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分布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空间反映，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体现，揭示人口的空间分异和演变特征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地理规律的逻辑起点^{[1, 2]}。在中国近30年的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一方面对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流动人口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本文特指离开户口登记的街道、乡镇半年以上的人口。流动人口问题是“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关注的核心内容，其规模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相关^[3]。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体现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态势。

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的迁移规律，以及对城镇化、区域经济发展影响^[4-9]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多进展。传统的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研究，多以省、市、县（区）行政区作为分析单元，将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匹配给相应行政单元^[10-13]，流动人口均匀分布在行政单元内。近几年随着空间分析、统计方法的引入，人口数据格网化是研究人口非均匀分布的主流方法。通过定量分析流动人口分布与其影响因素（地形、坡向、植被、灯光、土地利用等）的相关性，继而将以行政区为单元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技术手段合理地分配到一定尺寸大小的规则地理格网上，实现行政单元数据的空间化^[14-19]。关于流动人口分布格局演化机制方面的研究也形成了不少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20-28]。相关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就业机会、人际关系、户籍管制等因素都对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空间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者从各自的科学视角提出了不同看法，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区域间工资率以及就业机会的差异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9]，收入越高、就业机会越多的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越强。网络理论认为，人际关系网络是区域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30]。劳动力剩余理论（蔡昉，1995）认为，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到外面寻找就业机会和出路。普遍贫困理论（孙立平，2003）认为，农村普遍的贫困才是外出的动因。

在现实中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居住、工作、休闲等建设用地上，由于人口普查数据与建设用地数据存在匹配单元的不一致性问题，较困难实现精确匹配。本研究从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城乡建设用地的视角出发，基于城镇—农村的研究尺度（流动人口一般从农村流出，在城镇集聚），对江苏省流动人口分布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廓清2000年以来其流动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和集聚态势；并揭示流动人口分布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范围

江苏省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我国主要城镇化地区，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与沿海通道交汇于此（图 1）。江苏的发展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格局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江苏省流动人口的总规模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95.4%，由2000年的970.6万人激增至2010年的1896.7万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也由15.3%提高到31.8%，都翻了一倍多。流动人口向城镇的大量聚集，也带来就业、医疗、交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作为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典型区域，针对其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演变机理的规律性分析，进而廓清其城镇化发展的态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的源数据主要包括人口统计资料和土地利用矢量数据。江苏省乡镇单元人口普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江苏省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长江三角洲科学数据中心”。对于源数据的处理，首先，根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将各乡镇的（常住）总人口与居住本地、户口在本地的人口之差作为该区域的净流动人口，将各乡镇的户籍人口与居住本地、户口在本地的人口之差作为该地区的流出人口；再将各乡镇净流动人口与流出人口之差作为该地区的流入人口。其次，对2000年、2010年的行政区划地图进行矢量化，得到相应年份的乡镇界线数据；第三，匹配人口普查资料与行政边界数据；第四，提取城乡建设用地数据；最后，标识城乡建设用地面状数据，得到带有属性值的城乡建设用地面状数据。

1.3 研究方法

城乡建设用地的流动人口数量的计算公式：

$P{i_{j{\rm{ }}}} = {S_{ij}}\sum\limits_{j = 1}^n {} {S_{ij}} \times {\rm{ }}{P_{il}}$

(1)

式中，P_ij为乡镇（街道）行政单元i内第j个城乡建设用地斑块的流动人口数量，S_ij为乡镇（街道）行政单元i内第j个城乡建设用地斑块的面积，P_il为乡镇（街道）行政单元i的流动人口数量。随机抽取计算所得到的结果到各级相关人口普查部门进行验证，平均误差保持在20%以下，计算所得的结果能够反映流动人口分布的主要趋势。

高/低聚类（Getis-Ord General G）表达式为：

$G = \frac{{\sum\limits_{i = 1}^n {} \sum\limits_{j = 1}^n {} {w_{ij}}{x_i}{x_j}}}{{\sum\limits_{i = 1}^n {} \sum\limits_{j = 1}^n {} {x_i}{x_j}}},\quad \forall j \ne i$

