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研究常以相对抗的行动者及其策略为对象，其中弱势方通过对尺度的运用尤其是对更高尺度行动者的动员同强势方展开竞争。这一“对抗性”和对高尺度的关注贯穿在国内外大量尺度政治研究中，为分析社会冲突、地方发展策略等提供了重要思路。不过，行动者间并不必然是对立关系，其利益并非（或接近于）零和，相反，尺度政治的目标和结果可能体现为基于共同利益而对不同行动者的“协调”。换言之，尺度不仅可作为对抗强势方或提高影响力的工具，还可作为协调拥有重叠利益的行动者的工具。

为把握这一基于共同利益的尺度政治，本文将借鉴Cox的“依赖空间”（spaces of dependence）和“交互空间”（spaces of engagement）概念，分析各行动者的利益和策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重叠的依赖和交互空间，进而探讨重叠空间下形成的特定制度形态。这一分析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其中，广东省、深圳市、汕尾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共同利益并各自拥有多个依赖和交互空间，而合作区则成为其空间和利益重叠的焦点，在组织架构、管理权限、利益分配等方面也深受空间重叠的影响。全文首先对国内外尺度政治研究以及依赖和交互空间框架进行简要梳理和评价；其次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的三个关键行动者——深圳市、汕尾市和广东省——各自的依赖和交互空间进行分析，进而把握重叠空间的基本形态。最后，基于对各方相对权力关系等问题的分析，探讨空间重叠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多方面制度形态的塑造。

国内外尺度政治研究存在不同方向，下文将对其基本脉络进行简要梳理，并简要介绍两个关注“对抗性”过程的分析框架。随后对依赖和交互空间分析思路的基本内容、特点等进行阐述，从而为后文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尺度政治研究伴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尺度转向发展起来，其中尺度开始被看作社会建构^[1-3]和政治建构^{[4, 5]}的，成为行动者间政治斗争的产物和工具。Smith最早提出这一概念，通过纽约流浪汉的两个案例^{[5, 6]}阐述了其基本原理。此后，尺度政治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尺度的政治建构^[7]、尺度政治的多重含义^[8]、尺度政治中的话语^{[9, 10]}等进行探讨，一些学者则基于环境问题^[11-13]、国家管制^{[14, 15]}、种族问题^[16]等政治过程对该理论进行应用和发展，尺度政治研究也大致形成了关注尺度结构、关注行为策略、关注行动者网络等^[17]等方向。自尺度政治引入国内^[18]以来，学者们也将该理论运用至对不同社会空间过程的分析中，如社会冲突事件^{[19, 20]}、地缘政治过程^{[21, 22]}、区域发展策略的选择^{[23, 24]}等。

尽管尺度政治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典型应用领域仍以对抗性政治过程为主，即“一方面，主导团体试图将受控制的团体限定在可控的尺度，另一方面，下层团体则试图通过在其它尺度运用权力和手段摆脱这些强加的尺度限制”^[25]，因此，它的基本分析思路在于关注弱势方的“尺度上推”和强势方的“尺度下推”策略，尤其是作为尺度政治核心的“尺度跳跃”^[18]。这直接来源于Smith的研究，在国内外实证分析中被广泛运用和发展。此外，Kurtz也提出了基于尺度框架（scale frames）的思路^[11]，它更突出强势和弱势两方的对抗性，这集中体现于不同团体“尺度框架”和“反尺度框架”之间的对立中。

总之，尽管作为政治过程核心的权力通常被看作一种“支配—压抑”机制^[26]，因而尺度政治也常常具有明显的对抗性，但在一些情况下，主要行动者间可能并非对抗关系，而是通过对尺度的运用和建构对它们之间相互重叠而又存在一定分歧的利益进行协调。为把握这一重叠利益的空间和尺度特征，下面将对Cox的依赖和交互空间分析思路进行简要梳理。

Cox的依赖和交互空间概念将地方、网络等融入尺度政治中，其中“依赖空间”是最核心的概念（图 1），它主要基于“地方”发展起来，强调行动者特定的地方利益以及地方间社会关系的不可替代性。即，行动者所取得的地方利益（如税收、租金）常常固化在特定空间中，导致行动者对该空间的“依赖”；同时，实现这一利益的“地方化社会关系”^[27]在该空间内可相互替代，但这一可替代性难以超出依赖空间。

图 1(Fig. 1)

图 1 依赖空间和交互空间视角下尺度政治的一般模式 Fig.1 Basic Framework of Politics of Scal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of Dependence and Space of Engagement 资料来源：根据Cox（1998）整理。

