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转型总体上是在国家的引导和管控下渐进展开的^[1]，资本力量受到国家的积极引导和严格管理（如中国政府掌握有大规模的国有资本，具有通过配置国有资本引导市场资本的能力），社会矛盾也受到国家的谨慎调节与管理，国家（state）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中都发挥着显而易见的关键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基于城市增长机器（UGM）、城市政体理论（UR）以及企业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共同将国家（state）或政府（government）视为关键主体，企业化的地方政府与资本利益集团组成的“促增长联盟”（pro-growth coalition）是左右城市政治经济及城市空间生产的决定性机制^[2-7]，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带来城市增长数字指标巨大成功的同时，城市的居民是否真正获益尚难以定论^{[8, 9]}。近年来，随着部分私有产权业主、部分社会积极力量（activist）开始参与社区与城市事务，城市“反增长”政治的研究逐渐兴起^{[10, 11]}。总之，当前中国城市政治经济研究基本上由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关系及其发展演化的理论视角所主导^[12]。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市场、社会和国家都不是各自内部整合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对市场、社会内部分异的探索推动了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两个学术领域的发展，但是国家内部的空间分异却迄今未能获得应有的理论关注。概言之，在中国城市研究的长期传统中，国家只是被视为城市政治经济与空间生产过程的某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动力结构或“行动者”（actor），国家内部的空间分异及其对城市空间生产的作用则没有得到专门系统的理论探讨^[13]①。所谓国家内部的空间分异，我们认为是指国家的权力、国家干预的策略与政策、国有资源的配置都存在的空间分异现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国家会选择性地将权力、政策和国有资源不均衡地配置于不同的地区或管理层级，从而实现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意图。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国家内部的空间分异常呈现出以下一些具体表现，如从城市外部看，中国的城市政府并非独立的主体，而是嵌入整体国家权力层级体系中的一部分，城市政府的行为不仅受到地方性市场、社会力量的影响，也会受到上级的行政干预，因此城市政府的行为不能仅从地方政治角度去理解，还要从国家层级政治角度去理解^[14-17]；从城市内部看，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彼此间的利益摩擦十分普遍，造成了“行政区经济”^[18]与“行政区边缘经济”^[19]现象的并存，也造成了规划横向不协调、纵向难衔接的困境^[20]；城市政府面对内部的空间分异，往往通过区划调整、设置新城新区管委会“准政府”等方式构建国家权力、政策与资源配置的新空间分异以推进特定地理空间的发展^[21]。这些现象都与城市政治经济的运行与空间的生产息息相关，然而在主流的三元关系结构理论视角下却难以得到很好的解释。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研究有必要重视国家内部的空间分异问题，而近10余年以来国际人文地理学界发展的“国家空间”（state space）理论能为这一课题的开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本文将首先阐述国家空间理论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解析其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应用潜力、分析框架、重要研究议题，及其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局限性。

“state space”，又可称为“state spatiality”，虽早在Lefebvre 1970年代的著作中就有所提及^[22]，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晚期，随着尺度政治和再领域化理论的发展，才得以形成为一个明确的理论范畴。国家空间的概念由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在《国家空间读本》（State/Space: A Reader）（2003）一书中得以系统地阐释^[22]。在中文语境中，“state”常被译为国家或政府，客观上给“state space”概念在国内的传播造成了一些混乱。从权力关系角度看，由于“政府”只是“国家”的代理人，国家才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本源^[23]，如在一些政局不稳的国家，政府常遭遇政变而倒台，但是国际法确认的国家主权却不会因为某一政府的崩塌而消失。据此，笔者认为政府的空间性不过是国家空间性的具体呈现，因此倾向于采用“国家空间”的译法。

国家是一种具有空间性的组织，现代国家由明确的领域边界所框定，国家内部国土空间亦一般划分若干个次级单元，由若干级次国家机构分而治之。社会科学中传统国家空间观念受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国家”定义影响^[24]，“国家是一个在明确的领域内（territory）^②、排他性地享有使用暴力权力的人民共同体”，这一概念突出了国家立足“明确领域”的原则，国家的空间性被自然地想象为相对封闭与彼此隔离的“领域”，容纳着不同民族、社会、国民经济及文化^[22]。除非通过战争强行改变国家疆界，国家的空间性被认为鲜有变化。在这种静态容器式的观念主导下，国家空间被当作是外在于社会过程的场景（context），一直未作为理论问题而受到社会科学的关注和研究。

