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刘易斯·沃斯(Louis Wirth)认为城市性(urbanism)是现代性最深刻的表现形式，因为它带来了国家社会经济的重要转变^[1]。城市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以巨大的人口规模、社会异质性和人口高密度为主要特征。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移民”是影响城市性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洛杉矶学派基本改变了这一观点，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认为“郊区”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生活方式^[2]。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两大学科都迎来了研究范式百花齐放的时代^[3-5]，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就是“制度转向”，尤其关注各种正规和非正规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中的作用，并作用于城市性的形成^[6]。

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城市理论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7-9]。21世纪初，艾娜亚·诺伊(Ananya Roy)基于对过去几十年城市发展的经验，认为城市的未来既不是芝加哥模式，也不是洛杉矶模式，未来城市的发展将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①)的城市之中，城市理论也将产生在这些新的地理空间，而这些地区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被一种“城市非正规性(informality) ”所替代，成为了理解城市文化新的方式^{[10, 11]}。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理论大都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哲学思潮基础之上，难以意识到非正规空间的呼吁，以至于非正规性从多方面来讲与主流规划理论都不相适应^{[12, 13]}。官方对正规性的迷恋也加剧了对城市现代性的追求，以至于认为非正规无法与现代性和城市文明相容。可以说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意味着非正规制度与实践，而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则意味着正规化、管治和现代性^[14]。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15]，中国也迎来了一场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方位的制度转型，这同时也是一种国家推动下的非正规实践和制度创新的过程^②。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及新一轮综合改革的背景下，从全球城市发展的语境对城市非正规性理论进行综述，分析其演变过程、类型和特征及形成根源，对开展中国城市非正规性研究和制定城市发展政策都具有积极作用。

城市非正规性研究经过4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课题，对其研究也脱离了单一学科和单一地域而发展成为跨国的综合比较研究。相对于早期的城市非正规研究，21世纪以来对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主要有对“二元主义”的超越，对传统非正规研究内容的超越和认识论上的转变3个方面的特征(表 1)。

表 1(Tab. 1

表 1 城市非正规性演变的主要内容 Tab.1 The Main Research Context of Urban Informality 早期的城市非正规 城市非正规性 二元主义的超越 相关概念 非正规部门，非正规住房，非正规聚落，非正规经济，非正规空间 非正规性 研究流派 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 超越“二元主义”正规与非正规相互联系，统一体，批判管治主义 研究对象 经济，空间 国家，地方，资本，社会，个体 传统非正规研究内容的超越 研究维度 单维度，对经济或者空间的单维度研究，彼此相互分离 多维度，经济、空间、政治和社会相互作用 形成原因 法律、规范、管制的缺失 国家有计划的非正规实践，国家去管制化，再地域化 相关理论 穷人的生存策略，市场的真实反映，边缘空间 一种管治模式，国家的空间生产，与国家相联系 认识论上的转变 研究视角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状态 静态 动态变化，相互作用 代表人物 哈特，卡斯特尔，德•索托 诺伊 时间 1972 2004

表 1 城市非正规性演变的主要内容 Tab.1 The Main Research Context of Urban Informality

城市非正规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的两种部门，其用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来描述新移民及其就业状态^[16]。另外，Erwing Goffman在其著作中介绍了政治的前线(front)和后方(back regions)之间的区别^[17]。前线可以理解为包含所有面向公众的正规政治实体做出的决策，如议会、法院和政府等。与此相反，后方则是一种神秘的管治模式与不被公众所知的幕后决策。虽然直接开展政治后方的研究相对较难，但它产生的结果是可以观察到的，不管是负面还是正面的。严格意义上讲，对城市非正规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人类学家Keith Hart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就业项目中首先明确提出了非正规部门，认为非正规部门将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将更加的异质化，其对非正规部门进行了定义，并总结出了7个主要特征^{[18, 19]}。值得注意的是，ILO在《肯尼亚报告》中认为移民是形成非正规性的主要原因，这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相似，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分别对贫民区的就业结构与社会空间进行了关注。

长期以来，学界对非正规的定义有所差异，但一个共识是正规与非正规之间具有明确的界线。城市非正规性的二元主义可表现在空间形式(如贫民窟与城市)、特殊群体(如非正规劳动力)、组织形式(如结构的/无结构的，规则的/不规则的，可预期的/不可预期的)和城市认知(正规和非正规的知识与实践)的不同分类标准之中。

虽然非正规性的概念起源于对非正规经济的关注^[18]，并运用于非正规空间的研究^[20]，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较强的联系。近年，学界试图对非正规的相关概念进行整合，认为正规与非正规之间不是二元的对立，而是一种统一体，相互之间可以转换，“界线”可以移动(图 1)。如发展理论认为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住房之间的研究具有互补性^[21]。Peter Daniels在城市发展政策研究中也强调了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 ^[22]。正规与非正规的“混合协议”(hybrid arrangement)和“统一体”(continuum)等概念也相继提出^[23]。城市非正规性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减少正规与非正规“二元主义”概念的使用。城市研究领域具有一种摆脱早期形成的非正规是“二元主义”的认识，对非正规性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流派进行超越的强烈欲望^[24]。

