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是较好地保留了历史沿革，村落内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民风民俗，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1]。它是传承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遗产旅游资源和景观财富。进入21世纪以来，古村落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有着强大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在日益形成的新的旅游空间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2]。旅游开发已成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有效途径，极大地促进了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社区发展能力提升和地方经济发展。大量游客的到来刺激了当地接待业的快速发展，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大量的商机和活力，提供了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一方面，古村落旅游业发展引发了当地乡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3]，另一方面旅游规模的急剧扩大也造成了本地劳动力供应短缺（包括一般性劳动力和技术性劳动力），吸引了外地劳工、小企业主的到来，此外旅游地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也成为追求生活方式或退休者定居的重要选择^[4]。在此背景下，旅游移民问题日益浮出水面，成为古村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和动力，调整和改变着当地社会交往网络结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对古村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和文化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旅游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问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将给当地社区发展能力、传统文化保护及其旅游可持续发展带来冲击和挑战。目前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对乡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关注较少。针对此，本文选择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对其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索，以期对传统地域社会文化变迁和旅游可持续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19世纪末涂尔干首先提出社会融合的概念^[5]。20世纪初，以Park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就对美国的新移民如何适应新环境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传统的社会融合理论（即同化论）^[6]；20世纪中后期，非传统的社会融合理论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影响，主要包括“多元文化论”^[7]和“区隔融合论”^[8]，认为融合结果应该是多元的。在研究内容上，国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移民的社会融合维度及移民融合归因的理论解释等方面^[9-1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合及融入问题，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分析维度^{[13, 14]}、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测量^[15-18]以及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田凯认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应该包括经济、社会、心理或文化三个层面，并且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关系^[13]。杨菊华等提出了系统的社会融合指标测量体系^[19]，认为社会融合应包括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并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行了大样本实证研究^[20]。周皓从经济、文化、社会、结构、身份五个维度，“适应”、“区隔融合”、“融合”三个阶段构建社会融合维度测量指标体系^[21]。张文宏等研究表明上海白领阶层移民社会融合结构包含了文化、心理、身份和经济4个维度，且发现其总体融合水平偏低^[22]。汪明峰等研究认为，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且融合总体水平并不高^[14]。移民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较为复杂，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等与其相关。此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个体因素也对其产生影响^[23-26]。

杨钊在总结国外旅游移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移民的研究内容体系，分别是行为理论研究、发生论研究和社会影响研究^[27]；以九华山景区为例，对其旅游劳工移民分别做了行为论（行为模式）研究和发生论（迁移动机）研究^{[28, 29]}；之后，对九寨沟旅游劳工移民迁移的微观驱动力进行了实证和质性相结合的研究^[30]。杜春燕等以大理古城旅游劳工移民为研究对象，认为旅游劳工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更强的流动性、自致性和边缘性特征^[31]。饶勇以海南三亚为例，探讨了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外地精英劳动力迁入对本地社区就业边缘化的影响^[32]。除了劳工移民以外，吴悦芳等综述了国内外第二居所旅游的相关研究^[33]。徐红罡等对大理生活方式移民的生存特征及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34, 35]}。总体来看，旅游移民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的迁移动机、行为特征、生活特征等方面，对其社会融合的探讨尚未多见。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西南麓，地处皖南山区，属于徽州文化的核心区，是徽州古村落的典型代表，被誉为“中国画里乡村”，2000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5A”级旅游景区，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自1997年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承包经营以来，宏村景区旅游业发展迅速，1998年游客接待量为3.94万人次、直接旅游收入48.23万元，2014年增长到153.88万人次、直接旅游收入增加到9510.42万元，17年间游客接待量增长了近40倍，直接旅游收入增长了近200倍（图 1）。宏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外来人口流入，从事各种旅游服务工作。宏村1997—2001年每年流入人口17人，2002—2012年年均流入人口35人，最高峰2011年达到67人。宏村相邻的际村（与宏村一桥之隔，因宏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发受限，旅游接待设施多集中于此）1997年总人口为1171人，2012年为1361人，增加了190人。在2011年宏村和际村的外来人口数达到了顶峰217人，占到宏村镇总外来流入人口数（272人）的80%（图 2）。实地调查表明，近年来这些外来人口全部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职业，符合已有研究界定旅游移民的概念范畴（即从旅游地以外迁入旅游地定居并在旅游行业从业超过一定期限的移民[21）。]截止到2015年5月，宏村（含际村）旅游移民数量为314人，人数占到宏村和际村人口总数的12%。其中74人居住在宏村，240人居住在际村。

