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的终极目标和城乡关系发展的理想模式，城镇与乡村两大异质性地域系统将被视为统一的整体，实现“以人为本”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发展研究着眼于经济理性和政策导向性，将城市视为现代、先进和文明的象征，乡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被动的适应城镇化推进，面临着衰败、异化或消亡的命运。这就预示着后改革时代我国城乡发展亟需挣脱城市偏向型发展观的桎梏，逐步转向城乡一体化的区域同步发展观^[2]，在新人本主义区域同步发展观的指导下，主动对城镇化推进做出统筹性响应，实现城乡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同步可持续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城乡联动发展中不断实现城乡文化共融的过程^[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承认城乡文化“和而不同”基础上，通过择优整合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核心的城市文化与以传统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乡村文化^{[3, 4]}，谋求文化的现代性与地方性、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兼收并蓄、共存共融。从城市性和乡村性强弱对比来看^[5]，传统村落是区域内乡村性较强或城市性较弱、整体上延续和传承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乡村聚落，乡土文化是传统村落区别于城市的独特价值所在。

目前，在城乡一体化与传统村落文化互动研究中，国内多数学者将传统村落文化视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稀缺资源^{[6, 7]}，提出保护与传承传统村落文化为城镇化建设服务，并有学者提出建立村落文化生态保护区^[8]，实现城镇化进程中对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研究多以“局外人”的视角主张借助政府和社会等外在力量对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利用，较少涉及到传统村落自身如何主动响应城镇化发展，虽已认识到传统村落居民的主体地位并提出保护其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研究并未深入到传统村落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层面。

国外学者则广泛关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9]，传统村落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响应表征为国外乡村旅游和遗产旅游的蓬勃发展。已有学者研究发现位于葡萄牙中部大区的古村落利尼亚雷斯达贝拉(Linhares da Beira)依托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与传统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以迎合后现代社会人们寻找“独特”体验的诉求，从而实现角色转变^[10]；另有学者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Flores)的芒加莱(Manggarai)当地村民从游客的视角出发营造文化空间，实现当地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性发展^[11]。可见国外研究已关注到传统村落的地方性文化价值和自主性发展，但通常集中在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地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当地村民如何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中受益。

综上所述，传统村落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性响应机理是尚待探讨的学术和实践问题。本文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以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以传统村落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村落文化如何对城乡一体化做出统筹性响应，从而为传统村落文化研究和地方性保护提供新的视角。

目前，学术界多采用国家四部委对传统村落的定义^[12]，笔者认为应凸显传统村落的“地方性”，即传统村落区别于其他“地方”(尤指城市)的特性，在此基础上将传统村落定义为：“一定地域内由共同的乡土社区群体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承载着村民情感记忆、日常生活实践和文化认同的‘地方’”。传统村落的文化与空间互为观照，传统村落文化是共同的乡土社区群体长期适应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同时文化作为乡土社区成员日常行为模式的重要驱动力，渗透在传统村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空间发展过程之中^[13]。为此，必须从“空间的文化性”和“文化的空间性”两个层面审视传统村落的多尺度文化空间和空间的多元文化价值。

传统村落受地形、水系、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分布于地理环境相对闭塞、交通可达性较差、城镇化进程缓慢、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区域^{[14, 15]}，受外界扰动较小，传统村落(群落)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之间长期发生相互作用，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城乡一体化中传统村落相对完整的保留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地域文化特质和景观表征。传统村落文化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次^[16]，表征为传统村落地域文化景观体系。文章基于区域、村落、景观、景观基因四个垂直嵌套的尺度，对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进行系统性解读。

区域尺度，主要分析传统村落(群落)所分布的文化区。借鉴周尚意等人对中国文化区域划分的研究成果，将传统村落(群落)初步划归16个基本地域文化区^[17]，基于地域文化区内部存在文化生态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传统村落(群落)。如陕西省和山西省传统村落(群落)均隶属于秦晋文化区^[17]，地域文化特质则有所区别，分别为三秦文化和三晋文化，对应陕西省传统村落(群落)和山西省传统村落(群落)文化亚区；陕西省传统村落(群落)文化亚区根据地域内文化生态的差异性，进一步细分为陕北地区、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传统村落(群落)文化副区。

