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现象与城市问题。在GaWC研究团队2012年的研究中，全球有307个城市纳入到世界城市的研究范畴^[1]，从世界城市概念的辨析^[2]、类型划分^[3]已发展到世界城市网络^[4]及其内部空间分化与重构的研究^[5]。跨国空间是其内部空间分化与重构的重要类型之一。跨国公司、跨国移民、跨国文化场所、跨国社会交往空间等具有非本土特征的跨国要素及跨国行为体在世界城市特定的空间内集聚并形成区别于本土空间景观和职能的特征。它们或者以单一的要素主导形成区别于本土特征的跨国空间，如阿姆斯特丹Sarphatipark区是一个典型的跨国移民聚居区；或者以多样化的要素综合作用形成具有国际化特征的跨国空间，柏林的Potsdamer Platz是典型的综合性跨国空间。总之，跨国要素介入成为世界城市内部空间重构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以国际移民的分布与发展理论为基础，众多社会学者从跨国的角度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相互作用程度给出了跨国（亲属）关系群体、跨国环路（transnational circuits）、跨国社区（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三种发展状态的解释，并将跨国移民的移入地和移出地及其相互间的作用流共同界定为跨国空间^[6]。之后，Ash Amin从地方与空间的联系角度，引入全球化和跨国链接，重新审视了空间组织的关系、形态和过程，并指出空间的跨国性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塑着我们的生活^[7]。而David Ley则明确以跨国资本阶层群体的世界主义生活方式为基础，指出跨国空间是这一阶层群体理想的城市栖息地^[8]。与此同时，自下而上的跨国主义对跨国空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9]。社会学、地理学者对跨国空间的研究各有侧重，其中移民、日常生活、全球作用流是重要的研究视角，都同全球化紧密相关。作为社会学和地理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现有跨国空间的研究还未与世界城市这一全球化发展水平异常显著的客体联系起来。本文通过对跨国空间现有研究状况的梳理，联系世界城市，总结了此领域现有研究的多样化分化趋势。同时也发现在研究理念、形成机制和价值体系三方面存在着合流的趋向，共同指向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管治模式、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对话与解绑。

世界城市与一般城市最为显著的差别就是跨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跨国要素在其内部空间的集聚。经济全球化影响下，跨国公司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作为控制和连接全球经济的重要跨国行为体成为世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10-12]。然而，随着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单一跨国要素逐步向综合性跨国要素转变，如跨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国际连锁便利店、高端跨国品牌的商业综合体等跨国政治、跨国文化、跨国生活功能的实体要素同跨国公司、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一同对世界城市的内部空间产生影响甚至诱发其空间重构^{[13, 14]}。因此，针对世界城市内部跨国要素的介入和集聚分布而产生的新空间类型——跨国空间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是指在城市环境中产生的一类连接“地方”与“全球”的枢纽区域，是跨国经济联系^[15]、跨国社会流动^[16]、跨国文化交流^[17]以及跨国政治^{[18, 19]}相互作用的密集区域，集聚分布着众多的跨国实体要素和跨国功能要素，在世界城市中尤为明显。跨国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跨国实体要素和跨国功能要素的影响，二者缺一不可。跨国实体要素是跨国功能要素的承载体，跨国功能要素需要借助跨国实体要素才能产生相互作用。二类要素是世界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单元，也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连接产生的必备条件（表 1）。二者的组合区域是人员、资本、信息、货物流通的纽带，也是产生跨国经济、跨国社会、跨国文化、跨国生活、跨国政治联系网络的区域。跨国空间既是地理实体空间，也是感知社会空间^[20]。

表 1(Tab. 1

表 1 跨国空间的构成要素 Tab.1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ransnational Space 跨国实体要素 跨国功能要素 功能层次 功能性主单元 功能性亚单元 高星级酒店 跨国经济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功能性机构 总部 高级写字楼 地区总部 高端商业综合体 功能性部门 银行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体育健身中心 跨国社会—文化—生活 跨国生活场所 跨国主题的餐饮场所 专业协会 闲暇生活场所 社会组织 专业型文化艺术场所 媒体机构 涉外增智型教育培训机构 移民、留学、语言教育 国际连锁便利店 跨国政治 跨国机构 使领馆 原真性地方生活设施 非政府组织 国际组织 跨国非政府组织   数据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5-19; 36-38]以及对世界城市的实地考察总结归纳得出。

