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型，我国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空间结构重组成为主要特征之一。转型期我国城市空间结构变化首先表现在产业的空间重构上^[1]，高端服务业向中心城区集聚，而郊区化推动着人口和企业向周边地区迁移，城市空间结构由原先的单中心高度集聚向分散、多中心化发展。制造业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载体，尤其是在直接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大都市区，是城市空间结构和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2]。

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陆续经历了郊区化，制造业逐渐向郊区以及城市边缘区迁移，欧美学者基于此类现象分析区域内部制造业产业区位变迁及制造业空间分散化对大都市区空间扩展的影响^[3-5]。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进入了制造业郊区化进程，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制度改革、交通通讯设备的改善推进了部分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郊区转移^[6]。已有国内学者开始尝试探讨制造业的区位模式以及动因。部分研究揭露了中国大城市内部制造业分布现状及演变方向^[7-13]，刘霄泉等人利用非参数局部回归的方法模拟北京市的就业密度曲线，表明制造业就业密度呈现显著的郊区化特征^[7]，张磊等人则利用重心分析法得出北京市制造业就业和企业分布重心都出现了向东的偏移；部分从区域或更大的尺度探讨了产业变迁趋势^[14-16]，王俊松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14]，沈体雁则基于密度方程和空间统计方法研究全国就业以集聚效应为主扩散效应并存^[16]；还有一些则探讨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14, 15, 18]}。石敏俊等从全国层面考察了最新制造业空间转移趋势，并认为要素成本、市场等因素是推动产业转移的主要力量^[15]。这些研究为研究都市区和区域尺度的产业空间结构演变提供了借鉴。

解析制造业空间格局变迁及影响因素，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化的微观驱动机制。本文将利用上海都市区制造业企业1996年、2004年和2008年的年末就业岗位数据，以街道为研究单元，分析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岗位的空间布局演化方向与特征，检验区位条件、要素成本、政府力量等主要因素对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考察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不同区位偏好。

本文研究区域为除崇明县以外的上海市都市区，总面积约为5349.8 km²，研究的基本单元为街道、镇、乡。1996—2008年间陆续有一些街道单元撤销或合并，通过适当调整，最终确定的区县数为18个，街道空间单元数为200个。为了刻画都市区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演化过程，本研究采用圈层划分的方法。根据高向东、王宇对大城市人口分布研究方法的综述^[19]，目前对大城市的市区及郊区的圈层统计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为行政区划法：以行政区为单位来划分^{[20, 21]}，一类为自然标记法：以城市的自然标志划分，多为环城公路、城墙、地铁等^[22]。本文对市区和郊区的划分主要综合了自然标记法和行政区划法，将发展水平、经济特征相近的区域进行合并，以外环线划分市区和郊区，其中市区内依据内环线划分核心区和边缘区，郊区依据行政区划划分近郊区和远郊区。

研究数据为上海市1996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以及2004年和2008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员数被用来分析制造业空间格局的演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两位数行业分类代码，本文共汇总出24个制造业，按照行业特点，将这些制造业分为4大类：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食品加工制造、纺织业、服装制造业等）、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和高新技术制造业（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机械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等）。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在对不同类型制造业研究时，仅使用2004年和2008年的经济普查数据。

综合自然标记法和行政区划法来划分上海都市区圈层，统计各街道的就业密度，三个研究时段内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1996—2008年期间，上海制造业就业空间格局从“市区高度集聚—郊区少量发展”向“市区减少—郊区沿高速公路放射状发展”的多中心方向演变，呈现以下显著特征：

图 1(Fig. 1)

图 1 1996—2008年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密度图 Fig.1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Density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from 1996 to 2008

