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作为重要的减贫（poverty alleviation/reduction）手段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旅游发展是否一定能对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产生减贫作用，以及如何真正实现其减贫效果依然是学者们长期讨论的焦点^[1-3]。一方面，旅游业是诸多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4]；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也可能对地区贫困问题的改善起不到有效作用^[5]，甚至使当地的贫困状态进一步恶化^[6]。在不断的反思和讨论中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基于宏观层面的发展视角难以真正实现旅游的减贫效果^[3]。考虑贫困人口在经济、社会及权力关系、知识及技能等多方面的劣势地位，体现利益倾向性的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措施在实现旅游减贫方面更能发挥积极作用^[1]。我国的旅游发展实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以宏观的经济发展为导向，少数人群（包括贫困人口）的利益服从于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这一状况很大程度上由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所决定。但随着在全国范围内对贫困问题的高度重视，旅游发展中相关的贫困现象及其产生过程也应当受到关注，从而服务于当下我国旅游减贫的实践。因此，本文将关注我国第一批发展起来的度假旅游目的地——三亚亚龙湾的旅游发展给当地贫困人口带来的影响。

旅游发展离不开对土地资源的使用，且往往涉及土地用途的改变或土地所有权的转移^[7]。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实践经常涉及对农用土地的征收^[7-9]，从而剥夺了当地农民长期赖以生存的生计资源。而我国广大的农村偏远地区正是贫困人口最广泛分布的地区，当他们的生计资源被征收而又无法获得可替代的生计途径时，其生存状态可能更加恶化，从而产生新的贫困问题。尽管他们在获得可观征地补偿的情况下可能经历短期的经济富裕，然而在缺少可替代生计方式的情况下却可能再次陷入贫困（再贫困）的生存状态。因此本文将着重关注旅游发展对农村土地资源的占用，探讨这一过程对农村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影响，从最根本的角度（即生计资源的角度）理解旅游与贫困的关系，为旅游减贫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旅游业常被看作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万能良药，并在诸多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4, 10]}。各发展组织如英国的海外发展组织（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等相继提出了“扶贫旅游”（PPT: Pro-poor Tourism）、可持续旅游发展消除贫困（ST-EP: Sustainable Tourism Eliminating Poverty）等旅游减贫策略。与其他非农产业相比较，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为社区提供更广泛的参与渠道，并能更好地与当地其他经济形式、产品等形成紧密联系^{[11, 12]}。然与此同时，旅游发展对贫困人口的负面影响也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受依附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启发，部分学者认为，旅游发展会导致新殖民主义现象，使贫困人口（或社区、国家层面）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并伴随高漏损率的产生^{[13, 14]}。尽管旅游发展带来的整体经济发展或GDP增长可能通过“溢出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使贫困人口受益，该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却更多是被边缘化的^{[6, 15]}，在某些时候他们的生存条件甚至因旅游发展而更加恶化^[16-18]。

在探讨旅游与贫困的关系时，早期学者更多持一种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视角，旅游发展亦被当作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并通过将贫困人口卷入世界性的贸易体系而引导其脱离贫困^{[1, 2]}。但随着对贫困人口所处劣势地位的反思与重视，近期研究逐渐意识到旅游发展应体现对这一群体的利益倾斜^{[1, 19]}，并强调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探讨旅游发展中可能影响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文化和权力关系^{[20, 21]}。

在我国，旅游发展的减贫作用随着近些年国家政策对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等议题的关注而受到高度重视^{[22, 23]}，相关研究也逐渐兴盛。但国内学者对旅游减贫的研究尚处于相对笼统的状态，虽然探讨旅游扶贫模式的文章较多^[24-26]，但更多停留于理论分析层面，基于案例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国内学者对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相对细致，涉及了实际效应、感知效应、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等不同方面^{[27, 28]}，但包含案例的广度和问题分析的深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有别于国际学界对旅游与贫困关系的辩证研究，国内研究者在呼应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更多关注如何实现旅游的减贫效果。这一研究取向相比于早期英文文献中纯粹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视角要大大进步，是对旅游减贫中具体文化或权力关系以及发展内容的重视，符合后结构主义视角的诉求。然而除个别学者外^[29]，国内学界似乎集体对旅游发展之于贫困人口的消极影响失语，这一研究状态不利于我们全面理解旅游与贫困的关系进而有效指导旅游发展真正实现减贫目标。