表 1 跨国空间的构成要素 Tab.1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ransnational Space

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帝国的产生往往孕育了一个适合那个时代的自成体系的经济网络^[21]。自16世纪开始，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就已经拉开，伴随着世界性霸权帝国的出现，一系列城市的城市人口经历了爆炸性增长，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世界城市”。Taylor等学者的研究认为，1500—2005年全球先后出现了荷兰、英国、美国三个代表不同时代的霸权国家^{[22, 23]}。在不同的霸权时期，城市的影响力扩散至全球，而链接全球经济体系的正是这些具有“世界城市”功能的跨国空间，它们分别是荷兰霸权时期的港口区、英国霸权时期的城市工业区和美国霸权时期的制造业带城市和城市金融交易区（表 2）。不同时代，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区域出现了不同的“世界城市”及其跨国空间。由此可知，跨国空间产生可以溯源至霸权时期的“爆炸性增长”城市的先锋地带。

表 2(Tab. 2

表 2 1500—2005年全球霸权周期的世界城市跨国空间 Tab.2 World City and Transnational Space inGlobal Hegemonic Cycle Between 1500 and 2005 时间段 霸权国爆炸性城市增长数量 典型城市 跨国空间 荷兰霸权时期 1500—1700 4 鹿特丹 港口区 英国霸权时期 1700—1900 7 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伦敦，格拉斯哥 工业区 美国霸权时期 1800—2005 15 纽约，芝加哥，洛杉矶 金融交易区   资料来源：Taylor et al，2010，参考文献[23]。

表 2 1500—2005年全球霸权周期的世界城市跨国空间 Tab.2 World City and Transnational Space inGlobal Hegemonic Cycle Between 1500 and 2005

世界城市内部由于跨国要素的介入呈现在不同的空间区位上，这些跨国要素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等多个层面。与此对应的主要类型包括：跨国经济空间、跨国移民社会空间、跨国文化空间和跨国政务办公空间，其形成具有不同的动力和作用者，代表了世界城市跨国要素影响下内部空间分化的不同类型和重构趋势。

（1）跨国经济空间：跨国公司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作用下的世界城市CBD转型

跨国经济空间（transnational economic space），是跨国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生产、销售、服务、办公的集聚区，跨国经济往来非常频繁。典型的包括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24]、城郊巨型工业园的全球性生产空间^[25]、生产性服务业的办公区和城市高端商务办公空间^{[26, 27]}。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推动世界城市空间转型与重构的重要行为体。跨国公司在先进的通讯信息技术条件下，将设计、研发、生产、组装、销售等环节向全球尺度扩展，以求得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分工的细化促使新技术、新知识不断涌现，并在全球得以扩散和传播。跨国公司专业化部门的全球扩展和内部治理结构的不断优化加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然而，跨国公司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空间布局，尤其是跨国公司总部和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往往位于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端位置和城市内部的中央商务区，两者的互动发展致使其邻近布局。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会计、法律、保险、银行、管理咨询、广告）承担了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为减低成本并保证其服务质量，二者往往邻近分布且在城市中心区域布局。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互动发展是跨越国界的，跨国关系成为其联系的突出表现。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关系转化为以城市为主体的业务关系，跨国公司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成为重要的跨国行为体，通过其业务往来和频繁互动重塑世界城市空间秩序，世界城市CBD在其作用下分化或孕育出新的空间特性——跨国商务空间^[28]。世界城市的CBD区域正在发生着“无国界的”重塑与转型。

（2）跨国移民社会空间：世界城市社会空间的极化、碎化与拼贴

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产生是世界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一个显性特征。对其产生逻辑的理解分为三个层次：以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跨国移民二元化；世界城市社会结构与社会空间分异的极化；世界城市族裔经济区、族裔聚居区和国际社区的大量涌现。

