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上，社会适应就是特定人口群体再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汶川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是地震发生后灾民迁移到一个新环境中时，他们为适应与原来居住地不同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而做出的改变生产生活行为和调整心理落差，最后完全融入新环境的一个持久过程。移民迁移到一个新的社区中时，社区的自然生态状况、人文社会面貌等各方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何融入新的生活环境？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这都是需要学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关系到灾后重建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文献资料显示，国外对移民的研究点主要集中在自愿性的跨国流动和迁移。对于灾害移民来说，Wolpert在早期提出了环境压力影响居民迁移决策的“压力阀值”模型^[1]；后来“环境难民”^[2]出现使灾害移民被一些学者列为三大环境移民之一^[3]。对移民的迁移适应，Mathur认为移民搬迁所产生的社区的破坏、家庭的分离、生计的毁灭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4]；另外，Hunter还针对不愿意搬离灾区的居民进行了动因分析^[5]。从国内来看，对移民的研究主要分为自愿性和非自愿性两个方面展开。自愿性的迁移最典型的就是城市外来人口，余运江等用ESDA的方法对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空间差异进行了研究^[6]；徐延辉等从社区^[7]和社会信任^[8]角度分别研究了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情况；林李月等从生态、人文和制度环境三个方面研究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9]。可以说，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非自愿性迁移主要是工程移民，例如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工程移民。以三峡工程为例，有关移民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基于实地调查，并运用定量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因而结论的客观性、真实性较强。结果显示，经济收入的差异，当地居民的态度、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是影响三峡工程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10, 11]}。同时，迁移到不同地区、搬迁时间的长短也会导致影响移民社会适应因素的不同和变化^{[12, 13]}。

相比之下，有关地震灾害移民的研究则略显单薄，并且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究其原因，三峡、南水北调等工程开展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且工程的实施会有详实的调查评估。而地震灾害的出现具有突发性，尤其像汶川地震这样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一旦发生就具有不可控性，灾后重建安置也大多依事、依情而定，毫无章法可循。自5 · 12特大地震灾害发生以来，地震移民的研究一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涌现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然而，关于地震移民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散见的研究指出经济生产、日常生活、文化习俗、身份认同是影响汶川地震灾害移民社会融入(在此认为等同于“社会适应”)的四个因素^[14]。

从目前来看，有关非自愿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对社会适应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剖析问题，无论是工程性移民还是灾害性移民目前还都处于空白。社区是一个熟人化社会，相比社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对移民适应程度的影响更为直接，且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移民能否在新环境中稳得住、融得进。当然，有些学者也对移民社区问题进行了关注和分析。在早期对三峡移民的研究中，有学者从移民对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主观适应趋势、主观适应的差异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基础上的理论阐述^[15]。另外，与移民的“社会适应”类似，也有学者对移民“社区适应”^[16]、“社区归属感”^[17]开展了深入探讨。以上都是针对工程移民展开的研究，在地震移民方面，学者运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灾后重建中“社区服务”对老年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18]，这可以看作是对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影响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研究的一个点，奠定了该问题的研究基础。总的来说，连接社区人文社会环境与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学术研究较少，因而对实践的指导性较弱。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基础之上，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展开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对汶川地震移民社会适应影响机理的探究。力求有助于完善有关地震移民问题的相关理论体系，以期能够为类似灾后重建安置提供指导。

所谓社区，是人们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社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的相对独立的地域社会^[15]。由社区的定义可以知道社区包括了空间、文化、物质、人口等要素，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一定的人口群体，没有人口的地域也就称不上是社区。那么什么是社区环境？由于考察的角度和范围不同，社区环境也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区环境是把社区作为主体，研究社区界限以外与社区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环境因素状况对社区的影响，即社区外部环境状况对社区的影响；而狭义的社区环境则是把某一特定社区内(居住区内)的居民作为主体、研究居住区范围内一切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环境因素对社区的影响，其内容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19]。鉴于本文研究的主体是地震移民，研究的空间范围仅限于移民社区，故采用狭义社区环境的概念。

