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日益增进的流动性，世界成为各类人、物、图像、信息以及在这些物质背后复杂的交际与相互之间关系的流动载体^[1]。用厄里的观点来看，整个世界都处在“流动中(on the move) ”，流动状态凌驾于人类体验的固定性^[2]。从流动视角出发，研究者可以探索某些群体在其相对短时间内的人生体验。国外学者T. Duncan^[3]指出从流动视角出发可以探索住宿业雇工的认知问题，也可解释和当地人的多重相互关系，利用流动范式来思考和定义个体相对固定但短暂的行为，能更为细致深刻地理解个体的体验与实践。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旅游也成为了呈现流动状态的一种主要方式，以往的旅游经历和先前的知识经验让旅游者能够更加理性地选择理想居住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的选择如何生活以及在哪儿生活^[4]。在世界范围内，由移民热潮引发的各类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感知概念来源于社会心理学。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旅游学也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难发现，近些年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已经在旅游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在旅游学科背景下，感知概念常用来研究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对旅游发展产生影响的认识程度，在研究方法上也多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缺乏从移民角度的质性研究。基于此，本文利用质性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和资料分析等方法，对移民群体的综合感知加以深入综合分析，并就该群体对于地方的归属倾向问题加以讨论。

旅游学科背景下的移民具有自身发展的印记和特征。Williams和Shaw^[5]首次发现在旅游小企业中存在生活方式动机，Ateljevic和Doorne^[6]通过调查新西兰旅游业中新兴的生活方式型企业家群体，提出了生活方式创业(lifestyle entrepreneurship)，强调旅游小企业要服务于由专业旅游产品需求创造的缝隙市场。Heck^[7]等人将旅游企业家分成生活方式(lifestyle)和家庭嵌入(family embeddedness)型两类。这种视角下，商业目标被重新定位，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目标是去适应那些更加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并且企业主不会仅仅关注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可见，小企业主建立和管理一个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人目标。

那么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移民究竟该如何理解？国外学者对于生活方式企业主移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各类移民的研究框架内。Giddens将追求生活方式目标界定为个体为追求自我定位的实践活动^[8]。Benson & O'Reilly把生活方式型移民界定为以生活质量为表征，因各种原因迁移至某地的丰富个体^[8]。其中生活质量可以理解为从原来的压力中挣脱出来重获自由，也可以是恰如其分地平衡生活和工作，同时可能是体验和原住地不同的(想象式)的生活方式；从物质方面来看，可能是日常花费较小，购买房产便宜等。Hoey认为他们是一类对如何生活和居住在哪儿进行有意识选择的一类人^[4]。以上定义都体现出个体意志的作用。近十年，通过对欧洲从北往南的移民进行实证研究，O'Reilly发现生活方式是他们移民的主要动机^[8]。同时一些学者就追求生活方式的国际移民在迁入地社交群体中的行为经历^[9-10]，移民模式^[11]，以及一类特殊群体—企业家移民(entrepreneurial migrants)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国内来看，对生活方式型移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旅游小企业研究框架内，小企业主的个性特征，开创企业的动机和目标、小企业经营与发展等是研究的重点^[12]。以往的很多研究是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研究目的也多是和企业自身发展相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追求生活方式目标成为旅游小企业主的凸显特征，梁微^[13]等通过分析旅游小企业的动机和目标，从盈利和扩张两个维度出发，揭示了旅游小企业主的个性特征，进一步解释了这类群体上在生活方式目标和商业目标上存在的统一与差异。徐红罡揭示了环境因素、先前知识经验及社会网络在旅游小企业创业机会识别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总结了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的特征，诸如注重自身兴趣爱好及经验知识的运用，追求精神回报^[13-15]。