村落、景观和景观基因尺度则用于分析传统村落(个体)内部的文化空间。村落尺度，每个传统村落都是极具地方个性的文化地域系统，被世代生活在其中的乡土社区群体赋予了独特的情感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建构了乡土社区群体对传统村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景观尺度，地域文化景观是乡土社区群体“我者”身份认同的根本性要素，表征传统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权力关系，集中体现了传统村落的“地方精神”；基因尺度，是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研究最微观的尺度，景观基因是形成和识别地域文化景观的遗传性文化因子^[18]，反映传统村落空间的地域文化特质和意象特征(图 1)。

图 1(Fig. 1)

图 1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多尺度分析 Fig.1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Space Multi-scale Analysis

“地方性”是在城乡一体化中深层解读传统村落空间文化价值的关键，从“文化—地方”关系框架出发^[19]，从乡土文化、意象与符号表征、集体记忆与民间传说以及日常生活实践四方面挖掘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价值。

乡土文化是由一定地域内共同的乡土社区群体通过日常生活实践，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由乡土社区群体共享的文化类型，呈现出与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特征。传统村落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因循守旧、求稳求安”的文化同质化形态^[20]，扎根于血缘、亲缘与地缘联系的乡土社会中，诠释着传统村落的“地方”意义和“我者”身份认同，造就了人际关系亲密无间、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乡土社会。家族观是传统村落乡土文化的鲜明特质之一，通过聚族而居，营造出和亲睦族、守望相助、人情融通的村落氛围。许多传统村落至今仍以世族姓氏命名，形成主姓村、杂姓村、单姓村等类型^[21]。

传统村落的选址强调“山环水抱、形局完整、景观秀美”^[22]、“人融于自然”，自然山水与农田阡陌、街巷里弄、民居宗祠等乡土景观共同建构并传达着具有“可识别性”和“可印象性”^[23]传统村落意象，彰显了传统村落的地域特色和空间结构特征。中国传统村落多注重亭塔楼阁、水口园林等形式多样的景观建构，呈现出具有地方性格的空间文化意象，无一不体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牌坊作为宗族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在当代深圳传统村落中依然是区分“我者”区域的地标^[24]。

集体记忆是乡土社区成员情感和传统村落环境结合的产物，通过历史文化景观、自下而上的仪式活动建构凝聚集体记忆的象征空间，塑造着传统村落的地方感和文化认同，受地方原真性影响较大^{[25, 26]}。客家传统村落往往是历史上中原望族南迁或当地少数民族为躲避兵匪、战乱而形成的，其民居建筑形式是中原或其他地区的集体记忆的空间化延续和再现。民间传说是地方集体记忆建构的当地口述史^[27]，几乎所有传统村落都有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地方风物相关联的传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和朴素的原始信仰，具有独特的教化价值和娱乐价值。

传统乡土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具有伦理本位特征，乡规民约深刻影响着传统村落居民的地方性共识、行为逻辑以及社会关系。传统的礼仪事务、岁时节令、宗教祭祀和民俗节庆是传统村落居民传达生活方式的重要文化仪式^[28]，传统节日里形式多样的扭秧歌、踩高跷、舞龙、舞狮、敲锣鼓等社火表演活动，集中展现了传统村落的民俗文化，增强了村落间和村落内部成员的社会联系与合作互动，强化了传统村落社群的内聚力和认同感。民间信仰是我国世代流传、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是村民借崇信神灵以摆脱内心的恐惧、忧虑和获取现世利益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是村民间联络感情与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空间表征为宗祠与村庙是传统村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文化空间^[29]。

城乡一体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城市与乡村为实现各自发展诉求在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进行激烈博弈，影响因素间彼此关联、共同作用于传统村落文化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图 2)，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图 2(Fig. 2)

图 2 城乡统筹性响应机理示意图 Fig.2 Diagram of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Area

在文化全球化和后改革时代语境下，现代城市充满着“霸权性话语”、“高度不稳定”、“无根感”、“虚伪与冷漠”等现代性的负面体验^[30]，回归具有“共享意义”、“超稳态”、“情感认同”、“真诚与互助”的原真性传统村落的诉求日益强烈。城镇化推进下的理性化空间重构在与传统村落社会空间实践的持续交互作用中，强势的城市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不断消解着乡土社区群体对传统村落的情感依附和文化认同，传统村落逐步由“地方”变成“无地方”。