汶川地震灾害移民迁移之后所在的新社区，在社会学中关于社区及社区环境的基础理论框架上并无特殊之处；但是，地震灾害移民的加入，会使这样的社区不同于普通社区，其中存在着比普通社区更复杂的人文社会环境。换句话说，社区自然环境对移民的社会适应影响较小，即移民最先适应的，也是最容易适应的是社区所在的自然环境；而对于移民来说真正需要一个漫长的再社会化过程来融入的新环境是社区的“人文社会环境”，这也是地震移民能否稳得住的关键所在。综上所述，社区环境(本文中所有“社区环境”均指社会学中“狭义的社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三部分内容。而由于地震移民社区的特殊性，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人文和社会环境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所以，“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就等同于不包含自然环境在内的狭义社区环境，其包括基础配套设施、观念习俗、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等指标。

本研究的问题预设是汶川地震移民的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综合三峡工程等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的研究成果，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较多且复杂。地震移民虽然也属于非自愿性移民，但与工程移民还有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地震移民群体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心理创伤。因此，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对地震移民适应性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基于此，文章根据“社区人文社会环境”的界定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1：在社区人文社会环境所包括的指标中，基础配套设施越完善、越方便；观念习俗主观差别越小；与邻居关系越和睦友好、互帮互助；对社区干部评价越高、工作满意度越高，则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就越好。

从已有研究成果和合理的经验推理，可以认为：在一个社区中，基本配套设施是居民生活的基础，配套设施越完善、越方便的地方也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地方，所以，配套设施的完善与地震灾害移民的适应程度会呈现正相关关系。对于观念习俗来说，在生活上具有相同的观念、在文化上具有相同的习俗，地震移民才能融入其中。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同属人际关系的范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从心理上影响移民的适应状况。综合推理，故作出上述假设。

假设2：社区人文社会环境中的单一因素不足以影响汶川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但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对移民在新环境中的适应状况会有显著影响。

在社区人文社会环境所包括的每个指标下面，还包括更多分指标。例如：基础配套设施又包括道路交通、学校、商店、医院等方面；观念习俗包括风俗习惯、生活观念等指标；邻里关系包括居民往来、朋友数量、邻里关系满意度等指标；干群关系则包括移民对干部评价、干群满意度等指标。所谓单一因素就是指这些社区社会环境的最小划分指标，所谓单方面因素的综合就是指由这些最小划分指标组成的基础配套设施、观念习俗、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所以，考虑到汶川地震移民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和适应状况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文章作出了该项假设。

本文选取北川县作为案例区域对问题展开研究。一方面，四川省北川县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极重灾区，共有58454人在地震中丧生、受伤和失踪，经济损失严重，给灾区人民带来巨大创伤^①。另一方面，在震后重建安置过程中，大多数区县采用原址重建的方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汶川、青川等地的少数灾民采取零散外迁组合安置的方式，迁移规模较小；而北川县则是采取整体搬迁的方式进行震后重建，新县城驻地为永昌镇，距离老县城约23km (图 1)。因此，以北川县作为案例来研究汶川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

图 1(Fig. 1)

图 1 北川县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Beichuan County

为取得调查研究的良好效果，紧紧围绕研究主题设计调查问卷，力求问卷具有可操作性、客观性和真实有效性。调查数据的获取分两个层面，在两个阶段完成。一是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和地域概况具体选取满足研究条件的地震移民区域。基于对相关资料的获取分析和走访观察，本研究最终选取北川县作为调查地点。二是问卷调查，在调查地点确定基础上，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将抽样方案设定为概率抽样方式，对北川县采取多段抽样，先按简单随机抽样抽取6个社区中的2个，再按门牌号随机抽取住户进行入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16份，其中筛选整理出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92.6%。所获取的调查数据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资料。对数据信度进行检验可知：Tukey的非可加性检验结果为Sig.=0.000，而且基于标准化的Alpha统计量系数值为0.743，说明数据具有可靠性，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从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来看：男性被调查者占46.5%，女性占53.5%；在被调查者年龄上，34岁以下占42.5%，35—55岁的占42.0%，55岁以上的占15.5%；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有53.5%，在高中以上的有46.5%；被调查者中已婚人数占75.0%，未婚、离异和丧偶人数之和占25.0%；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15.0%，非中共党员的有绝大部分，占85.0%。被调查者具体人口学特征可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 Tab.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样本属性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46.5 女 53.5 年龄 34岁以下 42.5 35—55岁 42.0 55岁以上 15.5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53.5 高中及以上 46.5 婚姻状况 己婚 75.0 未婚/离异/丧偶 25.0 政治而貌 中共党员 15.0 非中共党员 85.0