综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具体内容涉及类型划分、动机探讨、特征总结等方面，并从迁移动机、社会交往、生活状态、旅游行为、自我认知五个方面入手和其他类型的旅游移民进行比较^[16]。然而就对当地社区综合感知这一问题，以往研究主要是从社区居民和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忽略了在当地停留时间更长，对当地社区、旅游发展影响可能更大的移民群体。关于这类群体的内涵和属性特征，徐慧等人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之定义为“驻客”^[17]，并且列举出驻客由游客转换而来，具有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特质)特质等基本特征。朱竑^[18]在研究留居西藏的内地汉族人中，将该群体称之为“藏漂”，并指出藏漂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和留居城市有截然不同的工作伦理和对时间的体验。无论是驻客还是藏漂的定位，都是将他们视作流动谱系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暂定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和旅游者相比较在动机、旅游状态等存在着诸多不同。因此，从移民群体出发，对群体交往过程、特点、原因、对当地的认识和感知等问题加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关于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定义采用唐香姐^[14]等人的研究结果，即这类移民较多来自旅游学科背景下的研究，他们结合生活方式型移民和旅游企业主移民的特点，将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且均发生在迁入地这一空间范围内，迁移是出于追求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为了维持在目的地的新生活而创办小企业，尤其是面对游客市场的旅游小企业；企业经营是为了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将工作与兴趣相融合，为了维持平衡，不愿意过多地扩张企业规模。显然，他们对于当地良好的综合感知和当地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

束河古镇属于丽江古城区，距离古城西北6公里处。古城区下辖金山(白族乡)、七河、金江(白族乡)、金安、大东5个乡及大研、祥和、西安、束河4个街道。1997年12月，束河古镇与大研古镇(大家所熟知的古城)一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束河更是获得“中国魅力名镇—最佳人居环境名镇”称号，旅游古镇的良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风民俗成为移民群体追寻的主要特质。同时随着全国各大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的恶化和日益增加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生活方式型移民选择束河古镇作为移民目的地，束河古镇也因此较早成为国内生活方式企业主移民的典型聚集地，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在束河，旅游企业主移民为旅游者提供基本需求和服务，他们同旅游者交往最为频繁，同时他们营造了旅游社区的氛围。恰如Garapich在对波兰移民的研究中，也提及到和本地的组织相比，移民所创立的产业(the migration industry)，为移民和旅游者提供了更多支持^[19]。

束河古镇旅游发展起步于2003年前后。束河古镇目前主要景点包括九鼎龙潭、青龙桥、茶马古道博物馆、四方街、四方听音广场(新建)等。根据统计，2012年整个古城区接待海内外游客总量1001.18万人。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束河古镇内实现在册监管的经营商户共计1014家，其中涵盖酒吧20家，餐饮112家、客栈189家，其余为销售服饰、银器、土特产等各类商户，外来经营等外来常住人口据不完全统计约1.5万人，参照杨昀、保继刚^[20]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观察与具体调研，发现外来经营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① 生活方式主导型移民，约占企业主移民的3/5，年龄层次相对集中，以经营客栈、饰品店、茶室等为主。② 商业联结主导型移民，主要指经济依赖与情感认同度均很高的移民，约占1/5，年龄层次偏大，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主要经营区域在四方街、四方听音广场周围，以餐饮、银饰店等为主。③ 利益驱动型移民，约占移民的1/5，年龄跨度较大，以经营当地特有产品(如药材，茶叶等)为主，同时注重运用网络方式来拓展经营渠道。在调研初期，对三类移民均有涉及，但由于本文研究聚焦于第一类移民群体，因此正式调研时，主要选择生活方式主导性移民进行调查。

实地调研前，研究者基于对国内外文献梳理和研究目的深入思考，对访谈问卷进行初步设计与预调研。正式调研于2015年5月20日至2015年6月4号进行，为期16天，调研初期借助纸质卫星地图，对整个古镇进行初步“踩点”，并对企业主移民的活动进行初步的外围非参与式观察，同时到古城区束河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搜集相关统计资料。随着研究深入，借助居住的旅游移民客栈主关系，逐渐参与到旅游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的集体活动中，建立友谊并互通网络联系方式(作为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群体中认可度较高的“老束河”，并创造机会与他们深谈。

