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供给侧改革”已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和谐统筹的国策性方向。中国还远未达到工业化的产业结构^[1]，而国民消费结构已呈现“大众旅游”的特征，并有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时代趋势^[2]。预示着，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已先于产业进入追求生活方式性旅游价值阶段。为此构建人本生活质量的（旅游）社会性成为旅游供给侧的导向。预示旅游驱动力的“范式”也进入“消费文化”交互引领的体系。因此，中国旅游的驱动力（及其产业带动）问题，实质就是在消费文化下供给侧导向转型与需求侧引领耦合的结构问题。

1.1 旅游管理侧供给与人本社会需求错位

社会供给侧的时代变了，还延续旅游产业功能的驱动力供给就会形成各种“泡沫”。其中不能提供社会需求“有效供给”的问题，在中国已涉及旅游市场、投资、工作、规模、规划、互联网与认识等“七大泡沫”^[3]。这些都是管理侧供给错位引发的问题。中国官方2016年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发展指向时才有管理者提出，旅游要“着力推动旅游普惠民生”的观点^[4]。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跟进性的提出政府应改变旅游产业导向，让“旅游产业与旅游生活”应“逐渐”“划上等号”的人本导向观点^[5]。现在“旅游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的事情了”^[6]。

中国旅游供给侧存在管理的人本性错位问题：其一，从现象上讲，现在“中国旅游业的本质”存在“反文化”的现象^[7]。在政府主导下“把旅游（仅）当作文化产业加以界定”并且产业性的“文化旅游已经上升为新时期国家战略”。由此，从业者不太认同自己的经营跟文化有多少关系，只是把文化“跟金钱相关的”旅游业态用来支配整个旅游过程。这样的旅游环境出现了各种错判弊端。表现为无德、无诚信、无关怀，其本质就是“反人文精神、反人文的伦理”的。旅游空间没有人文精神，其表现的文化就是一张“画皮”。就会出现“文化畸形”。基于“旅游本质”就是“人文精神的自我解放和回归”的体验、不是追求文化表层的“体验经济”功能的观点^[8]。可以认为中国文化旅游已出现了“画皮”式的诸多问题^[9]。

其二，从概念上讲，中国旅游侧供给的人本性问题：现象上是“市场主体”侧供给的质量问题^[10]，实际是从行政侧供给没有转向市场侧的供给错位问题，表现为“商业环境”的人本性问题。现在政府推行的“全域旅游”^[11，12]导向，仍具有行政侧供给思维并附有“统权”性。对其有共识的学者强调其是“发展哲学”范畴的全域旅游，具有“供给侧”的“政策导向”，它是靠“产品供给与制度供给”进行规范的^[13]。适者生存思维的旅游从业者们，往往从被其导向的旅游（者）需求来理解全域旅游的“正确”指向，提出了要面对“生活中需求”的旅游时代、要应对“供给侧改革”的附会观点^[14]。

其三，从效果上讲，中国旅游发展存在依赖行政侧管理供给及其产业导向的惰性。对于《旅游法》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旅游事业，完善旅游公共服务”的指向“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15]。循此下去旅游将会出现“政府重视形成热点、企业跟进形成热流、需求增长形成热潮”等“三热”泡沫隐患^[3]。由于全域旅游有其工业化后时代的“消费文化”的对偶性，在中国超前“错时”性的供给，地方政府难免不出“全域旅游”供给导向的质量问题，这就会成就旅游泡沫的交集泛滥领域^[16，17]。因此面对现在国家倡导的市场“供给侧改革”，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深度探讨”^[18]。

其四，从展望上讲，统一到“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人本性认识还有待时日^[19]。即现在旅游管理导向的人本立场还没有根本转变，致使中国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中国旅游产业功能实践“领先”于理论、“中国的学术一直有经世济民的应用导向传统”^[20]。旅游开发的践行者在此语境激励下，诸多冒进引领了“旅游+”与“+旅游”的“经济转型”创新模式，致使旅游产业功能急速发酵，势必将会形成新一轮的过渡性或烂尾性投资，出现错配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主流思维还认为“离开政府”主导，“强调市场基础性”的供给侧创新，“最终都会沦为魏晋名士的空谈”^[21]。难得有学者呼吁“在供大于求的时代，政府主导的非理性市场干预并不是真正的新供给”^[22]。中国现在的旅游管理供给导向需要解决的是，是否情愿进入人本“价值取向”时代的立场问题。

总之，产业供给侧的管理错位性导向引发了“泡沫”式产业市场的诸多“失范”问题。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人本价值动力导向基本上存在错位的。表现在政府主导的旅游产业政策转向带来的产业功能导向与商业（市场）动力的错位；旅游目的地空间导向与人本行为动力的错位；旅游社会功能导向与价值动力方向的错位；行政侧供给转向与管理主导功能延时的错位。

现在后工业化国家已由“纯粹的经济”或“商业创新”阶段，全面进入探讨“社会创新” “思想”供给的“微政治”时期。指出民本“企业”适时、适地与适民意的市场性指向是社会创新的供给方向^[23]。

1.2 旅游需求侧社会需求与市场扭曲

从市场侧供给讲，由于旅游发展的过度市场化，或者放纵市场的供给发育，小众者的旅游需求就会扭曲市场结构的大众旅游市场利益方向，造成市场扭曲。在中国公共场所中为有权势的人提供消费的各种“会所”就是其表现。这些小众性业态正逐渐侵入城镇边缘乡村或贫困地区，形成新的空间歧视、区域不公正的社会极化想象。当然中国目前“旅游领域排浪式消费的问题”还会带来“市场误区”式的各种市场扭曲现象^[3]。