(2)

式中，w_ij为以距离规则定义的空间权重；x_i和x_j分别是i和j区域的观测值；可以对G进行标准化ZG = (G -E[G]) V[G]，其中，E[G])和V[G]分别为G的期望值和方差，根据Z得分值可判断G是否满足某一指定的显著性水平以及是存在正的还是负的空间相关性。

热点分析（Getis-Ord Gi^*）表达式为：

$G_i^* = \frac{{\sum\limits_{j = 1}^n {} {w_{ij}}{x_j} - {\rm{\bar X}}\sum\limits_{j = 1}^n {} {w_{ij}}}}{{\sqrt[s]{{\frac{{\left[ {n\sum\limits_{j = 1}^n {} {w_{ij}}^2 - {{\left( {\sum\limits_{j = 1}^n {} {w_{ij}}} \right)}^2}} \right]}}{{n - 1}}}}}}$

(3)

式中，w_ij 、x_i和x_j与上式同，n为要素总数，${\rm{\bar X}}\sum\limits_{j = 1}^n {} {x_j}/n,S = \sqrt {\sum\limits_{j = 1}^n {} {x_j}^2/n - {{\left( {\bar X} \right)}^2}} $。G_i^*统计就是Z得分，对于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正的Z得分，Z得分越高，高值（热点）的聚类就越紧密；对于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负的Z得分，Z得分越低，低值（冷点）的聚类就越紧密。

2 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特征 2.1 规模分布特征 2.1.1 大量农村斑块分布低值、少量城镇斑块集聚高值

从2000年、2010年江苏省流动人口数量的统计直方图看（图 2），流动人口数据的频率分布都是偏态的，其偏度分别为30.15、28.87，远大于0，平均值大于中位数，说明是具有较长的大值右尾部的正偏分布；其峰度为1306.2、1352.6，远高于3，说明斑块尺度流动人口数据是具有较厚尾部的高峰态分布；且标准差较大，说明流动人口数据聚类相对于平均值是离散的，频率分布波动性较大。2000年、2010年，江苏省城镇建设用地集聚流动人口的平均数分别为2905人、3769人，农村建设用地集聚流动人口的平均数分别为55人、77人，城镇建设用地流动人口平均数是农村建设用地流动人口平均数的50多倍。

2.1.2 总体的集聚趋势增强

2000年流动人口较多的城乡建设用地，在之后的10年中持续吸引到更多流动人口，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893。对各城乡建设用地单元流动人口总规模进行排序，并对2000和2010年的位序向量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次普查之间的秩相关系数为0.812。以上分析充分验证了流动人口在城乡建设用地间分布格局的总体稳定性。城乡建设用地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异系数从2000年的1.995上升至2010年的2.232，反映了总体上进一步集聚化的趋势。总之，江苏省流动人口整体上高度集中的格局不但未发生改变，反而表现出进一步集聚的趋势。

2.1.3 城乡建设用地集聚流动人口差距变大

从2000—2010年江苏省流动人口数据的统计变化看，其偏度减小、中位数增大、峰度增大，说明城乡建设用地集聚流动人口的高值与低值之间的差距在变大。究其原因，这种现象与城乡差异有关，城镇具有较多的就业机会、方便的交通、更好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吸引急待改善生活条件的农村人口流入。

2.2 空间集聚特征 2.2.1 具有高值集聚的特征

通过全局性空间聚类校验的结果（表 1），发现2000年、2010年的General G观测值都高于期望值，且Z得分为正值，只有1%或更小的可能性会使该高聚类模式是随机过程产生的结果。江苏省流动人口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而且是高值集聚，说明大量的流动人口集聚在少量的城乡建设用地上。

2.2.2 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

通过冷热点探测发现高值或低值要素在空间上发生聚类的位置，高值要素往往容易引起注意，但可能不是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热点。由图 3可知，在热点区方面，苏北、苏中热点区主要出现在地级市的城区位置，苏南热点区不仅出现在地级市的城区还包括其周围的城镇甚至农村，并且其热点区面积明显大于苏北、苏中；在冷点区方面，苏北、苏中的冷点区位于县（市）城区，而苏南的冷点区出现在远离城镇的农村。

