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但仍有6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2亿多农村流动人口难以安居乐业^[1]，城乡发展差距和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乡村发展问题依旧严峻。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已进入转型重构期，乡村差异化发展态势日益凸显，乡村外部和内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新的背景下，我国乡村未来发展亟需新的思考与指导。

乡村发展是指乡村地域经济、社会、聚落等特征不断演化的过程，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地理学研究出发，乡村发展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乡村地域发展差异、演化特征、转型重构、驱动机制等多个主题^[2-6]，研究方法包括定量模型、空间分析、访谈调研、心理认知以及网络分析等多种方法^[7-11]，研究尺度包括宏观和微观、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等多种尺度^[9-14]。这些不同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尺度，都有其自身优点和局限，但都可归结到空间、功能、制度等多个观察视角下。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联系不断加深，乡村地域的复杂性和杂合性特征逐渐凸显，使得乡村地理学学科界限趋向模糊化，致使乡村地理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视角^{[15, 16]}。地理学的多元视角，既是观察乡村地域发展演变的立足点，又可作为梳理乡村发展研究的出发点。从地理学的空间、转型、功能等多元视角出发，对我国乡村发展研究进行综合性和系统化分析，可有效弥补当前研究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我国乡村发展研究的现状，可以更加全面地刻画乡村地域发展演变特征，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乡村发展的规律。

因此，本研究从地理学多元视角出发，对我国当代乡村发展研究进行系统化梳理和分析，找出问题与不足，并结合国外研究最新成果及我国实情，探索乡村发展的研究方向，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从地理学研究出发，对当前我国乡村发展研究现状进行整理，将地理学多元视角概括为四种，分别是空间、转型、功能、制度，其内涵解释见表 1。然后从四个视角出发，对我国乡村发展研究分别进行梳理。

表 1(Tab. 1

表 1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的多元视角及内涵 Tab.1 Pluralistic Perspectives and Contents of the Stud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视角 内涵 空间 乡村空间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空间场所和物质支撑，是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空间合理布局与结构优化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转型 转型是指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发展类型及地域特征的重要变化。乡村发展是动态演进的过程，只有着眼于乡村转型研究，才能更好地刻画区域要素流动、剖析乡村发展的驱动机理、揭示乡村发展的规律。 功能 功能是特定区域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表征，是乡村地域的基本属性。合理划分乡村功能类型是指导乡村分类发展、制定乡村发展政策的重要参考。 制度 制度是对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规定，是影响乡村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与乡村规划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表 1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的多元视角及内涵 Tab.1 Pluralistic Perspectives and Contents of the Stud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乡村地域空间是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乡村发展变化的镜像。一些地理学者从空间视角出发，研究乡村地域的空间分异与结构优化，从而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目前，我国乡村空间的地理学研究主要是借助RS、GIS、FRAGSTATS等软件，运用空间几何分析、分形分析、景观指数分析等方法，对乡村地域的聚落体系、土地利用、空间形态、空间结构等进行研究，并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比如，范少言等认为乡村聚落空间研究主要包括乡村的腹地与规模、形态与等级体系、位置与地点、空间组织与功能、景观类型及区划等^[17]。郭晓东、郑文升、程连生等分别对黄土丘陵区、平原水乡、太原盆地等地区的乡村聚落分布特征、空间类型及其优化进行了研究^[18-20]。马晓冬等基于卫星影像数据，对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规模及其空间分布进行了定量研究，将全省乡村地域划分为大团块型、宽带型、条带型等8种类型^[9]。席建超等对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型村落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土地利用方式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分异特征^[21]。张小林认为乡村地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可用乡村性来表征乡村发展的本质特性^[22]，而龙花楼^[3]、孙玉^[23]、马力阳等^[24]分别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研究，揭示了其空间分异特征。