直到1980年代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化（neoliberalization）背景下^[25]，国家经历了疆界意义变迁（de-bordering）与领域重组（re-territorialization）（如边境地区从国民经济的“边缘”变成跨国经济整合的“前缘”），社会和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相互隔离的主权国家疆域内，全球性与区域性的社会经济日渐整合。国家内部的权力空间组织也在重构，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权力组织经历了一个向市场和社会组织外移（scale out）、向城市与区域尺度下移（scale down）与向超国家组织上移（scale up）并行发展的过程，民族国家层级经历了所谓的权力“空心化”过程（事实上，麦克劳德（Macleod）和古德温（Goodwin）批判了民族国家“空心化”的相关论调，认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工程（state projects）和国家战略（state strategies）^③虽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仍在地方管治结构选择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13, 26, 27]}。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理论革命引发了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浪潮。这双重变化激发了社会科学重建“国家空间性”理论的努力，比如布伦纳借鉴大卫·哈维的“城市过程”（the urban process）概念，发展了“国家空间过程”（the state spatial process）概念^[28]，将“国家空间”重新理解为一个具有纵深感的体系（在“领域”外，将“层级”作为国家空间的新维度），是一个社会性的、充满冲突和动态演化的社会—空间辨证作用过程（socio-spatial interaction）。至此，国家空间理论成为后现代社会空间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9]。

人文地理学家琼斯（Martin Jones）和布伦纳（Neil Brenner）在国家空间理论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琼斯基于杰索普（Bob Jessop）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strategy-relational theory）^[27]和人文地理学开展的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30-32]及再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理论讨论^[33]，发展了“国家空间选择性”理论（spatial selectivity of the state），他认为国家在其权力与政策配置方面具有差别化对待地理空间的倾向，某些特定的地区或空间尺度可能会得到国家的垂青，而其他则可能被忽视甚至有意压制，因此他认为国家的空间选择性构成了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34]，以补充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所发展的基于资本运动的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理论（the see-saw theory of uneven development）^[35]。

布伦纳则在杰索普和琼斯的基础上建构了更加完善的国家空间理论。布伦纳区分了基础意义上（narrow sense）和完整意义上（integral sense）两个层次的国家空间内涵^[28]。基础意义的国家空间^④，是指国家机构与权力组织的空间性，具体说就是国家根据历史、自然、社群差异与管理能力等因素将其领土划分成若干次级单元，并在其基础上组建若干层级（scalar/level）的国家机构进行分治，不同领域、层级的国家机构及其权力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空间体系。除少数城邦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一个多领域—多层级的空间体系。完整意义的国家空间，则是指国家权力行使的空间性，主要体现为国家干预策略与政策的空间导向及空间效应。现实中，国家的干预策略与政策经常具有明确的空间导向（spatial targeting），如中国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政策，即使不具有空间导向的国家干预政策在同具体的地域背景结合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空间结果，如一项旨在加强环境保护的普遍性政策，可能对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可能推动产业空间的变迁。两层面国家空间的关系在于，国家权力需要由具体的国家机构来行使，因此国家权力行使的空间性产生依赖于国家权力空间组织这一制度基础；国家干预行为既面向经济社会活动，又面向自身的机构与权力组织，为达到特定干预目标，国家具有内在强化或修改特定国家权力空间组织的倾向，因此国家干预策略政策空间性的形成变化内在地包含国家权力空间组织建立与变化的这一基础维度。由此在西方的理论域中（theoretical discourse），国家空间过程是包含了国家权力的空间组织、国家空间干预的策略政策及其地理空间效应的一整套建构与重构过程，是广泛经济社会转型的有机部分，成为解读经济社会变迁、国家空间治理战略思想与政策变迁及地理空间变迁的一种重要理论视角。

