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以“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为主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1950到1960年代有效提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工业部门的利润下降、国际竞争强化、大量失业人口和通货膨胀，以及“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的失败，大生产和大消费之间的关系被破坏，凯恩斯主义受到各种质疑和压力^[1]。最终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国家的严重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则开始以扩大市场机制、实施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之自由竞争与商品化原则来改造国内社会的各个部门，国家政策与政治计划明显地由“凯因斯福利国家”模式（Keynes welfare state），转向“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2]。

在此后的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对全球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毁誉参半。2008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银行和金融系统濒临破产边缘，信贷市场冻结，股票价值下降了50%以上，主要产业（如美国的汽车业）面临巨大压力，个人家庭财富蒸发，失业激增^[3]。新自由主义正如履薄冰，经济上的危机也逐渐转化成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危机，例如冰岛和希腊整个国家陷入破产所导致的政治危机，还有英国脱欧公投等一系列世界性政治事件等。

从金融风暴到全球政府治理的挑战，这些政治经济危机，最终表现在都市空间的重构当中，本文将从新自由主义的都市治理入手，讨论新自由主义危机所造成的撤退空间治理及挑战，反思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局限，寻求我国城市治理的方向，以应对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来临。

1 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与危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借助资本主义的危机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席卷全球。这种力量以资本市场为原则重新塑造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强调市场、个人自由以及国家治理的重构，企图让资本能畅通无碍地在世界各地流串^[4]。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和扩张，一是因为它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的假设出发，企图恢复新古典的自由放任政策，来应对“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所带来的经济停滞危机；二是受到二战之后的政治形势影响，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智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验成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政策，例如所谓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1，4，5]。

19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已上升至超国家层级的规则体系，这个阶段不再要求国家退位，反而是要建设和巩固一个常规化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将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规则和实践经验制度化，并借助“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性机构向全球扩散，试图减少资本跨界移动的障碍，打开其它国家的市场，供资本积累的全球运行^[5，6]。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机构（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等）不但没有检讨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反而认为有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破产法体制，以应对未来发生类似的金融危机，但事实上在对冲基金（hedgefund）和IMF蛮横的通货紧缩政策支持下，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大量资金涌向美元，而美国则以“掠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方式，进一步确立了华尔街的国际金融支配权，也带给美国富人惊人的资产价值^[4]。

在新自由主义的规则建构之下，以华尔街、美国政府、IMF和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大的赢家，但资本主义的逻辑是永恒的扩张，进行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并不断寻求利益的增长，这样的增长伴随着资本的“掠夺式积累”以及“不均衡的地理发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4，5]。由此，我们也得以理解在新自由主义扩张脉络当中，地理范围是如何被界定，例如所谓的“东亚”地区只不过是华尔街金融中心在全球扩张中的一部分版图和景象。因此，有西方学者就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超出了经济政策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ideological concepts），遵循市场逻辑，鼓励以增长为优先的经济政策，支持私有化并倡导精简型政府和放宽管制，允许地方政府和菁英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权力等原则，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政策的基础^[6]。

在信仰市场原则，增长至上和鼓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下，当某地的资本积累不断增加，加之科技发展、生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导致生产商品也不断增加时，资本主义必须要将这“过度”的生产扩散至地球上其它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新的市场以消化“过度”生产的问题。换言之，资本的“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危机与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被“空间修补”（spatial fix）的方式转嫁到了其它地区和市场，由此而使资本在“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增长，而随着资本在全球城市范围内的不断流通和循环，城市空间也在以不均衡的方式进行扩张和重构^[5，7]。

不难看出，这样一种以地理扩张的方式将闲置资本投射到世界其它地方，进行资本主义的累积只是暂时性的应对经济危机；长期而言，当新的国家或地区之资本主义也出现过度积累的时候，将回过头来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从而恶化过度积累的资本主义危机，则会发生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例如2008年的世界金融信用危机。

可以说，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资本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扩张和固定的特性，每个都市都想吸纳更多的资本和消费，城市空间或城市区域（urban-region）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验场域^[2，8]。英国学者杰索普（Bob Jessop）指出，虽然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层面上出现，但“真正的新自由主义”主要反映在都市治理的政策^[9]。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动力，城市政府对经济快速发展及税收增长有着迫切的追求，并主动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导致了不断追求经济成长的“企业型主义”（entrepreneurialism）政府出现^[10]。

