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社区是涵盖地域文化、民族传统生计、建筑节庆等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少数民族聚落^[1]，是人类长时期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地理环境基础上生产生活所形成的具有社会、文化、经济特征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2]。民族社区旅游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但由于在国情体制、地域特点、族群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民族社区旅游问题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尽管国外对于旅游影响、旅游扶贫、民族文化原真性和相关利益群体等研究不断丰富^[3-5]，实践应用经验也不断丰富，但与国内民族社区旅游研究与实践中的开发理念、利用模式、分配协调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6]。我国民族社区旅游主要发生在中东部山地乡村和西南部山地民族地区^[7]，旅游业发展促进了该地域人地关系演化模式的变迁，形成了旅游驱动下社区适应性重构的新问题^[8]。研究民族社区旅游的发展模式与机制，构建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框架，成为促进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

民族社区旅游与区域发展、扶贫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9]。社区作为基层政区自治单元，常缺乏有效的引导和规范，民族社区旅游业发展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相应的研究尚停留在景观生态、文化传承等方面，现有研究对于演化模式、空间配置和管理体制等方面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研究脉络，对民族社区旅游的概念内涵、要素体系、管控方式等重点内容进行总结，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的角度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社区旅游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为未来民族社区旅游研究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本文以“tourism livelihood”、“ethnic tourism”、“ethnic community tourism”、和“ethnic village”等为关键词进行国外文献检索，以“民族旅游社区”、“民族旅游村寨”、“古村落”、“民族社区”等为关键词进行中文核心期刊检索，对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的2017年2月之前的文献进行检索，选出了相关的17本国内外专著和104篇国内外论文进行文献分析。国外研究以“旅游扶贫”、“旅游感知”、“主客关系”、“原真性”、“社区参与”、“旅游赋权”和“旅游恢复力”为主要的研究主题（图 1），更加注重对人的研究，从政治、权利、文化和心理等社区软环境的角度出发进行社区旅游研究。而国内的研究以“空间结构”、“发展模式”、“社区参与”与“旅游赋权”四个研究主题为研究重点，更加注重社区空间和聚落的研究，多从经济、环境、发展和权利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图 1(Fig. 1)

图 1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 Fig.1 Related Research Topics at Home and Abroad

社会学视角下的民族社区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特征，是以少数民族社会成员为构成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共同的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10]。地理学视角下的民族社区是指由少数民族成员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和生态系统下集中居住所形成的聚落^{[11, 12]}。

正是由于民族社区在不同学科下的差异性概念，其兼具地域性和社会文化性的社区人地关系特征往往被割裂，在民族社区旅游的研究中较为明显。国外对民族社区旅游的研究虽然包含了地理学视角，但分析对象往往基于社会学视角从社区内外的人出发，重点关注社区中的人的发展以及相关利益群体在旅游发展博弈中引发的各种权利、利益分配问题，较少关注社区依托的空间和环境与社区内人之间的关联。而国内民族社区旅游的研究，更多从社区空间、环境、土地利用的物质空间出发分析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对社区内人的关注也多基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忽视了地理学视角下，社区内外的“人”与社区依托的“地域”关系间的互动和探讨。

从民族社区自身出发，民族社区旅游的内涵是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社会共同体和社会聚落的地域文化空间下开展的旅游活动，以及由于旅游这一新型生计方式的引入引发的一系列社区内外部居民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以及与社区内外部物质空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演变发展过程，旨在谋求旅游业及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和最优化。

“民族旅游（ethnic-tourism）”概念由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努涅斯（Nunez）^[13]提出，通过对一个墨西哥山村周末旅游现象的关注开创了民族社区旅游研究的新视角，同时人类学调研方法也得到了发展^[14-16]。继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初民社会、原住民或民族部落研究逐渐兴起^{[17, 18]}。进入21世纪，民族旅游研究吸引了管理学、地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学者专家，基于不同的视角共同探讨民族地区旅游生计方式的规划设计和可持续性问题。民族社区旅游经历了由“供给侧”的初民社会研究，过渡到发展阶段的“供给”与“需求”互动研究，并向深化阶段的社区单要素深入研究发展（见表 1）。国内的民族社区旅游研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家对“民族”、“民俗”、“文化”类主题旅游的关注，以及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推动，民族旅游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国内的民族社区经历了最初的向国际民族社区学习政策制定和民族关系的研究^[19-21]，到探索阶段基于“民族文化”的影响研究和冲突研究，并伴随着空间和统计分析方法的引入，进入到了多学科融合发展阶段（见表 1），重点关注旅游驱动下社区作为一个空间地域的演变研究。