正式调研时，先运用“目的性抽样”^[21]，即按照研究目的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老束河”这类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可被视作束河古镇旅游发展和此类移民成员更迭的“见证人”，以居住年限来看，截至调研时间，移民年限达到10年左右(03/06/09/13/25)，他们对束河古镇的综合感知也最为强烈，因此我们将其作为“主要信息提供者”(key informant)纳入到访谈对象中。另外伴随着流动性的增强，企业主移民层次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在样本抽取中选择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居住年限的企业主移民群体进行访谈以丰富样本层次和内容。其中抽样的主要策略为“滚雪球”的方式，参与访谈的企业主共26位(见表 1)，访谈时间在20分钟至60分钟之间，平均为40分钟以上。访谈内容涵盖：企业主人口学特征、选择移民缘由、时间利用，社交形式等，其中为了获得对于当地社区和居民的感知和态度，基于访谈中以下开放式问题的问答：束河古镇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对自己的定位(旅游者，经营者，当地居民)；经营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如何化解的；日常生活中和当地居民交往情况如何；一般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在交往中，有没有冲突，如何化解；是否了解当地文化，在营造企业氛围时，有没有刻意想要融入当地文化等诸多问题。质性研究中资料收集的客观性决定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为了保证访谈资料真实可靠，必须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对目前已经建立的结论进行检验，形成三角互证^[21]。访谈期间，调研人员与企业主建立了良好互动关系，不间断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积极参与到他们组织的活动当中去，并在空闲时间再次去到访谈对象的店里聊天，观察其与游客或者移民的交往方式和过程，作为补充材料记录到研究者日志(log)上，确保访谈内容的真实可靠与全面。另外，通过搜集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网络社交平台上(微信、微博等)文字信息，作为补充材料帮助分析理解访谈资料。访谈过程中，经受访者同意，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将录音转换成word文档，然后四人分成两组利用Nvivo10.0将访谈资料分解成意义单元，进行开放式编码，加以注解形成最初的节点，并对初次编码结果进行Holsti组间信度检验，信度公式为：

表 1(Tab. 1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d Respondents 编号 年龄 (访谈时) 性别 停留时间 (访谈时) 故乡 主营业务 01 34 男 5 云南 客栈、摄影 02 40 男 5 广东 客栈 03 43 女 8 四川 客栈、荼室 04 38 男 5 福建 客栈 05 42 男 3 陕西 客栈 06 40 男 8 贵州 私人会所 07 24 男 3 湖南 酿酒师 08 29 男 3 浙江 饰品店 09 31 女 8 北京 服装店 10 26 男 5 陕西 玉器店 11 30 男 7 云南 客栈、酒吧 12 45 男 3 陕西 饰品 13 45 男 12 贵州 酒吧 14 27 男 2 陕西 客栈 15 26 女 2 云南 客栈 16 31 男 3 陕西 客栈 17 32 女 2 云南 客栈 18 45 男 3 北京 客栈 19 28 男 3 黑龙江 客栈 20 30 男 2 湖北 玉石店 21 49 男 3 陕西 客栈 22 46 男 4 四川 客栈 23 31 女 3 陕西 客栈 24 22 女 5 四川 客栈 25 38 女 8 四川 服装店 26 35 男 6 陕西 荼室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d Respondents

其中M指编码过程中意见一致的节点数量，N₁和N₂是两组中各自总编码数量，代入信度公式，得出信度为0.93，说明编码结果的一致性水平高，也说明类目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紧接着将形成的节点进行分组、归类。通过组员之间的讨论，抽象出更高层次的概念。