图 1(Fig. 1)

图 1 宏村1998—2014年旅游业发展情况 Fig.1 Tourism Development Trend of Hongcun in 1998—2014 资料来源：黟县旅游局。

图 2(Fig. 2)

图 2 1997—2012年宏村、际村外来流入人口的变化情况 Fig.2 The Migrant Population Change of Hongcun in 1997—2012 资料来源：黟县公安局。

本研究正式问卷的形成共经历了3个步骤：第一，问卷设计与优化。尽管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研究匮乏，但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相对较多，已构建不同的社会融合结构测量指标体系。借鉴移民社会融合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宏村旅游移民的特点，并经过专家征询和小组内部讨论，初步构建了移民社会融合结构维度的测量指标共17项。依据田凯的“再社会化说”^[13]，选取了收入满意程度、职业稳定程度、职业前景三个经济层面的指标。悦中山、杨菊华等强调社会网络、社区关系、文化接纳等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性^{[5, 19]}，因此选取了社会交往范围、社区互动尺度、通婚意愿、社会心理距离、购置房产意愿、本地语言掌握程度六个社会文化层面的指标。对移民而言，只有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他们才真正融入到了流入地的主流社会^[19]，因此把本地户籍状况、熟悉本地风俗程度、职业稳定程度、身份认同程度、社会保障条件也作为衡量社会融合的指标。杜鹏等认为心理归属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合有深刻影响^[36]，因此选取居住、职业、社会满意度三个心理认同层面的指标。第二，预调研。笔者于2015年6月28—30日到案例地宏村进行预调研，发放问卷15份，并邀请被调查者发表对问卷题项设置的相关看法。在此基础上，删除人口基本信息中的“您的专业学习或培训经历”，添加“您的户籍类型”题项。被调查者表示社会保障条件与迁出地相关，与宏村相关性较小，剔除“宏村社会保障条件较好”，最终形成标准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13项、融合结构测量指标16项。第三，正式调研。于2015年8月5日—8月15日正式进行调研，调研组由7名博硕士生组成，行前专门对调查人员进行相关培训。

宏村（含际村）旅游移民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宏村景区内及其际村街道店铺经营者130人，包括餐饮、土特产、旅馆等旅游行业；二是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聘用的宏村景区导游及查票人员17人；三是京黟旅游开发总公司打造的大型实景演出《宏村·阿菊》演员及管理人员共105人；四是2015年已经试营业的悦榕庄酒店服务人员及建筑工人62人。其中第一、二种类型旅游移民工作场所均处于宏村镇建成区内（即宏村和际村），从事职业多元化，且日常工作、生活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这些旅游移民异质性较强，实施了全样本调查；第三、四种类型旅游移民工作场所距离宏村镇建成区较远，均属于知名旅游品牌企业雇员，从事的职业专业技术性较强，与当地人接触相对较少，这些旅游移民同质性较强，选择了《宏村·阿菊》部分人员作为抽样代表（悦榕庄酒店由于尚处于试营业接待，所以暂未抽样）。调研组在当地村干部帮助下，进行入户问卷调查，问卷尽可能当面回收，调研时间持续10天。其中，店铺经营者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10份；《宏村·阿菊》演员及管理人员发放问卷40份，回收36份；导游及查票人员发放问卷17份，回收12份。最终，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77份，回收问卷158份，其中151份为有效问卷，有效率约为95%。其他相关二手资料来源于黟县旅游局、黟县公安局、宏村镇镇政府、宏村景区管理办公室等。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描述性分析 Tab.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基本信息 频数（%） 基本信息 频数（%） 性别（N=151） 男 75（49.7%） 已婚，1个子女 51（33.8%） 女 76（50.3%） 已婚，2个子女及以上 23（15.2%） 迁出地（N=151） 本省本市 38（25.2%） 文化程度（N=151） 小学及以下 2（1.3%） 本省外市 28（18.5%） 初中 37（24.5%） 外省 85（56.3%） 高中及中专 63（41.7%） 年龄（N=151） 16—25岁 53（35.1%） 大学专科及以上 49（32.4%） 26—35岁 65（43.1%） 职业（N=151） 工艺品市场摊主 25（16.6%） 36—45岁 26（17.2%） 企业一般雇员 14（9.3%） 46—55岁 7（4.6%） 企业管理层 7（4.6%） 从业时间（N=151） 近2年 76（50.3%） 景区街道旁店主 21（13.9%） 2—5年 37（24.5%） 导游 10（6.6%） 5—10年 29（19.2%） 饭店或客栈老板 21（13.9%） 10年以上 9（6.0%） 饭店服务员 3（2.0%） 收入水平（N=151） 1000元以下 17（11.3%） 演员 28（18.5%） 1000—3000元 66（43.7%） 其他 22（14.6%） 3001—5000元 38（25.2%） 户籍类型（N=151） 本地户口 27（17.9%） 5000元以上 30（19.8%） 原居住地户口 51（33.8%） 迁移途径（N=151） 应聘 20（13.2%） 办理居住证 32（21.2%） 亲友推荐 47（31.1%） 其他 41（27.1%） 旅游经历 19（12.6%） 归属感（N=151） 外地人 63（41.7%） 毕业分配 6（4.0%） 既是外地人又是宏村人 48（31.8%） 其他 59（39.1%） 新宏村人 30（19.9%） 婚姻状况（N=151） 未婚 67（44.4%） 宏村人 10（6.6%） 已婚，没有子女 10（6.6%）