乡村空间结构优化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一些地理学者在揭示乡村空间格局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乡村空间优化的路径与模式。比如，周尚意等指出村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并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布局优化进行探索^{[25, 26]}。姚亦锋认为乡村空间具有审美价值，乡村居民的自然情怀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感情基础，并探索从多尺度来建构乡村审美空间^{[27, 28]}。唐承丽等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三个方面探究乡村空间优化，构建了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空间优化模式^[29]。刘沛林等通过传统村落景观的构成要素的比较分析，建立了景观基因组图谱，为乡村地域景观模式的挖掘及区划提供了有力支撑^{[30, 31]}。

近20年来，城镇化成为推动我国乡村发展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乡村地域特征发生显著变化^{[3, 31-35]}。一些地理学者从转型视角出发，对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及其驱动机理进行研究。

乡村转型发展研究主要包括乡村聚落转型、土地利用转型、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城乡关系变迁等方面，它们是同步发生、相互影响的。比如，张小林将苏南乡村地域的演化总结为三次转型：农业商品化自下而上的改造、近代工业化自上而下的改造、城乡相互作用及乡镇企业的崛起^[35]。张京祥等通过对南京市大山村、武家嘴村的案例分析，提出“超越线性”的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理念^[36]。杨忍、李婷婷等人分别以环渤海地区和山东省为例，对乡村地域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的转型发展及其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分析^{[37, 38]}。龙花楼对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指出耕地和宅基地土地利用变化是引起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源头^[39]。刘彦随等着眼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出现的空心化现象，对乡村空心化的概念、生命周期、空间类型、形成动因以及整治方案等进行了系统分析^{[14, 40, 41]}。此外，城乡关系的转型和变迁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42]，叶超等对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将其划分为对立、融合、再对立三个阶段^[43]。

从驱动机理来看，乡村转型发展受自然环境、城镇化、区位条件、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乡村聚落是由农业生产活动与相应的土地利用方式共同塑造的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在传统生产方式制约下，乡村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显著影响。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社会、文化、行为等因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比如，张京祥等认为在传统、均质的农业区域，农村居民点分布取决于耕作半径，而耕作半径则取决于耕作方式和交通易达程度^[34]。许家伟、赵之枫等通过长时间段的调查研究，指出社会文化环境的演进是引起乡村地域演化的重要驱动因素^{[13, 44]}。李伯华等指出农民消费行为正在成为塑造乡村地域空间结构的新力量^[7]。李小建等研究了农户主体行为与专业村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户行为方式对专业村的形成速度、产业分工以及经济效益的影响不同^{[45, 46]}。

乡村地域具有多种功能属性，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乡村地域功能加速演化，乡村多功能发展的趋向日益明显^[47-49]。从功能视角出发，对乡村地域功能分类及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是我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乡村地域功能分类研究主要包括乡村地域功能的类型划分、演化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主导功能识别等^[50-52]。比如，刘彦随等将我国地域功能划分为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以及生态保育四种类型，认为地域功能发展的评价研究可为主体功能区划和区域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50]。房艳刚等提出我国乡村未来发展应坚持乡村多功能发展，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目标、多元路径及相应对策等^[51]。李平星等认为乡村地域功能可概括为生态功能、农业功能、工业功能、社会功能四种类型，并探索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52]。此外，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乡村发展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乡村地域的生产功能不断弱化，并呈现出生产多元化的趋势；乡村地域功能逐渐出现市场化发展导向，乡村地域非农化程度不断加深；乡村地域的生态保护功能逐渐引起人们重视，并成为乡村发展研究的焦点^{[50, 51]}。

在乡村地域分类研究基础上，地理学者往往进一步总结乡村发展模式，以指导乡村未来发展。比如，张小林在对苏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进行研究后，从经济、聚落、社会三个方面分别梳理出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发展模式^[35]。张京祥等认为中国乡村繁荣发展的类型有多种，但主要可归纳为乡村工业化和乡村特色重塑这两种模式，并提出中国乡村复兴应遵循一种超越以往“乡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的非线性转型发展模式^[36]。李小建等人通过对河南若干专业村的形成、发展演化、驱动机理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特色农业、特色手工业、特色服务业等多种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等^{[45, 46, 53]}。