整体样本被编号为01到26。整体访谈对象的基本特征：男性所占比重较大，样本年龄在22—49之间，平均年龄34岁，移民时间跨度为2—12年，3年及以下企业主移民所占比重最大，年龄多为30岁以下，移民时间最长为12年，最少为两年，平均移民时间在5年左右，企业主移民以客栈、茶室、服装店、玉器店、酒吧等经营为主。

按移民自身的属性特征，可将此类移民分为三类：① 来自西安、汉中等城市的西北地区移民，由于样本量的限制，以陕西为主，空气和自然环境是吸引他们留下的主要原因(05/10等)。② 来自贵州、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的移民(01/03等)，该移民群体由于地理空间的便利性，对束河比较熟悉，古镇特别符合其内心向往，由于一定的契机，决定转变自身生活状态，因此选择束河古镇作为移民地。③ 来自广西、福建等东南等地区的移民(02/07等)，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打拼，有一定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主要从亲密的熟人那里获取束河相关信息，在描述移民选择时，如编号02说到“原来有个大学同学在自然之友，他跑过很多地方，聊天的时候问他，他说丽江有个束河古镇还可以”；编号07说到“通过朋友介绍，朋友来过这，说不错”等。

本文中研究群体主要来源并非国内经济实力最强的四个城市(北、上、广、深)的白领，以往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的白领和金领往往选择桂林、大理等环境服务设施更好的区域移民，而本研究区域移民来源地区趋向多样化，多来自国内较发达和次发达的城市和省份，这恰恰印证了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对于更多人主动选择居住地的推动作用。文中企业主移民行为多是基于自我意识的定位和外显，他们多将旅游小企业作为自我展示平台，经营内容和自身兴趣爱好紧密结合。

通过编码分析得出，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对于当地社区的整体感知集中(编码频次由低到高)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见表 2)。第一，自我认知层面，占编码结果的19.09%。二级类目有认知不确定性(8.06%)、自我展示(7.80%)、精神自由度(3.23%)。认知不确定性是指移民群体多处在不确定的身份认同中，自我评价时使用如“过客”(编号04/07/12/16)，“新丽江人”(编号01)，“边缘文化人”(编号02) 等说法，这与移民在身份定位上，就将自己和当地人进行区分有关，编号05/14的被访者表示趋于游玩心态，和旅游者比较接近。这正如Giddens所言，被传统和背景文化所限制的自我定位不再适用，也就是说个人定位不再是固定的、由社会起决定作用的身份定位。现代主体的自我定位是建立在自我反思过程(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追求生活方式的这类群体就是其中重要的反映。自我展示印证了移民群体有意识的选择生活方式，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在创办旅游小企业的初期，会将兴趣投射到企业氛围的营造上，这种方式的表达让旅游者有机会了解到小众群体的视角，也可以从中找出和自身对照的事物。企业主在主流的旅游产品上创造了缝隙市场。精神自由度(占编码的3.23%)主要是指没有过多束缚，比较放松的状态，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能感觉到较高的自由度(与城市生活相比较)。

表 2(Tab. 2

表 2 移民感知类目构成 Tab.2 Categories of Lifestyle Migration Perception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百分比 举例 自我认知 认知不确定性 8.06% 过客、常住居民、流动人口做喜欢做的事情、实现梦想的途径没有束缚，想干什么都可以 自我展示 3.23% 精神自由度 7.80% 社会交往 社交情境 12.10% 喜欢的人、圈子、轻松、简单、直接聊得来就聊，聊不来就散 社交距离的消弭 7.53% 交往意愿(分情况) 8.33% 生活环境 节奏慢、压力小 12.10% 没有安排、没有时间的概念了生活才是最主要的，够温饱就行有山有水有自然，天然的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边的天气 重生活，轻工作 8.60% 环境优美 12.63% 气候适宜 3.23% 负而感知 房租忧患 5.38% 以前在这待着都不需要多少钱 文化断裂与传统不断丧失 5.38% 没有那种太多的纳西文化了，都被同化了