表 1 样本基本信息描述性分析 Tab.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在对社会融合的16项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其进行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1之间，这表明各指标均显著相关，无需剔除指标。利用SPSS 20.0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KMO值为0.868，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达到1312.235，显著水平p < 0.001，这些检验值说明16项指标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模型^[37]。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16项融合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同时采用方差极大化法对因子载荷进行正交旋转，以使公因子更加突出，结果如碎石图（图 3）所示。碎石图显示，有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作为主成分），即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结构有4个维度，分别用公因子F₁、F₂、F₃、F₄表示，如表 2所示。表 2中所有指标的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5以上，4个新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6.679%。指标X₉“接受本地观念程度”对F₁、F₂两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都大于0.5，不符合统计学意义，故将其剔除。

图 3(Fig. 3)

图 3 各题项主成分分析碎石图 Fig.3 Scree Plot i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Each Item

表 2(Tab. 2

表 2 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各指标的因子载荷 Tab.2 Factor Loading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Hongcun Tourism Migration 自变量 F1 F2 F3 F4 共同度 X1社会交往范围 0.791 0.094 0.283 -0.063 0.718 X2通婚意愿 0.755 0.178 -0.026 0.12 6 0.619 X3社会心理距离 0.750 0.159 0.38 -0.166 0.760 X4购置房产意愿 0.644 0.285 0.155 0.260 0.588 X5本地语言掌握程度 0.584 0.496 -0.066 0.189 0.637 X6本地户籍状况 0.006 0.810 0.181 -0.053 0.692 X7熟悉本地风俗程度 0.430 0.652 -0.011 0.138 0.673 X8职业稳定程度 0.128 0.642 0.312 0.255 0.591 X10身份认同程度 0.427 0.588 0.179 0.217 0.608 X11居住满意度 0.175 -0.025 0.790 0.130 0.672 X12社会满意度 0.169 0.193 0.770 0.140 0.679 X13职业满意度 -0.103 0.240 0.611 0.488 0.679 X14职业前景 0.027 0.041 0.384 0.786 0.768 X15收入满意程度 0.114 0.192 0.149 0.740 0.620 X16社区互动尺度 0.477 0.306 -0.159 0.506 0.603 特征值 6.754 2.150 1.429 1.002 方差贡献率（%） 21.993 19.335 12.982 12.349 累积方差贡献率（%） 21.993 41.348 54.330 66.679

表 2 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各指标的因子载荷 Tab.2 Factor Loading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Hongcun Tourism Migration