以美国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为例，其治理的核心是取消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转为强调增加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具体政策包括：①以个人责任代替社会福利保障；②公共住宅私有化；③就业政策强调培养个人技能和能力以自谋出路；④强调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伙伴关系；⑤政府从日常的干预退为只在危机时期才进行干预，正常时期则由市场自由运作^[11]。这样的都市治理强调的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和市场为“伙伴关系”（partnership-based）的形式，因为这样才可以有效提高城市的竞争力，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9]，但这也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

在新自由主义的都市政策影响下，城市空间不断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ing space），使得城市空间在重构过程中加速了资本、就业和公共投资的流动性，并固化了落后的福利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6]。这些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均的典型现象就是空间极化现象，以及碎片化的城市居住空间，例如绅士化社区（gentrificated community）的出现^[12]，及其带来的资本力量与阶级力量对于城市空间的重构结果──穷人被排斥在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之外，只能蜗居于都市边缘。无论新自由主义如何自称进步，新自由主义化城市却无法掩盖社会分裂、资源分配不均与空间不均衡的发展状态。

2 新自由主义都市治理的挑战：以撤退空间为例

在新自由主义扩张背景下，资本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得以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和边界之间流动，结果是某个时期有意义的地区尺度，不一定在另一个时期具有意义，这也是资本主义不均衡地理发展的结构性问题^[5]。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一些城市和区域的产业结构变迁，必然会造成一些城市、区域或社区的衰退，这些衰退最直接的反映是人口和资本外移所遗留下的撤退空间，如废弃的工业厂房、老旧居住区，或是被遗忘的聚落等，这些撤退空间成为新自由主义都市治理的重要挑战，涉及到新自由主义都市治理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地方不同层级之间的尺度政治（scaling politics）和权力关系^[9，13]。下文将以全球到地方不同尺度撤退空间的现象，探讨新自由主义都市治理的问题。

2.1 新自由化的城市区域收缩

从“空间修补”理论来看，资本必须借助空间的扩张来缓解积累的危机，资本必须在地理空间中不断流动和重构^[7]，进一步而言，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最终状态，而是代表一个资本市场驱动的社会与空间转型过程，即新自由化的过程^[14]。另一方面，资本在全球流动过程中，又必须建构一个以全球为范畴的“流动空间”（the space offlows）作为基础网络，进而促成各个“地方空间”（thespace of places）之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当某些城市无法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进入全球网络，这些城市与那些成功进入“流动空间”的城市区域之间就会形成发展的差异，从而面临衰退的危机，尤其是那些以单一产业或经济部门为基础的城市^[15，16]。

以英美等发达工业国家为例，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全球化推动下，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主动融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进程，资本开始从先进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之而来的技术和劳动力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和重组，进而导致这些欧美老牌工业城市发生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就是所谓的去工业化过程，资本、技术和人口流动的全球化使得许多依靠单一产业和经济部门的城市无法在现有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因而导致了城市或区域的收缩现象，例如美国的“锈带”（rustbelt）和杨斯顿（Youngstown）等城市和区域^[17，18]。这些城市区域的收缩，造成大片衰败的建成区和撤退空间（包括大量遭废弃或非法占用的建筑物），更重要的是经济转型常常伴随结构性的危机，而引发高犯罪率，以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和地方危机^[19]。

这些问题与危机的爆发，与新自由主义国家和政府的角色转变有密切关联。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治理是以市场为原则，以提升竞争力为主，通过创造“优良的企业环境”，来塑造最佳的资本积累环境，但国家并没有退场，只是介入的方式转变了^[5]。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在面对新自由化的都市或城市区域衰退与收缩问题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投资与合作，试图通过对撤退空间的再发展，达到改善资本积累环境以及刺激地方经济的目的，但往往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另一个是区域的“再尺度化”（rescaling）与权力的转移（devolution/empowerment），国家试图透过不同尺度区域的整合（如各种跨国与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区，又或是国家内部的区域整合），推动区域内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区域内的不均衡地理发展^{[13，16，20-23]}。但是这些治理的手段是否真的有效，又能否适用于英美社会之外的都市及区域？