1.3 旅游侧供给与社会侧需求研究缺失社会科学动力学理

其一，中国旅游研究理论性弱化是因为其哲学及其方法论缺失^[20]。中国旅游面对“国际化与信息化”的发展与趋势，旅游研究“要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工具、技术路线、成果形式到学术思想等多个方面全面创新”^[24]。由于中国“旅游科学研究始终难以摆脱对学科地位的焦虑，以及面临产业和政府的心浮气躁”，“大多数理论成果在‘学术思想’市场上还处于充分竞争的状态”。故此，“旅游学科还处于走向成熟阶段，更远不到定型的时候”^[25]。

中国研究旅游的学者虽然形成了“学术共同体”，“旅游教育与研究规模已经居于世界前列”^[26]。而国内有识学者判断中国旅游研究是“我们走了好久，好像又回到原点”现状。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思想缺乏；观念上，研究与规划不分；内容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研究问题”^[27]。“随着旅游发展的日益复杂，仅仅依靠经验已经无法回答新的问题” ^[28]。

其二，自然科学思维下旅游问题解构的滞后性。长期以来中国对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多以自然科学思维为导向。“自然科学又是从哲学中来的”，“哲学家对社会现象”等“进行各式各样的猜测”。自然科学可以通过理性来对猜测进行推算。即“通过控制实验来确定互动关系”判定其为“科学与对错”^[29]。因此，“科学是一种片面的、（假设下自）系统地看问题的方法”，“不是（系统）范式转移”普适替代的规律研究。“科学的核心就是控制实验”、“系统思想”，从而“产生了实证主义”。这种科学的名分迫使“别的学科都想学他们的东西”才可称为科学。但是“人类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这些规律。“社会科学更麻烦、更复杂”，是因为它的多维、“多层次”性，支撑每个层次都有多个动力机制。社会科学是多层次性下“系统性弱”、“结构和功能也可强可弱”的思维。因此“基本不能进行控制实验”，不具实证“覆盖性法则”。各层次“只有”各不隶属的“机制”，多为“正负反馈机制”、“都是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转移规律。对旅游“社会现象”而言，其中的规律“都是多对一的”多元对应交替机制^[29]。因此对旅游的社会现象的解释，社会科学的人本多元性与自然科学物本化一性的解释有着背道而驰的区别。

2 旅游需求侧的社会驱动力机制与流动交互的转向规律

旅游需求社会驱动力的交互是在社会“流动性转向”原理控制下衍生的行为与社会作用力互动过程，并在不同社会阶段下形成对应的旅游市场、产业与空间格局；其过程在人本性“旅游凝视”（tourist gaze）认知下折射出需求行为价值，在“社会交换理论”导向下行为价值及其社会阶段的价值交换规律才是供给性社会驱动力机制。

2.1 旅游需求驱动的社会转向性及其现实 2.1.1 旅游需求的社会“流动性转向”性控制

人本性的社会学科解释认为，旅游的人本动力“都是多元范式下的范式交替”形成的转移规律。不存在一个唯一的动力学统合原理。从社会形态变化的本质特征上认知，其潜在的动力规律是社会与行为等各方面变化的“流动性”形成^[30]。该理论认为，社会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没有固定的规律，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因此，人们生活的行为策略也变得非理性、短暂易变和碎片化。中国旅游现在正在向大众旅游转型的阶段发展，旅游研究必须在需求“流动性转向（mobility turn）”^[31]理念下，探讨已存在的并正发育的不同旅游流动性及其生成的旅游“欲望需求”和对应的多元范式与多元范式的交互规律。

因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探讨旅游的（欲望）需求驱动力及其机制，“没有覆盖性法则，这些机制各不隶属、互不相关”，需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解释其旅游社会现象” ^[29]，并从中去探讨需求驱动力问题。这才是当前需要探讨的方向性旅游供给规律。从中国的“社会结构”上讲，工业化形成的贫富差距致使中国还处于社会极化的阶段。应对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旅游“社会机制”，还需从社会各阶层公平下的旅游产业与之效益和谐角度、旅游文化与之尊严和谐角度，以及旅游社会与之公正和谐的角度去探讨。否则就会出现旅游市场扭曲性的转向。

2.1.2 旅游需求流动下管理错位的市场扭曲转向现实

旅游的“欲望需求”实现还需政府无错位的管理供给方可以形成旅游市场。也就是说，旅游欲望需求不一定形成市场。必将其放入政府供给侧经过认知后，才能管理出旅游市场。由于政府管理对旅游“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公正性的错判以及带来的错位供给，势必形成市场价值扭曲转向及其对应市场效益或社会价值的“失重”性“失范”，或“膨胀”性“失范”。这种放任权力朝向的产业供给导向实质上具有“歧视”性旅游发展的“左倾思想”在左右。有两种扭曲市场形式。

（1）旅游市场的社会扭曲转向。资本需要投入市场，市场需要资本回报。因此，市场总是向趋利方向转向，即向少数有钱有势阶层的“欲望有机行为”旅游结构转向。政府侧“参与或执行”式的错位供给，势必形成旅游市场的社会价值扭曲。出现社会不公平现象，甚或形成消费的区域社会撕裂。或者大众的旅游欲望需求经过政府错时的、错配的产业体系供给，也会形成旅游社会扭曲。

（2）旅游市场的空间扭曲转向。旅游的产业性是靠旅游财团的区域投入而获得空间经济效益。政府过度关注“有机行为”聚集的效益“极化”旅游区域，忽视大众聚集“公共”区域的社会欲望需求供给，经过政府错域与错配供给，形成区域开发的社会差异，构建了空间功能与社会不公正结构，形成空间扭曲。