表 1 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 Tab.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文章将汶川地震移民(本文中均指北川县的移民)对搬迁后新环境的总体主观适应情况作为因变量。在问卷中，该问题被设计成五个等级，从1到5分别表示“很适应”、“比较适应”、“一般”、“不太适应”、“很不适应”。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可行、客观，对因变量问题的回答范畴做出新的设定，由“很不适应”到“很适应”依次赋值为1、2、3、4、5，将因变量操作为定序变量。对地震移民的总体主观适应情况作一个简单的描述统计可以发现：“不太适应”与“很不适应”之和达到了50.8%，而“比较适应”与“很适应”之和仅为3.0%，其余为选择“一般”。这也就说明了至少有一半地震移民对新环境感到不适应，对比感到适应的移民数量占比，差距悬殊；这也充分表明了在新的社区环境中有许多因素对移民的适应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社区人文社会环境的界定和指标以及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从所获得的问卷数据中合理筛选出16个问题作为初始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同，每个问题均有5个选择项，按程度由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2、3、4、5，也全部操作为定距变量。所有自变量内容涉及配套设施、观念习俗、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在这四个方面之下分别又包含多个初始自变量问题。其中，配套设施作为社区人文社会环境的基础，对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将地震移民对社区交通、学校、医院、娱乐场所、商店、安保等的便利性感受和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由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观念习俗、人际关系应当是影响地震移民适应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观念习俗方面，主要以搬迁前后的差别为研究基础；居民往来、朋友数量等则作为邻里关系中所包含的考察变量；而干群关系包含对干部评价以及对干部工作满意度等。

同时，出于问题研究的需要，将16个初始自变量通过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因子分析来提取出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配套设施”、“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和“观念习俗”，也就是社区人文社会环境所包括的四个指标。其具体含义为：将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四个指标下所分别包含的多个初始自变量通过加权计算，分别得出每个方面的得分，作为四个综合自变量；这四个综合自变量便是假设2中所说的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因子分析结果详见表 2。

表 2(Tab. 2

表 2 因子分析结果 Tab.2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指标 成分 1 2 3 4 购物 0.839 0.135 e0.029 0.016 孩子上学 0.834 0.197 -0.030 0.087 看病 0.832 0.125 -0.052 -0.071 娱乐 0.832 0.243 0.037 -0.016 交通 0.764 0.170 0.033 -0.036 社区治安 0.711 0.159 0.180 0.019 邻居认识程度 0.138 0.819 0.093 -0.169 居民来往 0.274 0.818 0.068 -0.105 向邻居求助意愿 0.110 0.731 -0.032 0.164 邻里关系满意度 0.246 0.715 0.164 0.265 新朋友数 0.218 0.713 0.054 -0.058 社区干部评价 0.039 0.073 0.971 -0.001 干群关系评价 0.039 0.073 0.971 -0.001 干群关系满意度 0.005 0.088 0.871 0.064 风俗习惯差别 -0.035 -0.091 0.090 0.774 生活观念差别 0.019 0.102 -0.040 0.758 特征值 5.375 2.730 1.855 1.323 方差贡献率(%) 33.591 17.063 11.597 8.271 累积方差贡献率(%) 33.591 50.653 62.250 70.521 因子命名 配套设施 邻里关系 干群关系 观念习俗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份；旋转法为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表 2 因子分析结果 Tab.2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除了上述影响汶川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之外，还会受到其他一些基本因素的影响，文章将这些因素设置为控制变量，并对其进行操作化处理。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操作为虚拟变量；0=女，1=男)、年龄(连续变量)、宗教信仰(操作为虚拟变量；0=有，1=无)、文化程度(定序变量)、婚姻状况(操作为虚拟变量；0=未婚，1=已婚或离异或丧偶)和政治面貌(操作为虚拟变量；0=非中共党员，1=中共党员)。

