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山东社会科学院, 济南 250002
2.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China
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布状况是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关注的重点议题[1-5]。其中，社会学者主要关注社会阶层的划分方式与总体分层情况[6-8]，城市地理学者往往从社会区的角度关注不同阶层的空间分布特征[9-11]。早在1920s, 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的三大古典模型就关注到了城市收入阶层的空间结构[12]；1949年，Shevky和Williams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社会区”概念[13]，随后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城市内部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状况和种族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开启了以社会阶层结构为核心的社会空间实证研究[14]。之后，更为客观的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法被广泛应用，形成了因子生态分析范式[15，16]，该方法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采纳，社会阶层指标是反应社会空间的核心因子[17]。期间，学术界开始采用一系列指标评价社会空间特征[18]，并先后经历了“社会指标运动”和“社区指标运动”[19]，开展了对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的定量化评价研究，成为西方国家评价其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20]。其评价指标主要覆盖就业、收入、健康、教育、住房、民族等方面[21，22]。研究思路多以“剥夺理论”为视角[23]，关注负面性倾向的指标，例如失业率、死亡率、低教育人口比例、领救济金率、较差设施住房比率等，最常见的评价方法是计算具有上述负面特征的人口百分比，并通过Z-score、Chi-square、Range等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21，22]，然后赋予权重（采用平均权重或因子分析计算权重），最终计算该空间单元的社会空间水平（被剥夺程度）。其中的一些指标可体现出社会阶层水平的高低。
在国内，对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化研究往往只作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一个“生态因子”[24-26]，而专门对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评价与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极少。城市社会区是个涉及面较广的综合性概念，包含了人口、性别、年龄、就业、职业、民族、家庭、收入、教育、居住等多方面[27-29]，而社会阶层的划分更加聚焦权力、财富、声望等方面的因素[30，31]。社会区与“社会阶层区”之间尽管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且社会区概念的范围比社会阶层区更加广泛和综合化。在一些城市社会学或城市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中，社会阶层中的收入[11]或职业因素[10，25，27]成为了社会空间划分的主因子，并作为社会区分异的主要名词，例如工人阶级住宅区、高收入者集聚区等。这也说明不同社会阶层在城市中的差异化空间分布是造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重要因素。但社会阶层的划分和评价视角多样、指标复杂，使得专门针对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分布与空间评价的成果较少，对“社会阶层区”的关注不多。基于此，本文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思路和方法，以期为未来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区”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视角。
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和标准多样。其中，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1]，起到了深远影响。马克思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韦伯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即收入、权力、声望；涂尔干基于社会分工的理念，将职业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切入点。随后的学者发展和完善了上述理论，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32]、新韦伯主义[33-35]、新涂尔干主义[36]和功能主义[37]等一系列社会分层理论。在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及其度量方法的探索方面，赖特模型[38]和戈德索普职业分层模型[39]最具代表性，尽管二者理论基础不同，但在实际度量中都是以职业为阶层划分的标准。Blau和Duncan认为，职业是占据社会位置的最重要体现，收入和声望都要受到职业的深刻影响[40]。中国学者陆学艺以上述研究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三维视角出发，提出了“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8]，该研究同样是以职业为基础进行阶层划分。由此可见，职业可同时体现权力（组织资源）、收入或财富（经济资源）、声望（文化资源），尽管职业不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唯一标准，但依然是当前划分中国城市社会阶层最为理想和最好操作的出发点。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分异格局的成果往往隐藏在城市社会区分异或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成果中[41，42]。