指标X₁—X₅对F₁的因子载荷值最高（表 2），分别达到0.791、0.755、0.750、0.644、0.584。X₅所涉及的内容是语言，属于文化范畴的内容。X₁—X₃所涉及到的内容为交往和通婚，属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交往范畴。X₄“购置房产意愿”则意味着在此地定居。由调研中得知，在此定居的外地人首先是被当地浓郁的徽州文化所吸引，因此指标X₄代表了移民对徽州文化的认同。因此，将F₁命名为“文化融合”因子。指标X₆—X₁₀对F₂的因子载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10、0.652、0.642和0.588。指标X₆因子载荷值高达0.810，其涉及的内容是本地户口有助于融入宏村，与指标X₁₀“认为自己属于宏村人”都强调了身份的转换。X₇ “熟悉本地风俗程度”反映了被访对象对宏村人所处社会环境和风俗习惯的了解程度，暗含着作为当地人的属性特征；指标X₈“职业稳定程度”所涉及的内容为在宏村的工作一直做下去，表明移民愿意继续扮演在宏村的身份与角色。因此，将F₂命名为“身份融合”因子。

因子F₃主要有指标X₁₁—X₁₃代表，其因子载荷值分别达到了0.790、0.770和0.611。这三项指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移民迁移到宏村之后对此地的社会环境、居住环境、职业环境总体的评价，是旅游移民对宏村心理上的感受，因此将因子F₃命名为“心理融合”因子。

指标X₁₄—X₁₆对F₄的因子载荷值最高，分别为0.786、0.740和0.506。X₁₄和X₁₅主要内容是“职业前景”和“收入满意度”，反映的是移民经济方面的内容。指标X₁₆的主要内容是社区活动参与，在调研中了解到，移民与本地人互动交流最多的是经济生意上的往来。因此，将因子F₄命名为“经济融合”因子。

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出各公因子得分，公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式中：F_i表示第i个公因子（i=1, 2, ∙∙∙, n）；b_i是表示成分得分系数。

旋转之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文化融合因子21.99%、身份融合因子19.36%、心理融合因子12.98%、经济融合因子12.35%。以各公因子方差解释率为权数，计算社会融合度综合得分^[31]。得到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度为2.63分，文化融合度为2.86分（标准差0.77），身份融合度为2.14分（标准差0.70），心理融合度为3.57分（标准差0.61），经济融合度为2.07分（标准差0.62）。

从主要因子的得分情况来看，宏村旅游移民心理融合程度最高，而且维度内部差异性最小，说明大多数宏村旅游移民已从心理上适应了宏村的社会生活；其次是文化和身份融合程度，这两个维度得分都不高，且结构维度内部差异性较大，说明小部分旅游移民接受了本地的文化和当前的角色，但大多数移民依然认为自己是外来人，社会归属感较低，基本信息统计中归属感的平均值只有1.91分证实了这种情况；经济融合程度最低，且内部离散型也较小，说明宏村旅游移民经济收入水平大多数没能达到预期或之前收入水平。总体而言，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水平较低，移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不高。

为了进一步分析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及其主导因素，将人口统计学特征中的13个变量分为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做为自变量分别引入多元回归方程，因变量为4个公因子和社会融合度。

影响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个人基本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迁出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其中迁出地以本省本市（黄山市）为参照组，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组，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如表 3所示，性别变量在5个回归方程中p值均大于0.1，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移民性别与其在宏村的社会融合度相关性较小。年龄变量只在与经济融合的回归方程中有意义，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114（p > 0.05），说明在统计区间内，宏村旅游移民随着年龄增长，其经济收入、职业前景等方面满意度也随之提高。数据统计发现，16—25岁的移民收入大多是1000—3000元，而46—55岁的移民收入大多为3000—5000元。原因是年轻移民中大部分为阿菊演员，由于演员中包括不少的实习生，其收入甚至不到1000元。此外，随着年龄增长，移民从事的职业更有可能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

表 3(Tab. 3

表 3 个人影响因素与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多元回归分析 Tab.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Individual Influence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Hongcun 自变量 文化融合因子 身份融合因子 心理融合因子 经济融合因子 社会融合程度 性别 迁出地 -0.309*** -0.308*** -0.225** 年龄 0.114 婚姻状况 0.348** 0.315* 0.046 0.035 0.243* 文化程度 0.184* 0.075 常数项 2.568 2.911 3.473 2.937 2.972 F检验值 6.832 6.599 0.041 0.653 3.451 调整后的R2 0.191 0.185 0.001 0.022 0.106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

表 3 个人影响因素与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多元回归分析 Tab.3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Individual Influence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Hongcun