（1）制造业郊区化明显。1996年都市区制造业就业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大量就业岗位集中于外环线以内的市区，就业密度的峰值位于内环线附件。近郊区为次高，而远郊区则在极少数街道分布较密集（松江区岳阳街道、金山区石化街道）。1996—2004年，市区制造业就业密度不断下降，大量就业岗位从市区转移到郊区，近郊区就业密度增长最为迅速。2004—2008年，市区制造业就业份密度仍不断下降，郊区除原有集聚区不断发展，远郊区增长明显。制造业郊区化与政策密不可分，上海从1980年代已经有计划的引导城市大工业向郊区扩散，增设各类国家级、市级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以调控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的空间格局。特别是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市经济进入迅猛发展时期，各类政策调控更是层出不穷，如将中心城区的多数污染型企业“关、停、并、转”，保留部分都市型企业，同时在工业企业增量投资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向中心城区外围地带倾斜。

（2）都市区西南方向和西北方向制造业发展较快。1996—2004年，都市区制造业就业逐渐沿主要交通廊道向西部的嘉定区和南部的松江区呈现放射状扩散。到了2008年，就业岗位转移方向更为清晰，形成了沿江苏方向西北一线和沿浙江方向西南一线的两大就业集聚带。这两个方向上的204国道、318国道及高速公路是集聚带形成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就不断加强市域交通建设。目前已经形成了贯通市郊的高速公路网络，为各类要素往返市郊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从而带动了产业的扩展。这些交通要道不仅促进了上海市区产业向郊区的转移，同时也促进产业向周边地区的转移，带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

（3）制造业次中心形成并扩大。2004年制造业在郊区已经出现次中心的雏形，以嘉定镇、莘庄镇、松江工业园区和石化街道最为明显，但规模仍较小，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小。到2008年，近郊区就业密度高值区围绕嘉定镇、莘庄镇、松江工业园区发展扩大，形成了稳定的次中心。这三个地区均是上海最早确定的卫星城，区位条件良好，基本位于各区的中心区位，与虹桥机场、火车站等重要节点距离较近，同时交通路网发达，形成了稳定的次中心。

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会由于要素成本、集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表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偏好。对比2004年和2008年就业密度曲线（图 2），可以发现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制造业就业密度的空间发展模式。曲线分为三个节点，分别为距市中心10 km、20 km、40 km。10 km以内地区基本处于核心区即内环线以内，10—20 km之间基本处于边缘区即内外环线之间，20—40 km基本处于近郊区，而40 km以外基本位于远郊区。从图中可以看出核心区仍是各类型制造业就业密度的高值区，从市中心向外就业密度下降；核心区和边缘区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密度相对于其他类型产业最高，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密度相对最低。总体上，制造业从市区向外转移，但由于产业特征的差异，就业密度空间格局变化的范围和幅度也会有所不同。

图 2(Fig. 2)

图 2 2004—2008年上海都市区四种类型制造业就业密度分布曲线 Fig.2 Employment D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s of Four Types of Manufacturing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from 2004 to 2008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2004年和2008年的就业密度空间变化较小。2004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市区，此外在距离市中心35 km和60 km左右就业密度呈上升趋势，出现了一个小波峰；2008年，市区就业密度出现明显的下降，最高值从1200左右下降到800左右，在20 km左右的外环线附近出现小高峰。近郊区密度也有所下降，而50 km之外的地区就业密度与2004年基本相同。食品加工制造和服装纺织类制造业生产中心的外移主要由于都市区生产成本的上升。同时政府不断推动产业转移，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附近的常熟、海门、嘉善等地，在江苏和浙江形成了新的集聚中心^[11]。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两年就业密度分布有一定的差异。2004年和2008年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最高值均出现在核心区和60 km之外的金山地区。核心区高值的出现主要可能有两大原因，一是到2004年市区内仍有大量资源密集型制造业未转移，二是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企业法人单位地址，一些大型制造业特别是有工厂或存储仓库类的大型制造企业，其注册单位在市中心而实际提供的就业岗位基本位于郊区，这就导致统计后市中心该类型制造业就业密度特别高。比较两年间的市区数据，可以发现就业密度基本无变化，可以从侧面反映是普查数据的统计方法为市区就业密度高的主要原因。60 km以外出现的高值主要归结于金山区重工业的发展。近郊区则相对属于低值区，但2008年就业密度相对于2004年有所上升，20 km和35 km处出现小高峰。虽然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位于该区内，但从21世纪开始宝钢已逐渐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上海市以外的地区，如乌鲁木齐、韶关、湛江等地，都市区内并没有明显的对这一产业的承接。同时因为统计数据的问题，导致近郊区资源密集型就业密度相对较低。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两年就业空间分布有很大的变化。2004年都市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完全的单中心分布，市区内集聚大量该类型企业，距市中心20 km以外的地区，整体就业密度都很低，仅为市区的1/6到1/5。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本和技术装备，用地面积较小，需要便捷的交通和快速的信息传播，是一种适合选址在市区的产业，因而市区内就业密度高。发展到2008年，市区用地有限而设备制造业又不断增多，因而新发展的企业在区位条件相对较好的近郊区选址，造成近郊区该类型产业就业密度大幅上升，在距市中心35 km左右形成新的就业密度高值区，打破了原来的高度单中心模式。

