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名发展的早期，地名命名大多取材于当地的自然或人文环境性状，因此具有浓厚的地方性特征^[1]。地名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对地名的累积和归纳^[2]，地名搜集者把地名罗列出来，然后获取地名背后相关渊源、内涵的细节。这种纯粹关注地名由来的方法，往往忽视地名命名权所伴随的政治斗争^[3]。20世纪80年代，梅西（Massey）提出采用动态、开放的观念理解地方是克服“空间被文化驯化”的关键。受其影响，国外地名学研究出现了批判转向的思潮^[4]。很多学者从空间意义竞争体系中的社会博弈内容审视地名学，具体体现在探索殖民权力是如何被频繁抹除、边缘化；殖民地、土著群体的地名体系和语言被挪用^[5]；以及在后殖民时代的地方更名如何在字面上“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空间^[6]等问题。这一时期的地名研究关注命名过程中微观层面利益群体控制、协商及争夺命名权的行为逻辑。20世纪末，更多的地名研究者重视“地名分析如何与权力研究联系在一起”^[7]，并将地点的命名过程视为一种国家建构的策略，研究重心放在执政者如何通过建构新的地名印记，宣传历史和国家身份的概念^[8]。随着研究的深入，地名景观中所折射的不同国家内部主流意识形态的争斗和政权的更迭^[9]进入学者的视野，探讨地名背后社会权力关系如何在地名更改、消除或新命名中具体展演；如何成为行为主体权力博弈的竞技场和风向标；以及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执政者又是如何掌控命名权，并借此传达其意识形态^[10]、掌控社会^[11]，以验证政权的合法性^[12]。2000年后，随着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地名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命名过程的权力博弈或符号抵制的表征与展演。不少学者意识到地名也是种族化^[13]、性别化、情感化^[14]及商业化景观的产物^[15]，在研究内容逐渐从关注地名的政治角色转向地名的文化、经济资本价值。

近30年来，国外的地名学研究方法逐渐从传统的质性研究转向GIS^[16]、网络引擎^[17]等多元化技术手段的空间定量分析，研究内容也从对地名的整理、分类及词源解读转变为关注地名背后的权力、资本关系和社会化过程，不断夯实批判理论在空间、地方和景观研究中基础应用^[18]成为当前地名学研究的主流，从而揭示出地名变迁背后宏观的社会演化。国内地名学研究内容范围广泛，多聚焦于地名起源及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空间分布等方面，并取得丰硕的成果，随着批判主义视角的转向，学术界对地名的研究逐渐扩展到权力、阶级与资本的空间塑造^[19-21]，关注经济发展逻辑背后隐藏的权力的协商与博弈。案例地选择局限于空间的微观尺度，缺乏在宏观角度研究地名演变背后的国家权力博弈。而明晰命名权演变的权力博弈，可以为主权的归属提供有力的佐证，因此需要重视国际领土争端中对命名权争夺的相关研究。

黄岩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沙群岛唯一出露水面的岛礁，是维护南海主权的重要着力点和战略支撑点，近年来，由于菲律宾等国的恶意炒作与肆意挑衅，黄岩岛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部分学者从国际关系^[22]、历史和法律依据^[23-25]、地图制图^{[26, 27]}、新闻传播^[28]、航路路线^[29]等方面论证中国对黄岩岛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很少有学者关注黄岩岛的地名演变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

黄岩岛是我国南海诸岛中沙群岛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位于中沙大环礁以东约170海里（北纬15°8′14″，东经117°44′—117°48′）。岛礁呈不标准三角形，一条椭圆形的礁盘与珊瑚礁群长度约55 km，包含一个150 km²大小的潟湖。南、北两端礁块最为密集，北端称北岩，南端称南岩。黄岩岛所在礁盘面积巨大，超过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单独的礁盘，整个礁盘浅水区面积广阔，外围有一圈完整环礁阻挡，风浪无法进入潟湖，南岩北侧礁盘口门宽大，开发建设便利，经疏浚后可进出大型船舶，长期以来，是我国渔民到该海域捕鱼时躲避台风等恶劣天气的优良港湾。

黄岩岛位于我国南海重要战略要冲处，是南海中部海域唯一的东侧前哨，扼守着南中国海的东门，北与中沙群岛礁盘连环，南与太平岛南北互为犄角，可直接威慑、监控菲律宾及美国在菲的军事行动，成为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抗衡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此外黄岩岛附近海域渔业资源丰富，盛产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及贝类，是中国琼粤渔民的传统渔场。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众多国际航线必经的核心区位，这些均是支撑和保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安全的重要基础。

