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由若干社会群体所居住的具有边界特征的地理空间，其成员通常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关系网络和价值体系^[1]。过去的20年里，旅游社区可持续性思想发生了较为重要的转变，即从社区稳定性(community stability)静态观念向社区恢复力(community resilience)动态的观念转变。社区恢复力研究关注社区经济生产力、环境健康和社会诉求之间的平衡力。人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恢复力理论应该聚焦于人的认知和行为，才能更好的理解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2-4]。从居民主观认知角度测度社区恢复力，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社区认知层面的因素对恢复力的影响机制，也是一个成功的社会生态系统管理的需要。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以复杂的方式运行，是旅游发展下的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5, 6]}，包括社会、经济、生态、治理等多个子系统，构成旅游系统中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系统。旅游地社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多尺度相互影响的社会—生态系统，不仅受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内部生态系统状况的制约，以及个体(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企业、农民等)、政府等行为主体与行为触发因素的影响，在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旅游思维忽略了系统内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没有从社区、自然和社会综合的角度分析旅游业可持续发展^[7-10]。因此，本文从社区恢复力视角，建立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模型，定量测度千岛湖社区恢复力，运用回归和通径分析，识别社区恢复力的脆弱性及应对能力影响因子，探索单一因子和复合因子对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和机理，为探讨恢复力视角下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建立更合适的社区适应性共同管理体制提供决策参考。

1 社区恢复力研究进展与理论模型构建 1.1 社区恢复力概念溯源

社区恢复力的思想从社会恢复力演化而来。Plodinec回顾了1973—2009年间40个恢复力定义，涉及物理、自然、社会经济和社区等，其中23个定义涉及社区恢复力^[11]。Frankenberger列举了2000年以来13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区恢复力定义^{[12, 13]}。美国“社区和区域恢复力机构”认为社区恢复力是面对激烈变化，预测风险，限制不利影响，能迅速通过生存、适应、进化和增长等方式的快速反弹能力；并进一步确定了社区恢复力的5个核心概念：属性或特征、持续性、适应性、轨迹性、可比性^[11]。国内学者郭永锐对社区恢复力的地理学研究议题和旅游社区恢复力研究框架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14, 15]}。从社区恢复力概念演化看，社区恢复力既是结果也是过程；既是预防，也可能是恢复。恢复力是社区能够成功地应对基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参数的内源性和外源性扰动的杠杆^{[16, 17]}。

1.2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社区恢复力要素与评估

从恢复力理论角度，较多学者日益关注社区旅游发展与恢复力思维交互，对旅游地社区恢复力的建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2, 7, 18, 19]}。Ruiz-Ballesteros指出社区旅游发展战略鼓励村民适应不确定性的生活，同时要求加强互惠规范，知识共享和自组织，这些都是一些社区恢复力的基本要素，并初步分析了社区旅游恢复力与社会、生态和旅游发展的动力关系^[2]。恢复力联盟、Magis认为，社区恢复力由社区可获取的一系列资本资产测度，资本资产越高，社区满足居民不同诉求和响应外部变化的能力越强^{[19, 20]}。Walker和Salt选择恢复力指数作为研究的因变量，生态多样性、经济多样性和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进行测度^[21]。Harris等识别了影响社区恢复力的因子，包括人口规模、社区领导、基础设施、社区自治性和经济多样性^[22]。资源可得性和相关制度的网络性，是影响社区响应变化和达到理想结果的关键因素^{[23, 24]}。Holladay和Patrick确定了恢复力包括社会、治理、经济和生态恢复力等四个因子^[25]。不同学者提出了多种社区恢复力测度要素，为社区恢复力测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3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社区恢复力测度模型构建