“交互空间”则主要基于“网络”和“尺度”发展起来，它是为获得或塑造依赖空间、实现地方利益而同其它行动者进行政治互动的空间，联系网络的建构是交互空间展开的基本方式。这一网络既可能直接包含能够改变依赖空间内特定“状态”（conditions）的地域权力中心，也可能通过动员其它社会权力中心而对其施加影响；既可能完全在依赖空间内部展开，也可能在更高或更低尺度的交互空间中进行。其中，着眼于高尺度的网络建构策略类似于Smith的“尺度跳跃”，但由于依赖空间存在于多重尺度，因此依据特定的政治目标，向下的尺度跳跃也是可能的。

总之，相比于其它思路，这一框架（图 1）强调地方利益和联系网络在尺度政治中的作用，并关注尺度“上推”以外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尺度政治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对强势方的“反制” ^[18]，而是实现依赖空间内特定的“状态”，这将关注点转移到了更广泛的非对抗性尺度政治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行动者、依赖空间、交互空间三者的数量和关系都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空间可能相互重叠，而重叠空间则随之成为协调各行动者地方利益的关键。下文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分析不同行动者依赖与交互空间的重叠现象。

深汕特别合作区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部（图 2），包含鹅埠、小漠、鲘门、赤石四镇，它作为深圳市和汕尾市之间的合作项目于2011年正式成立并运行。合作区所在四镇原有经济基础薄弱，2010年工业总产值仅26亿元，合作区成立后获得较快发展，2015年工业产值达84亿元。不同于一般的产业转移园或帮扶项目，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直接涉及广东省、深圳市、汕尾市等三个核心行动者的利益和策略，并同时成为三方的依赖或交互空间。下文将通过对这些行动者各自依赖和交互空间的分析，阐述合作区空间重叠的形成机制。

图 2(Fig. 2)

图 2 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区位示意图 Fig.2 Location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资料来源：根据《深汕特别合作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绘制。

深圳市的地方利益在于解决发展中的土地紧张等问题，为此，它通过在分离的物理空间中建构连续的制度空间，扩展了原有的依赖空间，从而降低了企业再地域化的成本，进而通过产业转移缓解城市发展中的资源问题。深圳市土地面积狭小，建成区面积占比达44.6%，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转型困难等问题也日渐突出。因此，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成为资本循环的迫切要求。不过，在再地域化中，企业转移常常伴随着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如重新招工、开拓新的本地市场等，这产生较高的成本，尤其对于深圳市的企业来说，外迁常常意味着丧失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所赋予的优惠政策（表 1）。而由于依赖空间内部社会关系的可替代性，企业更倾向于在依赖空间内转移。此外，从政府的角度看，企业外迁通常意味着税收流失、就业率下降等，这同“发展型政府”的逻辑也相违背。

表 1(Tab. 1

表 1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享有的部分优惠政策 Tab.1 Representative Preferential Policies Given to High-tech Industries by Government of Shenzhen 对象 条件 政策内容 中央直属企业、国内著名企业等 在深圳设立独立法人资格、符合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方向的研发机构 予以最高500万元建设资助 经批准认定后的软件企业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软件企业，或省、市政府确定的重点软件企业 实行“五免五减半”，其中第三至第五年已交的减半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由市财政给予补贴 国际知名高端服务机构在深新设立地区总部及结算中心 建设或购置自用办公用房 按每平方米5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新建或新购置的房产免征房产税3年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表 1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享有的部分优惠政策 Tab.1 Representative Preferential Policies Given to High-tech Industries by Government of Shenzhen

为降低企业再地域化成本，深圳市通过制度延伸在合作区建构了新的依赖空间，主要策略为朝向广东省的尺度跳跃和朝向汕尾市的横向网络建构。尽管作为深圳战略腹地的汕尾四镇在物理空间上同深圳相分离，但通过管制权力的延伸，相分离的物理空间能够被融合为一个连续的制度空间（依赖空间）。其典型表现是入园企业享受多种与深圳企业同样的待遇，如深圳市的人才和管理服务等，这一社会关系的“可替代性”推动了企业的转移。为获得这一新的依赖空间，深圳市通过省级尺度和超地方尺度的两个交互空间动员相应的地域权力中心：一方面，作为副省级城市，深圳利用兼任广东省与深圳市领导职务的关键行动者顺利实现了向上的尺度跳跃，使合作区建设受到省政府的支持，并由此进一步动员汕尾市；另一方面，为处理“斜向府际关系”，深圳市通过在超地方尺度同汕尾市对接（如2014年召开的对口帮扶工作联席会议），调动合作区所在的汕尾市的地域权力，以协调管制权力的分配问题。