2.2 社会阶段性下旅游滚动需求“有机行为”、社会机制交互与空间格局 2.2.1 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机制衍替

工业化发展的社会阶段划分共识于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 W W）“序列模型”的观点^[32]。他将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社会经济特征划分为：传统社会、起步、起飞、持续发展、大众消费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已处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则处于第五个阶段并向第六个阶段过渡。社会学共识于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社会观点^[33]，认为社会的大众消费阶段即是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社会发展阶段对收入与分配的影响作用不同，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 S）提出了经济阶段与社会收入水平对应的“倒U形假设”并得到学界的广泛借用^①。认为起步阶段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共贫是这个阶段的社会与空间特征；起飞阶段的一系列经济特点决定了收入差距会迅速拉大，出现社会“极化”现象^[34]；到持续发展以及其后的各阶段收入差距会逐渐缩小，进入共富阶段；该假设提出的经济发展与阶段对收入起到了决定性控制^[35]。在该控制下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势必逐渐形成了不同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对应的“社会机制”。

2.2.2 社会机制衍替下的旅游（流动）需求的“有机行为”变化

随着社会的阶段发展，也是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顺次进展，表现在各个阶段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有关学科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到后工业化阶段，生活方式发生了由谋生、为工作生活、如何生活、到“让别人看如何生活”的阶段流动性进化。这些生活方式下的行为价值性是社会阶段自然演化带来的^[36]。可以称为需求流动的社会“有机行为”。实质是社会进化带来的人们所期盼的欲望需求“有机行为”

2.2.3 旅游需求有机行为变化下的“有机驱动力”交互规律

生活方式演化的欲望需求有机行为也有对应的旅游社会机制演化替代（表 1）。进入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需求有机行为动力，由追求生活质量的“让别人看如何生活”的生活方式，生成社会性流行的消费（旅游）文化行为，对偶驱动消费行为文化体验的旅游场所及其场所体系，以满足不同阶层人们体现生活质量的（旅游）幸福感。该旅游认知性的感觉进一步折射出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生活行为及其支撑其行为的社会平等公正价值。这种由社会发展带来体验生活质量的旅游动机到旅游生活方式，从少数人出游动机到大众旅游行为驱动的旅游功能供给，可以称为“有机驱动力”（行为）理论。

在工业化后阶段的社会需求有机行为动力驱动下即会产生“消费文化”及其消费文化下的旅游市场体系。

2.2.4 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欲望需求“有机行为”与空间驱动交互格局

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才能形成大众潮流性旅游趋势。旅游的社会主体有机需求已凸现在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中，追求“让别人看如何生活”的价值。这种价值形成了三类日常生活型有机行为及其对应空间趋势。即周日循环娱乐行为、季周度假行为与年季偶然出游行为。这种生活方式“钟摆”式出行有机行为动力促使对应生活场所“旅游化”，并建构区域的旅游空间体系的“全域化”。这种全域化是以旅游依托的城镇体系为先导的、目的地全域化。其景观、产业、空间与社会综合特征就是发达国家已出现的“24小时城市”与“24小时社会”（the 24 hour society）^[37]的全域化。

日常生活循环的三种有机需求行为力对空间驱动力作用构建了全域旅游的地域结构化（图 1）。

2.3 社会转向下旅游行为价值需求变更与驱动范式交互规律 2.3.1 人本旅游行为的价值需求

“旅游凝视”人本理念认为^[38，39]，当居住者出游成为旅游者后就自然赋有体验性审视旅游地一种思维。这种思维下的关注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居住者”，产生了有别于居住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凝视”方面、凝视下的旅游认知功能规律及其认知规律下解释对目的地体验观点与体验性的解释。该解释最终呈现为游者体验环境解释人本性的逻辑，该逻辑折射出需求动力的价值需求。该理念说明一切旅游供给都要符合进入旅游情境身份的人本性“凝视”认知思维规律，其供给侧的结构才能揭示真正旅游需求侧的“有机驱动力”行为价值机制。

2.3.2 旅游“有机驱动”行为侧的需求变更交换功能与价值供给动力规律

旅游行为随着社会发展其需求在价值方面有对应变更并具有交换带来的动力功能。“社会交换理论”^[40]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推演，旅游行为是构建“物本性”旅游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力。而旅游行为产生的持久动力是受到旅游功能体验带来的愉悦交换回报所支配。从人本非理性的角度理解该旅游行为，应是生活方式需求下更深层次的、潜在的个人价值在“交换”与“支配”起作用，并推动旅游的发展。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初，“福特消费文化”初始那时旅游物本性发展是以小众旅游人群的健康、文化、社会与声望等四类旅游“社会”功能的需求价值交换动机而推动，得以逐渐构建旅游空间体系，形成了旅游交换性经济功能驱动力理念^[41]，即小众旅游时代旅游行为的社会价值在社会交换中形成了基础性的物本交换功能体系。随着消费文化深入发展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消费浪潮时，大众旅游的生活方式有机行为带来的“幸福”感价值，持久地推动并形成了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行为在社会交换中形成了人本性社会价值体系，及其对应的文化体验环境。因此，旅游行为侧的需求交换功能提供了社会性价值供给动力。

2.3.3 大众旅游时代“人本生活质量”需求侧的社会价值供给动力机制

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动力，在“让别人看自己如何生活”的过程中，由追求生活（方式）质量体验的“幸福感”价值，形成了消费旅游文化行为的价值驱动力。该动力对偶构建消费文化行为体验的文化旅游场所，以达到体现生活（方式）质量的（旅游）价值。该价值又进一步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自由行”旅游行为及其支撑其行为的全域型社会平等公正价值空间体系。