国家空间视角的地理研究在海外主要有两种发展路径：① 将国家空间性自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即探索不同历史和经济社会背景下的国家空间重构过程及其机制，包括探索国家空间（国家权力组织及空间干预政策）的整体变迁^{[28, 36]}、国家的边界、领域与层级重组（de-bordering，reterritorialization，state rescaling）^{[37, 38]}；② 将国家空间作为一种观察地理变迁的视角，即从国家空间变迁的角度来观察城市与区域层级的地理空间变迁，主要包括城市变迁（城市发展战略、城市治理模式及城市政治经济的变迁，如布伦纳运用西欧总体国家空间变化解释1980年代城市政治经济模式从“管理主义”向“企业主义”的系统转变）^{[28, 36]}、区域变迁（区域治理、区域制度衰退与重建）^[39]、空间规划变迁（规划层级重组、规划思想与方法论变迁）^{[14, 40]}及经济地理重组研究（如产业集聚区是如何通过国家多层级政治过程实现）^[41]等。

总结起来，海外国家空间视角的研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1）国家空间理论视角的应用受到研究地域的制度背景影响。该理论在西欧有比较好的运用，但在美国联邦制背景中的应用则存在一定的问题，凯文·科克斯（Kevin Cox）认为联邦制政体下的美国历来是高度分权的，并未明显经历类似于西欧1980年代以来的国家权力从民族国家向地方转移的层级重组过程^[42]。

（2）西方国家空间理论视角的研究主要在非城市的地理空间上开展，尤其是在超国家区域或跨国家区域层面（比如欧盟）、民族国家、次国家区域、大都市区层面^[43]展开。笔者认为这主要与西方“市”的空间尺度及多采用自治制度有关，市的空间尺度比较小（如2007年的美国，90%的市政府管理的人口规模不到2.5万^⑤），内部的科层组织比较简单，因此国家空间视角的研究主要关注外部的国家空间过程对于城市政治经济的影响，而缺乏审视城市内部国家空间过程及其政治经济影响的研究。亦因此，国家空间理论在西方主要被视为一种政治地理而非城市地理的研究视角。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并且实行“行政市”制度^[44]，“市”是中国总体国家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中间层级，既从属于上级行政单元，又依法下辖下级行政单元（市辖区、县、街道、乡镇）。从这点看，中国“市”内部的国家空间构造包含了一个比较健全的、由法定隶属关系所构成的“正式的”国家权力空间体系，是一个按照多领域—多层级形式组织起来的次国家空间体系（sub-national state）（图 1）。

图 1(Fig. 1)

图 1 中国城市内部正式的国家空间组织形态 Fig.1 Formal Organization of State Space at the Municipal Level of Chinese State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阵地，成为国家分权的主要载体，承接了来自中央和省下放的大量财权、事权、人事权及经济社会责任。“市”由此成为国家空间体系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利益、自主性（autonomy）较大的次国家层级（subnational scale），这使得城市政府拥有了重构国家空间的主动权。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丰富的国家空间重组实践，如频繁调整行政区划，大量设立各类享有特殊政策的“非正式”国家机构（如新区与产业园区管委会、指挥部），还包括积极向中央争取各类特别政策区（如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这些国家权力空间重组现象也折射出城市政府空间干预策略与政策的重大变迁，从注重空间中的生产发展到更加注重空间本身的生产，从比较均衡的空间发展到选择性的空间发展（向新城新区及产业园区配置特殊政策与优质国家资源体现的是选择性发展策略）。这些现象表明：① 中国城市内部正式的国家权力组织与非正式的国家权力组织广泛交织，在国家机构与权力空间组织方面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复杂性，适于开展基于国家空间视角的研究；② 中国城市开展了频繁而广泛的国家空间重构实践，而这些实践又与城市的重大政治经济议题及空间生产紧密联系，国家空间视角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具有必要性。