有学者以台湾的五个直辖市（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为例，讨论了尺度政治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工具在面对资本积累危机的作用，并指出台湾在面对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中以迈向全球城市及区域治理的行政区划逻辑作为政治合理性的基础，通过县市的升格、合并升格、并入升格为直辖市等手段，寻求解决资本积累危机的工具，但是在台湾政治经济发展逻辑及地方统筹分配款重新划定的过程却有许多矛盾和冲突，五都的发展格局也无法成为响应全球城市及权责相符的区域治理方式，反而将台湾推向一种长期且不断变化的不均地理发展状态^[23]，更不要以为可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国家再尺度化，建构五都的都会城市区域，就可以很自然地整合区域发展，达到竞争力建构的策略目标与构想^[24]。还有学者认为城市区域之间通过强化合作来保持在全球化当中的市场竞争力是一个危险的假设，因为城市区域虽然强调合作互补，但是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竞争与权力不均也是存在的，对于城市区域当中相对弱势的城市而言，反而可能面临城市衰退的危机，毕竟新自由主义的都市治理还是以市场为核心原则^[16]。

总之，新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治理工具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到地方的撤退空间治理，反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深了全球范围内地理空间的不均衡发展，以及新自由主义城市区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世界范围内大约六分之一（人口超过10万人）的城市正处于人口和空间的收缩状态^[25]。

2.2 企业型政府下的都市再生

虽然新自由主义国家（中央）通过投资、“再尺度化”和权力转移等应对全球产业结构重组过程中所产生的城市问题，但地方政府无疑才是这些问题的直接面对者。在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提倡个人自由与市场至上的影响下，地方政府的治理也产生了变化，一是城市经营的重心由管理主义向企业主义转变；二是城市功能从集体生产和消费的提供者转向全球自由竞争良好环境的提供者；三是强调公私合作经营模式，以降低私人企业的市场风险；四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规划目标成为都市治理的重要手段。

在新自由主义的都市治理当中，中央政府向下转移或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与自主性，一方面正当化国家的角色，另一方面试图充分调动地方的认同感和发展的主动性^[26]。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都市治理就会变成是处理地方政府（权力）、市场（资本）和社会（选民）三大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在企业型的都市治理逻辑下，“新自由政体”（neoliberal regime）的选择必然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优先，因此所谓的都市治理也就变成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和市场为“伙伴关系”的城市联盟机制^{[9，10，27]}。

这样的治理逻辑反映在解决城市衰败问题上的一个主要策略就是在早期的工业区和内城提出大规模的都市再发展计划（large-scale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并松绑土地开发限制、提供奖励诱惑，以公私合伙的方式利用私人资本开发能力，籍以引领城市迈向具有竞争力的空间再结构，并在日趋激烈的城市竞争中维持或创造自身优势^[10，26]。1980—1990年代的英国都市更新就是以房地产开发作为“供给侧导向”（supply-side）的模式，利用基础设施的开发和提升来吸引全球的投资（合作），但是却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尤其是伦敦和利物浦等城市中心区的社区贫困问题^[28]。

欧美国家的都市治理本质在城市的更新实践过程中表露无遗，私人开发商在都市地景的塑造上获得了更大的权力^[29]。尽管，在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都市治理中，国家（政府）表现出更加重要的主导作用^[30，31]，但在企业主义的地方政府治理逻辑下，都市撤退空间的治理也同样被视为地方经济增长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一环，地方政府为了创造优良的企业环境和促进资本积累，不断调整自身的空间形态和都市政策，进而创造出符合资本流动的都市发展环境，而市场导向的都市更新策略则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空间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2.3 社区复兴的仕绅化（gentrification）