恢复力与脆弱性关系的认识尚存在一定争议。Folke等指出脆弱性是恢复力的反面，允许就其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而言评估一个旅游地的恢复力^[26]。但Buckle等认为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关系，不能简单视为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之间可以呈正相关性，也可呈负相关性^[27]。这种关系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的应对能力，系统脆弱性高，但应对能力强，可能恢复力也强；而系统脆弱性低，应对能力也低，一旦遭遇重大干扰，可能恢复力也低。基于这种观点，恢复力的强弱应是脆弱性和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社区恢复力主要表现在社区所经受的风险(压力)和应对能力。面对外来压力和内部干扰，社区所经受的风险(压力)是系统的动力系统，是产生系统脆弱性的驱动因素和原动力；应对能力是系统面临风险时表现出来的反应。系统所经受的脆弱性(压力)、应对能力、恢复力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社区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体系，其测度维度仍可借鉴Holladay的社会、经济、生态和治理四个方面(图 1)。在模型中，不仅要考虑系统一般性，也要考虑到在系统内不同的团体和个人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和不对称性，尤其是存在冲突问题^[28]。社区恢复力关键在于保育良好的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调动利益相关者有意参与决策过程，为传统管理向对应决策管理转变。

2 研究方法与样本结构 2.1 研究方法 2.1.1 问卷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样本。调研组于2013年4月在淳安县进行预调研，正式调研7月中下旬开展。依据淳安县各乡镇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及社区类型，进行多阶段分层抽样。第一阶段，先根据各乡镇发展特点与人口构成对环千岛湖乡镇进行划分和归类，选取千岛湖镇、左口乡、汾口镇、姜家镇、界首乡、宋村乡、石林镇7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区来调研；第二阶段，在选取的千岛湖镇，按照老城区、商品住宅社区和安置性住房社区、商业街四种类型社区抽取了7个调查单元(江滨社区、南苑社区、望湖社区、西园社区、新北社区、平山街安置区、秀水街商业街)；第三阶段，通过对千岛湖镇部分居民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访谈，选取辖区内大型或特色住宅小区进行调查。在7个乡镇干部带领下，调研组采取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深入居民家庭进行面对面调查，逐户发放，现场回收，力求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共发放问卷780份，回收710份，有效问卷690份，问卷回收率为91.03%，问卷有效率为88.46%。

2.1.2 通径分析

通径分析(path coefficient)最早由数量遗传学家休厄尔·赖特(Sewall Wright)在1921年提出。通径分析是对相关系数进行分解，分离出某一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通过其他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间接作用效果和总的作用效果。r_ij为解释变量X_i和X_j的相关系数，r_iY为X_i和被解释变量Y的相关系数，P_iY是直接通径系数，X_i通过其他解释变量X_j对被解释变量Y的间接通径为r_ijP_jY。其原理如下^[29]：

$\left\{ \begin{array}{l} {P_{1Y}} + {r_{12}}{P_{2Y}} + {r_{13}}{P_{3Y}} + \cdots + {r_{1k}}{P_{kY}} = {r_{1Y}}\\ {r_{21}}{P_{_{1Y}}} + {P_{2Y}} + {r_{23}}{P_{3Y}} + \cdots + {r_{2k}}{P_{kY}} = {r_{2Y}}\\ {r_{31}}{P_{_{1Y}}} + {r_{32}}{P_{2Y}} + {P_{3Y}} + \cdots + {r_{3k}}{P_{kY}} = {r_{3Y}}\\ \cdots \\ {r_{k1}}{P_{_{1Y}}} + {r_{k2}}{P_{2Y}} + {r_{k3}}{P_{3Y}} + \cdots + {P_{kY}} = {r_{kY}} \end{array} \right.$

一般来说，当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和回归关系时，通径分析才有意义。直接通径系数表示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大小，得到回归方程的标准系数即为直接通径系数(直接效应)，反映影响因子对社区恢复力单一作用关系。直接通径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该变量对恢复力直接影响越大。间接通径系数(间接效应)为直接通径系数与相关系数的乘积，表示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通径系数与间接通径系数的和即为总效应，可反映影响因子对社区恢复力总复合作用关系。

2.2 样本结构

样本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及收入水平的被访者(表 1)。690位被访者中，女性占52.8%，男性占47.2%；年龄以18—60岁为主(约为73.2%)，拥有本地户口受访者占主导(约为77.1%)，农民、个体经营户、旅游从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居多(约为78.5%)；被访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接近高中、大专水平，年均收入处于1—10万之间(约为78.9%)；居住时间超过10年以上的达68.7%。因此，抽样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问卷设计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法，并对问卷中的各量表进行了缺失值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每个量表均存在部分缺失值，但所有条目的缺失值比率均远低于5%，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对于问卷中的缺失数据，采用了“均值替代法”，在满足随机性的前提下用均值来代替缺失数据，以保持尽可能多的样本。

