成的四维度模型^[11]。我国学者有的从经济、社会和心理文化层面描述移民适应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12]，有的考察了移民对城市的经济、政治、公共权益和社会关系的融合状况^[13]。由此看来，移民的城市融入应当是全方位、多层面的，而参与移入地社会政治生活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这既能体现移民的经济融入能力，又能为移民从心理和文化层面深层次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同时，还能反映移民的城市融入是否会受到制度和政策层面的限制。

关于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后果，已有研究主要存在同化论和多元论等两种认识，其中，同化论的理论体系较为完善。所谓同化是指弱势群体通过抛弃原有的文化与行为模式以适应主流社会，并最终融入主流人群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适应”一般会无限持续，但结构性融合会对其他维度的融合有促发作用^[14]。同化论的要点在于弱势的一方会逐渐抛弃原有的文化特征，消融在主流社会的“熔炉”中，社会融合也就意味着对主流或强势文化的被迫接受，因而受到一些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质疑，多元论的概念由此而生。多元论认为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之间存在相互适应和包容的可能，融合不一定以牺牲文化多样性为代价^[15]，这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现象所证实。

总的看来，移民的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对成人世界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后果进行了探讨，但相对缺乏对随迁子女这一未成年群体的深入研究，也较少从空间行为的视角进行分析，本研究主要拟结合对随迁子女课余空间行为的观察，探究这一特殊群体城市融入的状况及问题，以期借鉴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效地揭示社会制度与文化结构对于个体日常行为的综合作用^[16]，从而为在微观层面有效克服农民工群体及其子女的内卷化趋势提供新的视角。

2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其空间行为的关系 2.1 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困境

与农民工一样，他们的随迁子女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需要实现空间、身份和认同的转换。不过，与父辈不同，随迁子女由乡土空间进入城市空间并不是主动的^[17]，而是由其父辈主导完成的，因而并未经历生产或就业模式的转换，甚至缺少在故乡生活的经历。这使得他们完成空间转换的困难较小，但也可能由于缺少对故乡的情感，而缺乏对任何地方的归属感。但在身份转换上，他们会比父辈在更小的年纪、更深刻地感受到户籍的社会隔离作用，会在成长过程中较早地面对“我是谁”、“我该如何行事才恰当”等身份难题，而他们在求学、就医等方面随时可能遭遇的身份尴尬，更会强化他们在身份归类上的困惑，这不仅会阻碍他们的身份转换，也会阻止他们的认同转换。此外，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层面对所在城市的融入，还会受到家庭经济实力、社会网络属性等的影响。一般认为，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文化层次总体较低，他们的随迁子女会羡慕城市同龄人的生活方式，但可能面临学习、模仿的障碍，因而难以建构对所寄居城市的深度认同。可见，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会面临政府管理制度和家庭经济、文化状况等多方面的障碍，这也反映出我国农民工群体面临的内卷化压力。

所谓内卷化（involution），是指一种文化模式达到某种形态后，既无法稳定、也无法转变到新形态的困境^[18]，这既包含着前一阶段实现的自我突破，但又面临后一阶段明显的自我锁定^[19]。我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卷化状态。因为农民工身份虽然帮助农民暂时克服了被束缚于土地的困境，但又因为身份的逐渐固化，虽已习惯于发达的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却又无法规避回归农业文明的命运。而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同样处于内卷化的亚稳定状态。他们虽然已由农村儿童或留守儿童转变成生活在城市里的儿童，但又不能与普通的城市儿童享受同样的城市服务，不仅随时可能因经济压力返乡，而且必须回到并不熟悉的故乡才能参加高考。突破这样的内卷化状态当然需要户籍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变革，但就随迁子女这一成长中的群体而言，为尽量减少城市融入困境对其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很有必要从学校、社区、家庭等微观层面着手，为增进其城市融入创造有利的环境。