从初始的小众“社会”旅游动机到全面生活方式价值的旅游交换，形成少数人出游动机的产业物本功能供给，到大众旅游行为驱动的人本价值旅游功能供给，可以称为旅游“有机驱动力”供给替代机制。在旅游市场发展实践中忽视有机行为价值交换，及其动力供给的替代机制，往往会形成管理侧供给错位或市场供给扭曲造就的“失范”性市场。届时只有用管理学的“重构”与“治理”途径可以回归构建旅游价值的人本目标方向及其空间体系。整体上可以把此称为旅游“有机驱动力”替代与管理理念（图 2）。

3 旅游管理侧的供给驱动力机制与交互错位供给的失效规律

后工业化国家管理实践揭示，管理供给随着社会阶段的转换政府“角色”与功能要有进程性转向，随之驱动力机制也发生转变，形成对应阶段人本需求价值性目标的旅游空间体系转向供给。由于旅游产业的社会“舞台”显示性很强，管理者喜欢“拟剧理论”下的“表演”性产业的发展导向。这样就催生了管理侧随着社会阶段转换其政府“角色”不变的“交互”性错位供给，形成违背人本价值方向的产业衍生失效范式。

3.1 社会进程下政府管理供给的驱动力机制转变与目标范式

（新）公共管理学的学理认为，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发展，政府侧供给的角色、导向、对社会的动力功能及其对应管理目标都会发生系列变革。即，每个社会发展阶段政府侧的供给角色、导向、动力功能与目标，都有相应的社会公平与空间公正的进化。政府的角色随社会发展阶段由“统权者”逐步转变为“仲裁者”、“行政分权者”、“主导参与者”到“执行者”的进化（表 2）^[42]。其供给推动的社会功能由“维新”逐渐进化到“制动市场”、“市场型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到“社会价值”的范式。政府供给的目标也逐步转变为生活“安定”、物质“效益”、人本性“市民社会”到提高“生活质量”及其（旅游）“幸福感生活质量”的转变。

现在，发达国家处于“后新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管理”时代，中国应当处于“公共管理”进入“新公共管理”阶段。即，由政府对旅游的“仲裁者”角色转变为“行政分权者”的“市场型公共服务供给”的管理身份。由于国情为故，政府还紧紧把握工业化初期“统权者”旅游供给的范式。力图用行政手段构建“旅游+”与“+旅游”产业，撬动消费市场。势必很难提供该社会阶段人们期盼的“人本性”生活方式的旅游需求价值，带来延续性的过度投资并形成产能过剩。

3.2 政府侧交互管理供给下的市场与社会失效范式

政府侧的管理如有违社会进程阶段下的角色与导向等方面进行了交互性供给，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错位供给。错位供给实际上会对社会功能及其对应管理目标产生系列的失效并形成失效范式。

3.2.1 管理侧交互性错位供给的“拟剧理论”产业现实

从非理性人的角度推理认为，社会性行为有表演性。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社会成员在社会舞台上扮演多种角色，是自己的行为形象用于服务欲达到的目的。人们为了表演，社会出现“前台”和“后台”^[43]。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可以解释政府的旅游管理，存在着政府管理导向的“前台”政治呼应表演，“后台”的自我政绩需求。现在的政府旅游供给的重产业侧的“功能”“制动市场性”具有社会表演成分，离市场需求侧的供给存在着错位。

3.2.2 管理侧错位供给的产业衍生失效范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在供给侧存在着有悖管理供给的转变范式（表 2）情形。尤其是在把握政府作用在社会阶段的角色转换方面，有违阶段转变而“角色”不变的延迟性。这样供给侧的导向、功能动力及其目标都会在实践中发生“错位”，形成泛称的“旅游泡沫”。不但导致旅游发展的失效效应、过度投入下“资本逻辑产生的生态危机”^[44]；还引发社会力的社会（撕裂）冲突，市场空间力的区（域）位冲突，成为区域“邻里区政治”问题。错位供给包括（不适发展阶段的）错时供给、（割裂产业链的）错配供给、（不宜地域的）错域供给以及（决策上的）错判供给等方面。这些都会产生社会区域的抵制^[36]。这种紧紧把握权力朝向的产业优先供给导向，实质是滞后社会发展的“右倾思想”在左右^[45]（图 3）。

3.3 政府侧转向供给的人本价值方向与旅游空间体系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针对旅游需求的社会转向性，政府管理侧供给的导向须有转向，其转向必须始终朝着该阶段对应的人本价值的功能与目标方向。

3.3.1 生活方式质量观下的旅游（社会价值）消费供给理念

精神医学涉及的“成人发展研究”认为^[46]，“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并非富有、成功，而是良好的心身健康及温暖、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心身健康与不受社会制约的“社群”式高度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结合最能体验出“自我社会价值”^[36]。对旅游者体验来讲，即是社会旅游学认为的后现代社会追求“情感部落”获得感的“部落主义范式”^[47]。

3.3.2 “自我社会价值”的人本旅游价值的供给目标

“自我”源自“符号互动理论”^[48]。自我是主观与客观互动产生并获得的认知价值。生活行为在持续不断的社会互动过程中，人们对自己与社会关系互动生成的“自我”价值认识就越清楚。用它解释游客与当地居民在旅游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就会产生“人类旅游学”所涉及的不同“自我”关系类型，即是在旅游过程中方能体现出来的不同“自我社会价值”。当旅游者体验出能促进“良好的心身健康及温暖、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认知时，这种旅游公正环境氛围揭示出了自我社会价值的方向，就是人本旅游价值动力所及目标。旅游行为是自我生活行为的一部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下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互动有不同的“自我社会价值”水平范式。旅游目的地地涉及的社会公平及其场所与环境公正营造始终是人本旅游价值所在。