表 1(Tab. 1

表 1 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研究阶段及特征 Tab.1 Research Stage and Feature of Tourism Livelihood Research in Ethnic Community Abroad

表 1 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研究阶段及特征 Tab.1 Research Stage and Feature of Tourism Livelihood Research in Ethnic Community Abroad

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研究主要以效应（包含对经济、空间、生计、文化和社会效应）、模式、适应性与恢复性为主线进行研究，重点关注扶贫旅游、生计变迁、空间结构、旅游感知、主客关系、原真性、发展模式、社区参与、增权赋权、旅游恢复力等十大主题，可归纳为以下7个方面。

旅游业作为民族社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22-25]，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6, 27]}，“扶贫旅游”（Pro-Poor Tourism，PPT）和“可持续旅游扶贫”（Sustainable 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ST-EP）^[28]等概念的提出，使旅游生计方式迅速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生计选择^{[29, 30]}，但仍需要合理的规划与操控才能实现可持续。

旅游发展的过程就是当地民族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31]。旅游业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生产生活模式，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社区居民进行生计和行为模式的转型^{[32, 33]}。为了研究民族社区旅游的影响过程，基于中国乡村特征的差序格局理论^[34]被提出并应用，同时，国际可持续生计框架和脆弱性研究被国内学者引用在旅游影响领域。生计方式变迁具有双面性，旅游生计方式为民族地区带来了经济收入、就业机会、民族意识增强以及妇女地位提高等积极效应^{[5, 26, 35]}。同时，旅游驱动下社区居民生计变迁会直接造成社会资本的变化，如相关利益群体间冲突^{[30, 36]}和社会结构破坏^{[37, 38]}；对文化资本的影响体现在旅游商业化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39, 40]}；同时少数民族的语言消失^[41]与传统农耕生计方式的改变^[8]也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变动；民族村落空间结构改变^[42]以及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演变^{[31, 43, 44]}等自然资本变化已被研究证实。已有研究表明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直接源于生计方式变迁带来的生计资本变动，而脆弱性反过来也会造成生计资本的变迁^[45]，同时旅游扶贫发展为社区居民带来的诸如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以及生计转型模式等生计结果也得到了研究^{[32, 33]}。

旅游发展模式是决定民族社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产品类型和特点、利益分配机制的重要因素。地域文化、实施主体等差异也造成了发展模式的不同。从相关利益群体看，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参与模式主要包括四个类别：政府主导（企业辅助）、居民自发、第三方参与、合作管理，实际应用中交叉使用较多，如新西兰的政府主导与居民自发模式、澳大利亚的合作管理模式、泰国的居民自发与第三方参与模式^[46]，从而形成了民族博物馆、民族社区、民族歌舞表演、民族工艺品制作等多样化的产品形式。中国民族社区旅游发展模式形成了以家庭主导型、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公司主导型为主体等七个类型^{[47, 48]}（见表 2）。虽然模式不同，但理念与目标相同，即以原住民利益为主，保护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表 2(Tab. 2

表 2 民族社区旅游发展模式 Tab.2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Ethnic Community

表 2 民族社区旅游发展模式 Tab.2 Tourism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Ethnic Community

民族社区空间结构研究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社区空间结构特征分析、空间分布差异，向后来的社区与交通结构特征研究和空间结构优化研究过渡^[49]。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的空间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带来的空间结构以及用地功能特征的变化。以宏观尺度下对民族社区空间结构的研究，多分析社区之间的空间关联^{[49, 50]}；以“旅游城镇化”研究主题为代表的研究，多以单个村落或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社区空间范围的蔓延特点来验证旅游城镇化过程^[51]；同时，基于社区土地利用方式和功能的转变来分析旅游发展对社区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43, 44]}也得到了关注。空间结构的变化进而又对社区交往、产业演变等方面产生影响。为合理规划社区空间结构，达到民族社区保护的目标，通过构建景观式的社区整体保护模式^[52]、通过特定民族文化逻辑配置社区资源^[53]和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民族文化旅游空间发展模式^{[49, 54]}等成为民族社区空间结构优化对策。