欧美世界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分割。具体表现为制造业部门数量的缩减和服务业部门数量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专业性与非专业性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种转变致使具有工会传统的、以男性就业为主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作大量减少，而处于社会结构两端的高收入、高技能的专业化从业人员和低收入、低技能的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增加。故世界城市成为了集中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地理空间单元，而处于两个阶层间的中产阶层则迁移出这些城市。在其内部两类社会阶层在生活方式、消费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彼此隔离，在社会结构层面表现出阶层的断裂和自我隔离，社会极化的趋势明显。城市空间被“分割”与“碎化”^[29]，且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联系。“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景观使得世界城市成为“财富”和“贫穷”的矛盾统一体。以跨国移民为基础形成的族裔经济区、族裔聚居区^[30]和国际社区^[31]是世界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又一典型特征^[32]。社会学者在此方面的著述较多，典型的有美国世界城市纽约的唐人街研究，对华人聚居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联系及对城市内部空间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融入模式比较、理论总结和实证分析^[33]。族裔经济区、族裔聚居区、国际社区在欧美世界城市早已有之。21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在中国世界城市逐步显化，这种多元异质的社会空间具有“非国家空间”（non-state space）的特征。如何管控好、协调好这些跨国要素植入后的世界城市空间利益共享和正义，是中国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的挑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3）跨国文化空间：国家旗舰项目与“无国界”的文化艺术设施主导下的世界城市空间更新

“大事件和国家旗舰项目”^①是直接推动城市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世界城市形象的巨型工程。巴黎的Massena Nord区，柏林的Potsdamer Platz，迪拜的Downtown Dubai，温哥华的False Creek North等都是通过政府参与的国家旗舰项目建设成世界城市文化空间^[34]。大事件重要比赛场馆所在地经历了急剧的空间转型，成为世界城市的“象征性”、“展示性”空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并引发了产业空间、消费空间、社会空间的更新与重组。世界城市的内部空间在这一因素的诱发下，发生整体性内部空间重塑。特别是大型购物中心、星级宾馆等高端时尚消费空间的邻近布局，将大事件影响下的“事件空间”升级为“跨国消费体验空间”^[35]。大事件带动的“国际赛事空间”的形成本身成为建设世界城市的途径。大事件和国家旗舰项目推动的跨国文化空间生产，往往与政府、跨国商业资本联系在一起。此外，跨国文化空间的形成还与地方化的历史、艺术文化设施的文化活动具有继承与更新的生产关系，以跨国文化为主的跨国生活场所在世界城市内部大量涌现并向全球扩散。柏林爱乐大厅的驻地——波茨坦广场就是典型的一个例证。每年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都会在柏林爱乐大厅举办，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和世界知名的指挥家以及音乐文化公司的专业化人士都会齐聚波茨坦广场，提高了其全球的知名度和全球化水平。由此可见，某一具有跨国特征的艺术、文化设施驻地也是推动世界城市跨国文化空间生产的动力要素之一，它往往具有某一亚文化群体的专属性特征，同时又对全世界开放。

（4）跨国政务办公空间：跨国机构集聚分布的世界城市空间类型

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类跨国组织越来越多，跨国机构数量、类型也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36]。跨国机构通过跨越国家边界行使其专业化的职能或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这一机构集中分布于世界城市，而在其世界城市内部，跨国机构间又呈现集聚分布的状况^{[37, 38]}。在此方面，日内瓦、纽约、布鲁塞尔、伦敦、华盛顿、巴黎、北京是重要的跨国机构集聚分布的世界城市。跨国机构集聚分布的办公空间往往占据世界城市内部的优越区位，或为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心、或邻近城市政府机构所在地，成为典型的重构世界城市内部空间的重要动力因素，表现在跨国机构集聚区的社会环境、居民结构的绅士化和社会区域“上滤”^[39]。在中国世界城市，跨国政务办公空间常常追逐城市新区、城市核心商业区等具有曼哈顿化建筑景观的城市区域，这一类型的跨国空间可以透视世界城市内部跨国机构的多少以及城市内部区域的全球化水平。中国世界城市跨国政务办公空间对中央商务区和城市新区具有一定依附性。

