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区域文化、地方”则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特别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1]。早在20世纪40年代，怀特（J. Wright）就将地方定义为承载人类主观性的区域，强调主观性对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作用^[2]，不过，由于受到当时欧美空间分析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怀特的思想并没有受到重视^[3]。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段义孚（Yi-Fu Tuan）和雷尔夫（E Relph）等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者将“地方”重新引入到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前沿，他们认为文化在空间转变为地方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4]，地方是被人们赋予文化意义的空间^[5]，以及承载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的载体^[6]，并指出人的主观性及空间体验对建构和解释地方具有重要意义^{[4, 7]}。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承载“人—地”关系的社会文化空间，地方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是其内涵的重要内容，当人归属于地方，就形成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4]。随着“恋地情结（topophilia）”和“大地虔诚（geopiety）”等概念的提出，地方感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8]。其中，用于表达人与地方情感连结关系的地方依恋理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旅游地理学的研究热点^[9]。学者对地方依恋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其一，地方依恋的概念和维度的理论研究；其二，地方依恋的影响因素研究，包括旅游的涉入、使用频率、专业化程度等；其三，地方依恋的影响效应研究，涉及地方依恋对态度和行为、满意度与忠诚度的影响。国内学者在引入地方依恋的同时也积极地对理论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对本土化积累较为薄弱的地方依恋理论做出了贡献^{[10, 11]}。

但是，以往地方依恋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或者是群体对于地方的空间感知角度展开，较少有学者对地方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感知进行系统的研究，也缺乏对个体或者群体地方依恋时空变迁及其作用机理的探索。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实践背景及人文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理论背景之下^[12]，有必要对上述不足进行研究。在我国社会经济欠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然而，在旅游活动急剧扩张的背景下，受地方时空分离和脱域动力机制的作用^[13]，民族村寨社会关系和网络的秩序被打破，地方社会文化“共同体”发生解构与重构，以及“全球—地方”关系形成，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村寨居民与村寨社会结构之间发生着双向建构关系，居民对于社会结构要素中地方文化依恋的认知与再认知催使其对地方文化的保护态度与行为发生改变，进而影响着民族旅游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本文将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村落群作为实证地，构建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居民文化依恋变迁的“前因—中介—结果”结构模型，深入探讨文化依恋的时空变迁及其机理，以期对地方依恋的本土化研究和民族村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旅游影响感知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4]，是旅游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在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等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学者意识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居民的有效参与，运用游玩理论、补偿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等概念模型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进行解释，推动了旅游影响感知研究的深入^{[15, 16]}。王子新对国内外旅游影响研究进展梳理发现，旅游影响主要分为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个方面，具体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种类型^[17]。据此，本文将旅游影响感知划分为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成本感知两个方面，分别对应正面及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并从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三个类型出发，揭示旅游影响与文化依恋之间的作用关系。

在旅游影响感知和地方依恋的前因关系中，旅游影响感知是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发展和变化的关键因素。赵良成发现，旅游的正向影响感知对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地方依赖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的负向影响感知对地方依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正负影响感知通过地方依赖间接影响地方认同^[18]。在节事旅游情境中，肖璐得出旅游者的节事旅游整体感知对地方认同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19]；陶伟等对民俗节庆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传统节日因旅游的发展而兴起并重构，当地居民因此对居住地产生了较强的骄傲感、自豪感及归属感^[20]。保继刚、杨昀对阳朔西街本地居民和外来经营者的地方依恋进行质性研究也发现，旅游商业化的感知会引起外来经营者和本地居民地方依恋构成维度和表象强度的变化，经济依赖和情感认同维度相互促进或抑制导致地方依恋的分异和发展^{[11, 21]}。

20世纪80年代，威廉姆斯（Williams）等首次提出了地方依恋的概念，将地方依恋归纳为人地关系之间的一种情感、认知和实践的联系，其中，情感起最重要的作用^[9]。多数研究认为，地方依恋是一个多维概念^[22]，由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构成^{[23, 24]}，且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5, 26]}。通过对前期访谈文字进行质性分析的时候发现，案例地居民地方依恋的表现内容主要以“歌舞依赖”、“节日依赖”、“手工艺依赖”以及“族群认同”、“村寨认同”、“民族文化认同”等概念及范畴的形式出现，结合理论^{[9, 24]}和实际情况，本文尝试将“文化依赖”和“文化认同”归纳为地方文化依恋的构成维度，其中，“文化依赖”是指个人对于地域民族文化要素的功能性依恋，以对应地方依赖；“文化认同”则是指个人对地域民族文化的情感依恋与归属的情感性依恋，以对应地方认同。