1279年，元世祖敕令郭守敬“抵南海测验晷景，南踰朱崖”^[30]。郭守敬所“抵南海”即为今黄岩岛及其附近海面。自此我国南海海疆的东、西起讫点：以黄岩岛和外罗山附近的海面作为分水洋确定下来^[31]。《武备志》内附海图将石塘、万生石塘屿、石星石塘自西向东依次标绘，宋代对南海诸岛所称的“千里长沙”，包括石塘、万生石塘屿、石星石塘等，其中石星石塘就是指包括黄岩岛在内的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32]。在元代疆域地图上，则只用“万里石塘”来总括南沙群岛。这一时期，黄岩岛的中文名虽然尚不得知，但黄岩岛所在的空间位置在“四海测验”后作为中国南海海疆东部边界的地位却得以确立。

自明中叶以后南海诸岛的名称更加复杂。1717年觉罗满保、施世骠分别绘制了《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东洋南洋海道图》，在两幅海图中，靠近菲律宾吕宋岛航路西侧洋面上绘有两座岛屿，北边的被黄色沙滩环绕，标注为“猫士知無呢诺”，南边的标注为“猫士知玛升禺洛”，与菲律宾群岛隔开，许多学者认为其中“猫士知無呢诺”即为黄岩岛^{[25, 27]}。这表明黄岩岛所在的空间方位已为中国航海家所熟知。1718年《康熙皇舆全览图》中的图例有着详细的注释，其中最醒目的是“国界”，图上用黑紫相间的粗线表示出来，而黄岩岛所在的位置显然位于中国主权海域之内^[33]。明清时期，黄岩岛作为单独的个体逐渐从宏观的南海诸岛群体地名中分离出来，这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疆域范围实体存在的感知越来越强，对黄岩岛主权的意识也从混沌、模糊走向清晰、具体。此外从最早发现和持续开发的角度看，海南、福建等地渔民世代相传的《更路簿》，有力佐证了中国渔民在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捕鱼作业至少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

黄岩岛真正为国人所熟知是在民国期间。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一期，刊登了《中国沿海各岛屿华英对照表》，审定公布了南海132个岛礁沙滩的名称，其中的斯卡巴洛礁（Scarborough Reef）即为黄岩岛^[34]。而在同年编制的《中国南海诸岛图》图中，详细标绘部分南海岛屿、沙洲、滩礁的位置及名称。其中包括斯卡巴洛礁，并在各岛屿下方注有“属中国”，这表明中国政府早已将黄岩岛纳入中国版图。1938—1945年，在中国正式出版地图上，用“南石”来标注黄岩岛。1938年，美国编制新版《中国地图》，在所附《南中国海图》上将黄岩岛标注为“South Rock”，这显然采用了中文“南石”的意译，而且用与中国大陆一致的颜色表示^[27]。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重新审定南海诸岛地名172个，并通过中央社正式对外公布。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将黄岩岛命名为民主礁，这标志中华民国政府力图摆脱西方话语体系束缚，对南海诸岛进行自主命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岩岛一直延用“民主礁”的名称。1983年4月，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对外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确定黄岩岛为标准地名，考虑到地名的延续性，将民主礁被放入括号内作为副名。

西方人对黄岩岛的最早命名源自1748年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斯卡巴洛号在此触礁沉没。为了纪念这次事故以警示后人，黄岩岛被英国人命名为“Scarborough Shoal”或“Scarboro”，意为水位下落时可见的沙洲或浅滩^[28]。此后为了保证航道通畅，英国在1778年出版的《中国海、菲律宾群岛以及菲丽齐亚和苏禄列岛的海图》以及1794年出版的《中国海新海图及其通道》中，均将黄岩岛标注为“Scarborough Shoal”，从此Scarborough(或Scarboro)才普遍出现在西方地图上。而之前，在菲律宾人和欧洲人所绘制的海图均未发现有对黄岩岛的标注。

1808年，西班牙官方水文局出版《菲律宾总海图》。将黄岩岛标注为“Bajo de Masingloc or Scarborough”，即同时采用“马辛洛克”和“斯卡巴洛”两个地名。“Bajo de Masingloc”源于西班牙人误将殖民地吕宋岛西海岸近海小岛和港口的名字移植到黄岩岛。后来，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所出版地图上均单独采用“Bajo de Masingloc”，西班牙对黄岩岛的擅自更名，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对黄岩岛地名认知的混乱^[27]，而且使得菲律宾人错误认为“Bajo de Masingloc”这一名称来自于当地的土著地名。