大量研究表明，城镇化率与传统村落的消失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征地撤村和村落改造建设运动是传统村落消亡的直接原因^{[31, 32]}；其次，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极大的改变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及其所依存的景观环境，现代城市化景观的入侵和异质性景观元素的出现，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原有的整体性和均质性格局被打破，呈现出被城市化景观包围的“孤岛化”或“碎片化”现象^[33]，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仅能通过缓慢的自然演化规律来维系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不变应万变”；第三，旅游开发也是传统村落“地方性”消失的重要原因。后福特主义消费社会城市居民对文化—闲暇活动内容要求的提高和日常生活行为范围的扩大，传统村落作为“缓释乡愁”和“体验乡土文化”的物质载体被纳入到日常城市体系，为了迎合这一趋势，传统村落旅游蓬勃兴起，但旅游发展的同质化和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商业化加速了传统村落的“地方性”丧失。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增强，市场经济不断冲击着传统村落固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传统村落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解体，逐步走向“两种极端”。一方面，城镇化进程较快的传统村落出现产业结构非农化、农户兼业化和收入来源多元化。在城镇化推进较快的地区，传统村落非农产业的发展已取代了农业的主导地位，呈现出兼业农户及非农户比重持续上升、纯农户比重持续下降的态势^[34]，农户经济收入结构渐趋多元化。目前传统村落的产业链和就业大多围绕旅游业展开，旅游生产型的理性化空间格局取代了原来宗法型的感性日常空间秩序^[35]，重塑着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和社会空间关系；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缓慢的传统村落则面临产业“空洞”化。远离城市的传统村落，因农业比较经济效益的下降、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引致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传统村落产业发展滞后，造成产业的空心化。村落空间结构特征也随之发生变化，表征为：传统村落物质空间衰败、农地的弃种抛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传统村落社区濒临消亡。

由于城乡之间联系日益频繁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求学等，农村社会的开放性和异质性日益增强，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封闭同质性被打破，未来村落的社会形态将是一种“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杂糅的“半熟人社会”^[36]，主要表征为村落空间、居住空间、功能空间演变。

首先，空心村现象的出现。传统村落人口非农化、村庄建设迅速扩展与规划管理滞后^[37]导致农村社会生态失衡，表征为传统村落“外扩内空”^[38]的空间形态分异；其次，传统村落居住的空间分异，表征为呈现出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居住空间分异越明显^[39]。由于传统村落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乡土社区群体的职业类型发生分化，家庭结构由传统社会的联合“大家庭”为主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37]，家庭规模渐趋小型化，不同职业群体和家庭类型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存在差异，且随着农民经济收入逐步增加，传统村落居住空间置换频率加快；第三，传统村落公共活动空间功能转变。传统村落的经济转型促使传统村落社会关系由礼俗社会的宗法血缘关系向法理社会的契约关系转变^[40]，表征为传统村落公共活动中心功能的转变。现在不少传统村落中，宗祠多以废弃，或发生现代功能转型，用作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历史文化纪念馆、厂房或超市等^[41]。

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是宗法社会，传统的宗法社会倡导“官民共治、家国同构”，实则是封建政权在基层社会借助士绅与家族管治村落共同体，“保甲制度”建立了“地方政府—士绅”的二元权力结构；建国之后，村落社区原有的权力关系网络彻底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共同形成了以国家为主导和控制的一元化“制度型权力”结构^{[42, 43]}；改革开放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促使农民身份的转变和民间自治组织的崛起，正式权力内部权力分配不平衡、非正式权力的复兴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逐步形成了村落社区内部多元化的权力结构。

权力与社会关系的本质是“去地方化”，社会主导阶层对地方的“认同”可以通过空间生产，强制性的影响社会民众行为的能力^[44]。如今，“市民社会”兴起和村落权力结构的多元化推动了农村现代化和基层政治民主化，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导致城市话语强势主导下传统村落的“失语”现象。尤其是近年来，国家行政力量直接干预下的村落改造建设运动，传统村落的规划发展完全照搬城市模式，造成传统村落“似城非城、似村非村”，大量极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在被拆迁、整合、挪移中消失。

在城乡一体化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传统村落的“类城化”发展，即乡村复制城市的发展模式，现代性逐步蚕食地方性，传统村落由“地方”变成“无地方”或“非地方”，最终演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亦或是偏远地区人口大量外流导致传统村落社区的急速消亡。传统村落未来亟需主动对城乡一体化做出统筹性响应，保护与延续传统村落的地方性，因地制宜寻求以文化为魂的乡村发展模式和演进方向，推动传统村落复兴和传统文化传承。