2.2 随迁子女的空间行为特征

随迁子女从小就真实地生活在所寄居的城市里，很有必要尽快实现从“乡下孩”到“城里孩”的演变过程^[20]，在各方面深度地融入城市，以更真切地领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同时，基于地方认同约束自己的行为，为城市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与普通的城市儿童不同，随迁子女不仅户籍身份特殊，而且往往因父母工作忙碌、同辈群体“同质”、媒介功能缺位等，难以平等享受城市为儿童提供的公共服务，甚至处于一种“隔离性”的融合状态^[21]，农民工所遭遇的经济排斥、社会资本不足和边缘化心态也会使随迁子女在城市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22]，并可能造成他们对自我身份、角色和地位的困惑，产生边缘感和受歧视感等消极心态，这不仅会影响其对城市生活环境的适应，也会影响其空间行为。

随迁子女的年龄跨度较大，且处于埃里克森所划分的人生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其空间行为特征必然存在很大的内部差异。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6—12岁的学龄期儿童会面临勤奋与自卑的冲突，其结果会对以后的人生产生复杂影响，而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占比也较高，同时，由于国家对入学制度的安排，他们大多与同年龄段的普通城市儿童一起学习，因而也较易感受到社会融入的困境。为此，本文主要拟探究处于10—12岁年龄段、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课余空间行为，并考察其对城市融入的可能影响。

大多数10—12岁的小学生正处于需要由父母监管到逐步独立活动的年纪，因此，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对他们空间行为的影响比较大。大多数农民工工资较低、经济压力大、社会资本缺乏，因此他们的工作时间较长，能用于陪孩子课外学习、娱乐的时间和经济实力都有限。与普通城市儿童相比，这一年龄段的随迁子女可能课余时间主要在居住地周边活动，很少有机会在父母的陪伴下进行较长距离的旅游、课外培训或娱乐活动。而他们的活动陪伴者可能也主要是同龄的随迁子女，较少与普通城市儿童有共同的课余生活空间，这也会限制两类群体交流的话题基础。

2.3 随迁子女的空间行为与城市融入

相关研究显示，个体只有与本地群体建立良性的互动交往，才能相互认可并真正融入城市^[19]。因此，在Tajfe根据社交对象区分的内群体交往和外群体交往中^[17]，农民工及其子女更需要与外群体进行直接互动，也就是与当地人的更多接触。但早期移民由于处在弱势地位，会倾向于借助内群体的社交网络来融入当地，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多借助乡土性社交网络以适应异乡生活^{[23, 24]}。不过，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更多外群体交往以获得本地社会的情感和社交支持，这也有助于增进其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

就随迁子女而言，为融入城市很有必要增进与普通城市儿童的接触。而两类群体在行为空间上的较高重合度，是在日常生活中扩大外群体交往的基础。同时，拓展随迁子女的行为空间范围也有助于其更多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得到更好的成长机会，增强认识周边环境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与同龄城市儿童、社区服务人员等建立起社交联系。此外，他们的课余活动频率及玩伴等都会影响其与外群体的交流交往和城市融入状况^{[25, 26]}。总的看来，随迁子女需要与普通城市儿童产生更多空间交集，即拥有更多在同一时段、同一场所相似或共同的空间经历，以便他们通过学习模仿，形成与普通城市儿童相似的生活习惯，获得更多新的资源、信息与知识，并借助外群体的反馈性评价，促进其身份重构得到城市原有社群的接纳，进而真正实现城市融入^{[27, 28]}。

由于随迁子女处于社会化初级阶段，与成人世界相比，其空间行为特征相对简单，更能反映其与城市空间和城市群体的接触意愿，这在其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会更有助于表征其心理结构和城市融入状况。

3 案例研究的数据与方法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采集

考虑到农民工大多集聚于劳动密集性就业岗位较多、房租较低的城市近郊或城中村，本研究选择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某公办小学的高年级学生为案例研究对象。吴泾镇地处上海近郊，北部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的重化工基地，现有化工、电力等行业的大型国企和相关中小企业，南部属于新世纪开始建设的紫竹科学园区。因为附近就业岗位较多，也有不少中低档小区和农村住宅，因而外来人口较为集中。随迁子女主要在3所公办和1所民办小学学习，调研主要在随迁子女和本地城市儿童共同就学的其中1所公办小学进行。