表 2 移民感知类目构成 Tab.2 Categories of Lifestyle Migration Perception

第二，社会交往层面，占编码结果的27.96%，主要有三个二级类目的体现，分别是社交情境、社交距离的消弭、交往对象三个方面。Chow & Healey研究表明，在新环境中社交生活中所产生的关系是衡量对地方产生情感依恋的重要指标，因此从研究对象微观交往情况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社交情境方面，访谈对象给出的评价均为轻松、简单、直接等积极正向的词语，占编码的12.10%，Beck曾指出移民群体中社会分层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交等级制度关系不再显著，个体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和类别的限制也在减少，因此聚集在束河古镇移民群体社交情境多是放松舒适的。同时也有利于个体的自我发展和生活经验的获得。Hanina在研究英国接待业工作的波兰移民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愿意和更多人建立联系，还源于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得到了消弭(占7.53%)，至少在理论上，两者是平等的^[22]。例如编号17的受访者就表示“不会去考虑他的任何背景，你也不会去考虑他的职业，你也不会去考虑他是否能给你带来利益，已经抛开了那些东西去考量。在这种环境中，在这么美的环境当中，大家很容易放下戒备，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就会更容易成为朋友，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交往对象而言，与旅游者和移民群体交往频次和意愿较为强烈，这与他们在当地经营者自己的小企业有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同处于流动状态而得到加强^[6]。在与当地居民交往情况分析上，多数人表示交往不多，社交情境具有随机性，如在沿街贩卖物品的当地人。有两位访谈对象居住时间较长(01/03)，能更加辩证客观地看待丽江旅游发展，积极思考社区发展权利、社区传统文化延续等问题。社交圈子主要是外来移民，但会深入当地居民的生活场所观察、交流。当地文化对他们自身有很深的影响，愿意去了解、学习。

第三，生活环境层面(占编码结果的36.56%)。通过编码分析，移民群体在本社区的心理状态是积极正向的，并体现在生活节奏慢、生存压力相对较小、重生活轻工作方面。节奏慢，压力小和大中城市的生活状态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对于来自城市的移民群体，他们因在城市居住生出来的无力感在该聚集地得到了补偿。另外在本次研究中，重生活，轻工作的态度指的是探讨工作时，群体的回答多是和生存联系在一起，表明他们工作的本质是为了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在旅游旺季时，企业人手可能不足，企业主会相对较忙；而在平时，企业主多是“甩手掌柜”，仅交由店员打理，这是这类群体的主要特征。在国外的移民研究体系中，经常指出生活和工作界限模糊观念，主要指移动状态使移民能够将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例如Richards^[23]就指出为了将生活与娱乐结合在一起，很多滑雪爱好者选择在滑雪胜地中的住宿业中工作。环境佳包括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文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包容性，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构成了丽江独特的人文环境。这种包容性让彼此之间增进了解，消除隔阂。气候适宜成为某些移民选择束河的主要影响因素(编号08/12/ 14)，他们表示最享受这边的气候。Raymond、Brown等在研究中建构了测量维度，指出在对当地社区感知上，与自然的联系(natural bonding)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负面感知层面，房租问题成为移民群体负面感知最为明显的因素，房租日益上涨，有些地段的价格甚至超出市场价(编号02)。因房租所引发的冲突也成为当地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丽江的房屋租赁时间为十年至十五年不等，在遵守丽江古城的修建活动应当按照保护规划进行，保持原有的总体布局、形式、风格、风貌(来源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下，房主从本质上提供的是土地，租房者要建立企业，首先要对房子进行翻修、改造，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房东因日益上涨的房租，而在租赁合约中规定是不允许涨租，因此选择毁约，赶走租房者，将已经翻修的房子据为己有。这是我们从访谈者的视角出发，他们眼中冲突的来源、过程。目前这样的情况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建议相关政府部门能及时解决类似问题。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可以预想到未来处理起来，花费的社会成本将会更大。文化断裂与传统不断丧失这一负面感知主要是源于在束河生活时间较长的移民群体，一般在5年以上，他们能更加强烈感知到这一变化。从最初来到这到现在变化很大，编号03表示“我们以前喜欢的追求的可能已经被破坏了，我们刚来的时候，这条街上我们前面这栋楼，以前是老院子，民居，在这个老院子每天都有篝火，纳西妇女围着它打跳，带着游客一起吃饭一起跳舞，那感受非常好”。变化使得他们生出惋惜甚至是无力感。