汕尾市的地方利益是培育增长极以摆脱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为此它通过省级尺度和超地方尺度的交互空间，将四镇这一固有依赖空间的一部分塑造为低尺度的交互空间，以推动城市尺度依赖空间的发展。汕尾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如2014年人均GDP仅23928元，居全省倒数第二，成为区域城市体系中的“边缘城市”。为摆脱这一局面，汕尾市长期着眼于高尺度交互空间，如争取省政府的扶持政策。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如2009年竞标5亿元扶持基金落败。在这一背景下，汕尾市将交互空间的建构转移到低尺度，而合作区正为这一策略转型提供了契机。为塑造这一交互空间，汕尾市采取了以下策略：一方面，汕尾通过省级尺度和超地方尺度的交互空间同广东省和深圳市两个权力中心建立网络，以获得其政策、资金支持，如与深圳联合制定合作方案并上报省政府等；另一方面，由于四镇本身是其依赖空间的一部分，因而汕尾市政府可利用自身的地域权力直接改变合作区的特定“状态”，如为合作区设立审批绿色通道、协助制定招商方案等。

广东省的地方利益在于缓解全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此它同样通过作为制度试验场的合作区这一低尺度交互空间塑造省级尺度依赖空间中的平衡发展“状态”。广东省内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非常突出（表 2）。

表 2(Tab. 2

表 2 2014年广东省各区域部分经济指标占全省比重 Tab.2 Percentage of Main Reg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to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Total in 2014 部分经济指标 珠江三角洲（%） 东翼（%） 西翼（%） 山区（%） 土地面积 31.0 8.8 18.5 43.5 年末常住人口 53.8 16.1 14.7 15.4 地区生产总值 78.9 6.9 7.9 6.3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67.7 11.2 9.8 11.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2.5 9.8 9.8 7.9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92.5 2.6 1.6 3.3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85.0 4.6 4.4 6.1   资料来源：广东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广东统计年鉴-201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表 2 2014年广东省各区域部分经济指标占全省比重 Tab.2 Percentage of Main Reg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to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Total in 2014

为此，广东省2008年启动“双转移”战略，以产业转移工业园为依托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图 3）。

图 3(Fig. 3)

图 3 广东省主要产业转移工业园分布图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Industrial Transfer Park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其中，合作区的起步项目“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也成为该战略的一部分。不过，不同于普通的产业转移和结对帮扶项目，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发展定位是“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粤东振兴发展先行区”等，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广东省所赋予，如省领导在视察汕尾时提出“凡是符合改革方向的可在合作区先行，一时看不准的也可在合^[29]特征，其功能转变为“先行”的制度探索，并通过“示范”推动广东省依赖空间的平衡发展。为建构这一交互空间，广东省运用其地域权力直接参与到合作区建设中，如省领导多次到合作区视察、指导规划编制等；同时运用其高尺度行动者的地位协调两市的合作以推动合作区建设，如召开省推进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协调小组会议等。

尽管各行动者的利益和策略存在差异，但合作区成为它们共同的依赖或交互空间。其中，两市都以此为依赖空间，尽管对于深圳来说是新的依赖空间，对于汕尾来说则是固有依赖空间的一部分；而汕尾和广东省都将其作为交互空间，尽管二者的地方利益存在差别（表 3）。此外，合作区实际上也构成了深圳市为缓解市区发展压力而建构的交互空间，同时也成为省政府依赖空间的一部分。总之，在依赖和交互空间分析框架下，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和策略通过相互重叠的空间凸显出来，并聚焦于合作区这一新的尺度和制度空间中。因而合作区的制度架构也必然因这些利益、策略和权力关系等而呈现特定的形态。

表 3(Tab. 3

表 3 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主要行动者的依赖和交互空间 Tab.3 Spaces of Dependence and Spaces of Engagement of Major 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行动者 依赖空间 交互空间 地方利益 所需状态 行动策略 深圳市政府 深圳市（原有的依赖空间）；合作区（新的依赖空间） 以省级尺度空间和超地方尺度空间为主 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土地紧张、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 保证地方社会关系的连续性以降低企业外迁成本 （1）对合作区的制度延伸；（2）朝向广东省的向上尺度跳跃；（3）朝向汕尾市的横向联系网络 汕尾市政府 汕尾市（包含合作区） 以合作区为主，同时涉及省级尺度空间和超地方尺度空间 摆脱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 通过增长极的培育带动全市发展 （1）对合作区的政策优惠、直接的权限下放等；（2）朝向广东省的向上尺度跳跃；（3）朝向深圳市的横向联系网络 广东省政府 省级尺度空间 以合作区为主 缓解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通过管制试验探索平衡发展模式；产业的区域间转移 （1）对合作区的指导、权限下放等；（2）对两市合作的协调统筹

