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者，并因其《狱中札记》 ^①奠基“文化霸权”理论而享誉学术界。近二十年来，有赖于布蒂吉格（Joseph A Buttigieg）对葛兰西《狱中札记》的系统整理和翻译，使葛兰西思想在地理、文化、政治领域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并被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存在一场“葛兰西运动”^[1]，地理学家尤其关注葛兰西思想中的空间和政治地理问题^[2]。当前，国内对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文化霸权理论、实践哲学和地理思想等方面已作了介绍和研究方面，特别是对其空间思想已有初步阐述^{[3, 4]}。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葛兰西文本中丰富的空间思想，说明其与葛兰西霸权理论、消极革命的关系，并阐明这些思想与现代尺度政治理论和人民地理学思想的关系。

由于葛兰西著作主要涉及的是哲学和政治学问题，其空间的意义在过去并未受到重视，或者说学者们认为葛兰西只注意到了意大利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而未将其理论化，故而其思想中的空间性是贫乏的^[5]。激进的政治地理学家雅索普G· M（Gilbert Michael Joseph）等则认为虽然葛兰西并未直接地讨论空间、地理问题，但葛兰西的文化—权力思想中却饱含空间的构型^[6]，雅索普·B（Bob Jessop）甚至认为葛兰西完全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空间思想家之一，因为葛兰西从区域角度讨论政治问题，实现了早期“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中时间与空间的整合^[4]。

由于当前争论颇多，本文先对葛兰西空间思想的体现作一梳理，并将其归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葛兰西具有敏感的空间直觉，并将空间直觉政治化。葛兰西在《The Livorno Congress》（1921）中将南部问题看成是意大利的“中心问题”，并认为意大利的问题就是南北问题、城乡问题（本质上是南北问题的另一种表现）。葛兰西甚至还注意到了意大利人口性别的城乡差异和南北差异^[7]，以及文化出版物数量上的南北差异^[8]。在《Syndicalism and the Councils》（1919）中，葛兰西讨论了工人的空间尺度问题。在这里，葛兰西将最底层的空间尺度看成是工厂，认为工厂是一个单元，一个生产特定产品的行动者，工人从属于工厂单元并直到国家尺度；但是，当工人生产的产品用于国际贸易时，“工人意识到他在所有尺度上的角色，从车间到国家再到世界”^[8]。葛兰西的空间尺度在同年的《The Programme of the Workshop Delegates》中进一步复杂化，表现为“作坊、车间—工厂—某一工业的工厂联盟—城市中的生产企业联盟—地方（district）机械和农业生产机构的联盟—行政区（province）机械和农业生产机构的联盟—区域（regional）机械和农业生产机构的联盟—国家机械和农业生产机构的联盟—世界机械和农业生产机构的联盟”^[9]。

其二，葛兰西尽管少用空间、地理概念，但他在分析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历史时都频繁地使用“层次（level)”一词。“层次”一词在葛兰西著作中至少有三种涵义：其一是下层支持上层，葛兰西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结构时使用这个涵义；其二是形态，葛兰西在分析文化时使用这个涵义，比如大众文化、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但这里的“层次”不具有身份上的“等级”涵义；其三是空间隐喻，葛兰西在讲东西方关系、市民社会与国家时使用这种涵义^[1]。不过，“层次”的前两种涵义在葛兰西的著作往往与空间政治联系在一起。

其三，葛兰西往往隐喻式地使用空间和地方的涵义，这大量分布在他对意大利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等二元格局的解释中。基普弗（Stefan Kipfer）就认为，葛兰西的历史主义是空间的，因为他对社会关系和政治态势的分析方法中透露出微妙的地理透视，在分析霸权时也体现了空间的积极、主动意义^[10]。基普弗还指出，葛兰西论述霸权的关键概念知识分子、语言、民俗、善恶观、历史集团、消极革命、现代国家（Modern Prince）等时都有地理基底，讨论意大利的南北问题、城乡问题，以及国际关系等问题也同样如此^[10]。

其四，葛兰西的世界构型不仅是政治构型，也是空间构型。温赖特（Joel Wainwright）系统地考察了葛兰西的“世界”构型，并认为葛兰西的“世界”构型中也包含着隐喻式的空间观^[11]。事实上，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消极革命”理论就隐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12, 13]}，并且霸权的形成机制就是尺度政治的机制，后文就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