综上，对所有变量的描述见表 3。

表 3(Tab. 3

表 3 研究变量描述 Tab.3 The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类别 变量说明 样本个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社会适应 定序变量 从1到5社会适应程度递增 200 2.44 0.693 自变量： 配套设施 连续变量 通过因子分析操作为连续变量 200 0.00 1.000 邻里关系 连续变量 通过因子分析操作为连续变量 200 0.00 1.000 干群关系 连续变量 通过因子分析操作为连续变量 200 0.00 1.000 观念习俗 连续变量 通过因子分析操作为连续变量 200 0.00 1.000 控制变量： 性别 虚拟变量 0=女，1=男 200 1.54 0.500 年龄 连续变量 将年龄视作连续性变量 200 39.04 17.873 宗教信仰 虚拟变量 0=有，1=无 200 1.23 0.422 文化程度 定序变量 从1到4教育程度递增 200 2.39 1.059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 0=未婚，1 =己婚或离异或丧偶 200 1.93 0.580 政治而貌 虚拟变量 0=非中共党员，1=中共党员 200 2.51 0.770   注：为了节约篇幅，自变量当中的16个初始自变量未列出；16个初始自变量均为定距变量，从1到5程度递增。

表 3 研究变量描述 Tab.3 The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Variables

文章在数据基础上，运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定量分析。首先对各种变量进行合理选择和操作处理，使之真正符合该问题研究的要求，保证研究的真实客观和操作的方便易行；其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两个假设进行验证，对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对汶川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机理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中的两个假设。针对假设1，有如下模型：

其中，Y为因变量“社会适应程度”；X₁，X₂，X₃，X₄分别为自变量“配套设施”，“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和“观念习俗”；gender，age，religion，education，marriage，party分别为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Tab. 4

表 4 假设1条件下的回归方程 Tab.4 The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1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Constant) 2.694*** 2.749*** 2.770*** 2.725*** 2.636*** Gender 0.138 0.129 0.087 0.103 0.115 (0.100) (0.093) (0.062) (0.074) (0.082) Age -0.013*** -0.010** -0.009* -0.007 -0.006 (-0.272) (-0.228) (-0.195) (-0.142) (-0.135) Religion 0.016 -0.016 0.035 0.007 0.004 (0.010) (-0.009) (0.021) (0.004) (0.003) Education -0.013 -0.043 -0.085 -0.057 -0.050 (-0.020) (-0.065) (-0.130) (-0.087) (-0.076) Marriage -0.055 -0.046 -0.022 0.008 0.011 (-0.064) (-0.038) (-0.018) (0.006) (0.009) Party 0.057 0.038 0.029 -0.037 -0.022 (0.063) (0.041) (0.032) (-0.041) (-0.024) 配套设施 - 0.148*** 0.174*** 0.177*** 0.176*** - (0.212) (0.249) (0.253) (0.252) 邻里关系 - - 0.194*** 0.190*** 0.190*** - - (0.279) (0.274) (0.273) 干群关系 - - - 0.219*** 0.218*** - - - (0.315) (0.312) 观念习俗 - - - - -0.073* - - - - (-0.104) R 0.335 0.384 0.462 0.551 0.560 R2 0.112 0.147 0.214 0.303 0.314 Adjusted R2 0.085 0.115 0.179 0.269 0.276 F 4.048*** 4.540*** 6.216*** 8.796*** 8.274***   注：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Beta值；***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