1898年，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菲律宾群岛的管理者，之后加紧了对菲律宾边界的勘探和划定。1899年，芝加哥马汀·米勒公司出版的地图中，绘有一条名为“条约界限（Treaty Boundary）”的界线，这条圈定菲律宾的岛屿范围的法定界限，并未明确标绘黄岩岛的形状与位置。1902年美国政府出版局刊出《美利坚合众国菲律宾群岛注音地名索引和地理词典附地图、海图及插图》一书，则明确将“Scarborough Shoal”（即黄岩岛）划在菲律宾国界线之外。除美国官方地图外，1904年克洛韦尔出版公司发行的西属菲律宾群岛的岛屿范围的地图中，也将黄岩岛排除在外；1906年美国人卡斯珀·霍德森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地图》中准确标注了巴黎条约线的位置，再次证明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管辖的领土；1908年美国纽约世纪图书公司出版《霍奇森菲律宾地图》，是美国官方严格审定并认可的精确投影地图，图中黄岩岛依旧位于菲律宾国界线范围之外^[27]，并且取消了西班牙人的命名，恢复了英国人对黄岩岛的命名，即“Scarborough Shoal”。

以上西文地图，从未将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标注于菲律宾的固有领土。虽然西班牙统治时期，曾一度更改黄岩岛的名称，但并未明确该岛礁的归属。菲律宾独立以后，继承了西美殖民时代的领土遗产，而国际社会则一直沿用黄岩岛的英文名称，谷歌地图上也用中文标注“黄岩岛”，这表明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得到国际认可。2012年5月3日，菲律宾一意孤行将黄岩岛更名为“Panatag Shoal”，此举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民最早发现黄岩岛并给予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科学命名。从“万里石塘”、“南石”、“黄石” ^①、“民主礁”演变到“黄岩岛”，表明中国人民对黄岩岛的认知不断深化，中国人民长期开发利用黄岩岛并实施有效管理，中国政府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将具有殖民意涵的英文地名改为“民主礁”，这一称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将国家与地方、民族情感与地理空间联系起来，折射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不仅表明中国政府对殖民景观与文化在南海空间上的擦除，也反映出中国人民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桎梏、捍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决心。此外在地名权力互动中，虽然国家政府掌握着地名的命名权，但只有在口语使用时，才能被嵌入到地方意义动态竞争中^[35]，因此地方人民决定了地名的使用权^[36]。“黄岩岛”是根植于我国海南等地的渔民土名，富含着深厚的耕海文化底蕴。1983年，中国政府将“黄岩岛”确定为标准地名，即通过地名景观的民族化彰显出我国对南海的主权，又实现了地方人民的实际诉求与国家政府命名权的有机统一。

西方殖民者对黄岩岛的命名是伴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而展开的。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国家利用其殖民统治的强权地位，擅自对黄岩岛用英文或西班牙文进行了命名。由于近代中国国力羸弱，为长期遭受西方列强凌辱的半殖民地，尽管国际社会认可中国拥有对黄岩岛的主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地图中对黄岩岛的标注采用西文音译地名“斯卡巴洛礁”。西方殖民者数次对黄岩岛的西文命名，展示了殖民体制下政治权力内部角力的动态关系，地名成为霸权者的语言，这是对中国琼粤渔民千百年来在此捕鱼作业、生产活动土著空间的漠视与排斥，更是对中国拥有黄岩岛领土主权历史事实的严重践踏。西方殖民者对黄岩岛地名的“袭夺”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因为人对土地产生的情感与认同赋予地名以特殊的地方色彩，是地方意义的整合。“黄岩岛”千百年来生长在中国渔民实践逻辑和生活空间的“土壤”中，对殖民者强行更名的霸权逻辑具有内在反馈的抵制力量，使得西方话语体系下的“Scarborough Shoal、Bajo de Masingloc”等西文地名在渔民群体中出现“真空”的状态，展现出地名政治本身为地方自我表述发声^[36]，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西方殖民时期命名合法性的否定。

图 1(Fig. 1)

图 1 中西方话语体系下黄岩岛更名图 Fig.1 Huangyan Island Rename under Chinese and Western's Discourse System

地名在国家认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治地名引起民族对历史、文化的共鸣，将国土、人民与政权联系起来，这既有利于巩固政权秩序，也有利于塑造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地名将国家意识形态导入地方意义的生产，从而成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12]，菲律宾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构成了阿基诺三世推行激进南海政策的重要动机^[37]。为合法化、自然化权力结构，菲统治阶层通过对社会话语权的掌控，操弄、修改地名符号，“绑架”菲民众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和民族情感，借以建构国家意识和身份、巩固其政权政治次序。此外地名是政治地景固有的符号要素，命名过程不仅将“地方”（作为主题）融入到行为或相关已知存在，而且构成了对时间和地点“管制”的形式。菲律宾当局将Scarborough Shoal和Bajo de Masinloc更名为“Panatag Shoal”，将国家意识形态强行灌注到菲律宾民众日常生活空间中，地名政治产生的这种非正式的约束性和影响力使得菲律宾民众罔顾历史事实、形成错误主权认知，从而达到攥取黄岩岛的目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人们定义其所处情景是‘真’，就会按照这种定义去行动，其结果就将是真实的”^[38]。菲律宾当局对中国坚持双边谈判的立场置若罔闻，无视中国对黄岩岛主权的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采取更改岛名、清除岛上标识等挑衅行为，是为了制造“已有事实”，在菲国内社会中形成“黄岩岛主权”归属菲律宾的“情景定义”，进一步捏造出扭曲的社会事实，建构现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侵占更多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资源权益。