诚然，中国城市内部普遍的国家空间重构现象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尤其是行政区划调整现象成为地理学、城乡规划与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关注的问题。但传统的区划研究多是从经验研究角度展开，缺乏明确和统一的理论视角。近些年来，有一些研究基于层级（或尺度scale）和领域重构视角对于城市与区域空间生产过程做了新的解读，比如马润潮先生和沈建法教授分别探讨了在中国行政体制下，“层级”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提升行政层级以及领域扩张成为中国城市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45, 46]}。刘云刚教授等运用尺度和领域重组理论视角对三鹿奶粉、东莞东泰社区等事件和案例的研究，展现了中国多层级权力体系下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和当今城市领域政治从行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型，以及合理领域化协调机制缺失等现实问题^{[15, 47]}。此外，李志刚教授等分析了四种形式的国家层级重构——层级上移、下移、国家化与去国家化——在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生产中发挥的重要角色，他们认为国家空间重构事实上成为城市区域空间生产的政治工具^[17]。徐江教授等则通过揭示国家土地管理和规划管理制度的上收与调整，重申了中国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管制的重要性，中国早期的经济分权化正在受到国家对于层级关系管理加强的平衡^[48]。陈浩、张京祥通过国家区域规划的大规模扩张重申了国家空间管治的重大转型以及国家对于地方改革转型的调控和引导^[14]。罗小龙教授等对大都市区发展过程中的不完全“再领域化”现象及其造成的都市区治理问题作了诊断^[49]。这些研究都展现了国家空间视角在城市政治研究中的巨大价值和在多元问题上的解释能力，但总体而言该视角的中国城市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深入发展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城市研究应该具有明显的意义，其价值在于：立足于“国家内部分异”这一被忽视的客观事实，在整合已有碎片化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从国家的空间行为角度透视城市政治经济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新研究路径。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西方为背景创建的国家空间内涵及其分析框架进行适度的改造和发展，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城市的政治经济土壤。在西方国家空间理论中，国家空间被理解为国家权力组织与国家干预策略政策的空间性两个方面。我们认为：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运动，西方国家掌握的自有资本相对有限，且由于西方的政府建立起明确的债务增长上限和信用评级制度，所以他们不能像中国各级政府那样大肆举债，扩充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因而布伦纳并未明确提出将国家自有资源配置的空间性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维度^⑥；而在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各级政府都仍掌握有大量的国有资产，且具有依托土地等国有资产举债融资的巨大能力^[50]，因而它们保留了很强的自有资源配置能力。实践中，中国城市政府并不是在其领域内、层级间均衡的配置国有资源，而是经常结合城市空间战略与政策进行不均衡地配置，因而有必要将国家资源的空间分配问题单独提出，并作为中国城市内国家空间的重要维度。据此，我们将中国城市内部的国家空间概念化为：① 城市内部的国家空间嵌入中国自上而下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次国家空间”体系；② 城市内部的国家空间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受到城市内部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影响，也会受到来自上层国家政治的影响，城市内部国家空间的重组过程展现为—国家的权力空间组织、国家空间干预策略政策、国家自有资源空间配置的发展与演化。

城市内部国家空间的三个结构与过程维度是相互依存与支撑的，表现为：① 国家空间策略政策是经过多层级政府（包括上层权力机构对于城市政府策略选择施加的影响）、市场与社会广泛博弈而选择出来的一套国家干预方案，是国家权力空间组织与国家资源空间配置的指导方针；② 国家权力空间组织则是国家空间策略政策及国家资源空间配置实现的组织制度基础；③ 国家资源空间配置则是前两者的实质经济过程，是直接链接地理空间过程的一个环节。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制度背景下城市内部国家空间过程分析的基本框架（图 2），具体情景的分析中，对国家空间三个维度的解读缺一不可。国家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与经典新马克思主义、政体理论的城市研究视角之差异在于，它不再将国家或政府看作“铁板一块”，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内部分异、存在矛盾的过程，而这一矛盾的发展被理论化为城市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力和表现维度之一。当然，我们也要明确国家空间理论视角的效用边界。由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必然是由市场、社会和政府共同作用和推动的，国家空间视角所提供的只是国家内部空间分异及其选择性空间干预行为对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影响的解释，它并不是对增长机器、城市政体、企业主义及相关理论视角的替代，而应当是它们的必要补充，这需要我们准确地定位国家空间视角的理论价值与应用范围。

图 2(Fig. 2)

图 2 中国城市内部的国家空间概念框架示意图 Fig.2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tate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ities