表 4 假设1条件下的回归方程 Tab.4 The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1

针对假设2，则还需要建立如下

其中，Y为因变量“社会适应程度”；Z₁代表“配套设施”所涵盖的“购物”、“孩子上学”、“看病”、“娱乐”、“交通”和“社区治安”6个初始自变量；Z₂代表“邻里关系”所涵盖的“邻居认识程度”、“居民来往”、“向邻居求助意愿”、“邻里关系满意度”和“新朋友数”5个初始自变量；Z₃代表“干群关系”所涵盖的“社区干部评价”、“干群关系评价”和“干群关系满意度”3个初始自变量；Z₄代表“观念习俗”所涵盖的“风俗习惯差别”和“生活观念差别”2个初始自变量；其余符号意义均相同。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Tab. 5

表 5 假设2条件下的回归方程 Tab.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2 变量 模型六 模型七 模型八 模型九 (Constant) 2.070*** 1.965*** 1.843*** 3.046*** Gender 0.118 0.084 0.150 0.149 (0.085) (0.061) (0.108) (0.107) Age -0.008* -0.011** -0.010** -0.012** (-0.178) (-0.233) (-0.207) (-0.266) Religion -0.013 0.053 -0.003 -0.003 (-0.008) (0.032) (-0.002) (-0.002) Education -0.018 -0.060 0.014 -0.007 (-0.028) (-0.092) (0.022) (-0.010) Marriage -0.040 -0.027 -0.020 -0.050 (-0.033) (-0.022) (-0.016) (-0.041) Party 0.046 0.040 -0.027 0.067 (0.050) (0.044) (-0.030) (0.075) 配套设施 交通 0.131 (0.151) 孩子上学 0.058 (0.063) 购物 -0.044 (-0.062) 看病 0.040 (0.054) 娱乐 -0.008 (-0.012) 社区治安 0.109* (0.168) 邻里关系 邻居认识程度 -0.072 (-0.166) 居民来往 0.120 (0.188) 向邻居求助意愿 0.061 (0.087) 邻里关系满意度 0.099 (0.115) 新朋友数 0.087 (0.136) 干群关系 社区干部评价 / / 干群关系评价 0.184** (0.230) 干群关系满意度 0.115 (0.142) 观念习俗 风俗习惯差別 -0.075 (-0.099) 生活观念差別 -0.067 (-0.074) R 0.441 0.468 0.470 0.354 R2 0.194 0.219 0.221 0.126 Adjusted R2 0.142 0.173 0.188 0.088 F 3.717*** 4.738*** 6.685*** 3.341***   注：括号内为标准回归系数Beta值；“社区干部评价”系数值缺失的原因是共线排除；***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

表 5 假设2条件下的回归方程 Tab.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2

将6个控制变量和4个综合自变量逐步带入模型，得到的最终结果归纳在表 4中。由模型一来看，当仅有6个控制变量进入模型时，性别、宗教信仰和政治面貌与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呈现正相关关系，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与其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除年龄外，其他控制变量与社会适应的相关程度并不显著。综上说明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不存在性别、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上的差异，仅仅会随年龄的增加而出现适应状况下降的趋势，这可能与年老移民较强的怀旧感及渐弱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关。