3.3.3 政府侧转向旅游消费文化（场所与环境）供给的空间体系

心理学认为，“成功不一定等于幸福”。社会心理学提出了让我们感到更加幸福的五个方向。其中“和爱的人与亲朋好友多多相处，并珍视这样的时光”是最为重要的幸福^[49]。可以这样认为，旅游者与同伴的“情感部落”在“自我社会价值”的旅游环境中度过最具有“幸福感”。涉及两类旅游消费文化空间的供给。

（1）居民日常生活质量的行为空间“可获性”结构供给

居民日常生活行为涉及的工作、家庭、购物与休闲场所，尤其是提供“和爱的人与亲朋好友多多相处”的购物与休闲场所，可以让居民度过“珍视这样的时光”的幸福感。这些场所涉及不同阶层对应可以光顾的空间等级体系与年龄偏好的亚文化消费的场所体系。这两个体系健全与否，直接体现居民的生活空间质量“幸福感”的可获性。

（2）旅游生活方式质量的“自我社会价值”需求下的“幸福感”空间供给

“旅游凝视”理论认为当居住者出游成为旅游者后就赋有有别居住者体验性审视旅游地一种思维。因此对体验旅游目的地幸福感认同场所体系，与居住者既有空间的重合又有认知内容的不同。旅游者幸福感的认知空间源于旅游行为“六要素”所涉及的自我社会价值身份认同场所。旅游者在“自我社会价值”的“幸福感”下对场所与环境又附加了消费文化环境的认同、身份平等—自由公正的认同。因此，旅游产业市场的“自我社会价值”场所体系直接体现旅游生活方式幸福感的可获性。由于居住者与旅游者的购物、休闲娱乐行为场所具有共时空性，只是体验幸福感的消费文化认同有差异。前者来源于场所公正的可获性，后者重在环境的体验性。两者容易产生文化体验冲突的负反馈。

4 旅游消费文化市场与管理供给、社会需求交互的引领阻尼规律

旅游市场是政府管理供给与社会有机需求“夹缝”下形成的。当政府供给侧的“统权”性随着社会进程其“角色”转换不当将导致旅游“错位”的权力动力，阻止或放任旅游需求“人本性”生成的“有机行为”动力功能，旅游市场则在两力“夹缝”性下发生市场“错位”与“扭曲”下的“失范”发展问题。后工业化社会阶段是消费文化时代，形成了旅游消费文化引领区域发展的动力性市场。旅游消费文化的引领性市场会对“夹缝”旅游市场的传统驱动力产生阻尼。

4.1 旅游市场发育与供给、需求驱动力的交互机制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变革的对接关系，则产生对应市场发育趋势。持市场观点的学人多偏向于需求侧的扩大。政府主导的管理寄希望于供给侧的改革。中国领导人倡导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两端发力”，“着力培育壮大（新需求）新动能，下大决心提升改造旧动能”^[50]。新公共管理学的公共价值理论认为，区域（旅游）市场发展与政府公共政策供给之间紧密关系的结构是政府（供给）、市民（需求）与市场（演化）三者之间校力的结构关系。他们构成了多维三角形的社会相互制约交互（图 4）及其公共政策导向制约关系下的市场发育规律^[51]。也就是说，旅游市场发育是需求与供给两个力量交互的产物。当政府供给错位时，旅游市场不一定是社会（有机行为）需求产物，成为扭曲的市场。政府符合社会发展阶段规律的管理供给，一定会形成人本化社会旅游需求的市场。

4.2 旅游市场发育的阶段滚动与“24小时社会”的消费文化市场引领趋势

在市场发育的交互力量机制中，每一个社会发展进程下，随着社会生活（方式）需求的提升，对应政府管理供给的角色随之转变，形成市场发育有其阶段性的衍替。发达国家的区域发展始终以城镇体系发展为市场导向的空间基础。大致经历了七个市场衍替阶段（图 5）^[52]。上个世纪末已处于城市（旅游休闲）娱乐导向市场带动区域社会发展的阶段。

由于居者与游者生活质量（方式）体验的场所体系是以城镇体系为基础的，城市社会环境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人们提供休闲文化和娱乐资源（如运动和艺术）的聚集地。这就使它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及其是否是一个有幸福感旅游与居住地的判识之一。发展旅游及其城市休闲文化及其娱乐业已成为后工业城市再生的一项专门的市场导向发展时期。该理念是对后工业城市应具有人本—经济综合消费文化功能的认识，它可以通过策划政治和经济活动来创造消费文化，以提升城市形象作为先导，利用旅游来加强经济效益。被称为新经济时代的城市市场产品，已形成一种新文化工业现象。它已经被学术界称为将（旅游休闲）娱乐作为21世纪（后工业化）城市发展“可持续空间阶段”，并能带动区域发展战略的市场方法之一。还由于创建具有较高生活质量的都市娱乐环境可以吸引“创造阶层（creative class）”来这里工作，创造城市新功能带动区域发展。城市居民与游客一样是“城市体验”的主要消费者，他们生活方式的质量性所需要的休闲娱乐类型日趋增加，通过在文化场所消费自身已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消费的目的，并已引发城市生活质量体验及其方式的主要变化方向。发达国家城市形成“24小时城市”就是城市可持续社会发展的结果，演化到“24小时社会”即是发达国家城市消费发展带动区域更广泛的微观可持续社会过程。因此，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必然是城市24小时旅游产业重组及其空间结构重构并能重塑城市形象的消费文化市场社会，才能以此带动区域“旅游化”下的空间生活质量发展过程。