迁出地变量对社会融合度的回归系数为-0.225（p < 0.01），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黄山市域内的移民比其他地区的移民社会融合度更高。从具体因子来看，迁出地对文化融合、身份融合的显著性最高，回归系数分别为-0.309（p < 0.001）、-0.308（p < 0.001）。换言之，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黄山市内的移民比其他地区移民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度都要更高。而迁出地变量对心理和经济融合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结果与预期相符，黄山市内移民同属于徽州地域，深受徽州文化影响，在文化认同、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保持着很高的一致性。

婚姻状况对社会融合度的回归系数为0.243（p < 0.05），即在其他条件固定的情况下，已婚者比未婚者的社会融合度更高。就具体因子而言，婚姻状况对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和经济融合的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348（p < 0.01）、0.315（p < 0.05）、0.046（p > 0.05）、0.035（p > 0.05），说明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婚姻状况对文化融合的影响最大，即已婚移民者比未婚移民者更能接受宏村当地的文化。其次是对身份融合也有较显著影响，而对心理和经济融合度的影响较小。在调研中发现，已婚移民者多是夫妻同时迁移，或者与本地人通婚，家人的陪伴使得移民更能认同本地的文化和自己在宏村的身份。相对而言已婚移民家庭负担较重、生活压力较大，其对于经济和收入水平期待更高，因此所感知到的经济融合水平较低。

文化程度变量对社会融合度的显著水平大于0.1，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移民文化程度的高低对社会融合影响较小。文化程度对文化融合的回归系数为0.184（p < 0.05），说明文化程度对移民文化融合起到正向影响作用。该变量对其他因子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相关性较小，这一结果与预期不符，通常来讲文化程度对社会融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4, 24]}。宏村70%多的旅游移民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较高，而宏村本地人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大约70%左右为小学及以下程度），两者之间容易形成文化上的间隙，影响相互交流融合。进一步的均值比较显示，小学及以下移民社会融合均值最低（均值为2.75），其次是本科及以上（均值为3.06），而高中及中专移民社会融合均值最高（均值为3.34）。

影响宏村旅游移民的迁入地因素包括职业（以演员为参照组）、从业时间、月收入、迁移途径、户籍类型、居住房屋类型、归属感7个变量，使用进入法分别引入多元回归方程，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Tab. 4

表 4 迁入地因素与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多元回归分析 Tab.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Local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Hongcun 自变量 文化融合因子 身份融合因子 心理融合因子 经济融合因子 社会融合程度 职业 0.207 从业时间 0.198** 0.182* 0.139* 月收入 0.118* 迁移途径 户籍类型 居住房屋类型 0.243** 0.238** 0.187* 归属感 0.425*** 0.454*** 0.272** 0.344*** 0.463*** 常数项 2.068 1.972 3.312 2.582 2.484 F检验值 13.264 15.211 1.479 4.270 10.239 调整后的R2 0.394 0.427 0.067 0.173 0.334   注：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

表 4 迁入地因素与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多元回归分析 Tab.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Local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Integration of Tourism Migration in Hongcun

职业、月收入、迁移途径、户籍类型4个变量对4个公因子及社会融合度的显著性水平较低（p > 0.1），不具有统计意义。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宏村旅游移民的职业、月收入、迁移途径和户籍类型对其社会融合度的影响较小。其中，职业和月收入变量对经济融合因子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显著性水平较低。通常来讲，不同的职业与社会融合关系密切，但由于宏村旅游存在明显的淡旺季，所以景区内不同类型的从业者也存在忙闲之分，这对移民的经济收入影响很大，同时不利于移民与东道主社区的社会融合。此外，收入水平没能达到预期（达到预期的移民比例是24.5%），也是其没能显著影响社会融合的因素之一。

从业时间变量对社会融合度的回归系数为0.139（p < 0.05），说明从业时间对移民融入到宏村当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具体因子来看，从业时间对文化融合因子的影响程度最高，回归系数为0.198（p < 0.01），其次是身份融合因子，回归系数是0.182（p < 0.05）。说明随着旅游移民在宏村工作时间的推移，其对宏村当地的文化及自己的身份接受程度在增加。而从业时间对心理融合、经济融合的影响程度较小，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居住房屋类型变量对社会融合度的回归系数为0.187（p < 0.05），变量的参考标准为“员工宿舍”，说明在其他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其他居住类型比住员工宿舍社会融合度高。而由于宏村阿菊演员及景区员工的大量存在，居住在员工宿舍的移民占比最高，其次是租赁房屋。居住房屋类型对文化融合因子、身份融合因子的影响程度也达到显著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0.243（p < 0.01）、0.238（p < 0.1），这说明居住类型为非员工宿舍的移民相对来讲在文化融合及身份融合上有显著的优势。因为无论是租赁房屋还是居住在亲友家中，都会与宏村本地人频繁交往，且独立居所的存在也会提供“家庭”的感觉，提升其社会融合水平。