高新技术制造业两年就业空间分布变化不大。电子及通信设备、仪器仪表机械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被认为是高技术制造业，对技术水平和产业配套设施的要求较高，但中国的电子设备制造多是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代工生产，对成本变化的反映较大。2004年上海市区高新技术制造业仍占绝对优势，就业密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在距市中心35 km处出现一个小高峰，依托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漕河泾新兴技术产业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嘉定民营科技密集区等，形成了次级高值区。到2008年市区内高新技术制造业就业密度下降明显，市区内保留高附加值企业，而一些低附加值企业则转移到郊区及苏浙地区。据统计，昆山和苏州市辖区是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地区，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11]。

综上所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环线以内的就业密度下降最为明显，大量企业转移到苏浙地区；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保持着市区及远郊区的优势地位，近郊区有所增加；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原先的完全单中心模型向多极化发展，近郊区出现集聚区；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就业空间分布变化不大，市区内技术含量较低产业向外转移。各类型制造业在35 km处的近郊区均出现新的集聚区。

落在每一个空间单元内的企业数量是不连续的，具有明显的离散特征。针对这一数据特征，学者们研究企业空间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时，多数采用泊松回归模型进行检验^{[10, 18, 23, 24]}。泊松回归模型一个重要假设是泊松分布的期望与方差一定相等。如果不相等，则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假设制造业企业分布服从参数为λ_i的泊松分布，则负二项回归模型如方程所示，其中K表示超离散程度。

企业区位选择研究是从微观视角理解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功能变动的重要视角。影响企业区位的因素是复杂的，传统区位论强调资源、劳动力成本等外生因素的重要性，企业选址在接近资源且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强调市场规模和企业的前后关联性。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政府通过产业园区的规划，给予一定的土地和税收优惠也同样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因而本研究将根据对已有研究的文献梳理将被解释变量定为2008年各街道单元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影响因素包括空间单元的区位交通、要素成本和政策因素，同时考虑到研究单元大小不一，加入面积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所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街道就业岗位数   制造业 制造业就业岗位数（个） 17370 18699 322 116737   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 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岗位数（个） 2620 3077 31 17625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岗位数（个） 3783 4299 28 26915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岗位数（个） 7058 10396 9 93454   高新技术制造业 高新技术制造业岗位数（个） 1149 1466 0 9682 解释变量   区位交通   距市中心的距离 与市中心的空间直线距离（km） 19.10 15.32 0 60.31   距机场的距离 距浦东和虹桥机场平均空间直线距离（km） 18.55 9.93 2.1 52.4   距火车站的距离 距最近火车站的距离（km） 15.92 13.11 0.21 50.15   距地铁站的距离 距最近地铁站的距离（km） 4.27 4.56 0.10 23.67   是否有高速公路 有高速公路为1，否则为0 0.50 0.50 0 1   要素成本   土地价格等级 2003年上海市地价土地级别 7.02 2.40 1 9 政策因素   1999版上海总规城市中心 是1999版上海总规城市中心为1，否则为0 0.21 .40 0 1   市级开发区 有市级及以上开发区为1，否则为0 0.30 0.49 0 1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1）区位交通：韦伯、胡佛等人的经典区位理论均表明了良好的区位条件可有效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的集聚。本研究采用多种指标衡量研究单元的通达性，包括① 单元与市中心的联系，探讨制造业易于在邻近还是远离市中心的地区形成显著高值分布，以街道的中心到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测度；② 距离机场的距离，综合考虑单元距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空间直线距离；③ 距离最近地铁站和火车站距离，选择2004年左右建成通车的地铁站，而火车站则确定为上海站及上海南站；④ 是否有高速公路穿过，选择2004年前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包括内环线、外环线、绕城高速、沪宁高速、沪杭高速、沪嘉高速、沪芦高速、沪清平高速（入城段及中段）这八条高速路。