历史是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但对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实真实与否，而是“历史事实”（真实的和虚伪的）对该民族现在和未来的意义。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可能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但也可能会有选择地“记忆”其历史中的某些片断被淡化、篡改或抹杀其历史中的其他情节^[39]。地名负载着多种政治、文化元素，在地名符号化的过程中，这些政治、文化元素将地名以一种社会记忆的形式铭写在历史进程中，推动着地名被社会群体记忆和认同。菲律宾对黄岩岛地名的更改，是对菲律宾民众集体记忆的解构与重构。菲方将黄岩岛更改为“Panatag Shoal”，并通过作为符号的文字、器物、图像等媒介，不断对菲律宾民众的历史记忆进行解构，试图抹灭黄岩岛主权属于中国这一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编造重构新的历史记忆。此外从地名政治的微观尺度看（图 2），菲律宾不断在国内塑造“弱者”形象，对过去创伤记忆持续排练和仪式化，将菲律宾过去被殖民的记忆与黄岩岛问题联系起来，引发菲民众对集体苦难的追忆，从而塑造出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使信仰、族群多元的菲律宾民众获得更强烈的身份意识和忠诚度。最终通过“现代规训技术的有效性使人类陷入无法逃遁的权力—知识罗网”^[40]，将黄岩岛归属菲律宾的错误意识塑造为社会群体共享的产物。

图 2(Fig. 2)

图 2 黄岩岛地名演变的权力关系示意图 Fig.2 Power Rel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Huangyan Island Place Name

在国际关系中，地名政治的竞争本质来源于权力符号的内容融入到更广阔的国际话语和释义体系中，这种体系可以被以国家为代表的国际行为主体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转译、操纵。西方话语体系下的黄岩岛命名，是殖民统治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拥有黄岩岛主权历史事实的挑衅与践踏，西方列强在影响或改变其它行为体时，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书写或重写地名景观，展现出殖民政治空间内部权力竞争、更迭的图景，因此地名成为政治权力博弈与地景关联的记忆文本。

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菲律宾处于中、美、日等大国之间，是国际政治力量的凹陷地带^[41]。菲律宾当局通过更名、炸毁标示物等行为挑起黄岩岛争端，其目的是在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中寻求本国的最大利益^[42]，菲律宾当局对黄岩岛地名的更改企图混淆国际视听，倚重美国在国际话语权中的强势地位，通过对南海主权、利益的非法诉求进行“话语包装”，配合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维持霸权地位，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本国实力与能力的认知上所采取的国际权力博弈策略^[43]。美国重返东南亚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菲律宾当局极力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强硬应对中国，以此提高菲律宾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但中菲间力量的悬殊，迫使菲律宾采取不对称冲突中弱者的手段——“拖延战”，试探中国在黄岩岛问题上的底线，通过地名的更改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和敌意^[43]。宏观尺度下的地名政治折射出国际权力博弈的图景（图 2），黄岩岛更名表面是中菲当事国之间的权力博弈，其背后则是以美、日等大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合力围剿，南海已然成为大国关系“对抗”与矛盾的“竞技场”，面对复杂、诡谲的国际局势，中国在处理黄岩岛等南海问题必须防微杜渐、高度警惕。

本文从批判地名学的命名权入手，探讨黄岩岛地名演化的过程。黄岩岛地名动态演变是中方话语体系与西方话语体系相互渗透、角逐的结果，其实质是国际行为主体的权力博弈，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地名政治在国际关系博弈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启示意义。近年来，域外国家的隐形或显性介入，使得南海问题日益国际化、复杂化，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菲律宾企图借助欧美在国际上的强势话语权和强势文化宣扬所谓的“菲律宾主权”，由以前低调侵占岛礁，逐渐转变为公开抗衡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中国除在宏观战略上注重硬性实力捍卫领土主权外，也要关注微观层面的维权措施。在国内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让更多的国人熟悉南海诸岛的历史事实，唤起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同时增强以命名权、国际话语权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来维护主权，通过国际舞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维护的法理依据和坚强决心。

注释：

① 2016年1月，笔者赴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调研，经调研得知“黄石峙”为黄岩岛古名，现已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