4.3 消费文化社会下旅游文化（动力性）市场演化及其引领交互的阻尼规律 4.3.1 消费文化演化与旅游文化市场类型交互与替代

消费文化是后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24小时城市”与“24小时社会”是旅游引领消费文化发展的时间与空间特征。研究消费文化的经济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提出了社会消费行为的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生命周期函数、持久收入、与随机游走等假设及其对应的文化消费效应理念。并提出消费文化对生活的空间有区位、社会、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等五种对应的区域消费观念^[36]。仅就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来讲，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消费文化有进程下的市场类型替代性，还有消费阶层、生命周期与偏好及其构建的亚文化消费交互下的市场演化替代性。这些替代性构建了消费文化场所的高尚休闲、大众休闲、刺激娱乐、愉悦保健以及增智娱乐等五大场所类型及其社会阶层消费的等级体系^[36]。

4.3.2 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下消费文化市场类型的重构及其演化规律

消费文化潮流下，旅游供给与社会需求一定会朝符合人本性文化旅游消费的市场阶段及其类型消费趋势发展。这些旅游市场类型及其地域结构随着社会进程、阶层衍替会发生产业类型替代性重组及其市场等级交互性空间重构（表 3）。

消费文化下的消费文化类型及其空间场所有两个利益群体在使用。一个是当地居民可获的空间消费场所体系，另一个是旅游者认同的空间目的地体系。这两个体系既合一又分离。当旅游消费文化市场供给超越当地居民的消费文化发育阶段，或者背离当地主体阶层消费类型时，旅游者的文化类型与消费场所就会影响居民对生活空间质量的体验，并产生“社会文化威胁”等诸多的“错位”与“扭曲”消费交互市场的“失范”性产业^[53]。

4.3.3 消费旅游文化动力引领性与惯性市场（产品）交互的阻尼规律

消费文化时代的旅游消费文化代表了旅游者的生活方式价值。消费文化的潮流性浪潮又推动旅游消费文化市场发展与文化产品的替代以及带来文化旅游品牌的消长，他们又代表了旅游者生活方式价值的演化水平。因此，旅游消费文化衍生的产业性就会对传统（意义的管理供给与社会惯性需求导致的）市场催生进一步的替代性交互，产生交互阻尼动力。即，潮流性的旅游消费文化往往会对传统市场发展产生阻尼，进而推动新市场的发展。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产生以前的旅游市场及其民生性“物化产品”不存在消费文化，仅有物本消费功能。消费文化发育阶段的旅游市场是人本性的“文化品牌”产品市场，因此就存在消费文化对惯性市场的交互与阻尼力。旅游消费文化的出现，致使旅游市场必将是消费文化包裹下的人本性产物。“24小时社会”下旅游消费文化市场也不是工业化社会意义的管理供给与社会有机需求“夹缝”下的产品市场，已成为管理的权力动力、需求的社会动力又与消费文化（产品）空间动力这三种力量所制约的市场。

5 旅游供给、需求与市场的动力交互反馈、区域管理及其规划控制

区域旅游发展实际上由供给侧动力与需求侧动力及其作用于空间市场的反馈作用力三种力交互形成的机制力，空间产业是其反馈形式，产业结构演变是其反馈的转换范式。产业转换结构类型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控于政府供给侧的权利导向力在减弱。随着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由于消费文化动力聚集了社会发展动力方向，生成旅游消费文化导向的阻尼惯性市场机制并主导了产业转换反馈范式，形成了以（产业）空间动力与社会动力交互为主的旅游发展反馈范式。面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三种作用力交互及其消费文化的导向阻尼性，有必要从区域科学角度研究人本价值的旅游发展控制理念并探讨控制供给下规划范式。

5.1 旅游供给、需求与市场动力交互的反馈机制与范式 5.1.1 旅游发展动力供给侧与需求侧耦合交互机制的反馈范式

据社会地理学揭示空间（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动力学原理认为^[36]，任何产业要求的土地利用与空间变化追索其动力本质，它是政府权利与社会因素耦合在空间的冲突过程，并引发生活与旅游场所置换的社会问题。政府推行的“旅游+”或“+旅游”旅游产业在空间的构建，势必引发空间的社会冲突问题。有三种动力力量在交互，即政府侧供给的“权利（行为）动力”、社会需求侧的“内在（社会）动力”与市场承接侧的“（社会）空间（或产业区位）动力”。三力交互后形成反馈范式的机理是：社会需求侧“内在（社会）动力”往往通过政府侧供给的“权利（行为）动力”作用于（社会）空间形成产业并与之和谐。随着社会阶段的转换，不断提高的社会需求内在动力迫使政府供给的行为动力必须转换供给方式，才能与（社会）空间（或产业区位）和谐。否则，滞后的权力供给会带来“失效”的需求反馈及其错位与扭曲的市场。同样，随着社会阶段的转换，区域旅游发展也存在政府供给侧行为转换动力、社会需求侧社会转换动力耦合下的旅游产业市场的转换规律。他们交互的反馈的转换结果就形成具有新公共管理学意义的政府管理供给范式转变与对应市场范式演变的机理（图 6）。

从图 6揭示：其一，从旅游动力替代与交互的角度，旅游发展不但是管理的替代发展，也是需求的替代发展，才会对应形成市场的反馈性转换发展。它是多层动力替代、交互后反馈下的多维社会朝向性产业的发展范式。即旅游市场一般呈现为供给与需求动力交互下具有多层次替代的发展反馈范式。有阶段替代下的供给与需求的替代反馈发展，也有供给替代下与需求替代的对应交互性反馈发展；当供给与需求动力在不对称的交互下，旅游产业市场不是左倾社会价值导向反馈、就是右倾产业效应导向反馈。就会形成错位供给与扭曲需求的产业体系。