3 千岛湖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 3.1 社区恢复力认知公因子提取

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6项恢复力指标采用主成分法提取公因子，获得8个公因子(表 2)。将这8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政府治理弹性(R₁)、社会资本网络化(R₂)、自然景观原生性(R₃)、社区治理能力(R₄)、经济多元化(R₅)、人工设施控制力(R₆)、漏损最小化(R₇)、社会参与平等性(R₈)。8个因子分别解释了总方差的26.653%、9.159%、6.476%、5.234%、4.073%、3.497%、2.885%、2.855%，累计解释总方差的60.831%，表明8个因子对居民社区恢复力认知有显著性的影响。

同理，提取出脆弱性指标(C)的公因子为社会压力因子(C₁)、生态退化因子(C₂)、生计脆弱因子(C₃)、外来挤占因子(C₄)、设施干扰因子(C₅)，个体应对能力指标(A₁)为社会应对能力因子(A₁₁)、经济应对能力因子(A₁₂)、生态应对能力因子(A₁₃)，政府应对能力指标(A₂)为生态应对能力因子(A₂₁)、社会应对能力因子(A₂₂)、经济应对能力因子(A₂₃)。

3.2 因子的信度与效度

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系数)来衡量同一量表内题目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以SPSS中信度检测刻度(scale)以及因素分析进行因素的提取，信度检测刻度要求α＞0.7；因素筛选以特征值大于1为选取标准，各变量选取要求因素载荷大于0.3，低于0.3的变量被剔除。脆弱性C、个体应对能力A₁、政府应对能力A₂、恢复力R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74、0.759、0.894、0.915，各个维度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介于0.706— 0.854之间。因而，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分析首先采用KMO检验，结果显示脆弱性、个体应对能力、政府应对能力、恢复力的KMO值分别为0.887、0.782、0.901、0.919，表明取样代表性足够；再进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均通过了Bartlett球形显著性检验(p=0)。样本具有较高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3.3 社区恢复力认知测度 3.3.1 社区恢复力认知各维度测度

运用SPSS对恢复力4个维度8个因子的赞成率和均值进行测度，结果发现，政府治理弹性因子的解释方差最大，表明政府治理在社区恢复力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是社会资本网络化；4个子系统中，社会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高，其次是治理系统恢复力，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低(图 2)。

社会系统恢复力各认知项均值介于3.41—3.99之间，赞成率较高，居民大多持认同态度，恢复力处于中等偏上，居民对旅游促进社会总体发展给予了较高的肯定。治理系统恢复力各认知项均值介于3.21—3.63之间，赞成率相对较低，居民总体保持中立态度，恢复力处于中等偏下，居民对政府和社区的治理效果仍不甚满意。生态系统恢复力各认知项均值介于2.98—3.80之间，赞成率较低，恢复力较低。说明居民一方面认识到旅游提高了社会恢复力，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旅游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过多的人工设施破坏了自然景观的原生性，与千岛湖区域恢复力的客观测度结果是一致的^[30]。经济系统恢复力各认知项均值介于2.86—3.17之间，赞成率相对最低，恢复力也相对最低。经济资本是恢复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它可以用来应对冲击和压力，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成功。然而由于旅游带来的当地房价和物价上涨、土地紧张、外来人员增加等，导致当地居民的直接经济受益相对较小，居民对经济系统恢复力提高的赞同率很低。

3.3.2 社区总恢复力认知测度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采取社区恢复力的4个维度8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提取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社区恢复力综合指数评价值。结果显示，评价值在2—3之间高达77.25%，3—4之间仅8.4%，千岛湖社区恢复力认知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进一步对690个样本的社区恢复力综合评分进行频次分布，发现社区恢复力综合评价值呈现偏正态分布，平均值为2.42，标准差为0.45，绝大多数居民保持中立态度。