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配套设施”这个综合自变量，得到模型二。可以看到，“配套设施”与汶川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呈正相关关系。“配套设施”变量每变动一个标准单位，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就会对应的正向变动0.212个标准单位。配套设施作为社区人文社会环境的基础性构成指标，与移民在新社区的生活息息相关，完全不能脱离道路交通、学校、医院等设施。配套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方便，移民的适应程度越高，该结果完全符合预定假设1。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将综合自变量“邻里关系”加入模型，得到模型三。同样，“邻里关系”变量与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也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呈正相关关系。邻里交往是移民人际关系往来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邻里之间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移民在新社区中的存在感和认同感，从而直接关系到移民迁移之后的适应程度和稳定性。由实证结果来看，邻里之间越和睦，关系越好，移民的适应程度就越高，该结果符合预定假设1。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将综合自变量“干群关系”加入模型，得到模型四。由模型四，“干群关系”和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依旧高达99%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干群关系作为对人际关系的补充，在地震移民社区显得尤为重要；移民政策的落实、移民矛盾的化解、移民的生活恢复等都需要社区干部和移民有所交流，因而“干群关系”必定会对地震移民的适应情况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对社区干部及其工作的评价越高，移民的适应程度也越高，得到的结果也符合预定假设1。最后在模型四基础上，让综合自变量“观念习俗”进入模型，得到模型五。与前几个模型有所不同的是，从模型五的结果来看，“观念习俗”对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程度较低且显著度不高，在90%的置信水平下，“观念习俗”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仅有0.104个标准单位。可能是因为所调查的汶川地震移民群体属于就近迁移安置(迁移距离如图 1所示)，移民所在新社区的观念习俗与原居住地差别不大的缘故。但观念习俗差别越小，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越强的负相关关系基本得到验证。综合上述五个模型的实证结果，假设1得到完全验证。

在6个控制变量一定的情况下，将配套设施、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和观念习俗下的总共16个初始自变量按上述四类带入假设2所补充建立的四个模型中，其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5中。同样，控制变量中“年龄”对地震移民的适应程度有一定影响。首先，由模型六的结果看，配套设施下所包括的6个初始自变量仅“社区治安”对移民社会适应程度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显著度也不高。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移民刚经历地震的损害，安全放在首位且对安全的要求比较高，出现了只要社区安全移民就可以稳定下来的局面。其次，在模型七中，邻里关系下所涵盖的5个初始自变量与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再次，从模型八的结果来看，干群关系下所涵盖的3个初始自变量(“社区干部评价”共线排除)仅有“干群关系评价”这个变量对移民的适应状况存在正向影响。移民搬迁到新社区需要寻求政府的帮助，社区干部作为基层服务人员必须协助移民政策落实，帮助移民尽快从地震灾害阴影中走出来，干群关系越好，移民就越有归属感，对新社区的适应也就较好。最后，由模型八，观念习俗下包括的2个初始自变量与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状况也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综上，从表 4所列示的5个模型和表 5所列示的4个模型对比来看，综合自变量“观念习俗”对汶川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程度的影响较小且显著性不高；而“社区治安”和“干群关系评价”两个单一指标对汶川地震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但不是完全验证。

本文在对“社区人文社会环境”界定的基础上，用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资料构建模型，来对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影响汶川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观点如下：

第一，总体来看，影响地震移民适应性的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因素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表现在回归结果中就是四个综合性指标“配套设施”、“邻里关系”、“干群关系”和“观念习俗”对移民的社会适应都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这就要求在通过改善社区人文社会环境来提升移民适应程度的过程中做到统筹兼顾，而不允许短板的存在。

第二，不同的因素对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程度存在大小之别，所以在优化这些因素的过程中也要分清轻重缓急。综合实证结果与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应当按如下顺序对社区人文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进行完善：干群关系、邻里关系、配套设施、观念习俗。对地震移民来说，最重要的并非物质等生理需求，而是对情感、归属和尊重的需求。

第三，社区人文社会环境下的单一因素与综合因素对移民的适应性影响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单一因素难以影响全局，但是必须重视其中的“社区治安”和“干群关系评价”。这两个单一因素对地震移民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显著性，说明地震移民对一个和谐社区的高度诉求。

我国虽然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地震给人们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巨大，但是针对地震移民社会适应的课题研究却存在严重缺失，从而在实践中也是无章可循。基于此，本文创新性地选取汶川地震移民为研究对象，从社区人文社会环境入手来探究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但是，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间节点，对地震移民适应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和影响程度可能会存在不同和变化，本研究结论难以说明该问题。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补充深化：扩大研究范围进行地区差异性对比，以及追踪研究对象截取不同时间节点进行变化趋势分析。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有关汶川地震伤亡情况的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