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更新的独特产物，来自于中国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1]，即在城市化用地需要不断占用农村用地的空间外扩过程中，因农村生产用地的集体所有权特征以及农民宅基地的私有产权特征，形成与城市土地公共所有权的二元差异，导致城市政府或开发商在与农民或村庄集体协商土地征用时，农村的生产用地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被首先用于城市开发，而农民的居住用地，因居住需要而较难被征用，乃至保留下来，这也是地方政府为规避巨额成本而选择的“获取农村耕（土）地、绕开村落居民点”的迂回发展思路^[2]，以至于以修建高楼大厦为标志的城市化进程，将一个个低矮的传统农村聚落包围起来，形成中国南方快速城市化地区被垂直城市景观所俯视的一个个城中村“盆景”。

城市化用地的进一步土地需求，以及以广东省为核心的南方中国由旧城、旧村和旧厂构成的“三旧”改造，导致大量作为“旧村”的“城中村”迅速消失。例如，在《2007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年度计划》中，共列出了117项改造项目，其中46个城中村为全面改造项目^[3]。位于深圳科技园附近的大冲城中村，几乎一夜之间完全消失，转而被整齐划一、高楼林立、崭新光亮的商品房小区、写字楼和商业中心所取代，城中村的居民获得了安置和回迁，不少原住民瞬间成为千万和亿万富翁^[4]。不过，近几年，人们开始对城中村的消失和整体拆迁与改造有所反思，虽然这一反思在民间层面，或许是对粗暴城市化导致“千城一面”的情感反抗，在官方层面，是对“习李”政府“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合法回应。不论怎样，如何认识城中村及其文化遗产价值，如何在城市更新与改造中保留城中村文化遗产，尽管缺乏必要与充分的学术文献，但已逐渐成为从民间、官方、到媒体各界，热切关注和探讨的课题。

关于什么是遗产、什么不是遗产，或者什么应该保留、什么不必保留，往往是权力争夺的结果以及社会建构的结果。例如，房地产开发商一般不会认为老旧破落的城中村具有文化遗产价值，而城中村的居民则可能认为城中村的宗族祠堂是不能拆除的，不过，在权力争夺的最后，开发商的胜利可能导致城中村祠堂的完全消失^①；另一方面，遗产的功能主义观点则认为遗产的选择和开发利用，必然来自于其特有的社会功能，祠堂作为城中村文化遗产需要加以保留，一定是因为祠堂本身是城中村的必要建制，有利于基于血缘、地缘和家族关系之聚落的稳定和延续^[5]。本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试图基于“公共地理学（public geographies）”^[6]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强调从公众参与出发，通过考察城中村居民和相关公众对城中村的认识、记忆、情感和理解，探析城中村的文化遗产价值到底包括哪些内涵。

本文第一作者关于公共地理学的最初认识来自于2014年参加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地理学国际年会（RGSIBG）之主题“合作生产公共地理学（co-producing public geographies）”^[7]。当然，公共地理学的出现是西方民主社会从代议制民主，转向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社会学提出公共社会学（public sociology）^[8]之后对地理学的直接启发。公共地理学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公众参与的行动研究方法PAR（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9]，强调研究者基于社区与公众合作开展研究和相关行动，从而使社区发生变化或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合作形成公共知识或学科知识。在城市规划领域，有关公众参与的讨论并不陌生，不过，在西方地理学内部，公共地理学除了强调PAR的方法论以及1996年以来西方国家开展的公共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PPGIS）^[10]的工作以外，尤其强调“行动（action）”的价值，要求研究者直接介入和动员公共领域和社会公众。本文援引公共地理学对于社区公众的强调，主要突出“公众”的主体性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11]②。

本文的研究涉及深圳多个城中村，但核心案例是岗厦城中村。岗厦是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唯一的城中村，拆迁前居住人口约6.8万人，其中常住村民486户约900人，暂住人口约6.7万人。土地面积15.16万平方米，房屋栋数590栋，总建筑面积51.4万平方米^[12]。岗厦与深圳其他城中村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优越的城市中心区位，因此高密度地集聚了大量外来租户。另外，它还是一个已经拆迁了一半的城中村“旧改”项目，即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时间性，它正好处于深圳相对成熟的城市建设阶段，以及人们对大拆大建的城市化加以反思的舆论环境、情感背景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度背景的转折点。在上述区位、时机和制度相叠合的时空框架下，我们从公共地理学出发，结合岗厦城中村的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所关涉的公众主体，思考城中村的遗产价值。