其二，从某一具体发展阶段来看，政府供给方式或社会需求都存在对应五种社会与产业市场供给类型或五类生活与市场需求类型效应（图 6）。当政府供给角色错位或社会需求价值扭曲时就会反馈生成“失范”性旅游产业。

其三，随着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种主体类型的区域旅游发展交互的动力机制及其反馈发展范式。一是权力动力大于（产业）空间动力+社会动力的交互动力机制及其旅游发展反馈范式：在工业化阶段还没有出现消费文化及其对旅游的影响时，旅游“物化产品”产业体系的建立就成为市场供给的发展方向。政府侧管理的权力供给导向，就会平衡社会需求与空间价值侧的各种力量替代并形成交互的民生性的“物化产品”反馈方向。当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时，如还沿用“统权”时代的供给管理，实际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式的“产业政策”错位导向^[54]，其旅游发展的反馈范式必定是负面“失范”类型。二是空间动力与社会动力交互的动力机制及其旅游发展反馈范式：进入工业化后随着全球性消费文化的演进，旅游者追求生活方式质量的幸福感价值，需求人本性产业体系的建立就成为市场发展的方向。在市场动力与社会动力交互导向助力下，就会平衡管理侧的各种供给替代并形成人本性“文化品牌”反馈性的市场体系。在此阶段，社会需求动力超时代膨胀、产业动力交互扭曲性迎合，则旅游发展的反馈范式必定是负面“失范”类型。

5.1.2 社会消费文化动力下旅游消费文化的市场阻尼机制的反馈范式

后工业化的社会消费文化是全球性的并具有人本的普世及其普适性。当区域管理供给侧还处于政府的旅游产业性主导供给下，或者当供给的市场呈现社会需求侧大众欲望旅游需求与消费文化潮流的旅游时代性有悖时，交互性生成的“失范”反馈产业就会出现经济与社会效益负向作用，即是对供给侧管理生成的失范市场的阻尼力。该阻尼力实际是支撑消费文化潮流性市场发展的内在消费文化动力，或称为社会动力。这也说明消费文化时代旅游产业的空间动力实际上被消费文化（动力）包裹着。消费旅游文化表象上是对市场（惯性产业）效益有阻尼力，微观上隐藏着对供给、需求这两方面阻尼力。一是对供给侧政府角色错位的阶段阻尼；二是对需求侧有机动力扭曲的社会阻尼；其结果表现为对现实市场消费文化失范的再反馈。揭示现实中这种类型的供给、需求与消费建构的产业都是小众市场，或者是迟滞市场。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消费文化对失范市场的阻尼力也是双向存在的。错位供给权力动力与扭曲需求社会动力同样会产生对不断演进消费文化潮流的阻尼力。

5.2 动力交互范式下区域旅游管理侧的控制供给导向 5.2.1 区域旅游管理的公正价值公正程序控制思想

公平的理念是构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准则，也就是社会体制分配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以及确定社会利益的分配方式。因此，社会的供给价值必须与空间供给价值耦合，而且社会—空间供给价值还必须与社会发展阶段人们的需求期望价值耦合^[55]。

社会进程下旅游动力有阶段转移的机制，每个社会发展阶段其旅游发展的动力是权力、社会力与市场空间力交互的结果。无论处于何种社会进程阶段，政府旅游公共管理的思想始终应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组合交互动力。“社会参与”是“社会民主的一个必须的形式，也是市场下制约行政供给公正的平衡方式”^[56]。针对进入新阶段的政府管理，在社会参与下，其管理主要是对上一个阶段进行反馈与替代性“治理”，并与新阶段管理目标进行价值耦合，用公共行政“重构”规划进行公正价值的程序控制^[42]。

5.2.2 新公共管理程序供给下的“空间规划”控制管理理念

中国旅游规划具有30多年的发展壮大的历程。实践从业者们在一套法定的规范程序控制下^[57]，至今还浸沉在旅游产业功能规划的范畴之中。规划研究学者忙于应付政府提出的“旅游+”或“+旅游”等层出不断、各类发展目标平台的旅游目的地类型的“模式”规划探讨^[58-60]。中国旅游规划主力军旅游地理学科来讲，受此类“现实主义价值趋向的影响”，仅追求政府导向的“应然状态”^[61]取向，有失旅游人本价值学理。现在面临旅游业的转型，基于中国现实主义价值角度，虽然也提出如“创模式、创新品、创融合、创效益、创和谐”的“五创”规划理念等^[62]。但是始终进入不了新公共管理学指向的规划学理之中。

新公共管理学及其公共价值管理学理认为，社会发展集中体现在区域发展或城市化方面。这些方面与公共政策之间紧密关系的结构是经济、环境与文化的发展及其生成物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政府（国家）、市场（区域或产业）和社会（市民）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推动其发展。就旅游而论，还有旅游消费文化对三者的反馈性阻尼关系。它们构成了多维交互的社会相互制约动力，及该动力制约关系下公共政策的人本性导向。

在公共政策人本性导向下，区域空间性规划必须结合三个目标的有机统一。即，社会发展制约机制的（市民）社会目标、对应的人本生活社会目标及其落实到空间规划的价值地域目标。他们构成了公共政策导向下动态反馈响应的管理目标框架。可以把该新公共管理的管理政策目标落实到区域或管理路径规划之中，称其为“新区域经营”的规划理念。该规划理念是将社会公正与区域耦合进行价值统一的规划，将三个目标统一到同步发展的区域空间体系之内，落实到市民社会的生活质量空间单元体系之中^[51]。