在束河古镇，移民群体构筑了主要的旅游场景，他们也是古镇内的旅游者最常接触的群体，可以说，他们俨然成为当地文化和旅游形象的一大标志，同时其移民行为背后资金、人才、文化等的流动也具有深远影响，因而他们的去留问题对当地社区的旅游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往文献中，多是基于在旅游地停留时间和来往频次来划分移民群体的归属倾向^[11]，一般将他们划分为侨民(expatriates)、居民(residents)、季节性旅游者(seasonal visitors)、返回移民(returners)、旅游者(tourists)等，这种划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划分移民群体。但是缺乏从移民自身的感知角度更加深入解释和理解这一问题。本文依据对访谈资料的解读，发现归属倾向问题占分析结果的4.84%。结果如下：

首先，19.24%的访谈对象属于坚守型，表示以后不会离开束河，包括编号03/06/21/22/25。通过分析，移民群体选择定居在束河主要的影响因素有：① 移民群体的生命周期，② 在束河购买了房产，③ 家庭因素的影响，主要家庭成员都选择留在束河。④ 深切的情感寄托。例如编号03在束河停留8年的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束河因旅游影响引起的种种变化，表示“我们基本上出去的时候就开始想念，就觉得这里已经是故乡了，家的感觉多一些”。编号21/22坦言“快50岁了，想留在束河度过余下的生活”。编号06/25是和丈夫、孩子在一起，在束河买了房子，准备留下。坚守型的移民对于束河旅游的长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平均年龄40岁以上，平均停留时间6年以上，将束河视作家，有很深的情感投入，同时有抵御经营环境恶化的能力。如何进一步鼓励他们？有两点建议：从政府层面，给予这类移民群体足够的关注，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障，第一体现在子女教育服务上，束河古镇目前只有一家小学—束河完小，编号25表示“孩子送到市里上学了，一周回来一次，想让他在这上，但不能(束河完小)，要不然学满口的纳西话(笑) ”，由此可见束河古镇的教育设施设备匮乏，孩子教育问题上，学校和移民家长之间存在分歧(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上)，针对外来移民子女教育问题政府应该要予以足够的重视。第二从整体企业主移民角度出发，建立企业主移民和政府沟通渠道，调研结果显示束河古镇从事正式旅游经营活动的几乎都是外来人口，但目前古城区束河办事处并未成立相关机构来帮助移民处理各类因移民产生的现实问题(如编号06表示“政府很少管我们，我是党员，我都找不到党组织”)以及与本地居民交往中产生的问题(毁约等)，政府主要从颁布各项法规政策来约束企业主移民，缺少合理沟通机制的建立，但此类移民内部会因各种契机建立各类社交圈子，和政府沟通不畅，不能解决移民遇到的各类现实问题，极易在社交圈子内部引发“用脚投票”^①现象，因此建立有效的沟通机构十分必要，机构成员建议由坚守性移民成员和相关政府人员组成。