在我们看来，岗厦城中村的“公众”并不是铁板一块，主要涉及城中村的原住民（即基于宗族祠堂以“单姓”或“杂姓”聚居的宅基地业主，岗厦原住民多为文天祥“文姓”后代）和外来租户（及其内部有所分化的子群体）两大核心群体。不同群体对于城中村遗产价值的认知判断是不同的。核心群体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核心之外的社会公众对于城中村遗产价值的认知，则置于本文的结论部分做总结性介绍。

对于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特区城中村而言，原住民基本上已经通过累积租金获得了购买商品房的能力，他们往往在宅基地被拆以前就住上了附近相对高质量的商品房。部分原住民由于在改革开放前已拥有海外或香港方面的亲属关系（如通过逃港获得香港身份），而移民到香港或海外居住，有的虽然本人未能移居海外或香港，但其“村二代”通过村内或跨村交往与通婚而移居香港。总之，原住民在岗厦城中村的状况，在人口数量上并不构成城中村居民的当下主流，相反，城中村的当前居民多为从内陆而来的外来租户。对于原住民而言，城中村的宗族祠堂作为传统文化遗产加以保留的状况，并不乐观^③，这是因为中老年原住民、特别是“村二代”原住民的外迁和流失造成的。

关于城中村的租户，以往的诸多研究笼统地将其贴上“打工者”或“农民工”的单一标签，其实，对于能够保留到今天的深圳城中村而言，租户内部的差别相对而言比较复杂，从时间（居住的持久性）—空间（居住区位）交错匹配的角度，而非房东—租客或有产—无产角度^[1]，可识别出至少四类不同租户的社会分层，他们对于城中村的认知、记忆、情感和想象是不同的，对于城中村的遗产价值判断也因此不同：

（1）在城中村乡镇企业或国资企业工作并居住在工厂附带之宿舍区的工厂青年，几乎与原住民所生活的城中村聚落完全隔绝。例如，在岗厦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被完全拆除的部分，曾经是岗厦的工厂区和宿舍区，由于城中村的农田生产用地可被村委修建厂房并出租给外资、合资或国资等各类工厂和企业使用，因此，乡镇企业实际上构成了早期城中村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部分的遗产价值^[13]几乎被有关城中村主流研究完全忽视^④。我们认为位于城中村聚落边缘的“共生”厂房^[14]和宿舍，是城中村生产文化的体现，反映出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工业化进程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启蒙阶段。工作和生活在工厂及其附带宿舍的租户对城中村的理解，与居住在城中村聚落核心的租户有所不同，他们并不认同城中村被主流媒体所塑造的脏乱差形象^[15]，相反，他们留下的记忆更多的是城中村集体经济被工厂企业等“工作单位”加以组织化的生产和生活。例如，被访者Z，早年在岗厦国资企业工作，在工厂宿舍居住有三、四年之久，直至1999年离开城中村、搬入商品房小区。由于他不懂广东白话，不便与房东协商房租事宜，特别是在租住私人住宅无法开具发票或需要额外费用才能获得正规发票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直接居住在工厂宿舍而非“农民房”。他对岗厦的记忆充满了浪漫情感，因为他在这里结识了同在工厂区打工的妻子。此外，他还提到岗厦某一手袋厂的一次失火，虽然没有人员死伤，但标志着城中村乡镇企业的衰落和转型。他特别提到他和他的工友都因为国资企业这一国营背景，而办理了深圳户口，因此，也都能够留在深圳，相反，那些在港资企业工作的外来工，反而无法留下来，又返回到了故乡农村。岗厦这个城中村的工厂，承载着某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末期“工厂单位”的特点，能为他这样的外来者，建立并延续未来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16]。