基于如上叙述，葛兰西的空间思想可以归结为表 1的几个层次。

表 1(Tab. 1

表 1 葛兰西主要议题中的空间思想 Tab.1 The Spatial Thought in Gramsci's Topics 层次 主要议题 空间差异 经济区域（带）、南北问题（经济、文化、性别）、城乡问题、工人尺度性 政治力量分布 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中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分布 不同政治力量的空间性 资产阶级的虚弱性，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农民阶级的散漫性，中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尺度政治 政治力量的国内、国际尺度性，无产阶级的空间属性 政治策略 霸权理论、消极革命理论

表 1 葛兰西主要议题中的空间思想 Tab.1 The Spatial Thought in Gramsci's Topics

下文将论述，葛兰西的“消极革命”理论中“消极革命”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空间策略”，而霸权力量则是所有政治力量所寻求的。特别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消极革命概念都受他的空间政治概念影响。

尽管现在葛兰西的工作被认为与地理学的空间、自然、政治概念相关联^[2]，具体地说与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社会文化地理学相联系^{[4, 6, 14]}；但所有这些“联系”都建立在政治目的基础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往往认为葛兰西的成熟思想体现在《狱中札记》中，这是因为他最具话语权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在狱中完成的。但葛兰西最耀眼的地理思想即意大利未来的政治地理构型却是在入狱前完成的，比如《Predictions》（1920）、《The Livorno Congress》（1921）、《里昂提纲》（1926）、《南方的一些问题》（1926）、《The City-Countryside Relationship》（1927），其《狱中札记》中的文化霸权理论则加强了其早期的政治地理设想。

葛兰西的尺度政治思想首要基于他对意大利不平衡发展根源的深刻分析。在当时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这使得意大利在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和垄断经济空间中处于不利地位，失去自主发展权，意大利的自由问题更是严重^[9]。《Predictions》（1920）中葛兰西对意大利在一战中的角色作了极为激进的分析。葛兰西认为，意大利虚弱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保留其社会地位而拒绝阶级斗争，同时对世界的发展闭目塞听，屈服于国际力量的压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造成了不同资产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奴役，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9]。对世界不平衡发展的这种把握导致了葛兰西认为当时的意大利面临着内部城市间权力平衡及欧洲国家霸权而战的双重任务^[14]，其解决途径是统治阶级必须准确地解释“国家”与作为其唯一前景的国际方向的“结合”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阶级”^[14]，这对于意大利来说就是意大利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加入到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The Sovereignty of Law》（1919）、《The Programme of 〈L'Ordine Nuovo〉》（1920）、《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1919）、《Workers and Persants》（1919）、《Reaction》（1920）、《The Internal Situation in Our Party and the Tasks of the Forthcoming Congress》（1925）、《On the Situation in the Bolshevik Party》（1926）这些文本都体现了葛兰西的如上思想^{[9, 15, 16]}。

在《The Livorno Congress》中，葛兰西的尺度政治观念更为明确。一方面，葛兰西指出，“工人阶级既是一个‘国家阶级’，又是一个‘国际阶级’。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作为正在既在国家尺度上又在国际尺度上发生的人民解放斗争的‘先锋队’”。另一方面，葛兰西注意到，意大利资本主义主要通过以下路径运行：使乡村“从属于”工业城市，使中部和南部“从属于”北部。葛兰西在分析了意大利阶级力量的空间性后指出：“意大利工人革命和意大利人民世界事务的参与者只能在‘世界革命’语境中进行”，并且认为意大利工人阶级与意大利人民的解放事业需要实现与世界性革命力量的联盟^[9]。从中能够捕获到葛兰西的政治地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即意大利政治力量的空间不平衡性，这种空间不平衡性存在着全球尺度的资本主义空间秩序阴影，而积极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在全球尺度上展开，而这种展开实际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人民的、全民的、世界的世界构型。

葛兰西同时也指出意大利的政治力量空间结构决定了意大利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使广大人民达成一致意见。从意大利的情况出发，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的特殊性使得它比欧洲其他发达国家意义更重要，因为：其一，意大利虚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包含着与农业经济的对立，农民阶级是散漫的，并容易受工人阶级引导的强大革命性力量，这种力量分布在北方农业中心和广大的南方地区；其二，葛兰西在《中产阶级的危机》（1924）中指出，意大利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极有革命情绪的力量，这比任何国家均突出，因为意大利的工业是虚弱的，法西斯主义的压制使得中产阶级分散而不具有统一性，同样能为无产阶级所吸引^[14]。最终，葛兰西将意大利革命的希望调整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上，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包括《里昂提纲》中“党的基本任务”、“党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基础”、“党组织的活动”、“党的战略和策略”等，以及《意大利危机》、《南方的一些问题》、《罗马提纲》都体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观点^[14]。