旅游感知直接反应了游客及居民对民族旅游发展的态度，国外多数研究者从早期旅游发展周期理论^[55]到后来引入社会交换理论^[56]、社会表征理论^[57]、社会承载力理论^[58]和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59]以及日常政治理论^{[30, 60]}。国内旅游感知研究多从游客的视角探讨其活动体验及感知来判定对旅游地的地方感认知^[61]。对社区居民而言，居住地与核心景区之间的距离^[62]、个人或社区经济对旅游的依赖度^[63]、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阶段^[26]、居民游憩参与与旅游控制^[64]、人口统计学特征^[65]、社区归属与依附^[66]和社区关注均影响着居民的旅游感知。这种感知表现出典型的“时空差异”特性，即不同的旅游发展生命周期和同一社区内的不同区位条件下，社区居民在旅游业带来的各方面增权感知均呈现出不同特征，符合地域衰减规律^[8]，且社区居民在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以及居民支持度方面呈现差异^{[42, 67, 68]}。

旅游发展带来的主客关系探讨是旅游人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69, 70]}，基于供给和需求视角的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冲突与融合^[71-73]得到了不同学者的印证。但伴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剧，主客之间的边界也愈来愈模糊^[72]，关系也愈加复杂^[73]。理想的主客关系应在东道主满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为自己预留更多的保护空间^[70]。

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舞台化表演，提出了前台后台理论^[74]。麦克坎奈尔（1976）在戈夫曼研究的基础上，将舞台理论引入旅游研究中，提出了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理论，认为社区居民在旅游参与活动中为游客带来的是“前台”的真实，而居民真实生活不同于旅游展示，是一种“后台真实”^{[75, 76]}，均为客观性真实性，反映了旅游活动、文化的真实程度。科恩（Cohe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性真实性与自然生成的真实性（constructed authenticity，emergent authenticity）^[77]，分别指游客期待或旅游经营者建构出来的象征真实，和时间推移下的客观真实。同时Wang基于游客体验视角提出的存在性真实性^[78]和杨振之^[79]基于“信念—哲学—文化”层次提出的绝对性、相对性和事实性真实性的概念及类型，都丰富着旅游真实性研究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舞台化真实保护了社区居民文化的完整^[80]。而伴随着游客需求的增长，原真性作为游客旅游动机^[81]、原真性体验三个思维过程（认同增强、认知理解和历史追溯）^[82]以及原真性在游客感知中的作用^[35]等得到了关注。在真实性度量方面，真实文化的审价值、产品和体验的独特性、文化和历史的完整性、手工技艺的展示性、本地居民参与性等都影响着游客对真实性感受的度量^[80]。

问卷调查是原真性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83, 84]}，在问卷调查基础上构建评价模型，通过对民族社区旅游环境^[85]、旅游文化表现形式与产品设计^[86]、旅游价格^[87]、社区居民言行态度^[88]以及旅游服务感知^[89]等多方面体验对原真性进行界定和评价，以获取提升游客对民族社区旅游原真性感知的策略。

民族社区兼具旅游目的地、生活社区和生产社区三重功能^{[90, 91]}，是旅游活动开展的核心场所，在由传统农业经济主导向旅游服务业转型过渡过程中，这三重功能的交织常造成利益群体的多重角色以及利益冲突和博弈^{[5, 8]}。民族社区参与旅游活动的方式主要有资产参与、人力资源参与、文化参与以及交叉参与等方式^[92]，社区参与程度的高低是决定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93, 94]}。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开发条件、资源禀赋、管理指导、居民素质、市场竞争能力和旅游发展状态等外部因素，以及地方文化、社会结构和操作性等内部因素^{[95, 96]}。社区更愿意参与到能够带来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开发中^[97]，一旦政府、旅游企业成为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社区在资金分配、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会大大减少^{[47, 98]}。

为保障社区参与，社区赋权成为重要的理论参照^[99-102]。丰富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内容与方式^[103]、促进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104]、平衡旅游收益在社区居民中的合理分配^[98]、促进社区居民旅游知识等人力资本发展^[105]等成为社区赋权的主要举措，用以提升社区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在旅游业发展中的角色和话语权。一些学者从经济赋权、心理赋权^[106]、社会赋权和政治赋权^[107]多个维度，提出了旅游吸引物权、产权分配、社区能力建设、文化生态建设等支持社区赋权的政策路径^[108-111]。

旅游生计为民族社区带来的多重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事件和自然灾害，亟需新的战略应对复杂的内外环境变化，恢复力研究成为民族旅游社区应对危机和适应变化的新理念^{[112, 113]}。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框架^[114]、基于脆弱性减少的旅游灾害脆弱性框架^[115]、尺度、变化和恢复力模型^[116]、旅游恢复力的圈层模型^[117]和区域旅游业适应性框架^[118]被学者们构建和应用，访谈法、主观感知测度法和基于社会经济指标测度法以及基于系统论的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法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视角^[119]。其中自然因素、发展模式、生计选择、经济资本、地方依恋、社会资本和管理体制等13个因素成为社区旅游脆弱性和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120]。与非旅游社区相比，当民族社区面对自然灾害等问题时，旅游社区的灾害敏感度要强于非旅游社区，应对能力和风险适应能力也表现出较强的特点，其旅游恢复力要强很多^[121]。