表 3 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中主要行动者的依赖和交互空间 Tab.3 Spaces of Dependence and Spaces of Engagement of Major 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尽管各行动者存在共同利益，但由于根本利益及实现方式的差异，都试图通过权力的渗透取得并保持对合作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区难以由单一主体管理，而是依各行动者的利益、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权力关系等被共同塑造。下文将从组织架构、管理权限和利益分配三方面分析由此形成的特殊制度形态。

深汕特别合作区实行省有关部门指导下的以深汕两市政府高层领导小组决策，合作区管委会管理，建设开发公司运营为特征的三层管理架构（图 4）。

图 4(Fig. 4)

图 4 深汕特别合作区组织架构示意图 Fig.4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这一制度安排渗透了三方的地域权力，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这取决于依赖和交互空间的属性、所掌握的资源、相对权力关系等。首先，合作区同时是广东省的交互空间和两市共同的依赖空间，因此广东省并未垄断对合作区的管理权，而是委托两市共同指导和管理，以实现后者的地方利益。其次，由于两市以合作区为依赖空间，因此两市所拥有的地方知识、地方关系等资源也正成为它们受委托管理合作区的重要原因；而由于深圳市更多掌握经济资源，汕尾市更多掌握行政、组织等资源，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分工。最后，广东省政府对两市有行政领导权，因而能够通过多种方式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对两市进行协调。

空间的重叠也影响了各方对合作区管理权限的赋予，但它们的作用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具体表现为省政府负责地级权限的赋予，汕尾市则负责具体事项的下放（表 4）。

表 4(Tab. 4

表 4 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实施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 Tab.4 Representative Authoritie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Exercised by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行政审批事项 汕尾市对口行政部门 类别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审批 汕尾市商务局 市级行政许可 汕尾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 市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核定 汕尾市城乡规划局、海丰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市（县）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新增建设用地方案拟定与上报 汕尾市国土资源局、海丰县国土资源局 市（县）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上报审批 汕尾市人民政府 市级管理事项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汕尾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市级行政许可

表 4 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实施的部分经济管理权限 Tab.4 Representative Authorities of Economic Management Exercised by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省政府在权限赋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2015年通过的《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服务规定》中，明确给予合作区地级经济管理权限，原须经汕尾市政府审核的行政许可事项可直接报广东省审批。这一规定作为合作区的“基本法”，从制度上推动了尺度的上移。汕尾市在行政权限的下放中则扮演了基础性角色，如2014年发布《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实施的经济管理权限事项目录（第一批）的公告》，将31项经济管理事项委托合作区管委会实施。这一制度形态更多地由相对权力关系、依赖空间的性质塑造。首先，广东省运用其省级行政权力赋予合作区地级权限，以推动管制试验的进行，而由于具体的地级经济管理权限由汕尾市掌握，因此省政府更多关注其直接审批的部分，具体权限则要求受其领导的汕尾市政府进行下放。其次，尽管合作区也是深圳市新的依赖空间，但却是汕尾市（海丰县）固有依赖空间的一部分，合作区所在的四镇部分管理事项也原须报汕尾市审批，这一依赖空间性质的差异使得汕尾而非深圳在权限下放中扮演基础性角色。

对空间重叠的制度协调更鲜明地体现在复杂的利益分配机制上（表 5），这同样取决于依赖和交互空间的性质等。

表 5(Tab. 5

表 5 深汕特别合作区相关行政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Tab.5 Mechanism of Interests Distribution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主体 财政收入 土地收益 GDP指标 广东省 2011—2015年，按现行体制取得省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其中保留2009年基数部分，其余返还合作区 2016年后，按规定取得分成收益 — — 深圳市 2011—2015年，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后获得25%，并全额返还合作区 2016—2020年，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后获得25%，并将其中50%返还合作区 — 按70%列入本市统计指标 汕尾市 2011—2015年，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后获得25%，并全额返还合作区 2016—2020年，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后获得25%，并将其中50%返还合作区 2011—2015年，获得政府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2%，并全额返还合作区 2016年后，获得政府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2% 按30%列入本市统计指标 深汕特别合作区 扣除省按体制规定的获益部分后获得50% 获得政府土地出让净收益的88% —

表 5 深汕特别合作区相关行政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Tab.5 Mechanism of Interests Distribution of Shenzhen-Shanwei Special Cooperation Zone

