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在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十分突出^[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得到蓬勃发展并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苏南和浙江等涌现大批中小民营企业的典型地区。随着进入新常态，中国面临经济增速减缓和结构转型，原有的要素、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亟需以企业家为代表的领军人物带动经济转向创新发展。2015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突出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集创新、冒险、感知并识别市场获利机会等多种精神和能力于一体的体现，既指勇于创业，也涉及创新性地经营企业。Schumpeter突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认为企业家是通过重新组合打破现有静态均衡的“创造性破坏者”；Knight和Schultz侧重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承担风险及应付市场失衡能力；Mises和Krizner注重企业家感知和识别市场机会的能力^[4]。企业家精神丰富的内涵使实证研究无法对其进行全面准确的度量，而且基于宏观数据的研究也不能衡量企业家精神的微观特质(如自信心、成就需要)。现有对企业家精神的测度主要有自我雇佣率、所有权比率、企业的进入退出比率、小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等。这些度量方式都捕捉的是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本文沿袭这一思路并结合可得数据，关注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并选取“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叶勤认为以中小企业的大量兴起为重要标志的企业家精神复苏是90年代“引导美国经济保持增长的脊梁” ^[5]。Gleaser使用小企业数量度量企业家精神，当相同的就业人数分散在更多的企业中，劳均企业家数量增多^[6]。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一种良性循环，大量中小企业有利于形成更多中小企业诞生的创业环境^[7]。城市中小企业的密度可以反映加总层面上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强度。

在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事实背景下，探索其空间分布格局和变化趋势对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创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研究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时空变化关注较少，本文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填补这一空白。在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文献都有所研究，发现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8]、年龄^[9]等人口统计特征，人力资本^①，人口密度^[10]、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11-14]、人口多样性^[15-18]等集聚经济表征，房价^[19]、外资^[20]、金融^[21]和治安水平^[22]等市场和社会环境，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23-28]因素。例如，Glaeser、Ghani和Guo等分别以美国、印度和中国为样本，验证了产业专业化能促进新创企业的产生及就业，且Glaeser、Guo等认为多样化本身对新创企业无显著影响，仅有相关产业的多样化才起作用^{[11, 13, 14]}。Audretsch等人则更关注人口多样性对新创企业(尤其是科技导向型)的正面作用^[15-18]。袁红林、Dong和陈刚等人认为在中国特殊的转型制度背景下，政府管制和干预会显著降低地区创业活力和个人创业概率，企业家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获取政治资本上^[25-27]。Andersson和Fritsch分别基于瑞典和德国的长期历史数据，验证了地区企业家文化会通过代际传递和同伴效应等机制在剧烈的历史变迁中保持其持久性^{[29, 30]}。总体来说，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且层面在省域较多，但创业是一项重要的城市活动，省域广阔的地理空间存在较强的异质性，因而有必要加强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的探究。

基于2000年和200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本文选取“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利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等技术手段，刻画企业家精神及其变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并建立较为综合的分析框架探索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激发和培育城市企业家精神提供经验证据。

利用ArcGIS的全局趋势分析法展现企业家精神在2000和2009年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趋势^[31]；使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部Moran's I指数判断企业家精神在空间上是否存在集聚特性以及对集聚和孤立的区域做出具体的位置判断。

为分析企业家精神变化强度的空间分布，利用公式(1)

计算2000—2009年企业家精神变化强度S_i，其中E_ic2和E_ic1分别表示2009年、2000年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借鉴葛美玲等^{[32, 33]}使用的重心曲线和分布图系方法刻画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变动情况的空间格局，揭示其空间规律。利用ArcMap中Quantile方法将企业家精神的变化强度分为16级，把级别不同的地区全部分割开来，成为单独的图层，形成中国企业家精神变化强度的空间分布图系，展现更细化的空间格局。然后，借助Mean Center工具生成各级别的重心，在企业家精神变化强度分级的基础上绘制重心曲线。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将曲线上距离相近的点适度合并，以达到减少破碎度和优化分级的目的。最后，根据合并后的结果进行类型分区的划定。

采用计量分析探究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空间计量模型。相比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地区间普遍存在的空间依赖性，所得结论更加稳健可靠。空间依赖性在空间计量模型中体现在因变量和误差项的滞后项上，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原理的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计量模型中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① 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特定类型的人群更容易成为企业家，人口统计特征是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最直接因素。② 基础设施。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个人创业成本，是创业活动的硬件支撑，选取“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和“每千名居民中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反映使用交通和通讯设施的便捷程度。③ 集聚经济。集聚带来更多市场机会和知识溢出的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创业成本，选取“市辖区人口规模”、“市辖区人口密度”和人口多样性度量集聚效应。其中人口多样性的计算公式为：