研究主要采用活动日志调查和跟踪式观察，比较分析随迁子女的课余空间行为。调研第一阶段，分别于2015年12月27（周日）和28日（周一）对该小学三、四、五年级全部327名随迁子女以及随机抽取的三个年级共174名城市儿童进行活动日志调查。调查涉及对受访者的基本社会经济属性、城市偏好状况以及在工作日课余和休息日课余的活动地点、内容、同伴、出行方式及内心感受等。第二阶段，通过分层随机抽样，选取了其中20名随迁子女和10名城市儿童于2016年1月10（周日）和11日（周一）进行跟踪式观察。从活动日志的受访者属性看，随迁子女中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江苏，在沪居住时间多在3年以上，主要居住在中低档社区，男性略多于女性。与同年级的城市普通儿童相比，他们的年龄偏大，搬家和转学经历较多，单亲家庭比重较高，零花钱数量较少（见表 1）。

3.2 数据分析方法

为考察随迁子女对所寄居城市的情感和态度，研究分别请受访者就情感、文化氛围（语言、风俗习惯等）和身份认同等在上海和家乡之间进行偏好选择，并根据偏好家乡、无所谓和上海分别赋值1、2、3。在受访者行为特征方面，由于行为空间范围能反映其对城市空间的依赖程度及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机会^[28]，研究重点关注了其日活动空间距离，并以家和学校为中心的500m缓冲区为界，将其区分为“空间范围大”和“空间范围小”两类；由于同伴选择能反映其社交网络及社会资本状况，故以日常生活中偏好与上海或同乡小伙伴为玩伴区分“内群体交往”和“外群体交往”，并由此将活动日志的受访随迁子女划分为四种类型（见表 2）。

其中，处于隔离化的随迁子女不仅活动空间范围小，而且在同伴选择中倾向于内群体交往，而排外性探索一类，虽然也倾向于内群体交往，但活动的空间范围较大；空间探索一类则不仅活动的空间范围大，也倾向于外群体交往，本地化类型的随迁子女虽然倾向于外群体交往，但活动空间范围较小。分类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随迁子女属于隔离化类型。

为进一步探究随迁子女课余空间行为特征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以空间行为特征指标为关键的自变量（表 2），分别对随迁子女的心理偏好、文化偏好和身份偏好构建有序Logsitic回归模型。相关文献显示，成年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除依据性别、职业类型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呈现出个体间差异外^{[8, 29, 30]}，还明显受到城市居住年限、居住和就业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它们都与流动人口感知到的制度与文化排斥、本地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密切相关^[31]，从而影响其城市融入进程；而随迁子女还可能受父辈的城市空间感知以及社会融入状况代际传承的影响^[32]。为此，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和一周零花钱数量等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变量，第一次来沪年龄、在沪居住年限、居住同伴和搬家次数等居住属性变量，以及转学次数作为控制变量（表 3）。模型构建主要基于R语言平台进行。

最后，以空间行为特征的分类为基础，研究分层抽取了10、4、3、3名（共20名）分别属于隔离化、排外性探索、空间探索和本地化类型的随迁子女以及随机抽取的10名城市儿童，进行了跟踪式观察，并借鉴地理叙事分析方法，利用ArcGIS的3D-VQGIS功能，在连续可展的二维地理平面上增加时间维度，生成了30个样本分别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三维生命路径。同时，跟踪式观察还对样本的活动场所进行了编码，并记录下其在特定场所活动时的感知和情感信息，从而实现个体对城市空间的主观情绪表达^[33]。