许多景区旅游发展都会引起土地征用、景区移民、旅游污染、旅游收入分配不均等对当地社区居民权益的损害问题^[31]。从居民认知角度测度，这些问题更加突显。千岛湖旅游发展历程中，尽管社会财富在不断积累，政府管理也在不断改革完善，但居民对比生态环境系统，因为旅游干扰，可能出现了较多的人工化、商业化以及不同程度的破坏；对比经济系统，因为旅游发展而导致物价、房价提高等，这些都与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更易察觉和体会。治理和社会系统维度的恢复力认知值虽较高，但这些负面效应容易影响居民的恢复力总体认知。各子系统利弊交互及居民的部分矛盾心理，导致他们对千岛湖总体上既没有过多的抱怨，也没有较好的满意度。因此，从居民角度来看，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尚有较大空间。

4 千岛湖社区恢复力认知影响因子与机理

为考量脆弱性认知、应对能力认知与社区恢复力认知之间的关系，以社区恢复力认知及相关维度为被解释变量，以脆弱性、个体应对能力、政府应对能力各因子为解释变量。采用多元回归模型，通过回归系数和t值检验，筛选影响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的主要因子。

4.1 社区总恢复力影响因子分析

根据多元分析筛选结果，生态退化因子(C₂)、个体应对能力(A₁₁、A₁₂、A₁₃)和政府应对能力(A₂₁、A₂₂、A₃)等7个因子对社区总恢复力认知产生影响，相关性及通径分析表明这些关键因子对社区总恢复力作用方式与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表 3)。

4.1.1 政府应对能力对社区总恢复力的影响

政府应对能力总复合作用最强，且以直接效应为主。政府的经济应对能力A₂₃、生态应对能力A₂₁、社会应对能力A₂₂对社区总恢复力的单一作用最强，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0.3733、0.3056、0.1678；与其他主要影响因子对社区总恢复力产生的总复合作用强度分别为0.4679、0.4024、0.2803。政府经济、生态、社会应对能力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79.78%、75.94%、59.86%，表明政府的经济、生态应对能力直接效应最为显著，但间接效应相对较低。然而，政府的社会应对能力间接效应较为显著，并通过个体社会、经济、生态应对能力这三个因素协助共同对社区总恢复力起到促进作用，其间接效应分别为0.0768、0.0161、0.0171。政府应对能力对社区总恢复力起到了直接主导作用，但也离不开个体应对能力的支持。

4.1.2 个体应对能力对社区总恢复力的影响

个体应对能力总复合作用也很强，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存。个体的社会应对能力A₁₁、生态应对能力A₁₃、经济应对能力A₁₂对社区总恢复力的单一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0.178、0.1226、0.0963；与其他主要影响因子对社区总恢复力产生的总复合作用强度分别为0.3345、0.2784、0.3864。个体社会、生态、经济应对能力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53.21%、44.04%、24.92%，表明社会、生态、经济应对能力的直接效应较为显著，间接效应也较显著。尤其是个体经济应对能力通过政府的生态、社会、经济应对能力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874、0.028、0.1804，主要复合作用强度高达0.2958，政府经济应对能力为个体经济应对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平台。个体生态应对能力通过政府的生态、社会应对能力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276、0.0233，主要复合作用强度达到0.1509，个体的生态保护行为、生态保护意识等生态应对能力，需要政府生态和社会应对能力配合。个体社会应对能力通过生态退化、政府的社会应对能力和经济应对能力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081、0.0724、0.0561，主要复合作用强度为0.1366，说明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应对能力共同协助个体的社会应对能力。总体上，个体应对能力对社区总恢复力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对政府应对能力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4.1.3 社区脆弱性对社区总恢复力的影响

脆弱性总复合作用较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存。脆弱性的生态退化因子C2对社区总恢复力有抑制作用，其对社区总恢复力的单一作用很强，作用强度为-0.0922，与社区总恢复力呈现负相关关系；与其他主要影响因子对社区总恢复力产生的总复合作用强度为-0.1548；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59.56%，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相当。生态退化通过个体社会应对能力因子、政府经济应对能力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156、-0.0429，但若加上与个体和政府所有的应对能力因子的间接效应，则主要复合作用强度为0.0585。个体社会应对能力和政府经济应对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退化与社区总恢复力之间的矛盾，但掩盖不了社区脆弱性增加的事实。

4.2 社区恢复力认知综合影响机理与提升途径

进一步运用相关分析和通径分析得出脆弱性、个体应对能力和政府应对能力对社区各维度恢复力的直接与间接效应。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脆弱性、个体应对能力和政府应对能力的各变量对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并存，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并存，影响强劲与影响低弱并存(表 4)。