新自由主义国家对都市治理的权力下放，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当地经济发展，面对城市中心区经济衰退和老旧社区的衰败，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补贴又不断减少，迫使地方政府和私营资本建立合作关系来吸引和留住都市人口，尤其是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同时，由于人口规模的减少和废弃/撤退空间的增加，导致房地产价格下降，在自由市场的推动下，公有部门和私有企业合作将城市衰败的社区重建，既可以吸引和留住中产阶级，又能重新提升土地价格吸引更多的投资增加税收，最终达到都市中心和社区的复兴目的，这是仕绅化背后的基本原理^[12]，也是阶级差异与社会不平等在居住空间上的体现。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绅士化现象虽然促进了城市物质环境的改善、提升和产业的调整，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但也导致了城市空间破碎、社区网络解体、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必须清楚认识到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已经弱化，社会已经不能当做一个整体，而是分散成为相互竞争的个体和组织，社会也已经不是政府策略的主要领域、目标和对象，社区成为了政府管理的空间场所，一种政策的客体（objects of policy）与都市治理的主要对象^[32，33]。

所以，新自由主义倡导自下而上的都市治理策略，将国家对社区治理的权利部分转移以社区为单元的共同体手上，并借着社区动员来凝聚地方共识，推动与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发展，以填补国家与市场在治理上的失灵^[9]，例如布莱尔政府的“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布莱尔的新工党在1997年执政之后，提出的都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政策，将社区作为一种都市更新的工具，为了达成新自由主义式的治理目的与效果，政府成立SEU（social exclusion unit）等机构专门来鼓励和刺激撤退社区的再生，并重新定义贫穷（rediscovery of poverty），将贫穷这一资本主义结构性失败转移到社区内部和个人知识缺陷等因素，再结合个人道德与责任的论述，试图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新方法”（new deal）来解决政府不想处理的棘手问题，政府不是去提供和实施救助，而是在有限范围内去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与个人的行为^[28]。但是对地方政府而言，结果几乎是一样的，社区的论述更多的是在管理程序上的修改，是在保证中央政府权力前提下重构地方与社区的权力关系而已，再加上工党政府在这些政策当中并没有舍弃市场原则，反而希望能够引导市场进入社区的再生过程，资本市场的逐利本性加剧了这些贫困社区被边缘化的程度，反而造成更多的不公平和失去了原本的发展机会^[28]。

而以文化创意为导向的都市再生策略则更加危险，用文化和创意掩盖资本对地方社会空间属性的改造，全球性（universal）的消费文化将地方独特性转化成为商品，建构文化消费场域与象征价值、垄断地租，以达到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吸引观光客和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实现所谓的社区复兴目的，但这种结合企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都市治理策略的结果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都市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与社会空间极化等问题，反而这些文化创意工作和创意阶级，被视为是中产阶级品味的象征，营造了一种假性的波西米亚（Bohemia）群聚效果，成为社区仕绅化的引领者^[34，35]，不但瓦解了地方文化，还改变了原本的社会空间属性。

在社区复兴的都市再生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以土地开发为导向的都市再生，或是以社区营造为手段的复兴政策，再到文化创意为导向的社区复兴与都市再生，这些以市场为原则，强调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都市治理，依然无法解决资本在正义、效率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解决原本的社会问题，反而使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和加深，都市再生或社区复兴当中的仕绅化现象就是最好证明。

3 后新自由主义与后政治的治理转型

从全球到地方的撤退空间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国家都市治理的局限性，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鼓励资本在全球范围的地理空间进行扩张以缓解积累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国家和城市的地理范围是相对固定的，这样的矛盾使得国家与都市必须努力吸引更多的投资来发展自己，那些无法在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城市和地区就会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撤退空间的挑战，但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区域政策与都市再生策略并没有真正解决结构性问题，面对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城市收缩和撤退空间治理，区域层面的城市间竞争多过合作，而地方政府之间，公部门与私部门往往透过重新“修补”旧的场所或空间，将合适的空间、公共设施与都市生活“固着”于其上，吸引资本家、中产阶级与劳工停驻于特定的场所中（内城与老旧社区等）。这些都市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固有社会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问题。

我们要反思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都市治理在全球流动和实践，就必须重新思考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或许无法准确定义新自由主义，但可以总结和思考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经验和问题：一部分学者延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调节学派”（the regulationschool）的角度，试图在政治经济规律当中寻找新的方式进行调节；也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形式的表现、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建构，这些制度与地方社会脉络的结合，将成为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不同的特殊模式。