人的态度和行为是既定社会关系和结构的产物^[27]。在地方依恋和态度及行为构成的后果效应中的已有研究中，地方依恋的变化也会引起个体旅游支持行为和资源的保护态度及行为的变化。Williams和Vaske发现，当人们对自然资源形成地方依恋之后，会对自然资源的收费持积极态度，在日常活动和场所中对环境更负责任^{[28, 29]}；唐文跃认为古村落居民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对居民的资源保护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依赖通过地方认同影响居民的资源保护态度^[18]；Yuling等对大九寨沟旅游区的研究表明，在众多因素当中，地方依恋对当地居民的环境亲密行为具有正面的显著影响^[30]；Dogan及McCool发现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与地方依恋的强弱有密切关联^{[31, 32]}。此外，唐晓云通过结构模型的方法发现古村落居民的文化认同感越强，对社区发展的评价越强，其支持或反对旅游开发的行为倾向越明显^[33]；史慧颖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汇、碰撞和融合过程中，不同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情感的状况与自身的态度和行为是密切联系的^[34]。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假设关系H1：旅游利益感知对文化依赖有直接影响；H2：旅游利益感知对文化认同有直接影响；H3：旅游成本感知对文化依赖有直接影响；H4：旅游成本感知对文化认同有直接影响。H5：文化依赖对文化认同有直接影响。H6：文化依赖对文化支持态度与行为有直接影响；H7：文化认同对文化支持态度与行为有直接影响。

研究构建了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依恋的“前因—中介—结果”模型（图 1）。模型由5个基本维度和38个观测变量构成，其中，“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成本感知”是自变量，本文称作前因变量；“文化保护态度与行为”是因变量，本文称作结果变量；而“文化依赖”和“文化认同”是一个起中介效应的变量，即中介变量。“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和“文化支持态度与行为”的量表主要参考黄艳玲^[16]、卢松^[35]的研究，“文化依恋”量表主要参考Williams等^[36]的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适当修正而得。其中，“旅游利益感知”量表共计12个观测变量，分别命名为：“LYGZ1本地经济获得很大发展”、“LYGZ2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生活水平”、“LYGZ3外来投资增多”、“LYGZ4改善了本地的基础设施”、“LYGZ5促进本地居民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开放”、“LYGZ6提高了西江的知名度”、“LYGZ7本地居民更加文明礼貌、热情好客”、“LYGZ8促进本地居民积极学习外来文化”、“LYGZ9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LYGZ10改善和美化了村容村貌和卫生状况”、“LYGZ11促进了传统建筑原始风貌的保护”、“LYGZ12促进了本地植物和动物的保护”；“旅游成本感知”量表共计11个观测变量，分别命名为：“CBGZ1旅游导致贫富分化”、“CBGZ2旅游的发展导致物价上涨”、“CBGZ3发展旅游使得少数人受益”、“CBGZ4村民之间开始重视物质利益”、“CBGZ5旅游导致邻里之间的信任度降低”、“CBGZ6旅游导致本地的犯罪率上升”、“CBGZ7传统文化有商业化与庸俗化的趋势”、“CBGZ8旅游发展使得垃圾增多”、“CBGZ9村寨拥挤、河水污染以及噪音增多”、“CBGZ10本地居民丧失越来越多的农田”、“CBGZ11破坏了本地的自然和景观环境”；“文化支持态度与行为”量表共计5个观测变量，分别命名为：“TDXW1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很有价值，应该受到保护”、“TDXW2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一样重要”、“TDXW3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非常重要”、“TDXW4你会参与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当中去”、“TDXW5当你发现有文化破坏行为时，你会上前去劝阻”。“文化依恋”量表共计10个观测变量，分别命名为：“WHYL1我为苗族民族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WHYL2外来文化无法替代苗族文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WHYL3苗族民族文化让我感到开心、愉悦”、“WHYL4苗族民族文化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WHYL5我离不开苗族文化”、“WHYL6苗族民族文化让我有一种归属感”、“WHYL7我所居住的村子苗族文化更具有特色，在这生活更加满意”、“WHYL8我对苗族族文化的喜爱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的风土人情”、“WHYL9我无法想象没有苗族文化的生活氛围”、“WHYL10我认为自己居住的村子文化底蕴浓郁，更适合居住”。