2.2.3 沿江地区逐渐连绵化

从流动人口的分布（图 4）来看，苏北地区流动人口持续向地级城区、县（市）城区集聚，高密度区域呈团块状，而沿江地区在城镇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提升的同时，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同样开始快速上升，高密度区域扩展明显。这与沿江地区靠近上海的区位有关，该地区的经济可以最先接受上海的辐射带动。还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较近、较强的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有关，不仅城市能集聚大量外地人力资源，同样乡镇企业较多的乡村也能吸引大量本地和外地农村劳动力。空间上整个沿江地区有连绵化的趋势，成为江苏经济活动和流动人口集中的主要区域。

2.3 增长变化格局

为了进一步揭示江苏省流动人口增幅情况，在保持空间分析单元区域特征前提下，采用覆盖研究区的500m×500m的网格系统，将流动人口的变动比例（L，2010年与2000年流动人口数量之比）赋予网格样方（图 5）：没有增加（L ≤ 1）、有所增加（1 < L≤10）、显著增加（10 < L≤100）和大幅增加（L > 100）。

10年来江苏省城乡流动人口变动，总体上，呈现长江以北地区城镇的流入人口增加、农村的输出人口减少，以及长江以南地区城镇的流入人口快速增加、农村的流入人口普遍增加的特征。首先，尤其在欠发达的苏北地区凸显城镇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农村流动人口减少的格局。城镇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是由于城镇在生活条件、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较农村存在明显优势，持续吸引农村人口流入。而农村流动人口减少的现象，主要是由于越远离城镇的农村，其接受城镇的辐射越小，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越困难，人们生活水平相对较差，这些农村人口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较早的进入发达的城镇务工，在2000—2010年间输出人口已经达到极限，没有更多的劳动力输出，形成了大量的“空心村”。其次，处在长江三角洲核心区域的苏南城镇的流动人口增加幅度明显高于苏北、苏中，而且其农村的流动人口也普遍增加，说明苏南城镇和农村一体化程度较高，较好的生活条件、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持续吸引周边、省外大量外来劳动力、科技人才的集聚。由此可再次证明，2000年以来江苏省流动人口变动表现为向发达区域进一步集聚的态势。

3 流动人口分布格局演化的驱动因素

流动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其本质是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共同作用的过程，受诸多因素影响，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是推动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基础服务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则对人口流动具有重要影响。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和结合江苏区域发展实际，本研究将驱动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归结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乡镇企业繁荣、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政府决策导向4个方面。

为了揭示以上因素（除政策因素）与流动人口格局的相关性，选取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发展水平）、规模以上企业个数（乡镇企业）、路网密度（交通基础设施）等指标与流动人口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2000年和2010年，以上因素指标与流动人口数量的相关系数都在0.8以上，且流动人口数量与地区生产总值呈最强的相关性。此外，苏南地区流动人口数量还与规模以上企业个数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系。说明苏中、苏北流动人口分布更多受经济发展和交通设施因素的影响，而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其流动人口的集聚起了重要作用。

3.1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是形成人口流动的根本动因。谋取收入更高的非农就业机会是人们背井离乡的首要原因。江苏省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梯度现象和“城乡二元”结构，正是这种经济发展差异形成了其人口由北向南流动和由乡村向城镇集聚的格局。苏南经济区位得天独厚，始终是江苏省经济发展的高点，其工业、交通、商业发达，拥有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形成了较强的人口吸引力。而苏北远离经济核心区，加之长江等自然因素的阻隔，受到上海辐射较小，经济发展缓慢，其人口不断向发达地区流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江苏沿海港口城市的成长，促进了沿海地区流动人口的集聚。追求速度的城镇化带来的结果是城镇与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资源，人口过多的集聚在核心城市。