但在这些纲领的背后，能够看到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作就是一个意大利政治力量联盟的革命而非地理孤立主义。在《力量的问题》（1920）中，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只存在两种力量，资本主义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9]。但在稍后的《南方的一些问题》（1926）中，葛兰西认为南方农民可以寄希望于与工业无产阶级团结而得到解放，无产阶级取得国家领导权或在获得国家领导权的过程中也能能促进南方农民的解放事业，并为他们提供生活生产工具来对付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剥削^[17]。这一方案实际上曾被葛兰西表达为意大利未来的新经济结构，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改变南方受北方盘剥和奴役的格局，通过农业工业化来平衡南北方之间的关系^[9]。以上矛盾的解决实际上都与尺度问题有关，而尺度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主要体现为文化霸权理论中的尺度政治，下面结合文化霸权问题来作一讨论。

因葛兰西的政治思想始终集中于意大利政治力量的南北分异中，费瑟斯通（David Featherstone）认为葛兰西关于南方问题的说明，特别是阶级联盟方案，既是南方的政治地理学，又是意大利的空间政治学^[18]。事实上，葛兰西并不把空间看成真空式的。这体现在他对南北问题、城乡问题的论述中，并又进一步建构了他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消极革命理论。

葛兰西对霸权的经典说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如某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统治阶级的历史一样，在全球尺度上历史也是霸权国家的历史。次要国家的历史是由霸权国家的历史来解释的”^[19]。需注意的是，葛兰西的“霸权”具有“主导”的涵义，英语中还可译为“leadership”，另外还有“霸权阶级（hegemonic class）”、“霸权集团（hegemonic groups）”的表达，有时还与“政治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等同。另外，在葛兰西看来，国家在内的政治实体其要义就是“专政+霸权”，但“专政”和“霸权”又往往无法截然区别开。也就是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行为概念，这就如同葛兰西的空间概念一样充满隐喻。

从霸权构成或形成机制上看，葛兰西的霸权还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政治、空间、文化、知识分子、道德等涵义^[20]。当然，政治与文化都与空间联系在一起。对于意大利的霸权结构，葛兰西在《The Problem of Force》（1920）中说意大利霸权的中心在北部，权力结构是北部领导南部的结构，这既体现在意大利整体的权力结构中，又体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结构中。但是，葛兰西认为，由于意大利政治力量的不统一、监管的松散和缺乏强大的文化中心，文化的力量很容易发掘。比如，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可以在全国成功地发行如《Observer》、《Sunday Times》周报^[8]。他还认为，知识分子在霸权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创造力^[19]，这使他的霸权理论往往被称为“文化霸权”理论的重要论点之一。葛兰西曾表示，文化霸权是维持、扩大统治阶级权力，形成联盟力量的，建立更亲密的统治阶级与国家人民大众关系的关键^[19]。

激进的葛兰西学派学者考克斯（Robert W Cox）和莫顿（Adam Morton）近来又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提炼和系统化，进一步彰显了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的尺度政治思想。在考克斯看来，葛兰西的霸权包括意识、物质能力、制度这三个“历史结构”，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产生的新历史结构：意识，可以理解成主体间的共识或对新的世界秩序的集体想象；物质能力，主要是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资源积累能力，具有生产性或破坏性的可能；制度，是意识和物质能力的复合体，意味着一种稳固的世界秩序得以建立，并对物质能力和意识产生新影响。考克斯在陈述了三个“历史结构”的辩证关系后说，这种结构关系可以用来分析三种层次的问题：生产组织，即各种社会力量是如何被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受国家/社会复合体驱动的国家形式问题；不同力量搭配形成的世界秩序^{[21, 22]}。这是一个尺度上推的过程。考克斯紧接着说，这三个层次间的关系不仅是线性的，社会力量的变化也通过世界结构影响国家层面的结构，世界结构也会直接影响国家形式，国家形式也会直接影响生产组织。这是一个尺度下推的过程。

莫顿近来从考克斯的解释中寻找到了文化霸权的客观基础。对于莫顿来说，葛兰西的霸权存在这样的推理：生产力量的社会关系对于霸权来说是基础性的，但霸权需要通过政治力量来获得，军事力量则最终决定霸权地位的获得，这几个过程都是客观要素间的较量；在获得霸权的政治竞争过程中，观念的塑形和主观的要素会超越狭隘的“经济—团体”利益，并导致不同社会力量产生主体间意识，从而又通向利益联盟，最终又通过呼吁更广泛社会群体力量共识的途径达到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20]，这是葛兰西在《局势分析，力量关系》中已总结的，并认为最后一个阶段的目的是“不仅带来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14]。也就是说，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获得霸权需要寻找利益共同体来扩大利益群体，这一过程的持续会导致在更大范围的利益群体中形成共同利益，并形成共同的意识。