4.2.1 影响方式

大多数变量对恢复力的影响都是复合的，在复合影响中以直接影响为主、间接影响为辅的居多。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下，政府及政府政策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直接导向与促进作用，因此居民感知最强烈，对社区恢复力认知的直接效应最明显；个体应对能力的间接效应也主要通过政府应对能力显现。由此，提升社区总恢复力，需推动政府的收入公平能力、就业保障能力、经济贡献能力等经济应对能力，不断完善政府商业化控制行为、生态技术推广能力、生态保护投入能力、生态管理监控能力、生态保护贡献能力等生态应对能力。

4.2.2 影响性质

以正向影响为主，负向影响主要表现在社区脆弱性对恢复力的影响上。恢复力大小是脆弱性与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凭借不断增强的政府和个体应对能力，就总复合作用而言，某些社区脆弱性的负作用叠加上应对能力的缓解作用，综合结果仍呈现出正向影响。但也应看到，旅游发展所引发的经济多样性减少、物价上涨、生态退化等现实问题，对居民的直观感知有着较为强烈的冲击，并形成社区脆弱性负面感知，导致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认知值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度、满意度是提高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重要方面，旅游地在不断创造社会资本的同时，更应注重自然资本的积累，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性，提高居民生活福利，进而促进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2.3 影响程度

政府应对能力对恢复力认知的影响相对最强，个体应对能力和社区脆弱性对恢复力认知影响相对较弱，尤其是个体应对能力对多数恢复力认知维度未产生明显影响。恢复力认知测度结果显示了政府治理弹性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表明当前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的缺乏和对系统发展的漠视。在对恢复力提高责任主体的访谈中，只有约39.96%的居民认为老百姓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需承担一定的责任；71.74%的居民均认为旅游发展的决策者是政府，将当地发展的责任完全归于政府，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实际上，政府社会应对能力对社区总恢复力的作用，也需要发挥个体应对能力的间接作用。政府的社会宣传引导行为、社会风险控制能力、旅游宣传引导行为、社会文化贡献能力，也依赖个体的自我学习能力、文化保护行为、关系协调能力大小。因此，社区总恢复力的提高需要进一步发挥个体作用，鼓励居民参与，增强个体社会责任意识。

5 结论与讨论

(1) 社区恢复力认知维度可提取8个因子，涉及治理系统恢复力(政府治理弹性R₁、社区治理能力R₄)、社会系统恢复力(社会参与平等性R₈、社会资本网络化R₂)、生态系统恢复力(自然景观原生性R₃、人工设施控制力R₆)、经济系统恢复力(经济多元化R₅、漏损最小化R₇) 4个方面。政府治理在社区恢复力中的作用最为显著，是社区恢复力提高的主导力量。

(2) 居民对千岛湖社区恢复力认知综合平均值为2.42，处于中等偏下水平。4个子系统中，社会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高，其次是治理子系统恢复力，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认知值最低。系统发展应避免过于注重社会财富增加和政府治理效应，而忽视生态资本的积累与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与稳定性。

(3) 社区脆弱性、个体应对能力和政府应对能力的各变量对社区总恢复力及各维度认知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方式上，多数呈现以直接影响为主、间接影响为辅的复合影响；影响性质上以正向影响为主，负向影响主要表现社区脆弱性对恢复力的影响上；影响程度上，政府应对能力影响相对最强，个体应对能力对多数恢复力认知维度未产生明显影响。需进一步促进个体与政府的相互融合，共同提高社区恢复力。

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与研究：① 恢复力认知主体的分类。恢复力认知是基于问卷调查与访谈基础的研究，其结果受到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及主观意愿影响，能否根据认知结果将被调查者进行分类，从而为恢复力的管理对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值得进一步研究。② 恢复力主观认知与客观测度的比较研究。根据千岛湖区域恢复力的客观测度结果^[30]，可以看出与本文的居民恢复力主观认知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区域高恢复力并没有得到居民的认同或者并没有被居民感知，可持续发展行为一方面要能够保护生态系统，另一方面也要让居民的福利得到提高及延续。因此对恢复力主客观测度的结果进行比较，揭示其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影响因素，探索适合自然和人类发展的恢复力措施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