（2）与上述居住在城中村工厂宿舍区的打工者不同，大量外来移民居住在城中村聚落，特别是那些2000年左右到深圳寻求工作的人，既包括内地大学毕业生，也包括从内地提前退休或调动过来的中年求职者。在我们的访谈中，L谈及他从湖北某大学毕业，因有同学租住在岗厦而投奔岗厦，加之岗厦租金便宜，便合伙开办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他对城中村的理解属于典型的“落脚城市”^[17]，即城中村是其后来创业成功而可搬出城中村入住商品房的过渡空间，对于这类租户，城中村留给他们的印象是迷宫般的“城中城”^⑤，因为城中村原来低矮的宅基地为满足源源不断的大量租户之租房需求而不断加高加密，形成“水泥巨物”^[1]，村落面貌被古怪、密集和楼与楼之间可隔窗握手的“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不现天”等问题“景观”^[18]所替代。城中村的租户往往需要通过特定地标，以便找到迷宫般的房间。此外，城中村大规模成片的蟑螂群、老鼠群，对于从事设计工作的L，就如同某种装置艺术的创作素材，城中村各种物象（objects）甚至已经转换为2016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独特项目和展品，而2017年的双年展将与当代艺术结合，直接将展场设在城中村^[19]。当然，还有流动性很高的嘈杂和肮脏元素，以及为接待朋友的朋友和同学的同学而短期集体居住的上下铺生活，都构成了L类租户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至于曾经代课于岗厦中学、且已步入老年的X，则认为城中村具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熟人社会和悠闲生活的“类故乡”文化，那种安逸自由、穿着随意的夜晚生活，与城中村隔壁充斥着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世界和白日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和时空穿梭。城中村多少有些类似于直到若干年后才得以意识的虚妄“故乡”^[20]。

（3）对于目前已经在城中村落户安家的租户，城中村的意义不再是“落脚城市”。被访者Q已是两名入读小学的孩子母亲，她居住在尚未被拆除的岗厦城中村居住区部分，孩子也曾经在城中村的幼儿园成长、目前在拥有86年历史的岗厦小学上学。岗厦村原住民多为文天祥后代，是一个有文化有历史的城中村，虽然目前的城中村由于原住民孩子多在香港上学或已移民，而集聚了大量外来子女，但这些移民父母和孩子的素质并不差，他们在城中村开办了午托班，也不乏公共生活。Q本人在网络公司工作，关心公益，组织过城中村的社区活动，城中村并不是脏乱差或不安全等贬义词所能定义的。像白石洲这样的城中村，甚至还有国际艺术家组织的社区艺术活动，著名的大芬油画村也是城中村，已经兴建了服务于村内外居民和游客的现代美术馆^[21]。城中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显示出某种成熟的可居性，而非“落脚城市”的过渡性，这或许与南方中国的城中村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类单位”^[2]的源起有关，因而不同于其他国家自发形成的无组织的“贫民窟”。

（4）城中村还吸引了新一代互联网草根创客。“创客（maker）”一族是一群不以营利为目标，拥有独立想法并试图把想法变成产品现实的人^[22]。这些人多为年轻人，来自于IT行业，热衷于创意、设计、制造和DIY，他们看重的是深圳所在“珠三角”地区无与伦比的开源硬件和相对完整的“创客”配套产业链。他们往往具有较高学历，喜欢居住在城市中心临近大学园区、科技园区等办公场所、且日渐改善和“可居”的城中村，例如，深圳大学附近的桂庙城中村就集聚了大量深大毕业生，他们或许就在附近的腾讯大厦或科技园工作，城中村的“学生化”^[23]成为城中村变迁的重要力量。岗厦也因临近全国最重要的电子商品集聚区“华强北”而吸引了大量青年创客，城中村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简单而便宜的“卧城”，他们的工作和社交生活基本在城中村以外的现代化和小资化的办公空间或园区内部解决，并不依赖于大多数城中村难以提供的都市外部公共资源。

城中村是高度城市化地区传承本土与传统文化最后的物质场所^[24]。基于以上对城中村“公众”的细化，特别是对原住民业主和各类租户的细致调研和分析，可以发现城中村最值得为他们提供记忆、情感和精神支撑的物质类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可概括为以下四类：