（2）要素成本：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其本质上是土地使用费用纳入了企业的固定成本。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和利润最大动机导致了区位的变动。由于中心城区是城市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人文环境最优的区域，因而也是土地价格最高的区域。随着离开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密度不断减小，土地价格、单位面积的地租成本也随之下降。据上海市房屋土地局公布的土地价格资料，市区工业用地成本比市郊高出5倍以上。本文参考2003年上海市基准地价土地级别划分，将研究区域内上海市土地价格划分为9个等级，一级地价赋值为1，二级地价赋值为2，以此类推，九级地价赋值为9。其中内环线以内地价等级为1—5级，内外环线之间地价等级基本为6级，近郊区地价等级为7级和8级，远郊区大部分地价等级地区为9级。尽管大量制造业仍集聚在土地成本较高的地区，但预期一些成本敏感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向地价较低的地区转移。

（3）政策因素：政府通过建立新城和产业园区、制定各种土地、税收的优惠政策吸引企业的进入。模型中以多种指标来反映政策对不同空间单元作用的不均衡性：① 是否为1999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中心（包括职能中心和郊区新城）；② 是否为市级及以上开发区。

首先假设每个空间单元的企业数量符合泊松分布，先执行泊松回归分析，因拟合优度检验结果不满足变量均值与方差相等的假设，故进一步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修订。模型1是仅包含主要区位条件的基础回归模型，模型2是在1的基础上加入要素成本，模型3在2的基础上又加入政府变量。计算结果如表 2。

表 2(Tab. 2

表 2 制造业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距市中心的距离 0.0699*** 0.0465** 0.0367* 距机场的距离 -0.0134 0.000608 0.00714 距火车站的距离 -0.0698*** -0.0645*** -0.0665*** 距地铁站的距离 -0.0307 -0.0384* -0.0226 是否有高速公路 0.221* 0.173 0.144 土地价格 0.0945* 0.109** 1999年总规城市中心 0.378** 市级开发区 0.342*** 面积 0.0170*** 0.0167*** 0.0146*** 常数项 9.386*** 8.724*** 8.439*** N 200 200 200 alpha 0.6528 0.6701 0.6574 R2 0.1768 0.1933 0.2635   注：***、**、*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结果给出了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 2 制造业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2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s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区位交通条件是影响制造业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其中距市中心的距离在模型中系数均为正数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到市中心的距离增加，有更多的制造业选址，反映制造业正在向郊区扩散的事实。距火车站的距离在各模型中显著负相关，火车站是城市的对外联系交通枢纽，离这一节点的距离越近，对外省的联系通达性越高，企业布局的可能性越大。距机场和地铁站的距离和是否有高速公路通过则对制造业布局没有显著影响。