例如，北京的社会区划分为高收入区、中等收入区、低收入区[11，43]，以及知识阶层集聚区、农业人口居住区[24]等；上海分为农业人口聚居区、蓝领人口聚居区、知识分子和白领人口聚居区等[27]；广州的社会空间划分为中等收入阶层聚集区、一般工薪阶层居住区、知识分子、高级职业者聚集区[26]，或者干部居住区、工人居住区、农业人口散居区等[29，44]；南京居住空间划分为实力阶层、富有阶层、富裕阶层、一般阶层、低收入阶层、贫困移民阶层[10，45]，以及高社会经济地位人口聚居区、工薪阶层分布区、农业人口分布区等构成的社会区[28]；乌鲁木齐社会区由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集聚区、一般工薪阶层居住区、知识阶层集聚区等构成[25]；合肥的社会区包括知识分子与高等职业者居住区、一般工薪阶层居住区、低收入人口居住区等[46]。这些职业阶层或收入阶层因子能成为社会区划分的标准是由于这些因素成为了社会空间分异的主因子。除此之外，住房、外来人口等因素也常常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主因子，并与职业或收入因素共同反映社会空间结构。因此，除了李君甫和李阿林对北京社会阶层空间格局的研究成果[5]外，专门针对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格局的研究依然寥寥。
基于此，本文以职业为出发点，以陆学艺“十大社会阶层”划分标准[8]为依托，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比较性、可操作性，提出“五等级+八阶层+三视角”的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体系和计算方法，并以广州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期望为学者分析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分异格局提供借鉴，为科学总结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空间分异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案例成果。
2 总体思路与视角陆学艺以职业为基础，将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十大社会阶层”的思路[8]被学术界广泛认可，影响深远。该方法的合理性在于，职业身份的不同可体现出其所占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多寡，而上述三种资源是最能反映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差异特征。另外，收入、财富、声望指标等较难获取或评价，而职业是最易获取和最容易明确分类的指标。而且人口普查资料中有明确的职业分类数据，这为社会阶层的空间化评价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职业身份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首选视角。
但是，陆学艺的十大社会阶层划分与人口普查数据中的职业人口划分标准不完全对应。其中，十大社会阶层中的经理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在人口普查数据中没有被单独统计，这不利于实证研究的广泛开展。因此，为了社会阶层空间化的研究需要，本文将十大阶层中的经理人员阶层去掉，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名称改为企业负责人阶层，将个体工商户阶层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合并，最终归并为八大阶层。具体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无业、失业者阶层。尽管该划分方法掩盖了陆学艺“十大社会阶层”中的两个阶层，但可操作性更强，并能够与地理空间进行匹配。
在此基础上，需选取范围适宜的城市研究区域。由于中国城市中的行政地域和功能地域的差别较大，后者更适合作为社会阶层空间化的研究区域。基于此，选择合理的基础空间单元作为“社会阶层评价区”。一般来说，街道（镇）或社区（村）是较为适宜的评价单元。
根据已确定的“社会阶层评价区”与人口普查数据中的职业人口数据（含失业人口数据）进行空间匹配。对八大职业阶层进行得分赋值，该数值代表了社会阶层的高低。根据城市地理的研究需求与特点，重点分析“社会阶层评价区”的平均社会阶层、主导社会阶层、内部阶层差异三个方面，力求从多个视角对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平均社会阶层指该“社会阶层评价区”的总体社会阶层水平，其概念类似于“平均收入”，体现该评价区社会阶层的高、低状况；主导社会阶层是指相对于该城市其他评价区而言，该区域哪些社会阶层的数量较为突出（而不是绝对数量最多），这类似于基于区位熵主导产业选择思路；内部社会阶层差异指该“社会阶层评价区”内部不同阶层群体间的数量差异。三个分析视角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城市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格局，可同时采用并相互印证；也可按照其不同的侧重点，根据具体研究需要进行取舍。
综上，本文思路是：划分八大职业阶层→确定五大社会经济等级→赋予分值→选择空间单元→综合评价（水平评价+分阶层评价+差异评价）→广州市实证研究（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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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的总体框架 Fig.1 The General Framework of the Study |
中国各地区的2010人口普查资料中将职业划分为7大类别，分别为：①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②专业技术人员，③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④商业、服务业人员，⑤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⑦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其中，②—⑥类的职业可分别对应其职业阶层，将第①类职业拆分为两个阶层，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对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负责人单独对应企业负责人阶层。将该类职业拆分并将企业负责人阶层排在第二等级的依据在于：中国组织资源的重要性大于经济资源[8]。将第⑦类不纳入阶层划分统计，取而代之的是失业人员，并将其定为无业、失业者阶层。最终划分为以下八大职业阶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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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职业的八大阶层划分 Fig.2 8 Social Stratification by Occupations |