土地资源在旅游发展中必不可少，且土地使用与旅游发展之间可能存在诸多矛盾^[30]，从而阻碍发展的持续进行并损害相关群体的利益。贫困地区旅游发展中对土地资源的占用与贫困人口的利益息息相关^{[31, 32]}，然而目前从减贫视角对该问题的关注尚十分有限。来自坦桑尼亚和斐济的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中土地利用对贫困人口生计的影响与政府的作用关系密切：在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及部分政治或个体精英通过发展野生动物保护区等形式不断增加其对土地资源的控制、获取增值利益，而使在产权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当地贫困居民的利益被极大损害^[31]；而在斐济，政府机构对当地原住民集体土地的有效管理使他们能通过出租土地公平地享有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并保证了原住民在当地旅游发展中的参与和话语权（尽管这可能降低了当地对于外部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危及土地出租的可持续性）^[32]。

我国的旅游发展亦涉及对土地资源的广泛使用，尤其在乡村地区导致了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之间深刻矛盾的产生^{[7, 8]}。旅游发展带来了偏远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但同时也使当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却又时常面临无其他替代性可持续生计方式的困境^[9]，从而可能导致农村新贫困问题的出现。当前，学者们已经广泛意识到城镇化过程中征地问题给失地农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逐步从完善征地法规和征地补偿的角度展开了讨论^{[33, 34]}。但对于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那些仍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何种负面影响以及如何被影响的相关探讨尚十分缺乏。对该影响的分析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征地所产生的农村新贫困问题，从而为安置和补偿失地农民的制度建设与政策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证参考。

早期研究更多从经济维度对贫困问题进行讨论，即认为贫困人口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35]。自阿马蒂亚·森提出将能力贫困纳入贫困分析框架以来^{[36, 37]}，贫困问题的非收入维度如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知识和受教育水平^[38]等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世界银行据此亦提出了贫困现象（或人口）的三个特征^[39]，分别为：① 缺乏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② 在与个人命运相关的重要决策上绝乏话语权；③ 容易受到经济等方面冲击的影响。

导致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在个体层面上，个人对于生活水平的低追求、满足于低水平的收入状态，以及对外界资助的过度依赖等容易使贫困人口长期陷入低水平生活状态^[40]。贫困产生的制度原因可以包括被优势群体排挤及夺取资源、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处于劣势的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等^{[15, 31, 41, 42]}。本研究探讨三亚亚龙湾度假区发展过程中由征地带来的贫困人口生活状态的改变，主要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和权力关系等制度原因对贫困的影响。在讨论与贫困相关的生存状态时，根据理论及案例情况，涉及了居住条件、基础设施、收入水平及生计方式，以及能力维度。

本研究以三亚市亚龙湾度假区附近的六盘村和博后村为例（图 1），通过对比研究探讨亚龙湾度假区发展过程中征用农村土地给当地贫困人口生存状态所带来的影响。六盘村和博后村均为传统黎族人的聚集区，且目前距离亚龙湾度假区核心区的距离相当，在度假区发展之前两村村民的生存状态基本相同，但发展中对两村土地的利用呈现出不同形式。因此两村随亚龙湾度假区发展而经历的变化具有可比性，能够为我们厘清旅游发展中不同形式的土地利用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影响提供可能。

图 1(Fig. 1)

图 1 六盘村和博后村区位示意图 Fig.1 Positions for Villages of Liupan and Bohou 注：百度地图，2017年6月。

亚龙湾度假区是我国首批12个国家级度假区之一。因其发展需要，三亚市政府于1992年招股成立了国有亚龙湾股份公司并享有该公司的控股权，对亚龙湾度假区实行统一开发、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招商和统一建设^[43]。在1995年三亚市政府由于财政困境将其股份卖给中粮集团旗下两家香港子公司后，亚龙湾股份公司进入中粮控股时代继续承担该公司原有职能，三亚市政府则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相关的事务。由于当时的六盘村几乎拥有亚龙湾核心区的所有土地，为顺利推进度假区开发，三亚市政府于1993年发文（市府[1993]53号、85号、159号）决定对六盘村整体实施征地搬迁，并于1995年将六盘村全体村民迁至距离亚龙湾度假区入口不远的安置区内。亚龙湾的开发建设共征用了六盘村土地约1万亩，目前全村剩余土地仅在1200亩左右（包括耕地和住宅用地），人均土地面积不足0.5亩。