3.2 乡镇企业繁荣

产业是吸引流动人口集聚的主要因素。2000—2010年期间，江苏省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和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此期间，全省流动人口数量也迅速增加，因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则是另一种需大量劳动力的产业。市场化是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力。苏南乡镇企业繁荣，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现阶段乡镇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江苏省流动人口集聚的热点区域。县域经济雄厚，城乡差距较小，就业机会的日益增多解释了苏南乡镇近年来流入人口较快增长的现象。

3.3 交通可达

从人口流动的实现条件来说，人口流动行为从决策到完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区域间交通的便捷性与经济性。区域间的交通越便捷、越经济，越容易实现人口流动。在2000年，江苏省经济发达、交通便捷的地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决定了人口流集聚地在空间上的点状分布特征。近年来，中央以及地方对基建的大力投入推动了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便捷程度得到极大提升。人口空间的流动能力因交通运输能力的提升而提升，同时也为远距离江苏省外人口的流入提供了条件。交通设施的改善，大大缩短了人口流动的成本，使人口在区域间流动更容易开展。但是，在江苏省内各区域的交通可达性存在差异，在空间上有明显的南高北低的特征。特别是长江作为江苏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对地理事物的约束与阻挡作用显著，尤其是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切边”效应突出。进而形成长江以南流动人口集聚程度和增长情况与长江以北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别。

3.4 政策导向

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对区域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化起着重要的控制和引导作用。2000年以来，江苏省为了缩小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包括打造东陇海产业带、南北共建园区、加快苏北发展、沿海开发等政策，但苏南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心，得到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政策的支持带来了大量的发展机遇，持续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向苏南集聚。苏南地方政府一直保持着财政能力上的明显优势，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也因此成为流动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处于区域行政中心的江苏省市辖区，在公共产品投放、区域优先发展规划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相较于远离行政中心的县而言，拥有得天独厚的行政优势。行政等级越高的城镇，会在土地指标获取和项目审批过程中更有优势，进而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会集中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因此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更大。政策支持和政府类别差异恰是江苏省流动人口空间“沿江地区流动人口集聚地的连绵化和苏北地区流动人口集聚地的市、县级中心凸显”分布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空间格局和关系模型，分析江苏省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分异、时间演变特征。江苏省流动人口的分布具有进一步集聚的趋势，沿江地区仍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地，其高值区规模最大、扩散作用也最强。具体结论如下：

在规模统计上，江苏省流动人口分布具有高值集聚的特征，城镇与农村建设用地流动人口集聚规模存在巨大差异，呈现大量离散分布低值和较少集聚分布高值的特征。在冷热点区上，苏北、苏中热点区主要出现在地级市的城区位置，苏南热点区不仅出现在地级市的城区还包括其周围的乡镇和农村；苏北、苏中冷点区位于县（市）的城区，而苏南冷点区出现在远离城镇的农村。在形态格局上，苏北、苏中地区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区、县（市）城区，团块状分布，苏南流动人口较均匀的分布在城镇、农村建设用地上，集簇连绵分布。在格局演变上，高密度流动人口的城镇斑块数量、面积都有了大幅增加，农村建设用地集聚流动人口的速度苏南地区提升最快。流动人口变动呈现长江以北地区城镇的流入人口增加、农村的输出人口减少，以及长江以南地区城镇的流入人口显著增加、农村的流入人口普遍增加的特征。

流动人口分布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乡镇企业繁荣、交通可达以及政府导向对江苏省流动人口分布格局的演变产生主要影响。苏南城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更多源于非农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而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行政等级较高的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更强，体现了行政力量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仍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不同级别政府拥有不同的行政力量，进而产生对人口的吸引力差别化，中心城区吸引力最强，城镇吸引力一般，乡村吸引力最弱。实现人口流动的基础条件是交通的可达性，在江苏省内各区域的交通可达性存在差异，特别是长江作为江苏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尤其是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切边效应”突出，进而形成长江以南流动人口集聚程度和变化情况与长江以北区域具有明显的差别。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将从人口流入流出、城乡建设用地的扩展、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等不同视角，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划分江苏省城镇化发展的格局类型，并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探索江苏省城乡体系的调控手段和优化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