旅游业在民族社区产业发展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不尽相同，研究焦点、问题和导向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国内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一直在延续和延伸国外研究热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独特性。主要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上，国外多关注城市跨种族社区^[6]，研究对象包括特定的部落、联盟、民族社区，研究角度较为微观；国内多为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非汉族乡村地区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以区域性分析居多，单个社区和民族的研究开始显现。

（2）理论基础上，国外研究侧重于从民族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政治学等角度，主要以心理学领域的旅游感知理论、主客关系理论，以及发展地理学领域的可持续生计理论、生态学的旅游恢复力理论为主；国内研究多从人类学、旅游学的角度，结合国外理论基础和自身发展特点，也形成了具有乡土特征的差序格局理论。

（3）研究内容上，国外研究注重微观角度下特定民族社区的主客关系、旅游效应与恢复力、文化原真性、相关利益群体、抵抗力和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从人文的角度讨论旅游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国内着重中观尺度下的旅游影响研究、主客文化冲突、社区演变特征、发展规划问题等，从发展的角度讨论民族社区发展的问题。

（4）研究方法上，国外多基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定性分析，注重相关学科理论的运用和解释，定量分析方法形成了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框架模型，特别是结构方程模型，但相对较少；国内多基于统计数据、实地调研数据和卫星影像数据等多元数据，进行相关数理模型评价，如基于问卷调查和感知模型的旅游感知研究。

综合来看，与国外相比，国内民族社区研究更加侧重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地理和历史因素分析，社会文化因素逐步受到关注，对政治和人力因素关注程度不够。同时也较多地关注旅游经济效益，忽视了以“人”为中心的人地作用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引发的旅游生计变迁、社会文化和人口发展效应、人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以至于难以反映出民族社区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综合效应，导致适应性应对措施不足，影响到了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中国民族社区旅游面临着产业业态转型、社区原住民流失、旅游扶贫等多样性、复杂化的外部环境，虽然已有研究对旅游者行为感受、民族社区旅游发展影响等片段化内容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基础因子关联性、耦合互动关系、时空演化规律、要素作用机理等系统性理论研究上尚显不足，在解决民族社区发展问题与优化上支撑能力仍需加强。未来中国民族社区旅游研究应重点关注“人”、“地”、“人地关系”及其效应与优化路径等方面，重点分析以下主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区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

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交通区位条件等发展环境的改变，民族社区旅游地也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式和路径，应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民族社区旅游地的资源要素结构、业态结构、市场结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特征及依附关系；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旅游者感知行为、旅游生计脆弱性与变迁、旅游利益主体特征；从“地”的角度出发，研究旅游资源价值、社区旅游承载力、民族旅游地域文化内涵，重点分析典型案例地民族社区旅游主要发展阶段、发展特征、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形成民族社区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的人地地域系统的变化特征、演化过程的研究集成（见图 2）。

图 2(Fig. 2)

图 2 中国民族社区旅游研究理论框架 Fig.2 Research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thnic Community Tourism in China

在考察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现状、经验的基础上，应选取多地域、多尺度、多类型、多模式的案例地进行当代形态和发展路径的归纳与提炼，比较国内外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提供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理论与模式。从旅游新要素介入（如消费方式、交通条件、旅游新产品新业态等）在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的作用特征、过程与机制入手，分析民族社区旅游与新型生计方式的社会结构、组织管理、民族文化的耦合和博弈关系，以及旅游业与民族社区传统产业的共生与冲突关系、多样化生计方式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探讨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调控机制，比较分析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类型、不同规模的民族社区旅游发展机制，建立中国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结构—过程—机制的理论体系。

民族社区旅游正在摆脱单社区景区化发展模式，走向多社区集团化发展，产业业态和发展模式在发生较大变化，应加强民族社区核心旅游地与周边社区之间的互动、竞争和整合关系，探讨民族社区旅游引发的人口结构变动、社区从业结构变动、文化演化脉络等经济社会效应，分析可持续旅游发展框架下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内涵、关联及其脆弱性；以社区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分析生计多样化、全域旅游化、多核心网络化开发模式适应情景，从开发理念、管理方式、产业结构等方面探讨维持民族社区传统文化、提升旅游发展质量的路径与方式，探讨民族社区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和延续的最优模式，促进民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