随着城镇化发展，城乡空间变化趋向稳定，乡村发展研究逐渐出现一种“文化转向”^[16]。在此背景下，一些地理学者深入到制度层面，对乡村的管理制度和乡村规划进行了探索研究。

地理学对乡村管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相关管理政策等方面。现行体制下，我国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相挂钩，长期以来城乡分离的户籍管理使乡村的公共和社会服务供给不足，也使进城务工人员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城镇化背景下我国乡村人口、资本和资源大量外流，但现行土地制度限制了土地的流转和交易，阻碍了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置换，致使我国一些乡村出现“人走地留”和“空心化”现象^{[54, 55]}。比如，宋嘉革认为现行户籍制度阻碍了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人的自由流动^[56]。韩德军等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中各利益主体博弈进化关系特征及约束条件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前应有针对性地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促使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由城乡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过渡^[57]。此外，我国乡村管理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多主体协调不够等问题，城乡土地挂钩、撤点并村以及拆迁补偿等政策的实施缺少统筹考虑与差别化管理，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导致城乡土地市场差异显著等^[58-60]。

乡村规划是对乡村聚落布局、经济发展、空间组织等方面的总体部署，也是我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周岚等指出我国乡村发展规划在实施上存在明显不足，并对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乡村规划的引导政策、管理措施以及实施方案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61]。赵之枫对我国集体土地制度下的乡村规划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城市化加速时期我国乡村规划的困境与出路^[62]。范凌云对苏州乡村规划实践进行了梳理，指出当前存在乡村规划价值观与新型城乡关系相背离、规划编制与乡村发展逻辑相冲突等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63]。此外，我国乡村规划实施过程中，多个规划（如土地利用规划、村庄建设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和多个管理部门（如发展改革委、国土、住建、农工委等）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等，这些问题也可归到制度视角下。

通过梳理，可知我国地理学研究从多元视角揭示了乡村发展演变不同侧面的特征，对我国乡村发展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而言：

（1）从空间视角来看，我国乡村发展的空间视角研究深入揭示了乡村地域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空间结构优化研究也取得显著成果。但当前研究更加侧重典型案例分析，未能很好地总结出乡村空间演化的一般性规律，也未能很好地明确乡村空间优化的理论导向。

（2）从转型视角来看，我国地理学者已从要素、聚落、土地利用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乡村转型发展特征。乡村转型发展与城镇化密切相关，乡村逐渐融入区域发展网络中，但当前对城乡发展网络研究不足，对乡村在城乡关系中角色或地位的变化也缺乏深入揭示。

（3）从功能视角来看，我国地理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基础上，探索了我国乡村多功能发展及评价研究，为乡村地域分类以及主体功能区划提供了新的思路。乡村地域功能研究受尺度显著影响，但我国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或中观尺度，未能从微观尺度揭示乡村发展特征，也未能对乡村发展路径进行系统化归纳及理论提升。

（4）从制度视角来看，我国地理学者突破传统学科界限，探索了乡村发展问题的深层原因，促进了多学科融合发展，但所提及的乡村发展建议和研究展望过于泛化，且地理学理论的指导相对欠缺。

综合而言，近年来我国地理学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视角融合的趋势，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不断显现。但多元视角研究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① 缺少多元理论的指导。当前研究大多是参考西方城市导向的发展理论，即站在城市视角，将乡村看作是城市腹地或区域“残差”^[64]，而我国乡村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显著、载负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乡村发展研究亟需多元理论支撑。② 对城乡关系及其变化关注不足。城市和乡村共同构成一个密切联合发展的地域综合体，乡村发展问题往往源于城乡关系的失调和错位，乡村发展研究应注重城乡相互作用及其影响。此外，城镇化后的乡村空间变化趋缓，乡村地理学出现一种研究转向，即从物质化层面转向社会化层面研究，更加关注城乡关系、乡村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研究，更加注重剖析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16, 65, 66]}。

为推进我国乡村发展研究，结合国内外研究最新成果及我国实情，尝试提出我国地理学对乡村发展研究的未来导向与目标（图 1）。具体而言：

图 1(Fig. 1)