都市“城中村”与内地“空心村”，属于不同的两类“村”^[25]。城中村的生活空间和表面外观处于半城和半村之间，高耸促狭的“握手楼”和“水泥巨物”^[1]，让其看起来更像“城中城”，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村落文化的景观，如岗厦的文氏宗祠、湖贝村的张姓宗祠等等，当然还包括位于城中村出入口的标志性牌坊^[26]，以及围绕大榕树的村落公共空间，逢年过节便有村民围坐“大盆菜”欢聚一堂，展现客家文化的壮观景象。此外，现在的城中村还设置了专为村民老人而非外来租户的排他性养老空间；城中村还保存了人与人交往的传统礼节如尊敬长者的说话方式^⑥；但是，作为“落脚城市”的城中村，这些村落文化并不完整，由于城中村原住民不断流失、乡镇企业转型，外来租户构成人数庞大的主流，这些租户因为流动性过大、彼此不知底细，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虽然大家拥挤地居住在一起但彼此并不认识^[27]，例如，早期入住城中村的租户主要来自广东，大家还能相处和睦，1990年代后大量外来人员搬入，彼此生疏，出租屋开始需要安装防盗门^⑦。这种半城半村的聚居形态与中国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并不吻合。城中村只是一种“准村落”或“伪村落”、“类故乡”或“准单位”^[2]而已。不过，正是这种半城半村的生活景观，反而赋予其城市和乡村的双重遗产价值，城中村如同一面镜像，折射着中国乡村生活宝贵传统的变迁或消失，同时也凸显了它或许能够丰富深圳这种单调都市景观的潜力。

城中村虽然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是生活聚落，但也是早期乡镇企业的发源地^[28]。城中村基于乡镇企业的早期工业化以及后来的“去工业化”转型，使得村民不仅从出租厂房或经办实业中获得分红，而且从出租房屋中获得收益，物业租赁经济^[29]或“寄生性经济”^[30]是城中村重要的经济门类，分红成为城中村城市化进程中连接村民开展公共生活的新方式，村民可从分红中获得各种福利，如集体旅行或出游；分红也产生了村民内部经济差异的严重分化，有的村长或村干部通过回扣或红包等潜规则，从外来寻租者身上获得高于普通村民的各种收益。虽然乡镇企业由于产业升级和转型而逐渐消失，一些厂房也被改造为办公楼、写字楼或艺术家Loft工作室，例如，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纳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的深圳“设计之都”的标志性创意园，就是从田面村这个城中村的老旧厂房中改造而成的，但非正规经济（包括曾经的性工作）和新型服务业^{[31, 32]}，构成城中村非常显著的生产文化，如被当作历史记忆的岗厦食街及其政务和商务接待一条龙服务，以及目前依然活跃在城中村的大排档、街边店、小诊所、菜市场、换锁店、缝纫店、小吃摊、士多店、啤酒女郎、小面馆、修鞋店、海鲜食肆等生活服务业等等，都是在商品房居住小区较难看到的非正规经济景观。这些非正规生产文化既是城中村独特的生产文化，也表征了整个城市甚至国家在特定转型阶段的历史、记忆和缩影，有的厂房还具有工业遗产价值，例如，位于深圳宝安的“三来一补”乡镇企业上屋大队热线圈厂，因于2008年改造为我国首个以劳务工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而得以保留^[33]。

相比城中村外部相对干净、整洁、有序和组织化的城市景观和城市生活，城中村存在某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文化，类似欧宁对哥本哈根克里斯钦自由城的介绍^[34]；城中村作为来自四面八方各路移民和草根之“落脚城市”的过渡空间，凝聚着不同的乡音，也是他们的临时原乡和“类故乡”，城中村最显著的被外来移民所记住的是其早期获得“第一桶金”的创业和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延续到今日互联网时代的创客文化。城中村是初入深圳之外来移民进入城市的通道和创业平台^[35]，难怪“出得了城中村，才能成为深圳人”的说法，获得不少认同。深圳之开拓、创新与创业精神的一部分，主要来自于那些在城中村居住过的国内和国际移民，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后直至最近几年在深圳市政府实施人才安居政策以前便已来到深圳的人们，很少没有在城中村居住过，城中村为一代人和一个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那就是草根奋斗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与其后形成的企业家精神、青年大学生的创业、创新和创客文化，具有历史关联性。