3.1 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调节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主义”经济危机所爆发出来的一股向外扩散的同质化力量^[1，2，6]，这种力量以资本市场为原则重新塑造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并促使资本能畅通无碍地在世界各地流动^[4]。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从结构与制度进行分析，指出新自由主义这个不稳定且持续变化的“积累政体”（regime of accumulation）随时都有失败（经济危机）的可能^[5]，需要制度的调节以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资本积累与再生产体制。

正如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作为一种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实验一样，后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也已在经济危机之后的左派政治诉求当中展开。从玻利维亚（Bolivia）、厄瓜多尔（Ecuador）和阿根廷（Argentina）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后新自由主义计划和治理实践当中，可以看出他们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并非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保持以出口为导向的有效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支出，降低赋税，强调市民权力与社会融合，缓解因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社会问题。拉丁美洲的后自由主义理念主要是修正早期拉丁美洲国家对于市场的“去管制”（deregulation）措施，试图寻找一条介乎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中间路线”（middle way），结合两者的优势与不足，重新组织和均衡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36]。

面对拉丁美洲后新自由主义实践，欧美学者似乎更加谨慎，并不想轻易地论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调节的终结^[37]。2009年的G20峰会对金融资本家和市场主义进行了检讨和反思，全球菁英的共识是为了缓解全球经济衰退，一些必要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具有针对性的“再调节”（re-regulation）政策迫在眉睫，然而这些所谓的再调节措施，依然围绕着国家权力、市场管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进行讨论，目的还是尽快复苏经济，修复全球信用市场的信心，全球菁英们似乎还是无法完全脱离“新自由主式的思维”（neoliberal mind-map）。因此，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更像是给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发出最后的警告，这些危机的信号在短时间内会促使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改变和调整，这些调整和改变是全球到地方多个尺度的，进而逐渐改变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一种整体性的逻辑、力量和关系，超越新自由主义还需要很长的路^[37]。

调节学派凸显了资本主义经济收缩与扩张，及阶段性危机的动态过程，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市场问题所在，但是也正是过于依赖政治经济结构和制度的分析，也使得在应对金融危机无法跳脱固有的分析框架，依然着力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与修补。

3.2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

一些研究指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只不过英美国家和学者创造出来的，用于应对西方经济危机以及理解全球资本市场逻辑的一种理论^[38]。这些学者从傅柯（MichelFoucault）的治理性理论当中获得启发，以非西方城市的治理经验为例，从微观权力的角度去反思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特殊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及其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或治理技术）被其它各个地区采纳，并呈现出许多独特的现象和变化^[38，39]。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王爱华教授认为应从治理角度去理解新自由主义，视其为一种政府治理的技术，这一技术在（全球）不同的政治社会脉络当中流动，并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例如中国就在维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总体政治环境的基础上，运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结合改革开放政策，将外国资本和国内市场改革透过“特区”（special zones）的空间形式引进并加以利用，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39]。因此，新自由主义也被视为一种全球流动的制度实践，在全球流动的过程中，经由不同的决策者结合地方社会脉络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实践）变形，每一个都具有其独特性，如中国社会所提倡的人口素质的论述就被视为是新自由式治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40]。

作为响应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转型，这些讨论认为哈维（David Harvey）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是基于英美社会的观察，是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简化成为一种由上而下的力量，由（欧美国家的）中心向外扩张的想象模型。因此，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视野^[38-40]，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作为一种制度实践，在西方社会当中获得了全球移动和实践的正当性，但其治理技术与实践会根据不同的社会脉络进行改变，而后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转型，则是承认发展的多样性，构建具有地方属性的都市理论。

如此一来，在后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论述中，无论是调节学派执着于从现有的新自由主义治理进行调整，还是制度论强调对新自由主义全球流动的地方修正，我们依然没有看到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有效治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中东乱局与持续的恐怖主义、欧洲难民潮所引发的极端政治势力，再到亚洲地缘政治的角力等等，这些都是新自由主义仍然持续影响我们的事实。