图 1(Fig. 1)

图 1 研究概念模型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西江镇地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由60余个自然村寨共同组成，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落群，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特色村”和“国家4A级景区”，素有“千户苗寨”和“天下西江”的美誉。苗族的原生文化，如吊脚楼、银饰、歌舞和节日等在西江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吸引着大量游客的慕名而来。与此同时，在旅游空间扩张过程中，当地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与居民文化认同均发生重构，其结构体系中的居民对自身文化产生新的认知，苗族文化由“自在”状态转化为“自觉”状态，因此，将其作为研究样地能较好地与研究主题相呼应。

研究区的选取在基于相同地理区位、资源特征、文化背景及可操作性较强等原则上，考虑传统社会关系稳固、社会结构完整及文化原真性强的传统乡土村落，同时，筛选出旅游影响下社会关系网络化、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变迁的村落，以对应社会文化因子的过去和现在。于此，最终选取距离景区大门7公里以内11个村落作为研究区。

首先，对村落群旅游发展空间范围进行划分。依据前期调查获取的旅游从业人数、旅游经营户数量等旅游业空间分布数据，发现，旅游的推进使得村落群之间形成了核心区到过渡区再到边缘区的空间分布形式，平寨村等4个村寨位于核心区，干荣村等3个村寨位于过渡区，控拜村等4个村寨位于边缘区。其次，将空间划分后的村落群进行发展阶段的判别，判别参照殷红梅等^[37]构建的贵州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结合了贵州乡村旅游地开发与演变特点，将除旅游收入和游客量之外的乡村旅游地社会发展与进步、当地居民的旅游获益程度、幸福感以及乡村相关要素融入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较为适合本研究。参照指标，将空间演变判定结果的核心区、过渡区及边缘区及其分别对应村寨作为打分对象，选取10位村寨旅游利益相关者和5位旅游专家对实证地进行差额赋值打分，发现，核心区的4个村寨目前处于旅游发展的成熟阶段（快速期）；过渡区3个村寨目前处于旅游发展的中期阶段（渴望期）；边缘区4个村寨目前处于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探索期）。为便于研究，将核心区4个村寨及对应的阶段匹配并命名（表 1）。

表 1(Tab. 1

表 1 研究区时空判定结果 Tab.1 The Result of Temporal-spatial Judgment for Study Area 时空范围 村寨 快速期—核心区 平寨村、南贵村、羊排村、东引村 渴望期—过渡区 干荣村、开觉村、营上村 探索期—边缘区 控拜村、麻料村、长乌村、乌高村

表 1 研究区时空判定结果 Tab.1 The Result of Temporal-spatial Judgment for Study Area

问卷由5个基本维度对应的测量题项和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部分构成。问卷采取李克特（Likert）5点量表。问卷发放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于2014年6月28日—7月12日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700份，其中，“快速期—核心区”423份、“渴望期—过渡区”104份、“探索期—边缘区”106份，回收654份，回收率为93.4%，有效问卷633份，有效率为95.3%。利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和AMOS21.0结构方程模型软件进行对问卷分析和处理。

为了得到科学可信的研究结果，研究采用信度分析和项目总体相关分析共同对问卷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初始结果显示，“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文化依恋”、“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4个变量的信度分别为0.792、0.881、0.881和0.873，结合ITC分析发现，“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成本感知”所属的LYGZ5、LYGZ11、LYGZ12、CBGZ5、CBGZ6 5个观测变量的ITC分别为0.252、0.413、0.212、0.458、0.398，均小于0.5，删除这5项之后，量表信度由0.862和0.881分别上升到0.891和0.885，符合删除标准，剩余的观测变量ITC均大于0.5，符合统计要求。

删除5个观测变量后，对剩余33个观测变量进行效度分析。在“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成本感知”2个变量中，LYGZ2、LYGZ8、LYGZ9以及CBGZ4因子载荷均大于0.4，CBGZ7在所有因子载荷中均小于0.4，将其删除。删除后，变量KMO值分别为0.827和0.847。“文化依恋”和“文化支持态度与行为”的KMO值分别为0.902和0.853，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4的最低标准，符合统计要求（表 2）。