S_i代表城市中某一来源地的外来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N代表外来人口来源地的数量。④ 市场环境。采用“外资存量占GDP比重”度量外资对本地企业的长期影响；采用“绝对房价与工资的比值”度量真实的房价负担，以检验高房价对创业活动的挤出效应。⑤ 制度与文化。自由开放的制度是社会创新的激励框架，通过降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及成本提高创新活动的利润，从而决定企业家活动的方向和密度。在正式制度层面，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国有工业企业数量比重”分别度量政府规模和产权结构。在非正式制度层面，采用“到最近海岸线的距离”度量城市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和冲击的可能性，多元文化交汇的地带是培养创新个人价值观的沃土。采用“人均常用耕地面积”度量自然资源及从人地关系延伸出的地方文化对人们创业活跃程度的影响。在土地资源匮乏的地区，放弃农业生产进入第二、三产业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人们倾向于转向土地以外的生存方式，从而构成了人们进行创业活动的外在激励。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并将相关数据整合到了2009年的行政区划体系中。保持数据完整性并删除空间上孤立的城市后，空间计量模型中的样本个数为209，涵盖了27个省市自治区，覆盖了我国主要的人口集聚区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计算2009年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时，相对户籍人口或年末人口，采用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更能体现真实人口水平的常住人口作为分母。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2009年中国城市中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由于数据限制，外来人口多样性是基于2010年常住人口数据计算的；为观察更为长远的影响，将国有企业比重滞后到了1985年，其余解释变量均滞后到2000年以缓解内生性。由于城市经济活动和联系主要集中在城市市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基于市辖区范围内的常住人口计算的；房价指标是绝对房价与工资的比值，其中绝对房价等于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出现了以浙江、苏南等为典型代表的企业家集聚地，企业家精神得到巨大的发展。2000年和2009年城市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的平均值从1.26增加到3.02，年均增长率为10.2%。整体水平提高的同时，以人口规模进行加权计算的基尼系数从0.24增加到0.51，揭示了其空间差异扩大的趋势。GEM的调查也显示，就每万人中企业家的数量而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比值从2002的20倍攀升到了2011的37倍，也印证了企业家精神存在巨大空间分异的事实^②。

用ArcGIS的全局趋势分析法，以正东和正北方向为X轴和Y轴，以企业家精神作为Z值，合理旋转后得到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的空间特征及趋势。从2000年和2009年两个时间截面看，东西方向的企业家精神分异程度均高于南北方向。东高西低的分异进一步扩大，南高北低的情况有所改善，中部企业家精神的提升使得南北方向呈现倒“U”分布。此种集中于沿江沿海分布的空间格局与我国“T”字型的空间发展模式有所重叠。

图 2呈现了两个时点空间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企业家精神均从沿海向内陆减弱，且此种分布在强化。2009年时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区域，尤其是长三角的企业家精神水平高、连绵范围广，说明长三角地区空间扩散能力较强。2000年，上海的企业家精神在整个长三角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2009年已经被苏南、浙北的城市所超越和包围，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这既可能源于浦东开放以来上海大量引进外资的战略和建国以来持久的国企云集格局形成了对中小企业的严重挤压，也有可能是因为上海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导致工业企业向周边地区转移，中小工业企业数量锐减。2000年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处的企业家精神呈现“盆地”低陷形态，此地区一直都是典型的省际边缘塌陷地区。但随着苏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安徽省的发展，盆地的范围逐步缩小。山西省和河北省的企业家精神经历了剧烈的下降，这可能分别是由于对资源高度依赖形成的不合理产业结构与邻近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受到巨大的虹吸效应所导致的。东三省中，辽宁省的企业家精神在逐步增强，尤其在以大连、营口、盘锦等为代表的港口城市和省会城市沈阳及其周边地区得到较大的发展；而黑龙江省的企业家精神水平进一步恶化。2000年，成渝地区的企业家精神整体处于较低水平，2009年时得到较大发展，但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周边地区，这也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说明成渝地区的经济相互作用有待加强。

图 1(Fig. 1)

图 1 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全局趋势(2000，2009年) Fig.1 Overall Trend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2000 and 2009

图 2(Fig. 2)

图 2 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时空分布(2000，2009年) Fig.2 Distribu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t Prefecture Level in 2000 and 2009 in China

利用Geoda计算得到2000年和2009年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全局Moran's I指数分别为0.37和0.65，且均经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城市尺度上的企业家精神并非随机分布，而具有相似类型集聚分布的特征。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明显增大，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同类集中分布的趋势在逐步增强。

在5%置信度的基础上对2000年和2009年的城市企业家精神进行局部自相关分析，划分为四种类型并绘制出LISA集聚图(图 3)。

图 3(Fig. 3)