与六盘村不同，博后村因与亚龙湾核心区尚有一定距离而保留了对绝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权，且依然保有其原有的宅基地，并没有被异地安置。随着亚龙湾度假区的发展，在核心区土地资源大多被开发和规划建设的情形下，新增项目逐渐开始往亚龙湾边缘地区蔓延。博后村于是从1999年起开始以土地出租的方式分享度假区的发展成果，出租给亚龙湾高尔夫公司约3000亩土地，2009年出租给三亚兰德种植有限公司约2000亩土地用于建造玫瑰谷。由于博后村始终拥有这部分土地的产权，使其在土地租用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议价权，从而能够通过土地租金调整的形式持续获得与当地土地农业产出大体相当的租金收益。

是故，亚龙湾度假区的发展在土地资源的使用上以不同方式改变着六盘村和博后村，而可能给原本贫困的两村村民的生存状态带来不同影响。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定性研究方法，收集亚龙湾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政府文件等二手资料，采访当地官员、村委会成员、村民等不同群体，揭示这种不同影响的具体内容以及产生的过程。研究共包含两次数据收集，分别在2012年1月和2016年3月进行，2016年3月数据收集的主要目的是更新2012年以后亚龙湾发展中涉及的与六盘村和博后村相关的土地资源使用情况以及村民的生存状态。两次数据收集共采访了90人次，受访者的构成如表 1所示。

表 1(Tab. 1

表 1 受访者结构构成 Tab.1 The Structure of Interviewees 年份 村民 村委会 市镇公务人员 企业管理者及其他 2012 57 5 4 7 2016 14 3 0 0

表 1 受访者结构构成 Tab.1 The Structure of Interviewees

在对二手资料及访谈数据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如图 2所示的分析框架，以揭示随旅游发展六盘村和博后村村民生存状态的改变，以及不同土地资源使用方式对其生存状态产生的影响。在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时，对受访者按照群体、受访时间进行编码。例如文中出现的“2012LP-1”则为2012年在六盘村访谈的第一个村民；“2016LP村委-3”则为2016年在六盘村访谈到的第三个村委成员。

图 2(Fig. 2)

图 2 定性分析框架 Fig.2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亚龙湾度假区发展之前，六盘村村民绝大多数居住在潮湿阴暗的草房中，居住条件相当恶劣。由于亚龙湾度假区发展需征用六盘村全部的宅基地和绝大部分耕地、林地，六盘村在1995年被集体搬进了安置区，每户人家分得了一套独门别院的二层水泥楼房，分房标准约为13 m²/人。这一居住条件的转换对当时的六盘村村民而言是一个质的跨越，住房条件在短期内得到极大改善。然而，安置区住房及相关设施的质量很快受到当地村民质疑：“由于偷工减料，水泥量不够，我们才住了不到两年，房子就有问题了，墙也裂了，屋顶也漏雨，而且房屋形状设计得也不好。（2012 LP-1）”“六盘村那边，原来安置区建的房子质量都很差，又很小，农村人自己住怎么会建那么小，后来如果家里孩子多，孩子长大要结婚，根本就不够住，就会争吵。他们只有往上建，但现在又限高啊，这就问题大。（2016 BH-6）”

正如两位受访者所言，作为补偿分给六盘村村民的房屋不仅存在质量问题，且在设计上户户紧挨、密集分布，与当地黎族社区原本分散居住、拥有充足房屋扩展空间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不能满足黎族人传统大家庭对生活空间的需求。当地村民开始寻求其他办法来扩展其房屋面积，而他们中相当部分选择了使用土地被征用所获得的货币补偿对房屋进行扩建；在无其它可用空间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利用前后排房屋间的空隙完成扩建工程或增高楼层。然而这一过程极大地消耗了他们从征地中获得的货币收入，进而可能危及其满足其他基本生活需求。