归属感变量对社会融合度的回归系数为0.463（p < 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归属感对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经济融合都起到显著的正相关影响。

综上所述，迁入地因素对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度的影响大于移民个人因素。影响社会融合度的变量依次为归属感、婚姻状况、迁出地、居住房屋类型和从业时间，其他变量对社会融合度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

上述分析表明，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结构由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经济融合4个维度构成。其中文化融合因子主要反映旅游移民对宏村当地徽州传统文化的接纳程度及其长期定居的意愿；身份融合因子主要反映旅游移民对自己充当“宏村人”的认同程度；心理融合因子主要反映旅游移民对宏村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经济融合因子主要反映旅游移民对当前自身经济收入、经济地位、职业前景的感知情况。从因子得分来看，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总体水平不高，一半以上的移民并未融入到当地社区中。从各个维度来看，心理融合水平最高，其次是文化融合和身份融合，经济融合水平最低。通过因子得分可知，心理融合是宏村旅游移民融合唯一过半的维度，其内部差异也最小，这得益于宏村优秀的自然风光和徽州传统文化。实地调研中发现，移民来宏村的动机中一部分是追求当地的传统文化和宁静的田园生活。同时，旅游驱动下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服务设施在不断完善，这都有益于移民对宏村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由于74.8%的移民来自于黄山市以外的地区，移民对徽州传统文化的接受及其身份转换的适应仍然有待提高。

影响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的因素分为迁入地因素和个人因素，其中迁入地因素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个人因素。具体而言，归属感、婚姻状况、迁出地、居住房屋类型和从业时间对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个人因素属于客观因素，迁入地因素更多的属于主观因素，可以通过一些保障措施改善提高迁入地环境因素，从而提高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水平。

与城市农民工移民大规模的“乡—城”流动模式相比较，古村落旅游移民表现出流动方向相反（“城—乡”或“乡—乡”）、移民来源和构成相对复杂、入迁地地域范围狭小和社会结构相对单一等特征。因此，古村落旅游移民社会融合结果具有其不同的特征。首先，不少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中，经济融合水平在社会融合中是最好的，是移民社会融合的基础^{[15, 16]}。但在本研究中，结果却恰恰相反，宏村旅游移民经济融合水平最低，心理融合水平最高。与古村落相比，城市中的收入水平更高，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往往给人带来空虚落寞之感，致使城市流动人口心理融合较差。与之相反，旅游移民构成中的演员、导游及检票人员工资水平较低，并且，宏村旅游存在明显的淡旺季，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5月游客量较少，景区内不少店铺老板选择在此期间歇业，导致收入减少；而知名旅游地的身份及其文化吸引力能够促使移民在心理上更快地融入到当地社区，致使其心理和文化融合水平提升。其次，城市农民工移民从事当地低端劳动的较多，而旅游移民在古村落大多从事当地相对较高端的劳动岗位，如宏村将近一半以上的旅游移民是小企业主和管理人员等。这种职业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两者在迁入地拥有不同的心理地位，并作用于各自的融合进程。此外，相对城市而言，农村各种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和娱乐设施的缺乏，也导致宏村旅游移民社会融合水平不高。再次，包含旅游移民在内的外来人口对古村落当地社区的影响将日益增加。如宏村2015年游客接待量为185万人次，相当于每位村民每年接待770名游客，古村落社区地域范围狭小和社会结构相对单一，这些外来人口将给当地的社会结构带来潜在的影响，其中旅游移民作为长时间居住在社区中的一种异质群体，其影响将日渐凸显。调研中发现，悦榕庄酒店和《宏村·阿菊》舞台距离镇区较远，其从业人员专业技能较强，容易形成一种特殊的移民飞地，而且这部分旅游移民人数众多（占到总量的50%以上），这种旅游移民飞地将对宏村社区发展产生何种影响，未来值得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