图 3 企业家精神LISA集聚图(2000，2009年) Fig.3 LISA Cluster Map of Entrepreneurship at Prefecture Level in 2000 and 2009 in China

2000年，高高集聚区集中于紧邻上海的苏南和浙北地区，珠三角的东莞、佛山和江门。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以川渝地区为中心、北接甘肃和陕西南部、南接云贵交界处的连片区域，皖豫交界处，黑龙江，云南西部，广西南部，散见于广东、湖南等省。高低集聚区较少，出现在兰州、贵阳等省会城市及平凉。低高集聚区仅有安徽东南部的宣城一处，紧邻高高集聚区出现。

2009年，集聚的态势更加明显。高高集聚区高度集中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的佛山和江门，安徽与福建紧邻长三角的部分地区、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出现了新的高高集聚区。低低集聚区高度集中于自四川东北、甘肃南部、陕西向北延伸至山西和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呈南北走向的连绵区域，黑龙江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组成的连绵区域，云贵交界、广西等地区，零星分布于云南西部、安徽西北等地区。高低集聚区仅有重庆一处。

对比两年的LISA图可知，高高集聚区在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沿海岸线向南北扩张的趋势，原本属于低高集聚区的安徽宣城变为高高集聚区的一部分，说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带动辐射能力。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新增高高集聚区，企业家精神明显增强，而珠三角的高高集聚区在逐渐缩小。低低集聚区的整体范围在扩大，东北北部、甘肃南部、陕西、山西和广西等地区都经历了较剧烈的企业家精神下降，而在皖豫交界处范围有所缩减。川渝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重庆已经成为西部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高地。

为了进一步分析空间差异的特点，根据企业家精神在2000—2009年间变化强度的分级分布图系和重心曲线，划分出了企业家精神变化强度的类型区(图 4)。按照企业家精神变化8个级别的划分，可以将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变化区域类型划分为高度减少区、基本不变区、微量增加区、少量增加区、适度增加区、中度增加区、较高增加区、高度增加区。企业家精神变化强度的分布仍呈现西减东增的趋势。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水平本就较低，除重庆、四川等少部分区域外，大片地区呈现衰减或基本不变的态势。呈现增幅的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地区，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显著提升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差异。

图 4(Fig. 4)

图 4 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变化强度的空间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Change at Prefecture Level from 2000 to 2009 in China

上文的空间分析表明，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不仅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而且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性。空间相关性使得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存在偏差，因此引入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造成企业家精神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前，先对我国20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OLS估计，借助两个拉格朗日乘数做出对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选择。OLS估计的结果显示，模型的R²为0.825，拟合程度较好。LMLAG和R-LMLAG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虽然LMERR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R-LMERR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判断空间滞后模型更加符合实际。由于空间回归模型中的拟合优度并不是真正的拟合优度，而是一个伪拟合优度，其不能直接与OLS的拟合优度相比较，此处采用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赤池信息准则、施瓦茨准则来度量，对数似然值越大，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的值越小，模型拟合效果越好。从表 1中可以看出，三个模型中空间滞后模型的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最大，赤池信息准则和施瓦茨准则的值最小，拟合度得到进一步优化。

表 1(Tab. 1

表 1 实证结果 Tab.1 Results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自变量 普通最 小二乘 空间滞 后模型 空间误 差模型 性别比（女性为100） -0.060* -0.049* -0.074** 20岁以下人口比重 -0.200*** -0.143*** -0.176*** 20—29岁人口比重 -0.230*** -0.169*** -0.156** 30—39岁人口比重 0.099 0.088 0.144 40—49岁人口比重 -0.031 -0.036 0.007 平均受教育年限 -0.600** -0.433* -0.756*** 人均道路面积 -0.001 -0.008 -0.009 网络设施 0.024*** 0.018*** 0.015** 人口规模 -0.003*** -0.002*** -0.002** 人口密度 -0.032 -0.067 -0.106 多样性 13.5426*** 10.595*** 12.482*** 外资占GDP比重 -8.486** -6.523* -5.755 房价工资比 -1.510 -1.885 -0.490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 -8.712* -1.854 -5.959 历史国有企业比重 -0.044*** -0.027** -0.035*** 到最近海岸线距离 -0.002*** -0.001*** -0.002*** 人均耕地面积 -0.0004** -0.0003** -0.0003* 常数 24.489*** 17.824*** 23.572*** ρ/λ 0.319*** 0.452*** N 209 209 209 R2 0.825 0.851 0.849 F值 53.042 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 -336.759 -323.073 -327.732 赤池信息准则 709.517 684.147 691.464 施瓦茨准则 769.679 747.651 751.626 LMLAG 23.945*** R-LMLAG 12.116*** LMERR 11.930*** R-LMERR 0.102 LM(SARMA) 24.046***     注：显著性水平*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