按照三亚市政府当时的征地政策，六盘村村民因土地征收所获得的货币补偿包括：青苗补偿、土地补偿、土地分成款以及部分生活补助，其中土地分成款为支付给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部分（根据政府文件整理）。在这样的货币补偿构成下，据笔者实地调查，当时（1995年左右）的六盘村村民几乎每户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补偿。只青苗补偿一项每户所得就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这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六盘村民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可以说，旅游发展带来的征地及征地补偿使得六盘村村民在短期内收入迅速增加，变得相对富裕。然而六盘村却很快陷入困境，缺乏后续发展动力，社区面貌包括房屋及基础设施等日渐破落。从实地调研及访谈所获得的信息来看，这一过程的发生涉及多方面原因：① 居民将征地补偿用于房屋扩建，所剩补偿在继续维持基本生活的同时无暇再顾及其他，而这主要源于安置房屋的建设未能充分考虑村民的需求。② 认知和能力有限的当地村民不能有效利用征地补偿所获得的货币收入。③ 失去土地作为可持续生计资源的当地村民未能获得其他可替代生计资源或生计方式。下文就这些方面将分别进行说明。

根据村委反应的情况，发放给六盘村村民的征地补偿主要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共涉及6000多亩土地的补偿款，约在1995年迁入安置区前后发放到村民手里；而剩下的被征用土地由于一直没有被开发使用，直到2013年左右开发使用后才实施补偿。第二批补偿款发放采用了三亚市政府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包括青苗补偿和土地补偿大约补到了每亩二十万左右。然两批补偿款的发放都带来了大范围的建房潮，第一次主要是房屋向前扩建，而第二次则主要是重新修建三到四层的楼房。然而房屋扩建或重建消耗了村民绝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货币补偿，从而危及他们满足其他方面的生活以及生存发展所需。

六盘村村民世代以种地和打渔为生，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局限，长期与外界隔离，他们的认知因此在发展初期相当有限，对于因征地而突然获得的一大笔收入不能进行有效利用，投资于作为固定财产的房屋则是他们认为最可靠的方式。此外，一部分村民在获得征地补偿后开始变得好赌、享乐：“前两年征地补了点钱，有些人就不想工作了，坐吃山空，在村里面搞赌博的人很多。（2012 LP-5)”解释这一转变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方面在失去土地而又没有其他能迅速适应的生计方式的情况下村民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另一方面长期从事农业、渔业生产的当地村民形成了相对保守的小农经济思想，相对容易满足^[15]，利用这笔收入进行经济投资的认知薄弱。

尽管在六盘村绝大部分土地被征用后，依照三亚市政府最初的规划成立了亚龙湾民族经济发展公司以承担六盘村村民的就业培训及安置任务，这些村民的再就业依然难以保证，绝大部分村民难以获得持续维持其生计的就业机会。由于该民族公司最终的资本仅来自于亚龙湾公司（入股850万）和六盘村（入股约1100万，由六盘村居民部分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费构成），原规划中的另一公司、当地镇政府并未入股，从而使该公司的主导权最终掌握在亚龙湾公司手里，而在认知和能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六盘村村民及村委会并不能有效地为自己争取利益。民族经济公司除了通过投资置业吸纳了一小部分劳动力外，并没有实现三亚市政府所预设的功能，村民的就业技能也并未得到有效提升，而使他们在度假区的求职诸多受阻。最终，民族经济公司也因为亚龙湾公司投资不利等原因于2005年宣告破产，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六盘村村民最后的生计希望。

此外，度假区的其他发展也并未为当地居民提供多少正式就业机会，且所提供的工作多为保安、保洁、绿化、环卫等报酬少、强度大、技术含量低且季节性明显的岗位。根据来自企业的访谈数据，2012年作为亚龙湾开发主导的亚龙湾公司仅吸纳了不到200个本地劳动力，而其他相关景点公司也不过使用数十个本地劳动力。在此基础上，以亚龙湾度假区企业数量进行推断，由度假区发展所带来的本地人就业也不过1000余人。而仅六盘村和博后村在2012年的适龄劳动人口已经达到3800余人，若包含周边其他村庄，则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更多，这就意味着六盘村村民能从度假区发展中获得的正规就业机会更加有限，绝大多数适龄劳动者不能获得正规就业。从这些就业中获得的收入相较于当地因旅游发展而不断攀升的物价水平亦不足以让六盘村民过上体面的生活：“没有了土地，我们也就只能是去酒店里打工。刚开始工资可能只有200多元，后来1500元，扣了养老保险可能就剩下1200元。现在虽然涨到2000多每月，也没有多少。三亚的物价水平又高，学生又要上学。我们上班，比如说夏天中暑什么，也都舍不得去看病，也就是最多在家里呆着。（2016 LP-9）”