图 1为结合了考克斯和莫顿意见给出的葛兰西学派的力量—霸权关系中的尺度政治思想模型，其中当然还包括了葛兰西的思想。事实上，莫顿在建构他的尺度政治模型时实际上是要从葛兰西的著作中寻找文化霸权的客观基础来解释考克斯的模型（图 1A），但莫顿的解释策略遗失了考克斯的尺度辩证法。莫顿的推理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获得霸权需要寻找利益共同体来扩大利益群体，这一过程的持续会导致在更大范围的利益群体中形成共同利益，并形成共同的意识。这一推理过程体现的是政治尺度上推导，考克斯的“历史结构”只是被用来佐证他的最后一个结构（图 1D）。

图 1(Fig. 1)

图 1 葛兰西学派的力量—霸权关系中的尺度政治 Fig.1 The Relations of Gramscian Force-hegemony within Politics of Scales 注：图中，实线是莫顿的解释路径；虚线是考克斯的解释路径。尺度问题为作者所加。

在莫顿看来，地理是理解葛兰西国家构型和抵抗运动理论的关键。这一点体现最明显的是葛兰西所称的消极革命及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革命形态。消极革命是葛兰西尺度政治地理思想的重要体现，但消极革命的尺度政治更多地落脚在不同政治力量的尺度策略上。葛兰西意义上的“消极革命”指的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张，即在不改变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采取温和的策略逐步调整生产关系^[2]，即葛兰西所说的“在决定性范围内缺乏积极的因素”^[14]。消极革命中存在尺度策略的问题，下面从消极革命的前提和目的方面来分析。

葛兰西《消极革命的概念》（1933）中开始就点明了消极革命这一概念的两个前提：其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其生产力仍然能够保证社会继续发展时就不会消失；其二，任何社会也不会提出那些尚无条件完成的任务^[14]。这两个前提实际上指明了消极革命是两种社会形态过渡阶段中的社会关系调整，但不是社会结构的调整。这实际上也规定了消极革命本身固有的矛盾：一方面，消极革命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另一方面，因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层级或阶级分化基础上，因此这种消极革命的策略无论多么激进都只能是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管制策略。比如，在《The History of Europe seen as “Passive Revolution”》（1935）中，葛兰西就认为欧洲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盛行都是一种消极革命运动，特别是意大利仍然是在旧有的统治阶级领导下前行^[23]。1815年以来全球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在“经济—社团（economic-corporate）”权力下平衡社会矛盾在葛兰西看来是一种“消极均衡（passive equilibrium）”^[23]。

葛兰西使用“消极革命”这一概念的最终目的是鼓励革命力量的联盟。在笔者所见文献中，葛兰早在《Oppressed and Oppressors》（1911）中就表达了“消极革命”的涵义。葛兰西说：“革命者将历史看成是自己行动的产物，看成是连续不断的整合其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力量的产物，看成是不断准备适合最终的革命的条件的产物”^[9]。这里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力量”，实际上即是葛兰西后来所称的领导革命的力量和能够与革命领导集团形成联盟的社会力量。《Once again on the Organic Capacities of the Working Class》（1926）中，葛兰西也将工人阶级看成是“等待组织的消极力量”^[16]。“等待组织的消极力量”并不限于无产阶级，也包括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农民阶级^[14]。

但是，这种“等待组织的消极力量”在“组织力量”的策略上采取了与资产阶级统治完全相反的策略，即“自下而上”的联盟。莫顿指出，“消极革命”不仅是一种空间隐喻，而且是一种建构和塑形权力的空间策略。这是因为，莫顿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在某个空间尺度或决定性空间点上完成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地缘政治在多尺度节点上来完成的，国家就是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节点之一。从这一点出发，莫顿认为葛兰西消极革命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是如何塑形国家资本主义及国家阶级力量发展的^[20]。不过，葛兰西在应用消极革命来解析资产阶级的空间政治策略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空间政治策略的方向，因为基于空间的视角将霸权理论和消极革命理论“组合”起来是可能的；或者说，霸权和消极革命的运行都能够体现在空间上，并且是一种策略性的空间运行。在此意义上，葛兰西事实上较早地发展了现在所称的人民地理学。