表 1 实证结果 Tab.1 Results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根据空间滞后模型的结果，城市中女性比重越高，每万人拥有的中小企业数量越多，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大多数城市还处于生存型创业占主导的阶段，创业主要集中在低端制造业、消费服务业等对耐心细致等特性要求较高、而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低的行业。女性较多的城市能提供所需的此类劳动力资源，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创建。29岁以下的人口比重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为负，这一阶段的人群在资本、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创业资源上相对有限。城市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显著为负，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群更追求稳定的收入和工作，选择进入既有企业或部门就业，以回避创业的不确定性；而受教育水平较低者则迫于生计而选择创业。这既表明我国的创业环境亟待优化，也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和挑战。

以互联网使用密度为代表的城市基础设施与企业家精神显著正相关。人口规模与因变量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人口密度没有在任何模型中显示出显著性，说明地理集聚并没有对创业产生规模递增效应，反倒因为人口增加而使每万人中小企业数量降低。多样性对企业家精神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这与基于美国大都市区^[16]、德国功能区^[17]和英国通勤区^[18]的研究结论一致，丰富多元的城市文化促进了包容氛围的形成、思想的交流和技能的相互学习，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精神。

外资存量占GDP比重与企业家精神显著负相关，反映出外资对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的挤出效应。一方面，外资企业凭借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在产品市场上挤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高工资会吸引潜在的企业家成为雇员。房价对工资的比值的系数符号为负，不过并不显著。

1985年的国企比重对2009年城市企业家精神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一方面政府干预经济会妨碍经济自由，国有企业以其特有的地位会对中小企业形成挤压；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在建国初期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格局下，所形成的城市文化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创立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为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模型中加入“人均GDP”，外资和政府支出变得不显著，可能存在高度共线，因此在呈现的模型中将其剔除。

距海岸线越近的城市企业家精神越强，这一结论符合中国沿海城市更易产生企业家的事实。沿海的地理优势不仅意味着面向广阔的海外市场和运输成本的节约，还使得沿海城市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前沿地带，浓厚的商业意识、包容开放的心态和活跃的思维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相反，长期以来，中国内陆地区相对封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更大，商业意识薄弱，市场化和企业家精神培育进程缓慢。反映自然资源禀赋的人均耕地面积与城市企业家精神显著负相关，缺少自然资源固然是不利的生产条件，但穷则思变，人们被迫转向土地以外的生存方式包括自我创业，自然环境的挑战使他们更具有灵活变通的思想、重利务实的精神。

空间滞后模型中空间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较大，说明相邻城市间企业家精神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比较三个模型，相比OLS，加入空间因素后的各变量系数有所减小，除了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影响不稳健，其余变量的显著性没有改变，说明空间的确是被遗漏的变量，估计结果也是相对稳健的。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企业家精神是实现创新转型的重要动力。关注企业家精神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变化、探索企业家精神地区差异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在整体提升的同时，地区分异显著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呈现东高西低、南北倒“U”型的趋势，与我国“T”字型的空间发展模式相吻合；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关系，集聚特征明显且得到进一步强化；企业家精神变化的重心曲线大致呈东西方向延伸，向西减幅增大，向东增幅增大，也印证了其地区差异扩大的事实。空间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较高的男性和29岁以下的人口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比重与企业家精神显著负相关，创业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和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互联网设施、人口多样性、沿海的优势区位和自然资源稀缺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未发现地理集聚和房价的显著影响；外资存量对国内中小企业具有明显挤占作用；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结论的政策启示是：① 企业家精神地区差异显著且在不断扩大，制定创业政策时应结合地方情况给予充分关注。② 建立多样化的沟通渠道，加强地区间创业活动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空间溢出的正向效应。③ 创新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在全社会倡导积极的就业观念和自主创业文化。④ 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经济干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退出一般营利性和竞争性领域，让非公有制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⑤ 加大对国内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创业门槛，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营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同时，注重引导外资为增强城市企业家精神树立示范效应。⑥ 关注非户籍人口的就业和生活，推进社会福利逐渐并轨，强化包容开放的城市文化和多样化发展，激发多元主体为创业和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中小企业密度的度量刻画了企业家精神的创业内涵，未体现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内涵和企业家的微观特质。而且，中小企业密度代表的是特定类型和层次的创业活动。未来可通过其他测度方式刻画企业家精神丰富内涵的其他维度。

注释：

① 陆铭, 倪鹏途.缺企业家的城市:中国的教育没有推动创业的经验证据.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工作论文, 2014。

② 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全球创业观察):Insufficient improvement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the last decade：More should be done. http://www.gemconsortium.org/country-profile/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