除了有限的正规就业机会外，当地度假区的发展也没有给六盘村村民带来多少有利的非正规就业机会。尽管村民曾作出各种努力，但受政府和企业的政策性限制和排挤，这些努力最终难以产生效果。一方面，度假区内没有专门预留给社区摆摊的空间，在度假区内摆摊出售物品将受到保安或执法人员的驱逐或罚款：“我们也想去（度假区）摆摊，卖个椰子什么的，但他们（度假区内的公司）不让，还叫保安赶人。（2012 LP-5）”另一方面，当地社区或村民进行经营活动的机会或可能性也多被禁止或限制。2010年，六盘村试图利用村里的渔船开展观光业务，而这遭到了来自政府各个部门的反对，并将村里的渔船作为“三无”船只强行销毁了：“市政府说我们是违法的，船不安全。那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我们还在睡觉，市里面一下子来了十几个部门，包括海事、边防、执法局、旅游局、公安局、交通局一千多人，把我们的船砸了，机器没收，害怕我们再补好，又给烧了。（2012 LP-2）”此外，一些其他的经济活动也可能因为政策性的安排或商业条件限制而不能施行：“本来村里面想招商（利用自留地），和外面的一起合资，我们出土地他们出钱，但是政府说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土地的所有者必须是六盘村。这样的规定，我觉得也是为了我们好，但是那个方案一直很难批下来。（2016 LP村委-3）”

亚龙湾度假区的发展导致六盘村村民绝大部分土地被征收，改变了他们原本的生计方式，而度假区又不能为其提供其他可持续的、稳定的生计方式。征地后的六盘村民短期内获得了一笔相对丰厚的货币补偿，然而在住房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大多数选择了将这笔收入投入在房屋建设上，而可能危及他们满足其他的基本需求。除房屋建设外，这部分村民大多数由于认知和技能的局限，不能有效利用征地补偿改善其生活状况。他们又不能获得充足的就业机会，即使能够就业也多数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同时他们的非正规就业渠道或被剥夺或面临重重困难，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十分缺乏。尽管六盘村村民还拥有一部分土地，然由于搬迁后距离较远且多被度假区内各企业用地分隔，这部分土地对于六盘村村民的生活难以产生补给作用。六盘村民的技能在这个过程中也并没得到有效提升，民族经济公司在技能培训方面亦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村民以及村委会整体的话语权似乎都没有得到有效体现，其争取自身利益和发展机会的努力因此也尚未产生实际作用。

在亚龙湾度假区发展之前，博后村村民的生存状态与六盘村村民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1995年当六盘村村民被整体迁入安置区时，博后村村民绝大多数还住在茅草房里，生活非常贫困，故他们彼时非常羡慕六盘村村民因征地而发生的生存状态的改变。然而，他们也逐渐看到了安置区房屋暴露的问题以及六盘村村民后期生活所面临的困境。所以，当度假区核心景区的土地资源基本被利用，新进入的部分企业开始向周边村庄扩散时，博后村选择了出租而非出售土地的方式试图分享度假区发展的成果，分别于1999年、2009年将大约6000亩土地出租给相关公司进行旅游开发。以地租形式所获得的土地收入，以及从土地上解放后通过其他形式所获得的收入为博后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博后村的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过去看到六盘管区（即上文的六盘村）的人因为亚龙湾开发搬到了楼房里住，我们都羡慕的不得了，巴不得和他们一样。但现在，他们比我们差多了。你看我们的环境，我们村的房子，他们能比得了吗？（2012 BH-9）”