3.3 后政治的都市治理作为第三条路？

新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治理工具，使得当前的城市发展与都市再生是为了投资者而建设的城市，而非那些真正生活在城市的大多数居民，人们进行不动产投资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居住，是为了增值。少数人占有大量的房产，却又有数不胜数的流浪者无家可归，社会空间呈现破碎化现象，传统社区的瓦解、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大众对既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失去信心，转而寻求一种“后政治的共识”（post-political consensus），试图超越过去不同政治路线、阶级或意识形态的对立^[41，42]，希望寻求包容和共赢的其它道路。然而，所谓的后政治共识和都市治理真的可以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局限，解决都市发展中的社会问题，亦或者只是一种霸权式的秩序与实践，成为国家或政治菁英新的权力宰制形式？

1990年代末，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路”政治主张，就是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与不满，试图用后政治的论述来瓦解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界线而重新定义社会民主。选民期待后政治的社会状态能够给他们的都市带来复兴，让贫困的社区不再衰败，然而后来开展的都市复兴计划实践当中，政府仅仅是在一些概念的论述和管理程序上试图进行修正，却依然没有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则，反而将社区作为一种政策的工具，造成社区内部更多的矛盾和分裂^[28]。

布莱尔的后政治承诺在英国并没有真正脱离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后政治的论述，以及社区动员（communityactivation）作为一种凝聚地方共识和连接碎片化社会的都市复兴机制却成为了一种全球流动的政策和实践，例如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这些后政治的社区治理论述强调共识的建构和超越政党的认同，在此背景下，社区居民被期待积极参与自由的而理性的沟通，并产生出共同的决策及知识，而逐渐达到自我动员与自我治理，实现社会的融合。但林文一和邱淑宜以台北市的社区为例，检验社区动员过程中后政治共识的形塑、转化和影响，并指出强调地方共识与认同所建立的后政治主张，可能先验性的接受现有社会经济结构与关系，各种专家的技术理性与判断，而缺乏对既有社会经济结构和专家主义的反思与挑战，反而成为另一种文化霸权（政治经济菁英）所教化的对象^[43]。

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联合政府依然用后政治的理念推动都市治理。比起1980年代以经济发展为主的都市开发政策而言，卡梅隆政府的都市政策虽然有新自由主义的影子，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都市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空间分配不均问题依然突出，但是新政府在都市治理的政策和机制转变当中，确实反映了部分“后政治的共识”和诉求，主要表现在中央权力的重构，和地方政府与市民社会的权力关系改革，给予地方行动者更多参与都市再生等公共政策制定和讨论的机会，但要达到真正的后政治状态，英国政府和社会还需要一段时间^[41]。

4 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治理

经济危机使得我们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调节的形式，亦或者是一种可以结合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机制，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讨论，至少让我们清楚新自由主义并非一种全球性的制度和治理手段（治世的良药），在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危机上，新自由主义因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也不能提供比“自由市场”或“国家干预”更有效的“第三条路”，甚至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造成许多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不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在网络时代和全球化的趋势，资本的累积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也必须思考如何应对危机，以及探索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否则资本的危机将不断重复并更加猛烈，但新自由主义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并不容易，民众对政治的厌恶和体制的不信任并不是后政治状况的基础，后政治都市治理的共识更不是地域主义和民粹（populist）^[42]。

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就必须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社会空间的表现形式有更加深刻的了解^[35]，而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城市，中国的城市发展也必须勇于摆脱英美社会脉络所产生的都市治理论述、理论和实践，基于自身文化、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经验，充分考虑政策移转（policy mobility）的影响，建构符合地方社会脉络的理论和（技术）实践。

从上述危机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导和宏观调控的干预，因为新自由主义也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资本市场并不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这就需要健全政府职能与完善市场体系，例如中国在应对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调控和监管，就有助于维持经济发展的良性运作^[44]。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5]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改革并不等于完全市场化或者是放任自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无法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必须要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治理。一是要科学对待新自由主义，批判吸收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对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借鉴作用^[46]；二是政府要对市场经济进行规范和引导，尤其是涉及城市发展的公共利益分配问题上，要发挥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善用城市规划等干预手段来应对“市场失灵”，兼顾城市治理的公平和效率；三是突破调节学派关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限制，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优势，充分动员城市社区和基层自治的力量，参与到都市治理当中，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去复兴社区，创造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