表 2(Tab. 2

表 2 总量表与分维度量表效度分析 Tab.2 Validity Testing of Total Scale and Sub-dimension Scale 变量类别 效度检验 KMO 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 累计解释变异量（%） 显著性概率 总量表 0.904 16369.659 68.328 0.000 旅游利益感知 0.827 1545.077 63.06 0.000 旅游成本感知 0.847 2634.287 75.992 0.000 文化依恋 0.902 2596.078 60.193 0.000 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0.853 1505.533 66.325 0.000

表 2 总量表与分维度量表效度分析 Tab.2 Validity Testing of Total Scale and Sub-dimension Scale

（1）测量模型检验

第一，通过CFA进行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获取5个基本变量的拟合指数，AMOS初始报表显示（表 3），三个区域的初始测量模型M1拟合指数并不理想，因此考虑对模型进行修正。在快速期—核心区，模型M1拟合指数没有达到标准，将“文化依恋”维度中的WHYL1、WHYL4、WHYL5、WHYL8的残差分别与WHYL10的残差关联，将WHYL4、WHYL6、WHYL7、WHYL8的残差分别与WHYL5的残差进行关联；将“文化支持态度与行为”维度中的TDXW1、TDXW2和TDXW4的残差分别与TDXW5的残差进行关联，关联后模型M2报表显示除了快速期—核心区和探索期—边缘区的TLI略低于0.9标准之外，其余相关拟合指数达到良好适配要求。在渴望期—过渡区，初始模型M1显示拟合指数没有达到标准，关联“旅游利益感知”维度中的LYGZ3和LYGZ10的残差，以及“文化依恋”维度中的WHYL1和WHYL2的残差、WHYL2和WHYL3及WHYL4的残差。

表 3(Tab. 3

表 3 初始模型M1与修正模型M2拟合指数比较 Tab.3 The Goodness of Fit Between Hypothetic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1 and Revise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M2 时空范围 模型类型 绝对适配度指数 增值适配度指数 精简拟合指标 R2/df < 3 GFI > 0.9 RMSEA < 0.08 NFI > 0.9 RFI > 0.9 IFI > 0.9 TLI > 0.9 CFI > 0.9 AIC 越小越好 CAIC 越小越好 快速期 M1 3.274 0.853 0.073 0.837 0.815 0.881 0.863 0.880 836.082 1103.593 核心区 M2 2.680 0.902 0.063 0.912 0.920 0.916 0.899 0.915 696.170 1019.202 渴望期 M1 2.015 0.830 0.099 0.850 0.816 0.856 0.833 0.853 555.425 748.578 过渡区 M2 1.506 0.904 0.070 0.920 0.903 0.930 0.917 0.929 445.740 668.048 探索期 M1 2.201 0.850 0.107 0.856 0.834 0.856 0.832 0.854 546.305 766.804 边缘区 M2 1.769 0.926 0.080 0.916 0.904 0.911 0.892 0.909 460.968 673.448

表 3 初始模型M1与修正模型M2拟合指数比较 Tab.3 The Goodness of Fit Between Hypothetic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1 and Revise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M2

第二，对模型内在结构适配度进行检验，目的在于了解潜在的建构效度与信度是否能较好的反映其所属的潜在变量，为下一步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好准备^[38]。结果显示，在快速期—核心区、渴望期—过渡区和探索期—边缘区，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临界比值t均大于1.96，而且均在p小于0.001水平下显著；组合信度R²均大于0.6；平均变异量提取值AVE均大于0.5。

第三，综合上述3个区域对“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文化依恋”、“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4个变量的内在结构质量检验及评估结果，4个测量模型的内在适配度为好，适合进行下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因此选择模型M2为最终结构测量模型。

（2）结构模型检验

结构模型验证目的是了解假设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38]。基于AMOS21.0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前面的假设进行验证。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标准误、T值以及显著性是评价假设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主要标准（表 4）。假设H1在快速期—核心区和渴望期—过渡区通过假设验证，在探索期—边缘区没有通过假设验证；假设H2在三个时空范围均没有通过假设验证；假设H3在快速期—核心区和渴望期—过渡区基本通过假设验证，在探索期—边缘区没有通过假设验证；假设H4在快速期—核心区和渴望期—过渡区通过假设验证，在探索期—边缘区没有通过假设验证；假设H5在三个时空范围均通过假设验证；假设H6在快速期—核心区和渴望期—过渡区没有通过假设验证，在探索期—边缘区基本通过假设验证；假设H7在三个时空范围均基本通过假设。