不同力量在意大利的位置导致了不同的空间联盟策略。对于意大利资产阶级来说，作为统治阶级，它的尺度下推政治需要减小统治阻力，因而它对其他阶级采取的是分化、利用、剥削，甚至是武力镇压的策略。与资产阶级的空间策略不同，无产阶级的空间策略在尺度上推和尺度下推上均采取了增强内部团结的策略。在这里，葛兰西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是一个世界性阶级，只存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霸权的问题，不存在无产阶级国家间争夺霸权的问题。因此，葛兰西眼中的无产阶级力量尺度下推要实现的是国内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平等合作和联盟；尺度上推则同样是平等的合作和联盟；无论何种尺度变化，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获得人民权力。

同时，无产阶级的尺度策略中人民群众占据重要且积极的角色，这是与葛兰西的人民观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空间结构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体现在政治上，最终又落实在人民的政治上。对下层历史的关注（《狱中札记·下层阶级的历史》），坚决主张“人人都是哲学家”（《狱中札记·作为参考的一些初步观点》）和“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狱中札记·知识界的形成》），将人民看作是政党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狱中札记·政党》）^[14]，都体现了葛兰西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他寻求的空间也是为了人民的空间。实际上，葛兰西著作中与“政治”一词出现得同样多，而且同样地往往出现于关键或重点地方的，是“人民”这个词。葛兰西所主张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属于人民的哲学，抑或可以直接地称其为“人民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只有“心理失调的人”才会坚持人是文化的容器，才会坚持自己的文化要优越，才会对哲学和文化划分等级^[24]。而且，一种哲学是否应当发展，并不取决于哲学家的独特创造，而是取决于：“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的检验”^[24]。

结合前述葛兰西尺度政治，特别是尺度策略中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上来看，可以肯定葛兰西的目标是从被统治阶级出发来重新建构管理模式。又由于葛兰西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其他阶级的解放运动关系上，阶级联盟同时也是空间联盟，而且这种联盟关系是平等的、合作式的，从这个层面上讲，葛兰西发展了一种真正的人民地理学，并想把它变为现实。而人民地理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和地理学的学术理念，差不多隔了半个世纪后才由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宣言”（准确地说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宣言”）中提出来^[25]。哈维是在学术史的层面上提出人民地理学问题的，他呼吁地理学家必须正视地理知识所蕴含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地理知识生产的影响，与此相反的人民地理学其知识生产应当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限制而生产尽符合可能大众化的地理知识。与哈维不同，葛兰西的人民地理学思想主要是在空间实践的层面上说明了尺度政治是获取人民发展资源的必要策略，即反对等级式的群体划分，并以文化霸权理论为支撑主张发展符合人民大众的文化并建构相应的意识形态，进而实现与消极革命所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尺度政治策略。

近年以来，国内学者对尺度政治日益关注，基本梳理清了尺度政治的关键涵义，包括^{[26, 27]}：① 尺度即是各种社会运动和斗争的框架，甚至激进地说“尺度就是权力”；② 作为尺度应用的核心即“尺度转换”是一项有效的管治和管理措施，它在生产、管理、消费、选举等方面均大量存在；③ 尺度作为政治或权力通过尺度上推或下推来改变原有的政治结构，这一过程完全可能进行尺度本身及其关联的群体的重组。若将以上尺度政治的关键涵义与葛兰西的空间思想特别是霸权革命理论和消极革命理论相比较，可以发现葛兰西对尺度政治的内涵几乎作了较为全面的表述。提出概念是重要的，但很多时候概念是需要语境的，葛兰西尽管没有首次提出“尺度政治”的概念，但他确实首先系统地揭示了尺度政治的涵义，并用以作为意大利政治事务的实践。难能可贵的是，葛兰西把他的尺度政治思想调整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因此可以说葛兰西的尺度政治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想象地理这一在当代广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肇始者萨义德（Edward Said）宣称他的“东方主义”理论正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赋予东方主义以我一直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因为葛兰西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是由“地带”、“地区”、“街区”和“区域”这些地理词汇来构筑的^[28]。葛兰西对萨义德重要，并不在于葛兰西用了多少地理词汇，而是葛兰西解析文化霸权的地理策略和地理隐喻，也就是用文化来维持霸权的“非常葛兰西式的观点”。“东方主义”作为“想象地理”研究的经典理论在近年仍有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断扩展的趋势，对葛兰西相关思想的梳理或许又能发现一些可贵的空间思想来。

注释：

① 因不仅葛兰西的英译著作中版本不一，而且中译本也往往依据不同的英文蓝本有所增补删减，本文行文会给出葛兰西著作的中文或英文译名及其时间，或者札记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