城中村的生命体不仅以人为中心，也极为明显地展现了人与“非人（non-human）”生命体的互动关系。这些多种多样、流动不拘的活体景观（bodyscape），彰显了城中村以外地区难以呈现的感性和感官奇观。例如，城中村附近的公交站总是存在明显的上下班高峰，上班时可见打工者一边化妆一边快步赶车的景象，而下班时分，城中村立刻成为打工者松懈和悠闲生活的躲避空间；城中村是一个可迅速汇集人流和群体观看的场所，也是群体事件的表现舞台；蟑螂奇观以及老鼠过街横冲直闯的景象，甚至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素材，例如，白石洲艺术家马立安曾以“白鼠笔记”为主题，发动艺术家通过亲身体验城中村，理解城中村；她还注意到深圳不少城中村曾经是临海养蚝的渔村，因填海造地城市化而逐渐消失，“蚝”作为城中村消失的地方物种，被她转化为2014年深圳公共雕塑展^[36]的作品与符号。当然，城中村充满“握手楼”的奇观、如同迷宫般的狭小道路，以及作为“落脚城市”的人生驿站、永不隔音的嘈杂，构成与北欧电影“寒枝雀静”^[37]所展现的后现代沉寂城市的天壤之别，城中村因此在全球对比层面，具有某种独特的身体感官和感性文化，这种人与“非人（nonhuman）”的生命关系或许是城中村提供的另一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隐喻”。

以上从公共地理学之关注核心“公众”角度评判城中村文化遗产，源于对城中村之“公众”的具体区分，即关注到新老原住民两代业主，以及由工厂宿舍租户、落脚流动租户、可居社区租户和新青年创客租户构成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但尚未考虑到政府、开发商、城市专家和城中村外部社会公众和公益团体对城中村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在结论和讨论部分，我们将进一步结合公众的社会分层及其代际隔阂，提出在未来的城中村文化遗产识别和保护中，如何扩大社会分层的分析尺度和空间分析的地域尺度，从而开掘和提升城中村的文化遗产价值与共识。

城中村居民以及相关群体不仅存在社会分层，而且存在代际隔阂，例如，原住民业主明显存在的代际分层，构成城中村遗产保护的挑战。城中村牌坊、宗族祠堂甚至传统的村落文化难以保护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是村民外流而自动凋敝的结果，一些城中村的祠堂已经“关门大吉”，不再承担传统家族的凝聚功能，虽然，怀旧意识相对较强的中老年原住民，是保护城中村家谱和家族祠堂文化的诉求主体，但现有的保护方式创意创新不够，难以吸引年轻居民，而青年“村二代”因外流或文化断裂，基本上找不到保护祠堂或租屋的动力和理由^[38]；如何调动后代人的积极性，如何将城中村的文化保护与青年后代产生关联，从而突破代际隔阂的阻碍和困境，恐怕是未来城中村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问题。

从城中村外部公众来看，专家学者出于文化精英观念，呼吁保护城中村即便是半村半城所代表的村落传统文化，不过，他们并非城中村文化保护的主力，但能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支持，一些从事影像、艺术、建筑、设计、地域文化的专业人士，不断介入城中村改造，寻求与推土机模式不同的替代性改造方案^[39]；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城中村作为大量低收入人群之落脚城市的价值，认为应该通过保护城中村而为外来移民提供其可扎根于现代都市的过渡空间，当然，这一建议本身已经通过政府提供的廉租房^⑧建设在一定程度得到解决，但因深圳土地供应量的局限，大量廉租房的区位选择往往远离城市就业中心，对新一代“创客”的吸引力远不如位于城市中心的城中村，况且，新建的廉租房也瓦解了被逐出城中村的租户已有的社会关系^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出于对城中村作为深圳城市发展之起源价值的认识，认同“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40]的看法，以及城中村作为“容器”能够容纳和孕育草根移民的个人理性和奋斗精神；至于作为旁观者的新移民或者城中村外部社会一般公众，并不认为城中村在宜居性方面，堪比统一开发的门禁式居住小区，他们希望的居住空间仍然是拥有封闭式管理、停车场、会所配套齐全的花园小区，尽管这类小区的文化生活或许单调或许过度商业化^[41]或未发展起来^⑩，且无法拥有城中村那种无政府主义自由而放松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宁可选择硬件设施较好而文化生活失衡的门禁小区也不想回到半城半村、活色生香的城中村，他们与开发商的价值取向一样，并不认同城中村是理想的居住空间，对于城中村的消失以及被小区型居住文化所替代，相对淡然。如何发动与整合更广泛的社会公众，认知城中村的遗产价值，显然需要在城中村之外的比较框架中以及更大的空间尺度，思考“尺度提升（up-scaling）”的策略。