根据各职业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参考陆学艺的成果[8]，将八大职业阶层对应五大社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为上层；企业负责人阶层根据管理企业规模的大小（占有经济资源的多寡）分别对应上层和中上层；专业技术人员根据专业技术等级（占有文化资源的高低）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中层，综合评价为中上层；办事人员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少量组织资源，为中中层；个体工商户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中，前者具有少量经济资源，为中中层，后者缺少三种资源，为中下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都缺乏三种资源，综合评价为中下层。其中，中高级技工、普通工人、处于贫困状态且缺乏保障的工人分别对应中中层、中下层、下层。同样，农业劳动者阶层中，农业经营大户、普通农民、处于贫困状态且缺乏保障的农民分别对应中中层、中下层、下层；无业、失业者阶层几乎没有三种资源，对应为下层。基于陆学艺[8]的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划分理念，本文采用5分制赋值方法，由高到低分别对应这五个社会经济等级，赋值5—1分。其中介于上层和中上层之间的赋4.5分，中中层与中下层之间的赋2.5分。每个社会经济等级对应一种得分，具有客观性，以便于后续的社会阶层空间评价（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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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八大职业阶层与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的对应关系及得分赋值 Fig.3 The Matchup Between 8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and 5 Class Status and Their Scores |
参考各区域平均收入的基本思想，建立“平均社会阶层水平”的概念。该水平反映了某一地理单元的社会阶层平均水平（ASC），计算方法可表示为:
| $ASC = \sum\limits_{i = 1}^n {{x_i}f\left( {{x_i}} \right)} $ | (1) |
式中，xi是某一社会阶层评价区中第i个职业阶层的社会等级得分，n为职业阶层划分的个数，f (xi)为第i个职业阶层的人口占评价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 $f\left( {{x_i}} \right) = {p_i}/\sum\limits_{i = 1}^n {{p_i}} $ | (2) |
式中，pi为该社会阶层评价区职业阶层i的人口数。
中国城市往往出现中下层和中中层的人数最多，上层和中上层人数很少的情况，以广州都市区（以下简称广州市）为例，处于上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仅占0.38%，而中中或中下层的个体工商户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的比重分别达33.24%和28.92%。因此，仅仅采用平均水平的计算方法，往往容易将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信息抹杀掉，而社会上层和中上层对社会的影响又是巨大的，因此，如果考虑到该影响，可借鉴幂平均数的概念[47，48]，将人口数比重非常少的上层的权重放大，降低中下层众多的人口数对上层和中上层较少人数的影响，以便更显著地比较各评价区之间的社会阶层水平差异。
采用幂平均数修正后的平均社会阶层水平ASC(r)可以表示为：
| $AS{C_{\left( r \right)}} = {\left( {\sum\limits_{i = 1}^n {x_i^qf\left( {{x_i}} \right)} } \right)^{1/q}}$ | (3) |
其中，q为大于零的任意值，当q小于1，则权重更倾向于低人口数量的阶层，反之倾向于高人口数量的阶层。根据中国城市实际社会等级分布情况，如果使权重倾向于人口数量少的上层和中上层，则应使q大于1。
3.4 各社会阶层评价区的“主导社会阶层”的探索方法同样由于中国城市中下层和中中层人数众多，如果仅以绝对数量判定各评价区的主要社会阶层，其结论极有可能是一致的，即：城市所有评价区的主要社会阶层是中下层或中中层。这不能满足实际研究需求，也违背了社会阶层空间化评价的初衷。因此，文本借鉴主导产业常采用的“区位熵”概念，判断某一阶层在该评价区的集聚程度和地位，也借此分析该评价区的这一特定阶层在整个城市中的影响和作用。将该评价区在城市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阶层定义为“主导社会阶层”。判断该阶层i是否为评价区j的主导社会阶层，可采用“社会阶层区位熵”（LQSCij）的计算方法，表示为：
| $LOS{C_{ij}} = \left( {{p_{ij}}/{p_j}} \right)/\left( {{P_i}/P} \right)$ | (4) |
式中，pij为第j个评价区阶层i的人口数，pj是第j个评价区总人口数；Pi表示城市（研究区）范围内阶层i的总人口数，P为城市（研究区）总人口数。LQSCij值越大，表明阶层i在评价区j的集聚程度越高，重要性越大。一般地，当LQSCij＞1时，表明评价区j的社会阶层i在全市范围的数量相对较高，阶层i倾向于在评价区j内集聚；相反，当LQSCij＜1时，社会阶层i在评价区j的集聚性低。其中，阶层i可基于研究需要根据八大职业阶层，或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定义。
当需要判断评价区j中主导性最强的社会阶层时，可通过计算评价区j中所有阶层的“社会阶层区位熵”，并取其最大值的阶层作为主导社会阶层。