表 4(Tab. 4

表 4 结构模型验证分析结果 Tab.4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Model 假设关系 影响路径 时空范围 路径系数 标准误（S.E） T值 （C.R） 显著性（p） 验证结果 H1 旅游利益感知对文化依赖 快速期—核心区 0.629 0.100 7.671 *** 正向影响显著 渴望期—过渡区 0.351 0.100 7.671 *** 正向影响显著 探索期—边缘区 -0.007 0.145 -0.049 0.961 无显著影响 H2 旅游利益感知对文化认同 快速期—核心区 -0.144 0.099 -1.899 0.058 无显著影响 渴望期—过渡区 0.060 0.099 -1.899 0.058 无显著影响 探索期—边缘区 -0.070 0.165 -0.595 0.552 无显著影响 H3 旅游成本感知对文化依赖 快速期—核心区 -0.125 0.040 -2.230 0.026 负向影响 渴望期—过渡区 0.203 0.040 -2.230 0.026 正向影响 探索期—边缘区 -0.258 0.087 -1.690 0.091 无显著影响 H4 旅游成本感知对文化认同 快速期—核心区 0.306 0.043 5.494 *** 正向影响显著 渴望期—过渡区 0.090 0.043 5.494 *** 正向影响显著 探索期—边缘区 -0.057 0.098 -0.457 0.647 无显著影响 H5 文化依赖对文化认同 快速期—核心区 0.844 0.101 8.971 *** 正向影响显著 渴望期—过渡区 0.920 0.101 8.971 *** 正向影响显著 探索期—边缘区 0.580 0.161 4.914 *** 正向影响显著 H6 文化依赖对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快速期—核心区 0.197 0.144 1.522 0.128 无显著影响 渴望期—过渡区 0.183 0.132 1.512 0.112 无显著影响 探索期—边缘区 0.332 0.176 -2.366 0.018 正向影响 H7 文化认同对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快速期—核心区 0.377 0.139 2.814 0.005 正向影响 渴望期—过渡区 0.363 0.131 2.798 0.005 正向影响 探索期—边缘区 0.410 0.121 3.100 0.002 正向影响   注：***表示p值小于0.001。

表 4 结构模型验证分析结果 Tab.4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Model

受地理条件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探索期—边缘区较少有旅游活动的出现，仍然保留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地缘、亲缘、乡规民约和民族文化是构成地方纽带的基础，假设关系H1，H2，H3，H4不成立（图 2）。对探索期—边缘区的居民来说，地方是定位具体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地方的时空关系是紧密且一体化的。居民“在场”与地方长期的“互动交流”，形成了人与文化之间高度依赖和认同的纽带，以及人与人之间高度信任和稳定合作的纽带，居民对文化的依恋程度强（文化依恋公因子均值4.20）。地方纽带具有能将居民组织起来的社会功能，处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中心的居民主动参与社区的态度和行为明显，假设关系H6，H7假设关系成立（路径影响系数分别为0.332、0.410），因此居民对文化保护的态度和行为倾向均较为明显（TDXW5，0.93；TDXW4，0.90）。可以看出，区域共同体是村寨社会文化关系纽带，地方文化依恋的自主演化是探索期—边缘区居民文化依恋程度为强的主要动力。

图 2(Fig. 2)

图 2 探索期—边缘区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Fig.2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Exploration Stage–Marginal Region

表 4显示，假设关系H1、H3、H4成立（路径影响系数分别为0.351、0.203、0.090）。我们可以发现，渴望期—过渡区以“旅游利益感知”，尤其以“旅游经济利益感知”为导向（LYGZ3，0.92；LYGZ4，0.85），“旅游成本感知较低”（图 3）。

图 3(Fig. 3)

图 3 渴望期—过渡区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Fig.3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Eager Stage–Transition Region

在当地政府“大西江旅游区规划”和快速期—核心区旅游活动辐射的共同影响下，渴望期—过渡区的地方时空关系开始出现偏离，地方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中介作用开始下降，呈现“不完全紧密型”的时空关系。“不完全在场”的本地居民地方及地方文化之间“间断式”互动交流，引起脱域机制的“去地方化”向度开始作用：地方外文化和个人理性关系的部分介入，人地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稳定合作的关系出现松动，引起地方纽带的减少和社会功能的下降，人对文化的依恋的程度被逐渐淡化（文化依恋公因子均值3.80），本地居民参与社区积极性也随之下降，呈现较为内隐的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TDXW3，0.84；TDXW1，0.81）。可以看出，“不完全脱域共同体”成为村寨社会文化关系纽带，而经济利益追求（LYGZ1，0.80；LYGZ3，0.92；LYGZ4，0.85）是诱使渴望期—过渡区文化依恋变迁的主要动力。