首先，广东省为充分发挥这一交互空间的作用，于2011—2015年在财政收入上对合作区进行明显支持，如将财政收入的分成收益全额返还；不过，合作区也是广东省依赖空间的一部分，因此省政府也享有以财政收入为标志的“地方利益”。其次，两市共享合作区这一依赖空间，因而在财政收入上各取得扣除省获益部分后的25%；但由于深圳市同这一新的依赖空间之间更多地是经济关系，因此将合作区70%的GDP统计指标列入深圳；而汕尾市一方面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也同时将合作区作为交互空间以带动全市整体发展（而非直接产生经济收入），因此汕尾市获得GDP指标的30%。最后，汕尾市以合作区作为固有依赖空间的一部分，在原体制下提取一定的土地出让收益，而合作区的征地拆迁工作也仍由汕尾市负责，因此土地出让收益主要在合作区与汕尾市之间分享。

总之，作为各行动者间相互重叠的依赖或交互空间，深汕特别合作区已经成为各方间利益协调的关键。因而各方都试图将权力延伸至合作区并保持对合作区的影响，其中，依赖空间的性质（如作为哪些行动者的依赖空间、行动者对依赖空间的影响力如何），交互空间的性质（在哪一尺度展开、所要实现的依赖空间中的状态），行动者之间的相对权力关系（如权力的大小、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及各自掌握的不同资源等，都塑造了重叠空间下的制度形态。

本文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关注非对抗性的尺度政治，其中各行动者的利益是重叠的而非对立的。为把握这一过程，借鉴Cox的依赖和交互空间概念，对各行动者的利益和策略进行分析：深圳市为解决发展中的土地紧张等问题，通过连续制度空间的建构扩展依赖空间，以降低企业外迁成本，为此它通过向上的尺度跳跃动员广东省以获得支持并对汕尾市施加影响，同时通过横向联系网络与汕尾市对接以运用后者的地域权力为制度延伸提供便利；汕尾市为摆脱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将固有依赖空间的一部分改造为低尺度的交互空间，作为增长极带动全市发展，为此它除运用自身权力直接给予合作区优惠政策外，也进行向上的尺度跳跃以争取省政府的支持，并与深圳市对接争取其资金支持和优惠政策分享；广东省为缓解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合作区作为低尺度交互空间以进行试错性的管制试验，探索可推广的发展模式，为此它除直接赋予合作区地级权限外，还在联系网络中对两市进行协调等。

在这个过程中，依赖与交互空间及其关系存在多种特征，并使尺度政治趋于复杂化（图 5）。对单个行动者来说：① 常常在多个尺度上存在多个依赖或交互空间，如汕尾的依赖空间既表现为地级尺度的全市，又表现为低尺度合作区空间；② 不同的依赖和交互空间在尺度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是各异的，如对于省政府来说，合作区更多地作为交互空间发挥作用，而它作为依赖空间所直接提供的地方利益（如财政收入）则相对较小；③ 依赖与交互空间是动态的，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如对汕尾市来说，合作区所在地域最初仅是其依赖空间的一部分，但随后具有了交互空间的属性，成为带动全市发展的增长极。

图 5(Fig. 5)

图 5 多元社会行动者间空间重叠与尺度政治的复杂化 Fig.5 Overlap of Spaces among Multiple Social Actors and the Complexity of Politics of Scale

而对多个行动者来说：① 由于其利益和权力关系是相互交织的，它们的依赖空间和（或）交互空间也可能互相重叠，如合作区几乎同时作为三方的依赖和交互空间（尽管其角色存在巨大差别）；② 由于单个行动者的依赖和交互空间是多尺度的、动态的，多个行动者之间空间的重叠也就更为多样，这可能体现在多个尺度并在某些尺度上更为明显，如在省级尺度存在广东省依赖空间与两市交互空间的重叠、在超地方尺度存在两市交互空间的重叠等，但相比之下，合作区几乎作为所有主要行动者依赖和交互空间的结合点，这里的空间重叠也更为明显。不过，这种由于行动者和空间的多重性所带来复杂的空间重叠现象并不意味着各方间的利益难以被调和，相反，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高强度”的重叠空间在尺度政治中实际上扮演了“枢纽”的角色，成为协调各方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也因其依赖和交互空间的性质、与其它行动者的相对权力关系、所掌握的资源等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共同塑造了这一空间中特定的制度形态。

总之，基于依赖和交互空间理论发展出的“空间重叠”分析思路有利于把握不同行动者多样的利益诉求和行动策略，进而更为细致地剖析这一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