3.5 各社会阶层评价区内部的差异程度的评价方法对评价区内部社会阶层差异程度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展示该区域内部的阶层混居程度和异质性，同时也可以辅助判断该评价区“平均社会阶层水平”的显著程度。如果其内部阶层的异质性越小，其平均社会阶层水平的结果越有意义，可信度越高。
可基于平均距离指数的理念，以某一地理单元内各职业阶层的人口数量pi为基本指标，建立社会阶层评价区内部的阶层差异指数（ISC）。该指数可反映社会阶层评价区内部各职业阶层人口数与该地理单元各阶层平均人口数间总体偏离程度。采用该地理单元的总人口数p（劳动年龄人口数，下同）消除量纲，以消除由于不同地理单元人口规模差异对指数结果的影响。则该地理单元的社会阶层差异指数可表示为：
| $ISC = \frac{1}{{np}}\sum\limits_{i = 1}^n {\left| {{p_i} - f\left( {{p_i}} \right)} \right|} $ | (5) |
其中，n为职业阶层划分的个数，f (pi)为该地理单元各职业阶层的平均人口数，f (pi)表示为：
| $f\left( {{p_i}} \right) = \frac{1}{n}\sum\limits_{i = 1}^n {{p_i}} $ | (6) |
由广州绕城高速公路、广明高速、广州市界构成的地域范围可视作广州市的城市功能地域（以下简称广州市），以该地域涉及的118个街道、镇（以下简称街道）构成的地域空间范围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图 4）。该区域总面积为1409km2，常住人口828万人（2010年六普数据）。根据广州市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现实情况，将该区域由中心向外围方向划分为旧城、核心区、中心城区、近郊区4个地域功能类别，其常住人口分别为80万、169万、347万、23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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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区范围及其功能地域划分 Fig.4 The Spatial Scope and It's Division of Territory |
以街道（镇）作为基本的“社会阶层评价区”，数据来源于《广州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广州市各个区的《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乡镇街道的地理信息数据根据《广州市城市管理社区网络责任分区地图册》绘制。
4.2 广州市总体社会阶层结构分别计算广州市八大职业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并绘制广州市社会阶层等级分布图（图 5）。图中表明，处于第一社会经济等级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比重最低，仅为0.38%，而个体工商户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33.24%）、产业工人阶层（28.92%）的比重最高，表明广州市总体以第三、四社会经济等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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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广州市社会阶层结构 Fig.5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in Guangzhou |
为便于后续分析，根据图 2，将八大职业阶层归并为五大经济社会等级。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企业负责人并入第一社会经济等级，占5.35%，比重最低；专业技术人员划为第二社会经济等级，占12.99%；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与商业服务业员工并入第三社会经济等级，占44.93%，比重最大；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并入第四社会经济等级，占30.87%；无业、失业人员归为第五社会经济等级，占5.87%。其中，第三、四社会经济等级的人口比重占到总人口的75.80%。
4.3 广州市社会阶层的空间评价 4.3.1 广州市平均社会阶层水平的空间评价根据本文建立的“平均社会阶层水平”计算方法，得出各街道得分，并根据Jenks自然断裂法将平均社会阶层水平由高到低划分为五类（图 6），并通过GIS展示其空间格局。结果表明，广州市社会阶层水平较高的区域集聚分布在核心区和中心城区东北部扇面；社会阶层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在近郊区和中心城区南部扇面；旧城地区的社会阶层较为复杂，从中高水平到低水平均有分布。总体上，核心区社会阶层平均得分最高，为2.932，而近郊区（2.449）最低；旧城（2.686）的社会阶层得分略高于中心城区（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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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广州市平均社会阶层水平得分的空间格局 Fig.6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cores on Average of Social Class in Guangzhou |
分别计算广州各街道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的社会阶层区位熵，得出不同阶层差异化集聚特征（图 7）。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企业负责人阶层人士主要集聚分布在：①核心区东部（珠江北岸）及其东部扩展区，②核心区北部及其扩展区（白云区扇面），③近郊区南部（番禺区扇面）；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人士主要集聚在核心区（珠江两岸均有分布）及其东部扩展扇面；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人士主要分布在旧城、核心区、中心城区北部，由于该阶层人士所占比重最大、分布较广，因此其显著集聚的区域较少；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人士显著集聚在近郊区和中心城区南部（海珠区）；无业、失业者阶层人士显著集聚分布在旧城及其西南部扩展扇面（芳村地区），在核心区、近郊区东部也有较为集聚分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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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广州市社会阶层区位熵的空间评价 Fig.7 The Spatial Evaluation of Location Quotient of Social Class in Guangzhou |