全球化趋势下权力和财富以流动的形式重塑着同质化的空间，生活和经验则扎根在文化和历史中在差异化的地方得以表现出来。掌控资本的跨国主义阶层和寻求生活的普通大众的矛盾越来越凸显，跨国主义阶层对城市的空间要求以大体量的全球主义、世界主义商务、消费、休闲氛围为导向并得到城市政府的支持，从而不断挤压地方居民的生活空间向边缘地区退却。普通民众的“生活的地方”被日益排斥和隔离。空间是全球性的，地方则是地域文化的堡垒，两者之间的关系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必然持续产生着新的动态空间形式。

David Harvey认为，城市的空间特征是在资本的三次循环中不断流动、转移而被塑造的。城市全球化的发展带来资本的跨国流动，资本跨国流动的目的是为生产增值资本的空间。“资本的空间”以跨国投资为媒介的国际直接投资及其他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助推世界城市空间的生产。跨国主义阶层的“资本”的空间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的地方形成了一道地景鸿沟，其两端分别是强势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全球商业主义规划空间和当地居民极度拥挤而又缺乏品质的生活地方^[40]。纽约曼哈顿商务区成为整个纽约商务区的核心地域和跨国主义阶层的乐园，集中了美国最大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最大的交易所，上百家跨国大企业的总部机构。以摩天大楼的强势空间景观和面向全球控制和发布金融指令的这些组织均具有很强的全球辐射能力和影响能力。以这些企业和组织为中心，吸引了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专业化人士，并为这些专业化的企业和人士提供了多样化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形成了全球的“资本”空间，并成为世界城市效仿的“标本”。而那些原真原味的地方生活空间面临着拆迁、改造甚至完全毁灭的命运。资本与生活、空间与地方由于跨国链接的作用，成为跨国空间演变的本源和表征。

城市空间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类型分化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作用于城市空间，进而在空间地域上反映出来的空间结果^[41]。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管治模式是欧美城市空间发展的主流思潮^{[42, 43]}。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将行政资源直接参与到城市空间开发中，行政意愿与政治抱负嵌入进城市空间演化过程中，空间成为“政府企业化”的载体^[44]。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基本同步进行，二者都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跨国要素不断增加，跨国资本、跨国企业、跨国文化环境推动城市的空间转型与“全球化上滤”，以标榜“全球化”符号的跨国要素通过政府及政府主导的增长联盟作用于城市内部空间。