由于博后村的土地并未被征用，其村庄规模与度假区发展之前并无多大差异，每户村民依然拥有其原来的宅基地，居住空间相对宽敞。从访谈的样本家庭来看，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在20 m²以上，个别家庭可达到70—80 m²/人。同时，博后村的房屋是村民在有一定经济基础后自己建设，其建设质量及内部设计等均服务于自身需求。另外，博后村内的水电等基础设施、道路、环境等也因为生活状况的改善得到了发展，远较六盘村安置区内更适合居住。

通过土地出租，博后村村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地租收入，且可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寻找其他收入途径。同时，由于博后村依然持有这部分土地的产权，他们可以通过博弈与开发商最终达成相对满意的租金标准，且相对拥有选择出租或不出租某块土地的自主权。正因为如此，一些不满意开发商所提供的租金水平的村民选择了拒绝出租土地而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此外，当博后村村民意识到他们在1999年与开发商所商定的租金（每亩80元，信息来源于土地出租合同）过于低廉而不能实现该部分土地的基本价值时（地租水平远远达不到土地的实际农业产出水平），他们通过一系列正规（上访）和非正规的方式（集体抗议）而最终将每亩土地的租金提高到了2012年的1000元以及2013年的2055元，体现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博后村村民亦有选择留下一部分土地的权利，他们普遍会选择利用一部分土地继续种植蔬菜等满足日常所需的作物，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当地日渐升高的物价水平对其生活的负面影响。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博后村村民与六盘村村民一样，也会试图寻找其他就业机会。他们或在度假区内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工作，或替租用其土地的开发商工作，或可能通过其他临时性的打工方式获得额外收入。由于知识、技能等的缺乏，以及外来从业人员的排挤，他们同样只能从事保洁、环卫、绿化等低收入、低技术要求的工作。因此，他们在能力维度上较度假区发展之前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且在参与旅游方面，同样面临着困扰六盘村的政策性阻碍或企业排挤。

是故，博后村通过出租土地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分享了亚龙湾度假区发展的成果，获得了可持续的地租收入，从而为社区发展提供了动力，生存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他们的住房水平较度假区发展前明显提升，且由于自身对于住房修建过程有一定的控制权，其住房质量和空间设置明显优于六盘村。相较于六盘村村民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一次性收入，博后村村民每年以地租形式获得的收入更具有可持续性，且更符合认知能力相对有限的当地村民的心理需求。因为土地出租，博后村村民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之前主要依靠农业和渔业收入转变为依靠地租、打工以及小面积种植的综合收入结构。然而他们的生计依然与土地紧紧相连，他们继续拥有的土地产权将持续为其生存提供保障：“和六盘村比，我们还是要好很多，我们至少还有地，子子孙孙的生活有着落。他们虽然现在补了一些钱，但也就这一代人有的用啊，以后子孙怎么办？（2016 BH-6）”同时，博后村因为拥有土地产权，其在与开发商有关租金的博弈中有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其在权力、资本、知识等方面相较于政府和企业依然处于劣势，故在就业和参与旅游方面他们与六盘村村民一样没有选择权。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甚至临时性的工作，所使用的知识和技能与开发前从事农业生产时并无多大差异。

本文考察了亚龙湾度假区发展中土地利用给周边两个村所带来的不同影响。由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度假区对土地资源的使用使得两个村的生存状态、生计方式等均发生了改变（见图 3）。然而不同于绝大部分土地被征收的六盘村，博后村采用出租土地的方式使得村民的生计可以继续且可持续地依赖于土地资源，某种程度上是其传统生计方式的延续。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博后村村民亦可以通过其他打工方式获得额外收入，分享度假区发展的成果。尽管度假区的发展导致当地物价水平大幅度上升，博后村通过多种渠道（地租、打工、少量作物种植等）获得的收入依然使得其生活水平及生存状态相比度假区发展前有了较大提升。由于他们通过多次博弈后所获得的租金收入基本可以等同于这部分土地的农业产出所得，其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收入则可以使其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的平均状态。故我们可以推断，博后村的生存状态随着当地度假区的发展得到了改善，即旅游发展通过租用土地的形式在博后村发挥了减贫效果。

图 2(Fig. 2)