土地价格对制造业就业格局的影响在负二项模型中显著为正。本文土地价格是以等级表示的，土地价格越低，等级得分越高，因而正显著表明制造业总体倾向于在地价较低的地区选址。政策变量包括1999年上海总规城市中心和市级开发区在各模型中显著为正。开发区及新城通过实施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对制造业布局有明显的吸引。虽然魏旭红、孙斌栋研究上海都市区就业次中心形成机制中得出政府因素对上海就业次中心的形成并不明显^[25]，但本文研究则表明，至少对于制造行业，政策因素对上海制造业布局则是有显著影响的。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格局影响因素的行业间差异，将制造业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四大类型，分别进行负二项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Tab. 3

表 3 各类型制造业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s of Each Type of Manufacturing 解释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高新技术  距市中心的距离    0.128***    0.0343    0.00397     0.0235  距机场的距离    -0.0419**    0.0244    0.0197     0.00540  距火车站的距离    -0.116***    -0.0597***    -0.0575***     -0.0770***  距地铁站的距离    0.0326    -0.0284    -0.0533**     0.000478  是否有高速公路    0.188    0.230*    0.0536     0.158  土地价格等级    -0.0873    0.0666    0.206***     0.177**  1999版总规城市中心    0.317*    0.497***    0.304     0.356*  市级开发区    0.129    0.253*    0.474***     0.409**  面积    0.0195***    0.0140***    0.0162***  常数项    8.047***    6.618***    7.059***     5.780***  N    200    200    200     200  alpha    0.7971    0.7146    0.8686     1.1743  R2    0.3514    0.2739    0.1581     0.1873   注：***、**、*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结果给出了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表 3 各类型制造业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s of Each Type of Manufacturing

虽然区位交通条件是影响制造业总体就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其影响强度在行业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表 3显示，距离市中心越远，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选址倾向更为显著，而其他类型产业布局并不受这一因素影响。距机场的距离也仅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显著影响，距机场的距离越近，选址概率越大。距火车站的距离则对各行业均产生负的显著影响，各行业都倾向于在距离火车站较近的地区布局。距地铁站的距离仅对资本密集型产业产生显著影响，距地铁站的距离越远，选址概率越大，可能与地铁站周边地价更高有关。是否有高速公路通过虽然在表 2对所有产业回归的结果中并不显著，但在表 3对分产业的回归中，显示出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显著影响，说明资源型产业原材料和产品运输对高速公路有显著依赖。

土地价格水平仅对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显著为正，这表明这两类企业对于地价较为敏感，更趋向于降低地价成本。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系数不显著，表明这两类产业的企业选址在土地大类分布中没有特别的倾向。政策因素对各类型产业的选址影响仍比较显著，市级开发区和城市中心是各类产业所青睐的选址地。

基于上海都市区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来探讨其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从1996—2004年，制造业就业出现了明显的郊区化趋势，其分布沿主要交通要道分散化发展，在郊区已经形成次中心，并且部分次级中心正不断发展扩大逐渐成为稳定的就业次中心。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因各类因素的制约，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格局。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市区内的就业密度下降最为明显，大量企业转移到苏浙地区；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保持着市区及远郊区的优势地位，近郊区也有所增加；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原先的高度单中心模型向多极化发展，近郊区出现集聚高值区；而高新技术制造业就业空间分布变化不大，代工生产类技术含量较低产业向郊区及苏浙地区转移。

关于上海都市区制造业就业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制造业格局主要受区位、交通、地价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制造业就业倾向于主要集聚在远离市中心、靠近火车站且地价较低的地区，市级开发区和郊区新城这两个政策变量也对制造业集聚有很显著的效果。通过分析不同行业的影响因素发现，制造业就业集聚因素存在明显的行业间差异，具体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倾向于远离市中心且接近机场的区位选址，而其他类型产业则距离市中心和机场远近不敏感；四类制造业行业都倾向于靠近火车站；但仅有资源密集型产业偏好临近高速公路；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倾向于布局在低地价区位，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对地价不敏感；市级开发区则对各类型行业集聚有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