其次，65.38%的访谈者对于去留问题立场摇摆，处于观望状态，属于“在路上”的观望型移民。通过分析，影响因素主要包括：① 房租上涨幅度是否还在可接受范围内。② 吸引他们留下来的因素(人文、自然环境等)是否会得到保护和维持。③ 合约精神，租赁合同最少是十年。根据进一步的访谈分析，在观望者中又存在倾向上的连续变化，分别是倾向离开(14/19)、倾向留下(01/02/07/08/09等)，以及观望中不持有态度(16/18/23/24) 三种类型。倾向离开的群体主要特征表现为个人自由选择大于对束河这个地方的依恋，对于他们而言，来到这和离开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给自己或者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选择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例如编号14/19均谈到“自己未来规划就是寻找更适合自己或者自己更喜欢的地方”。倾向留下的群体对于地方有很深切的体会，他们希望束河能保持原有的那份淳朴和舒适，主观层面上，编号08/13等表示在这已经有归属感了，只要能生活下去或者能维持，还是愿意留在这的；客观上，访谈对象表示“客栈签了10年或者更长的合约期，不愿意违约离开，当地有些居民不懂合约精神，但是我们懂”。对于不持有态度的群体而言，他们不愿意表达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活在当下是他们对于生活持有的态度。其中对于倾向留下的群体值得进一步关注，留下的阻碍主要来自于客观条件的变化，缺乏对于外部经营环境风险的抵抗能力，因此政策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房屋租赁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将两者(当地居民、移民群体)利益捆绑在一起，建立切实可行的利益分配方案，注重给予移民群体更多的保障，解决最大的现实问题。通过本文的综合感知分析，对移民群体感知最为强烈的地方特质(自然环境等方面)加以维护。

最后，15.38%的访谈对象则表示一定会回到迁出地，属于离开型，编号为05/12/15/20。回到迁入地背后的原因主要是：① 处在人生的上升期，束河是他们暂时的心灵港湾，重回信心之后会继续回到迁出地奋斗。② 落叶归根的传统思想，最终会回到故土。③ 家庭成员的其他需求，和大城市相比，束河的教育水平、医疗条件相对落后，为了家庭成员(老人、孩子)考虑会回到城市中。如编号05/12访谈时均谈及到“根不属于这里，落叶归根。”编号15/20表示“自己还比较年轻，不可能在束河待到老，同时编号20表示“现在孩子还小，待孩子大些就会离开，因为在城里，教育各方面可能会好一点”。对于倾向离开以及坚决要离开的群体，他们占据比例较小，但是也反衬出束河在某些方面发展的不足与落后。

本文从流动性视角出发，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观察法，编码分析束河古镇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群体综合感知。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研究区域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来源地区趋向多样化，多来自国内较发达和次发达的城市和省份。这与国内以往研究有所不同，也印证了流动性增强对移民活动的巨大推动作用。② 自我认知层面，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虽多处在身份认同中，但仍有意识地选择生活方式，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在创办旅游小企业初期，会将兴趣投射到企业氛围营造上，在主流旅游产品上创造缝隙市场。③ 社会交往层面，从微观视角出发，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受到来自社会结构和类别的限制大大减少，束河古镇内社会交往变得有利于个体自我发展和生活经验获得，这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④ 生活环境层面，该类移民群体看重个体与自然的联系，模糊生活和工作界限。⑤ 负面感知层面，房租上涨以及当地居民缺乏契约精神等问题是群体之间冲突的主要来源，文化断裂与传统缺失让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产生无力感，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处理和修正，避免未来解决该问题产生过高的社会成本。⑥ 就归属倾向程度上的差异，本文将生活方式型企业主移民分成了坚守型、观望型(倾向离开、倾向留下、观望中不持有态度三类)、离开型，并就不同类型移民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管理思路。但由于本文访谈样本数量有限，证据和结果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另外，流动背景下，不仅个体处于流动状态，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也是流动着的^[3]。复杂的交往系统和移动网络也因此形成^[9]。本文中从编码结果分析得出他们在当地的社会交往状态，缺乏他们与迁出地的社会关系所存在的交往模式和层次的探讨。另外，这类移民群体生活的环境相对较好、群体数量相对较大，对探亲访友旅游(VFR)推动作用，以及当地移民所引发的探亲访友旅游者的旅游频次、消费模式、旅游行为等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① 用来表示对某事的失望或抵触，从而选择离开或者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