国家全球主义的主张和战略则是通过“大型事件”推动发展的，在中国的表现尤为明显，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全球主义体现了“举国体制”的特征^[45]。北京之所以能够成功申办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与中央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关系重大，其根本目的在于中央政府借国际化赛事积极向世界展示一个正在走向全球的中国和北京。国家全球主义主张：其一，通过国际大事件来直接推动城市空间的更新及社区上滤，在中国举办的诸多全球体育赛事，从申办、举办到营销，都离不开全民参与的举国体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最多的国家^②，影响力巨大；其二，向世界展示中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技术体系是最为直接的表现^③。国家全球主义和政府企业主义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构成跨国空间形成的代表性观点，推进和加深了对世界城市跨国空间的认识^{[46, 47]}，实质上三种主义正好对应国家、企业与社会三类形塑跨国空间的重要行为体。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CBD空间结构互动发展带动着世界城市内部新的节点空间的形成，具体的表现为跨国资本阶层（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和跨国精英阶层（transnational elite class）的工作空间和世界城市商务空间的合和发展，形成以“跨国空间”为依托的工作、居住、闲暇空间组合体。跨国精英商务阶层的日常生活在全球的世界城市跨国空间完成，即形成“跨国资本阶层空间”^[48]。斯克莱尔（L. Sklair）认为，全球（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全球化时代城市社会阶层构成的一个新变化。跨国资产阶层由四部分人组成：① 拥有和控制重要跨国公司的人，即跨国公司的执行官；② 全球化的官僚和政客；③ 全球化的专业技术人员；④ 商人和媒体^{[49, 50]}。跨国阶层的商务活动和城市生活超越国界追逐全球资本的利益和享受着不同城市的生活节奏，并影响着不同城市的社会生活氛围^[51]。国际工商、金融精英阶层的崛起成为世界城市的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现象。他们穿梭往返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超越国家边界，熟悉专门的商务知识，在多个城市间移动，且都有相对成型的社会网络^[52]。一部分精英阶层的家眷也随之迁移，有些甚至完全摆脱母国的影响，在众多世界城市间形成了一个迁移网络空间^[53]。此外，Smith提出了跨国城市主义（transnational urbanism）的概念，探讨跨国网络的形成以及地方行动者在跨国联系中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生活实践^[54]。全球流动人口和国际移民在不同城市间的移动，以一连串不同且重要的方式重组着城市社会及其内部空间结构。特别是嵌入世界城市间迁移网络之中的城市，其社会空间结构在迁移网络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特征，从而成为自下而上推动城市全球化的一个动力。全球精英阶层的世界主义城市生活方式和自下而上的跨国主义，皆为“跨国化”生活观的具体体现，是两类阶层城市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且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索亚（Edward W. Soja）认为，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对地理学研究视角的转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索亚以洛杉矶为实证研究对象，提出空间的多元性，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不同进而带来社会的多样化和空间的差异性^{[55, 56]}。跨国空间本身就是跨国资本、不同制度、多元文化等叠合作用而形成的。文化与制度是塑造地方的关键要素，城市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的发展带来文化的冲突、交融；制度因素则对城市治理、社会极化具有强有力的解释作用。世界城市及其跨国空间是洛杉矶学派深入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认识和思想支撑。洛杉矶学派的观点认为，跨国空间是世界城市空间重构的一个具体表现，资本、文化、制度的跨国化，必然对地方产生深刻的空间影响与作用。地方文化面临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复兴”的机会，外来文化从某程度上说，可以促生本土文化的复兴。洛杉矶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解构了世界城市文化空间全球去地化和全球在地化的双重过程^[57]，而跨国空间成为了全球去地化和全球在地化的结合点，其空间生产过程就是全球化资本、文化、制度与地方的互动、解绑及对话的过程^[58]。世界城市既是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空间的集中生产之地，也是地方文化空前发达的辐射之源。据此可见，跨国空间研究高度重视全球与地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统领，实质上是制度和文化的跨国作用与对话。

世界城市空间重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各种跨国要素的进入带来地理空间接轨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接触、抵抗、蝶变与再生的互动作用中进行的，重要表现就是分化出新的空间类型——跨国空间。Harvey认为，空间组织是蕴含于宽泛结构（如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的一整套关系。在这一整套的社会经济关系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空间组织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从空间而言，全球化可以被视为社会关系的扩大空间（spatial widening），甚至为空间的消灭（annihilation of space）。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城市跨国空间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跨国化再建构。由于不同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所处国家的政治背景、城市本身的经济、社会、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全球化影响下其内部空间演变的过程与动力同样存在着多样性。跨国空间作为客体，在形成过程、类型特征与演变趋势上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分化现状。这与世界城市本身的多样性紧密相关，也说明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城市内部空间的多样化分野与世界城市多元化发展路径的对应规律。

然而，在跨国空间的研究理念和理论基础的探索层面却存在形成机制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的统一性。同时，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城市生活观成为全球精英阶层和自下而上的跨国主义主动与被动融入世界城市生活的客观现实。在制度和文化的解绑过程中，跨国空间成为从边界的空间向网络的空间转化的“节点”区域，也是城市发展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结合作用最为典型的区域。这类空间不仅存在于世界城市，也存在于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甚至区域性中心城市。但是，在全球化水平不同的城市中，其类型和演化机制是有区别的，这是未来研究需要明确的。跨国空间是否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亦或是经历全球化发展的城市的规律？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 大事件指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性或国际化事件，包括重大展览会、博览会等文化性和体育性事件，如世博会、奥运会、亚运会等；国家旗舰项目指国家出于推动地方发展或决定推行新的区域发展与管理政策时所实施、批准的巨型工程项目。

② 英国体育营销研究机构SPORTCAL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是全球体育赛事举办最多的国家，分析数据集中在2007-2018年间举办的700个国际体育赛事。

③ 国家总理李克强邀请中东欧16国政要一起乘坐中国高铁，以展示我国在此领域的世界先进技术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俗称“高铁外交”。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11/27/c_128475386.htm[新华网2016-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