4 调研地随迁儿童课余空间行为的调研结果 4.1 随迁儿童课余空间行为特征 4.1.1 主要以学校和社区为中心、范围较小、活动内容相对简单

对比活动日志的调查结果，发现城市儿童的课余活动空间范围明显较大，交通方式多元且选择私家车、出租车和地铁的比例较高；而随迁子女的课余活动则呈现距离短、频率高的特点，交通方式多为公交车或步行。从活动内容看，随迁子女主要是在邻居家玩耍（51.3%）或到附近公园进行体育锻炼（22.3%），较少前往商场、电影院等休闲娱乐，也较少使用图书馆、室内体育馆等服务设施，甚至在这类地点活动会“感觉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见表 4）

4.1.2 空间行为受休息日的影响小

一般地说，由于休息日父母陪伴儿童的时间相对较充裕，普通城市儿童会有较多上培训班和外出旅游的机会，因而空间行为在休息日会与工作日有较大差异。但调研发现，随迁子女在工作日、休息日的活动都主要局限于吴泾镇的辖区范围，且活动内容变化不大（见图 1）。据调查得到的信息，随迁子女在工作日的课余时间多在居住地附近学习或玩耍；双休日，则一般白天在居住地附近学习，晚上随父母去周边中低档商业区（永德路步行街、物美超市等）购物，仅有少数会在父母陪伴下乘公交去不太远的市内景点观光。由此可见，随迁子女的日常空间行为主要呈现出居住地和学校之间的“两点一线”特征，他们较少接受课外培训，也较少享受上海特大城市的休闲娱乐设施，更鲜有到外地观光旅游的机会。

4.1.3 与城市儿童行为空间的交叠程度较小

由于随迁子女的空间行为相对封闭于“两点一线”，因此，其社交网络处于初级状态，主要局限于内群体交往。根据跟踪式观察形成的三维生命路径（见图 2、图 3），随迁子女和普通城市儿童即使在工作日也较少有重合的课余活动地点，而两类群体在双休日的活动地点差异更为明显（见图 4）。随迁子女因父母经济收入低、加班时间多，休息日和工作日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被安排到周边社区的“日托班”，较少远距离的活动。接受跟踪观察的随迁子女大多居住在吴泾小区、永德小区等地，而其日常活动也主要是在吴泾小区内补习、在吴泾公园游玩、去永德路步行街购物等，较少与真正的城市空间接触。由于他们远离家乡，又缺少当地丰富的社交网络，因而容易产生孤独感，倾向于借助内群体交往寻找慰藉，行为空间呈现出封闭性、乡土性特征。而学校虽是随迁子女与普通城市儿童共处的空间，但城市儿童及其父母的相对强势，很难自发地促成两类群体的深度交往。这也是两类群体在工作日课余缺少空间交叠度的重要原因。

4.2 随迁子女课余空间行为特征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

为分析随迁儿童课余空间行为特征对其城市融入状况的影响，研究基于不同类型随迁子女对寄居城市或家乡的情感偏好进行了有序Logistic模型拟合（表 5）。三个模型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模型有统计学意义。模型1、2、3调整后的R方分别为0.369、0.378和0.264，拟合较好。

结果显示，相较于隔离化的行为特征，排外性探索与文化偏好呈显著正相关，显示出扩大空间行为范围会增加随迁子女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空间探索正向显著影响随迁子女的文化、心理偏好，其中对文化偏好影响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表明增进外群体交往比扩大空间范围更有助于其城市融入，而对当地文化氛围的认可很可能是随迁子女融入寄居城市的心理基础。本地化的行为方式与文化、心理和身份偏好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随迁子女通过跨群体小范围的行为接触，已基本实现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市民身份的转换。然而，由于半数以上的受调查随迁子女表现出隔离化的空间行为特征，有限的活动范围和倾向于内群体交往减少了他们与城市和城市儿童接触的机会，难以帮助其产生对城市的认同感，甚至可能产生被边缘化和内心的剥夺感，潜伏着底层阶级社会再生产的危险^[34]，这样一种内卷化的状态必须着力克服。

此外，男性、零花钱数量较多的随迁子女对城市的文化和心理偏好程度显著较高，城镇户口随迁子女对城市的文化偏好程度显著较高。第一次来沪年龄和在沪居住年限越小，随迁子女对城市的文化、心理和身份偏好程度均显著较高，而居住同伴、搬家和转学次数也对随迁子女的城市偏好程度存在一定影响。