图 2 定性分析框架 Fig.2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相比之下，六盘村的土地征收几乎就是“一次性买卖”，其利用土地资源交换得来的征地补偿在没有能力进行合理利用的情况下不能给村民的生存带来持续保障。尽管政府试图通过由多方利益主体组成的民族经济公司来为六盘村村民提供可持续的生计保障，这一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实现其预期目的，相反民族经济公司最终却消耗了可能用于社区发展的大量资本。此外，六盘村村民虽还剩有一小部分土地，这些资源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不能为这些村民提供多元收入渠道的可能。最终，六盘村村民在征地补偿基本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有限且不稳定的打工收入尽可能维持其基本生存；而当地的物价水平又因为旅游发展被大幅度提高，在没有其他收入帮助抵消物价上涨的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六盘村村民再次陷入了贫困的生存状态（再贫困）。在失去土地资源又没有其他可持续生计途径的情况下，村民们普遍陷入了对自身和子孙未来生活的忧虑中。因此，在六盘村的发展过程中，旅游发展实际导致了再贫困的产生。

回应本文最初提出的讨论：旅游发展可能产生减贫效应，然而在某些情境下亦可能成为新的贫困产生的原因。通过本研究的探讨我们发现，旅游发展中不同土地利用的方式可能是导致这一不同结果产生的原因。一个直观的判断可能是，土地出租的方式是能使当地贫困人口持续受益于旅游发展的土地利用方式，而土地征收所带来的“一次性买卖”不能为贫困人口的后续发展提供持续生计保障。然而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继续发问：旅游发展中以征地形式而发生的土地利用就必然会导致失地农民的生存再次陷入困境吗？如果失地农民具有合理利用资本的能力或通过政策性安排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其他可持续的替代性生计方式，这部分人口的生存状态又将是怎样的变化轨迹？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待后续研究继续关注旅游发展中不同情境下（如不同政策安排，不同社区环境等）失地农民的生存状态改变。

本研究在考察贫困的多个维度时发现，亚龙湾度假区的发展所导致的对六盘村和博后村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更多带来的是两村村民在收入（多少以及是否可持续）和生计方式（是否多元化）上的差异，而并未让他们在能力维度产生多大不同。两村村民在知识、技能以及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权等方面并未发生明显差异。由此我们推断，旅游发展对于贫困的不同维度应该具有差异性的影响力，可能存在时序或者地域性差异。这方面亦可能成为后续相关研究的方向。

我们在文中介绍了坦桑尼亚和斐济有关旅游发展中土地利用对当地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影响^{[31, 32]}，且尤其提出了政策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与旅游—贫困关系研究的保护主义及后结构主义转向是相吻合的^{[1, 2]}。本文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再次强调了政策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当地旅游发展涉及的两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是政策性安排的结果，对六盘村土地的征收直接受政府规划影响，博后村则由于不在规划范围内而可以有相对自由的选择。再则，六盘村所获得的征地补偿直接受当时相关政策的影响，包括补偿额度及补偿方式。同时，由于政府所安排的保障性措施未能有效兑现以及政府和企业所造就的阻碍性制度环境，使得自身在知识和能力上有限的六盘村村民难以适应生计方式的改变，不能有效利用征地所得的补偿也不能较好地参与旅游发展、分享发展的成果。阻碍性的制度环境也同样限制了博后村村民更大限度地受益于当地旅游发展。因此，未来研究应当探讨如何改善旅游发展中贫困人口所面临的政策及制度环境，以及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可以给这部分人群的生存带来怎样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的成果既丰富了旅游与贫困研究的理论框架，也可以给我国旅游减贫的实践提供有效参考。在已有研究充分意识到旅游与贫困的辩证关系的情况下，本文发现涉及征地过程的旅游发展可能导致“再贫困”问题的产生，即贫困人口可能在征地补偿所带来的短期收入富裕之后再次陷入窘迫的贫困状态。但同时必须指出，从多元贫困的视角看待这样的“短期富裕”会发现，这部分贫困人口在能力（包括知识、技能和话语权等）、就业等维度上并未真正实现过脱贫，从而再次强调了多元贫困视角在分析贫困问题时的重要性。本文着重呈现了旅游发展中征地过程对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影响，强调应当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考虑征地过程的实施以及后期保障措施的制定与落实。征地过程在该方面的政策性和制度性改进将服务于我国旅游发展甚至更大范围的发展事业，对解决当下政府、企业、以及被征地农民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