显然，城中村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在代际层面以及在城中村内外部公众不同社会群体层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必须从社会分层之尺度提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地域空间的尺度提升。也就是说，城中村文化遗产的价值评判不能局限于城中村的原住民业主和外来租户所构成的城中村的内部社会地理空间，还应考虑其他群体以及城中村文化遗产价值的更广泛的外部性，即社会层面和地域层面的双重尺度提升策略。具体说来，城中村所保留的文化还应具有本土—外部关联性乃至全球关联性或影响力，例如，岗厦城中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可关注到岗厦与深圳的关系、或城中村与整个城市建设和发展历史的关系、城中村与香港的关系、城中村与中国其他地方乃至世界的关系等更大地理尺度的关联性。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城中村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3]，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乡村工业是农业大国之工业化过程的必经之路^[42]，而且，具有乡村工业部分特征的乡镇企业和非正规经济，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从洋务运动、民族工业到国有企业、“三线”建设、改革开放后“世界工厂”全球性工业化进程之特定历史阶段的代表，因此，有代表性地保留乡镇企业也就是保护城中村文化遗产、乃至中国工业遗产和世界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岗厦城中村文天祥家族宗祠文化的保护，应考虑到与香港、江西、广东其他地方文氏宗祠的文化扩散和关联性，而祠堂村落文化在整个南方乡土中国，也具有独特遗产价值，这些祠堂之间的空间相互关联都可以成为开掘城中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甚至城中村作为半城半村的城市空间本身，对大拆大建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具有反思意义和对照价值，其遗产价值因此从城中村微观层面，通过尺度跳跃，提升到外部空间，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遗产共识。

总之，城中村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和意义，是从城中村内—外部空间关系、内—外部社会公众关系、内—外部历史关系的尺度转换与提升中得以发掘的。城中村文化遗产价值的识别和保护是一个涉及“公众（社会分层）”、“世代（时间）”和“尺度（从本地到全球）”的公共地理学议题（图 1），其间的内部争议和关键问题都有待于在公共地理学这个平台，并结合全球资本和流动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加以进一步探讨，也将引发保护“城中村红线”的各种想象^[43]。

图 1(Fig. 1)

图 1 城中村文化遗产价值的分析框架 Fig.1 A Framework for the Valorization of Urban Village as Urban Heritage

注释：

① 本文对传统村落祠堂之破败、拆除和消失的直观感受，来自于本文第一作者李蕾蕾2014年9月20日参加的由邓世杰网上发起的关注梅州地区客家祖屋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大量消失的自费考察。

② 事实上，本文就缘起于作者2014年12月7日由“土木再生”这一NGO于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B-107举办的”岗厦罗生门”公众座谈会。从这一角度来看，本文履行的正是公共地理学的理念。此外，本文主要内容已由第一作者在2015年4月11日上海同济大学“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和2015年4月12日上海华东师大第二届全国文化地理学术研讨会上分别发表，同年也将相关内容以研究报告形式提供给“土木再生”。

③ 本文第一作者曾在被完全拆除和改造的城中村大冲工地上，亲眼看见村庙被保留下来，不过是以一个符号加以保留而已，村庙及其庙前榕树，在周围林立高楼的俯视之下，已成一个“微缩盆景”。

④ 本文第一作者自2001年开始研究德国工业遗产，提出并发表有关保留“珠三角”乡镇企业工业遗产的观点和文章。

⑤“城中城”这一说法，来自于长期在深圳白石洲城中村从事艺术活动的美国人类学者马立安。

⑥ 据本文作者所参与的“土木再生”公众座谈会主办者万妍等人的发言。

⑦ 据南方都市报于2009年10月27日随报附送的《岗厦涅槃》特刊。

⑧ 即便兴建廉租房，也难以解决居住需求。例如，岗厦拆迁前可蜗居6.8万人，拆迁后原址可居1万人，按照这种标准，一个城中村需要5-6倍的新建小区才能满足居住需求。

⑨ 在“岗厦罗生门”座谈会中，马立安认为廉租房并不能解决大量租户的居住问题，因为租户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是无法重新安置的，而社会关系是需要长期交往和较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

⑩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沿用了集体经济或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高效率地将小区楼房盖成齐整划一便于“军事化”管理的“准营房”，通过建筑高度和巨大体量，在城中村面前显示其“正规部队”的板式威严。千城一面的问题其实与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所采取的大众生产（mass production）的现代方式有关，这种缺乏设计的考虑，对社区文化的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