5.3 “新旅游经营”控制供给下“社会与区域公正”规划范式 5.3.1 “新旅游经营”的规划理念

依据新区域经营理念，旅游供给侧的管理及其规划必须纳入“社会公正与区域耦合的价值统一”导向之中。标志进入了以人本生活质量价值为本的“新旅游经营”供给时代。新旅游经营所涉及的旅游管理理论，追求居者与游者的行为在旅游区域或场所的社会公正的耦合，最终才能够构建旅游区域“社会与空间生活”质量目标。新旅游经营重在把控适合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需求旅游“目标”的经营。它也是现在政府管理供给的旅游时代价值所在^[63]。

新旅游经营目标：政府以“参与”或“执行者”角色的公正管理导向下，以提高旅游产业发展为基础，提升旅游者生活质量方式的市场体验价值，同时提高区域体系下市民社会生活价值的空间可获性质量。即，新旅游经营必须体现居者与游者双社会人群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的“社会与区域价值统一”的目标。

新旅游经营供给下的管理行动规则：协调偏“右”“错位”的旅游产业经济导向供给与偏“左”“错位”的旅游社会“歧视”导向供给，采用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进程下的“市民社会”需求与对偶的旅游产业体系供给、及其对偶的社会生活区域体系的“空间价值统一规划”供给。即，旅游“社会与区域价值统一”规划目标必须耦合到承接旅游者的产业体系之中，并耦合到承接居住者生活区域的生活质量价值体系之中。该类价值统一规划具体要把握社会发展进程下旅游“四类价值（政府“角色”公正下的社会旅游需求和谐价值、产业功能价值与空间公正体系价值及其以之为基础构建的旅游者与居住者社会生活质量公正目标价值）”方向，才得以实现“新旅游经营”的规划目标^[42]。

5.3.2 “新旅游经营”的规划规则

新旅游经营供给的规划路径是重构与治理范式：重构规划即是在“新旅游经营”管理下的规划重构。是以改进中国当前政府供给侧“统权”式导向下、将旅游“公共价值管理”落实到产业及其区域。以构建旅游的“产业、社会、空间与目标”范式耦合的“社会与区域价值统一”的社会发展功能重构。

新旅游经营的规划治理：结合旅游社会的游者与居者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空间体系的四价值目标耦合的重构方向进行具体治理规划。规划治理的操作规则：首先，要进行产业重组下的区域体系治理。即针对消费（旅游）文化阶段发育下的旅游产业结构进行治理，使其耦合到新旅游经营的区域公正体系中。最终使其成为旅游者生活方式质量、居住者生活空间质量要求下的区域目标与内容的治理；针对社会发展进程下对应旅游生活质量的区域体系进行产业体系治理，使该空间产业体系的结构具有旅游者与居住者共同具有“幸福感”水平的旅游质量区域体系。

其次，价值体系治理：依据管理学的普世“公共价值管理说”思想，构建新旅游区域的价值体系治理规则。主要针对政府供给侧“统权者”式经营的“错位”价值体制进行治理。如面对区域“旅游+”、“+旅游”产业功能体系导向下产生的市场“扭曲”外延进行治理，及其“统权”方式推行“全域旅游”产生“错位”开发的社会公正问题进行治理。其核心是在审视社会是否进入“市民社会”价值体系下，政府是否以“主导者”角色供给了区域旅游发展指向、该指向是否体现有四类权利（即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与分配及其冠名权）公正，以及是否体现“分权”式公正规则。只有这样的治理规划才能构建人本性的旅游经营区域体系，最终形成“社会化”的旅游生活方式价值与居民生活空间价值体系。

5.3.3 旅游社会公正持续发展规划的路径（见图 7） 6 结论

本文尝试性地从新公共管理学的公共价值理论出发，研究区域（旅游）市场发展与政府供给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及其结构。提出该结构在受消费旅游文化阻尼力的制约下，政府（供给）、市场（演化）和市民（需求）三者动力之间交互范式，并呈现旅游产业的正负反馈消长的动态结构关系。该结构在多层动力替代及其交互下形成多维社会性旅游产业朝向。现实旅游市场均是三者耦合交互下的市场。包括三者价值耦合的正反馈下形成的主体市场、供给错位负反馈下的迟滞市场与需求扭曲的小众市场构成。

从社会科学的多层下的多元对应交互机制理念出发，认为旅游动力存在多层与多维动力及其存在的发展替代与阶段转换交互及其反馈范式规律。尤其是政府供给的“统权”消长反馈导致“错位”权力动力替代规律、需求的“欲望有机行为”消长反馈形成社会“价值”动力替代规律。揭示旅游发展的市场规律是政府管理供给与社会有机需求的交互“夹缝”下形成的，并呈现为替代性动力下多变的替代市场；两种替代性动力不对称下交互市场的“夹缝”性又导致“泡沫”与“扭曲”性旅游发展“失范”问题；从社会科学的层次构成与动力“正负反馈机制”交互转移规律出发，认为消费旅游文化具有人本的普世及其普适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产业的空间动力越来越被消费旅游文化（阻尼力）所包裹。后者会对错位的供给（动力）负反馈与扭曲的需求（动力）负反馈、以及（产业）市场的空间（动力）的负反馈产生阻尼力。

从人文地理学构建空间结构价值体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针对构建旅游区域居民生活质量与旅游生活（方式）质量价值结构目标的新旅游经营理念。该理念可以对旅游发展的各层次替代以及动力交互范式进行控制性管理及其规划。

注释：

① 库兹涅茨曲线最先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的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