至于如何运用国家空间视角开展中国城市研究，我们认为有几个重大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探索和回答：① 国家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主要面向什么理论问题和经验现象？② 国家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需要采用怎样的实证和理论方法？③ 如何将国家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中，等等。

国家空间视角主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重新关注国家内部空间分异问题，认识国家内部的空间组织和空间选择行为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家空间视角在城市研究中的发展，其核心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国家—空间—城市，即国家在什么背景下，采取怎样的空间组织与选择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城市空间结果。那么国家空间视角在中国城市研究中的应用可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① 中国城市层面的国家空间组织与空间选择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演化过程？② 国家空间组织与空间选择的发展与同时期发生的城市空间过程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它又带来了怎样的城市空间结果？对于以上两方面的研究议题，本文认为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实证研究工作：

（1）城市层面的国家空间演化过程研究。中国正式的城市建制的产生及城市内部的国家空间的构建始于近代国家建设运动（state-building），后历经计划经济时期、转型期的发展演化，有必要对于不同时空背景下，中国城市内的国家空间组织与空间选择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空间干预策略与政策、国家权力空间组织、国家资源空间配置的偏好与选择变化，从而展现国家对于城市空间生产的作用方向的变迁过程。

（2）作为理论视角解析一系列城市空间地理过程和现象。将分析国家权力空间组织、空间干预策略政策及国家资源配置的分异与演化作为一种视角，用于观察这三个过程对于：① 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包括国家的空间组织与选择变迁对城市产业空间、社会空间、基础设施空间不平衡发展，及城市化集聚与扩散效应过程的影响。如，不同时期，城市政府在战略上优先选择了哪些特定产业空间、社会空间及那些基础设施项目，并赋予和配套了哪些特别的权力、政策与资源，从而带来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新变化；② 城市治理的影响，超国家—民族国家—地方层级关系重组是如何影响城市治理模式变迁的，这是西方国家空间视角应用的重点领域之一（如企业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国家权力上下双向转移的结果）^[36]，中国的城市治理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解析城市治理模式的变迁，比如近年来中央加强了对于地方发展与改革的规制^{[14, 48]}，进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研究课题：2000年代初期兴起的地方企业主义治理模式在现今是否发生了新变化；从内部角度看，城市内部市—区—街道及准政府组织之间的矛盾、合作与协调关系是如何动态演化的，它对于城市治理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也是当前国内有关研究重点讨论的课题^{[21, 47, 49]}，未来值得进一步深化；③ 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影响，城市与区域规划作为一项国家掌握的干预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与结果的工具^{[14, 40]}，国家空间组织与空间选择的变化对于规划的理念、技术方法以及实施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可以结合国家空间组织与选择变化来分析规划转型、规划实施矛盾等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国家空间作为一种具有深厚理论根基的研究视角，本文无法穷尽其所有的应用方向和可能，其在实证研究中的扩展水平实际上与我国城市研究的创新和开拓能力息息相关。

实证研究方法是国家空间视角的中国城市研究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当前国际上国家空间视角的地理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事件—过程解析、历史及个案分析等。笔者认为，国家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研究在延续质性研究方法为主导的基础上，还可以探索适用的定量方法，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特定城市内各领域、层级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网络^[51]，用于揭示当前城市内部国家权力空间分异的结构特征（如南京原市区辖11个区、84个街镇，还有58个由“准政府”管理的功能空间，适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组织结构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数据的搜集则主要通过访谈（不同机构间的相互评价与推荐等）、针对报刊杂志的语义分析等方法实现。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探索中国城市内国家空间发展演化的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反思国家空间过程同城市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之间的理论关系，也是未来需要深入展开的研究工作。国际学界对于国家空间重构的机制，国家空间与社会经济政治过程关系的理论解释业已形成两种主要的方法角度：① 调节主义方法（regulationist approach）。有学者从福特—凯恩斯主义向后福特—新自由主义的积累体制（accumulation regime）转型的调节主义分析框架解析了西欧国家空间的重构进程^[28]，认为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城市过程的调节会面临周期性危机，国家空间重构在危机来临时变得活跃起来。还有学者运用全球化压力倒逼民族国家进行国家空间的重构^[52]。② 社会建构主义方法（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将国家空间结构理解为社会政治斗争的对象（不同的结构代表不同的权力与利益格局），其重构过程是经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社会政治斗争所推动^{[41, 53]}，即否定国家空间重构由抽象的经济过程决定的调节主义观点。