从表 4可知，与“旅游成本感知”相比（假设H3和H4路径系数分别为-0.125、0.306），“旅游利益感知”是影响文化依赖程度高低的主要因素（假设H1路径系数0.629），验证了唐文跃、保继刚等的研究结论^{[10, 11]}。情感性依恋在居民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中起主导作用（假设H7路径系数0.377）（图 4）。

图 4(Fig. 4)

图 4 快速区—核心区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Fig.4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 Rapid Stage–Core Region

在旅游深入影响的背景下，地方作为时空的中介作用正急速下降，本地居民并不能将地方的时间与空间相联系，快速期—核心区时空高度分离，“脱域”动力机制形成。快速期—核心区的“脱域”动力机制从两个向度进行作用：其一，地方的“去地方化”。由于居民“缺场”与地方文化进行互动交流，地方文化和社会关系受“脱域”机制的影响被“抽离”出来，逐渐摆脱地方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社区在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理性的个人关系和逐渐趋同的地方外文化，传统人和地方之间高度依赖、人与人之间高度信任和稳定合作的关系失去了村寨的基础，居民在社区关系网络被边缘化，社区参与不足成为必然。其二，地方的“再地方化”。已“脱域”的地方文化和社会关系为了寻求与地方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启动“再嵌入”机制，于是，苗族文化之间不断被解构和重构。

与此，受“虚化”的时空关系和外来地方文化的影响，产生迷惑的本地居民重新意识到那些他们曾经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如苗族文化。因此，居民倾向于以实际行动对文化进行保护（TDXW4，0.75；TDXW3，0.73；TDXW5，0.72），其意图在于获取一种大于个体的力量，重显他们在社区的地位。总之，“脱域化共同体”成为村寨社会文化关系纽带，政府主导下的旅游发展模式是快速期—核心区居民文化依恋变迁的主要动力。

基于以往地方依恋的研究基础，本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村落群为例，从本地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文化依恋”及“文化保护的态度和行为”出发，构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居民文化依恋时空变迁的“前因—中介—结果”结构模型，据此探讨其过程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

（1）时空范围不同，前因关系和后果效应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在前因影响关系中，“旅游利益感知”对“文化依赖”在快速期—核心区和渴望期—过渡区有正向影响显著关系，对“文化认同”无影响，“旅游经济利益”是影响的主导因子；“旅游经济成本”对“文化依赖”在快速期—核心区和渴望期—过渡区分别呈负向和正向影响，对“文化认同”均呈正向影响；前因影响关系在探索期—边缘区无显著影响关系路径。从后果影响效应来看，在快速期—核心区和渴望期—过渡区，“文化依赖”对“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没有影响关系，“文化认同”对“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有正向影响。在探索期—边缘区，“文化依赖”和“文化认同”均正向影响居民“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2）旅游影响背景下的时空分离和脱域机制形成的现代性动力是引起民族村寨居民文化依恋时空变迁的主要诱因。旅游影响背景下，地方时空关系被延伸，地方的人—地关系、社会关系被不断解构和重构，从探索期—边缘区到渴望期—过渡区再到快速期—核心区，“时空紧密型的乡土地域”过渡到“时空不完全紧密型的半乡土地域”再到“时空分离型的旅游商业地域”的地方社会时空变迁规律；经历了“自主演变（地方纽带）”到“经济利益刺激演变（不完全脱域）”再到“政府主导演变（脱域化）”的变迁动力路径；对应文化依恋程度。“高—低—高”的时空分布特征；最终形成“原生化的外显式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到“不完全脱域的内隐式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再到“脱域化的外显式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的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的变迁模式。上述前因关系和后果效应的作用过程、机制以及动力构成了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依恋时空变迁过程的作用机理（图 5）。

图 5(Fig. 5)

图 5 西江千户苗寨村落群居民文化依恋时空变迁过程机理 Fig.5 The Temporal-spatial Change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 Process of Cultural Attachment of the Residents' in Xijiang Miao Village 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