总体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人士具有明显的圈层式分异特征，二者分异模式恰好相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人士占据了城市最优区位，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人士则集聚在郊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企业负责人阶层和无业、失业者阶层人士各自在特定的片区集聚，二者区位优势的差异并不明显，但与住房质量与档次的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与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但其空间分布依然具有向心性。
4.3.3 广州市各评价区内部社会阶层差异的空间格局通过计算各社会阶层评价区内部的阶层差异指数（图 8）表明，广州市阶层差异较大的区域集中在：近郊区、中心城区南部（海珠区）、中心城区北部及近郊扩展区（白云区的核心区）三个区域。上述区域也是住房建设水平差异较大的区域，显示出上述区域的居住隔离较为明显；而核心区和中心城区东部的内部社会阶层差异较小，该区域恰好是第一、二社会经济等级人士集聚区。因此，该区域（原东山区、天河中心区）是广州市社会阶层水平最高、内部差异最小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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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广州市各评价区的阶层差异指数 Fig.8 The Inequality Indexes of Social Class of Evaluation Zones in Guangzhou |
将阶层差异指数与平均社会阶层水平对比（图 9）表明，随着平均社会阶层水平的增加，街道内部阶层差异程度呈现递减趋势。说明阶层水平越高的区域，其内部阶层的异质性越低。这也反映出高阶层水平区具有的高住房质量（或高房价）对较低社会经济等级人士产生了空间排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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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广州市阶层差异指数与平均社会阶层水平的对比 Fig.9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nequality Indexes of Social Class and Average Level of Social Class in Guangzhou |
（1）提供了一种适用于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空间评价的思路：以职业身份为基础划分八大社会阶层；基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情况归入到五大社会经济等级并赋分值；选取适宜的空间尺度构建城市社会阶层评价区，并从平均社会阶层、主导社会阶层、内部阶层差异三个方面对社会阶层进行综合性空间评价；该方法得出的结果可对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的空间格局、空间结构、空间模式的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性较强的思路。
（2）提出了平均社会阶层水平（ASC）、社会阶层区位熵（LQSC）、阶层差异指数（ISC）的定量计算方法，并阐述了相应的拓展方法和建议应用领域，上述方法共同构成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空间化综合评价的计算体系。
（3）应用本文提出的思路与方法对广州市社会阶层空间评价的研究表明，广州市社会阶层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异格局；不同社会经济等级人士具有各自不同的区位指向，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呈现圈层分布特征，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负责人阶层和无业、失业者阶层呈片区式集聚分布；不同评价单元的内部社会阶层差异程度各不相同，并与平均阶层水平呈相反趋势。
本文提供的方法注重社会阶层的空间化研究，更适用于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并且，该方法可以很好地匹配公开出版发行的人口普查数据，有利于后续中国其他城市实证研究的开展，对完善总结中国城市内部社会阶层空间结构与模式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当然，尽管职业是划分中国城市阶层的重要指标，但不能代表全部。权力、收入、财富、声望、教育等指标对社会阶层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职业不能完全展示社会阶层的全貌。未来可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分析与本研究予以对比和验证。另外，摆脱了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问卷调查数据后，其反映的信息精度必然降低（例如不能够将个体工商户阶层单独区分），但这并不影响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基于街道尺度的实证研究依然容易掩盖其内部异质性，如何降低空间单元内部数据的异质性，进而增加总体评价的精度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一般地，空间尺度越精细，内部数据的异质性越低。因此，可将该方法用于评价更为精细的尺度单元（例如社区），更显著地体现该方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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