我们认为，基于中国城市背景的理论化工作可以着重从3方面开展：① 可检验建基于西方背景的两大理论方法在中国背景下的解释力；② 总起来说，以上两种解释方法都建立在“国家作为矛盾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这一理解基础上^{[28, 34]}，将国家空间过程理解为抽象的结构关系或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都或多或少将国家空间过程理解为经济社会过程的被动结果。事实上，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中国政府面对利益集团具有强得多的自主性或中立性^{[54, 55]}，可结合这一特性，探索适应中国城市内部国家空间过程的新型解释理论。此外，关于国家空间组织与空间选择与城市空间过程之间的理论解释，需要将国家空间变迁置入具体的情境中，实证地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变迁”—“国家空间组织与空间选择重组”—“城市空间重构”三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国家空间与城市空间辨证作用的理论解释。

国家空间过程的效应评估及国家空间模式的规范性问题也应当作为国家空间视角下中国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对当前中国城市内国家权力组织、策略政策与国家资源配置的特定空间分异结构与过程的综合效应进行评估，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检讨，探索更优的国家空间模式。

国家空间理论关注国家权力组织、干预政策与资源配置的空间过程与效应，是解析政治经济及地理空间过程的重要视角，也是对以资本不平衡流动过程为核心解释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的经典理论视角的重要补充。由于中国城市内部存在健全的次国家空间体系，且进行了丰富的国家空间重构实践，这种理论视角在中国城市研究中具有应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本文将中国城市内部的国家空间概念化为国家权力空间组织、空间干预策略政策、国家资源的空间配置行动三个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重要研究议题。

然而，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在中国城市研究中应用却存在着一些挑战，如在城市层面运用“国家空间”这一概念，非常容易被曲解为中央政府在地方设立的一些特殊空间，比如“国家级新区”、“国家战略区域”、“自由贸易区”等等，这种理解显然狭隘化了国家空间的丰富内涵。笔者认为这主要同中国人的传统国家观念及政治学概念在城市研究领域相对缺失有关。笔者建议国内的政治地理学界、城市地理学界尽早开展政治地理学概念体系的界定与普及工作，这是推动国家空间理论在城市及其它层级广泛应用的基础。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空间理论在城市研究中应用的边界。城市的发展与空间的生产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个领域的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国家空间理论视角提供的是国家内部空间分异及其发展过程之于城市发展与空间生产的理论解释，它不是对增长机器、城市政体、企业主义及相关理论视角的替代，而应当是它们的必要补充，这需要我们准确地定位与应用国家空间理论。

注释：

① 新马克思主义、政体理论等经典政治经济理论视角的研究把国家当作一个调节资本积累过程与阶级关系，或利益集团关系的力量，从而在同多元力量互动过程中实现空间的生产，但是这些经典理论视角并未将国家机器内部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组织机构间关系、互动过程及其产生的空间结果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Macleod and Goodwin, 1999）。

② “Territory”常翻译成“地域”或“领域”，笔者倾向于“领域”。“地域”是一种地理概念，即某一个地理区域，而“领域”则具有与主权、产权相关联（bounded with sovereignty or property）的权利空间意义。

③ 国家工程（state projects）和国家战略（state strategies）是Bob Jessop（1990）提出的国家分析的重要工具。

④ 按照布伦纳的英文直译，应作“狭义上的国家空间”，但是在中国语言习惯中，狭义与广义常包含着对等、竞争、相互排斥的意思。事实上，两个层面的国家空间是递进关系，因此本文译做“基础意义”和“完整意义”。

⑤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NLC). http://www.nlc.org/build-skillsand-networks/resources/cities-101/city-structures/number-of-municipal-governments-and-population-distribution (accessed July 20, 2016)。

⑥ 尼尔·布伦纳将国家资源配置过程隐含地纳入到国家空间工程中了，但鉴于中国国有资源的巨大规模和对空间生产的重要影响力，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国家资源配置过程独列出来，这也可看作是国家空间理论在中国独特背景下的一个局部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