以往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仅局限于对传统村落核心文化资源的局部片段化保护，较少将传统村落看作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展开保护。按照“地域文化特色传承”、“物质与文化景观并重”和“整体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虑村落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历史文脉等因素，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通过山体绿化、水系疏通、林相恢复等景观环境综合整治，修复再现传统村落和谐、古朴的人居环境；还原传统村落的空间文化结构和历史风貌，活化历史遗产文化景观和生产生活场景，延续并传承传统村落的选址格局、文化脉络和行为肌理^[45]，整体上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促进传其可持续发展。

在分析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对传统村落进行尺度上的系统性保护。在区域尺度上，根据传统村落(群落)的地域文化特质以及时空演变过程，将区域内传统村落群落类型化，实现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分类保护与系统利用；在村落尺度上，通过全面挖掘传统村落个体的“地方性”文化价值，复苏传统村落的乡土记忆和生产生活场景，建构富有人文关怀和地方个性的多样化文化空间，提高乡土社区群体对传统村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景观和景观基因尺度上，按照“地域文化景观基因提取—景观(形制)基因图谱—景观转基因空间再现”^[46]的思路，提取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中具有遗传性和在地性的文化“符号”(基因)，包括非物质性的文化符号和物质性的景观元素，把握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特质，保护性复原传统村落地域文化景观，重构感知吉福的文化生态系统。

我国传统村落目前面临着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衰落、地方性丧失、居民“失语”等社会生态失衡现象，可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基于传统村落文化的地域差异性，在推进不同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因地制宜的采取“文化+”产业的策略激发乡土社区活力，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和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

第一，“文化+农业”模式。通过对农业社会、生态、文化、休闲等多功能性的全面挖潜，满足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生态环境质量和乡土文化体验等需求，在提供健康安全农副产品的同时，开展家庭农场、休闲采摘、农业旅游、民俗节庆等活动，延长传统村落的农业产业链，增加在地就业机会，提高农户收入；第二，“文化+旅游”模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前提在于保护和重构传统村落“地方性”，依托当地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当地美食、民间曲艺和传统技艺等，因地制宜的适度发展旅游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第三，“文化+创意产业”模式。位于偏远地区的传统村落，生态环境未受破坏，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可用作美术写生基地和影视拍摄地；而位于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可吸引艺术家群体为主的创意阶层入驻形成“文化艺术村”。

传统村落复兴的关键是提高乡土社区群体的社会—生活空间质量，核心在于坚持人本主义理念，因地制宜的建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完整的乡土社区空间结构体系，充分满足传统村落居民日常生活行为所涉及的多层次需求，并能够灵活适应传统村落社会经济结构及日常生活实践的变化，以社会公平、空间公正、文化尊严和行为价值保护的角度配置具有“可获性”、“可持续性”和“地方化”的社区资源^[45]，通过场所“地方”价值的培育凝聚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城市与乡村层次上，实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城乡均等化配置，使传统村落的居民享受与城市同质化的生活空间质量；在传统村落生活空间层次上，满足传统村落各阶层居民的差异化基本生活和正当发展需求，尤其是通过区域发展补偿和社会保障体系对乡土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与支持；在传统村落社区资源配置层次上，充分考虑传统村落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地域文化特质以及乡土社区群体的日常行为模式，灵活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社区资源配置对策。

政府部门在《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的编制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传统村落的真正主体是传统村落村民，传统村落复兴的核心在于倡导传统村落全体居民的积极参与。传统村落规划应从以往对物质空间环境的关注转向对栖居在传统村落中的“人”的关注，通过重建传统村落的社会网络、培育非正式的民间互助合作组织和恢复传统民俗节庆等文化活动，唤醒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将乡规民约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现行法律法规相结合，提高凝聚力和自治能力；鼓励村民踊跃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全过程，提高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文化自觉”，推动传统村落的复兴。

我国城乡发展研究长期着眼于城市偏向型发展观，导致传统村落只能被动的适应城镇化推进，日益衰败、异化甚至消亡，严重偏离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亟需转向新人本主义的区域同步发展观，实现区域内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目前国内外研究中较少涉及传统村落自身如何主动响应城乡一体化进程，传统村落对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性响应机理研究已成为亟待探讨的学术和实践问题。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传统村落文化对城乡一体化的统筹性响应机理，主要做了以下工作：① 从“地方性”出发重新定义传统村落，剖析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和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价值；② 探讨了城乡一体化对传统村落文化及其空间演变的综合影响；③ 提出传统村落文化对城镇化的统筹性响应策略，促进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国内对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和实践还单纯局限于具象的文化遗产，今后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到文化生态层面，结合新文化地理学的内涵，建构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生态观，探究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传统村落自身的空间发展理念，更好的指导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