图 1 地理学对乡村发展的多元视角研究与未来导向 Fig.1 Pluralistic Perspectives and Objective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Geography Study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乡村地域的静态化和等级化特征不断解构，区域经济社会结构逐渐扁平化^[67-69]。随着乡村非农化程度不断加深，乡村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城市功能的扩散和城乡产业间的协作^{[70, 71]}，乡村逐渐融入到城乡地域综合体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指导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导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并非追求城乡无差别化，而是要逐步实现从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其理论内涵包括城乡一体化的聚落体系、产业体系、生态环境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72]。其中，空间是乡村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城乡之间各种“流”的通道，乡村空间重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概括而言，乡村空间先后经历了农业结构调整、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化、逆城市化等三次转型重构^[73]，当前，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为城乡间人员、资本、技术的相互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良好的空间环境成为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48]。因此，我国乡村地理学应推进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为城乡统筹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物质载体和空间支撑。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地域正逐渐由地理条件为限定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等级结构转变为城乡密切联系的网络结构^[74-77]。城乡发展网络研究不仅契合了城乡统筹发展理念，还有助于揭示乡村地域要素在城乡地域空间上的“流动”。在传统研究方法中难以评价的区域之间的知识共享、信息交流、协同合作与创新、彼此尊重和信任等要素“流”，却可以在网络研究中进行描述和分析。此外，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逐渐被应用到乡村发展研究中。行动者网络将人口要素和非人口要素均看作是行动者，强调自然和社会、内源力和外源力同样重要，但各行动者在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上是不同的，并影响到网络的组织和稳定性。这一理论消解了传统的主体/客体、自然/社会的二分法，通过网络的动态变化来揭示乡村发展演变的过程，有助于厘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78]。因此，我国乡村地理学应加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发展网络研究，进一步厘清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近年来，乡村多功能发展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研究的新范式，当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发展时期，乡村地理学应坚持以城乡统筹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强微观尺度乡村地域多功能类型划分及评价研究，明确乡村多元发展路径。概括而言，目前城乡统筹下乡村发展路径可大致总结为以下三种：① 建立乡村发展同盟，实现联合发展。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左右^[79]，这意味着村庄数量和农村人口将会继续大量减少。对于区位条件和资源优势不明显的乡村，应积极寻求建立乡村发展同盟，有效整合人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等资源，实现乡村联合发展。②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实现统筹发展。城市是一个地区的行政、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市场容量较大。位于城市周边的乡村，往往有较好的区位条件。对这类乡村，应发挥城镇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积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乡村产业精明化和专业化发展，统筹城乡空间布局规划，实现城乡统筹发展。③ 挖掘乡村内部资源，实现特色化发展。随着“城市病”的凸显，乡村地域生态环境、休闲娱乐、居住养老等功能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吸引城市人口和资本的重要因素。对于资源禀赋较好的乡村，应大力挖掘乡村本地化资源，积极推进乡村特色资源的市场化，推动乡村更新与改造，增强乡村自身发展活力，实现乡村特色化发展^[80-82]。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仅导致城乡地域结构的演化，还对传统的乡村管理、政策制定以及乡村规划等提出了挑战。我国乡村地理学须充分发挥综合性学科优势，在借鉴国外乡村发展研究成果基础上，积极推动我国乡村规划和管理的创新研究。近年来，城乡等值化逐渐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是对传统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反思，本质上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83]。“城乡等值化”理念最早应用于联邦德国的城乡空间规划中，通过空间规划来落实城乡协调发展理念。城乡等值化并不是指城乡无差别化发展，而是缩小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享用水平，加强城乡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即“城市与农村生活不同类，但等值”^[84]。要实现城乡等值化发展，就需要消除由制度因素造成的城乡差距，努力实现城乡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生活质量以及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基本等值化发展^[83]。因此，乡村地理学发展应坚持以城乡等值化理论为指导，建立健全从法律到条规的制度管理体系，不断推进城乡发展规划研究，积极探索多主体参与的乡村营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