4.3 学校在随迁子女城市融入中的作用

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需要以缩短其与城市儿童的社会距离、增加两者的共同空间经历为基础，而从工作日两类群体的三维生命路径看，学校是随迁子女与普通城市儿童产生交集的主要场所（见图 2）。从这点看，“两为主”的基本教育政策框架^①是有积极价值的。但这也使得公办学校成为两类儿童及其父母之间权力争夺的空间。多数随迁子女无法挑战城市儿童的优势地位，倾向于通过增进内群体交往使自己获得安全感，但这却强化了其边缘群体的特征，阻碍了他们与城市的友好接触。从某位接受跟踪调查的随迁子女的情感体验看（见图 5），其对学校、吴泾镇图书馆等与城市儿童接触可能性大的场所感到不适，而对吴泾小区、吴泾镇步行街等外来群体集聚的空间感觉更放松。可见，随迁子女的社交网络依然存在高度的同质性，倾向于内群体交往很可能使其陷入内卷化状态。

应该说，两类儿童之间的隔阂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例如，接受跟踪调查的上海儿童李同学就表示，“我们班上有2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他们平时吃的穿的都比我差很多，放学时父母也都不会来接……其实他们挺可怜的，我很想和他们一起玩，但害怕会失去别的本地小伙伴，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而另一位本地儿童王同学则说，“我们平时下课都用上海话交流，外地同学一般也说他们的家乡话，只有上课大家才会说普通话……我们并不想让外地人加入我们的讨论，而且他们根本参与不了我们的话题。比如我们平时讨论周末一起去学小提琴的事情，他们一般不学这些。”可见，不仅语言和课余活动内容的差异会使得随迁子女被排除在外，更重要的，随迁子女可能被贴上了“土”、“穷”、“说话听不懂”、“学习习惯差”等污名化标签，进一步阻碍了学校成为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有益平台。

5 结论与建议

不同于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往往能在父母看护下获得家的安全感，但这只是在寄居空间获得的，他们可能比留守儿童更缺乏地方感，因而其城市融入状况对自身的长期发展和克服农民工群体的内卷化倾向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主要结合理论分析和对上海市吴泾镇某公办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活动日志和跟踪式调查，发现随迁子女的课余空间行为主要以学校和社区为中心、范围较小、活动内容相对简单，较少受到休息日的影响，与普通城市儿童行为空间的交叠程度较小。有序逻辑回归结果显示，扩大活动空间和实现外群体交往有助于随迁子女在心理上更加偏好城市生活，并逐渐形成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和市民身份的构建。然而当前大多数随迁子女的空间行为呈现出“隔离化”特征，他们的城市融入仍处于较低水平。定性3D GIS分析结果也显示，学校作为两类群体间近距离接触的主要场所，并没有对其城市融入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为此，建议随迁子女占比较高的学校更加关注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问题，积极引导两类儿童在课堂和课余多进行深度的交往，包括多组织跨群体的学习小组和学习讨论，在春游、秋游等外出活动时鼓励两类群体互帮互助，为随迁子女利用图书馆等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提供更多指导和便利等。有关政府部门也要注重创造平等友好和关爱随迁子女的社会文化氛围，为学校开展跨群体交流活动提供更多资金支持，此外，可通过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随迁子女更多接触所在城市，更好领略城市文化。在此过程中，社会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刻板印象也有望改进，从而为他们建构对所寄居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创造有利的环境。

本文是以空间行为分析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初步探索，研究表明，它不仅能有效评价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状况，还有助于从微观角度揭示融入过程的障碍，从而为克服农民工问题的内卷化倾向提供有益的借鉴。未来可以通过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细致的调研，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对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的行为模式进行深入对比分析，以深化城市融入问题的相关理论，对我国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 2001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中，明确提出“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简称“两为主”政策）。

② Exp(B)为标准化系数。

致谢: 感谢陈玉、赖雯洁和赵伟宏同学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