图 1(Fig. 1)

图 1 非正规研究“二元主义”的超越 Fig.1 Beyond Informal-formal Divide in Context

早期的非正规研究把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空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前者主要表现为对非正规部门的关注^{[18, 19]}，后者则主要对非正规住房和非正规聚落开展研究^[25-27]。虽然对非正规聚落的讨论是建立在ILO对非正规部门的定义之上，相关研究也已较多，但对相关概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难以对世界范围内不同社会环境下的非正规实践进行理论解释。唯一形成的共识是非正规是由于法律、法规和管制的缺失所致。二元主义理论认为非正规部门是一种边缘状态，代表了穷人的生存特征^[19]。非正规空间处在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边缘^[28]，且这种边缘的状态还将持续。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互联系的^[29]。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非正规本质上是现代经济永恒的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的真实反映，而不是失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因为发达国家具有明晰的产权制度^[30]。

21世纪以来，非正规研究被批判管治主义理论所取代，其强调了非正规与国家权力和制度的关系，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非正规的产生根源^[31]。Roy和AISayyad的著作基于国家和非正规实践之间的关系对非正规进行了综合讨论，并提出了城市非正规性(urban informality)的概念，认为非正规性是一种管治模式，一种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下灵活的应对策略，是国家、地方、资本和社会相互作用与共同参与下的空间实践，而不是简单的经济部门或地域空间^[31]。非正规性不是“合法”和“非法”，“管制”和“无管制”的对立，而是一种去管制化的系统^[32]。去管制化意味着精确的非正规性，这不同于规划失灵或者国家失职，去管制化导致的是资源的分配、资本的积累和权力的另外一种逻辑，是国家在其领地范围内进行空间生产的一种模式，也是国家主权的体现^[33]。例如，Dicken认为处于城市空间边缘的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对城市化的逻辑非常重要，因为贫民窟推动了“市民化”和立法^[31]。NeslihanDemirtas-Milz在土耳其的案例中认为政府为了获取土地有意重新划分正规与非正规的空间^[32]。

城市非正规性在认识论上经历了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变，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由于非正规被定义为不受国家管制，或者处于国家法律法规之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和地域空间，经常与“灰色经济”和“影子城市”联系在一起，因此非正规经常被认为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对象。诺伊认为非正规不应是一种草根现象，而应该被看作是国家权力的空间表征。她早期的研究将非正规定义为法律和规则之外的场所，但是与正规系统持续相生，她希望将非正规性视作一种纪律、权力和规则模式，并试图抛弃把非正规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观点。

这种视角意味着把非正规性与正规性置于一个平行体系之中。正规性或许可以理解成为一个谎言，一种处于暂时稳定的状态，但实际上仍是一种不稳定的，模糊的和不确定的系统。换句话说，非正规性存在于国家核心权力之中。相对于认为非正规性是缺少国家管制造成的，诺伊认为非正规性就是国家自身产生的，因为国家的权力可以决定什么是非正规和什么不是非正规，也可以决定什么形式的非正规性具有生命力和什么形式非正规性将会消亡^[34]。从这种意义上说，非正规性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动态的国家实践，是国家主权和空间生产的构成要素^[35]。Kanbur认为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的区别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或者管制上，非正规性不是规划的失效，而是国家规划的有意行为^[36]。Sandra Kurfürst对河内街头摊贩的研究也认为非正规性受不同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是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灵活的应对策略^[37]。

其它学科对非正规性也开展了较多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和理论视角不同，出现了多样化的相关概念^[23]。在城市研究领域，非正规性的概念也多种多样，难以形成统一的界定，大多情况下是对其进行选择性的使用，而导致概念不清的原因或许是对这一概念的滥用^[23]。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学界、政府和社会，对城市非正规性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在对城市非正规性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较多学者认为非正规性不同于非法的，认为非正规性可能存在一种有组织的维度，只是这种维度没有与规范或者制度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此之前，学界常把正规和非正规进行简单叠加，其实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如当研究非正规住房时，非正规性表现为国家暂时的包容，尽管这违背了国家的法规。当研究非正规社交时，在达成协议之前，发现那些不同类型的社交(相互作用)并不是与官方规则相矛盾的，而是起到一个“互补的”作用，以这种方式来缩小与现存正规制度的距离，并稳定这个系统^[38]。非正规制度经常表现为灵活和高效的特征，因为它避免了正规制度的条条框框，有时甚至成为决策的润滑剂。非正规性常常缺乏对标准、正规程序或者法律法规的遵守，然而，另一方面，非正规性又为社会资本流动和社会自助提供了机会^[23]。

总体而言，学界对城市非正规性概念的界定较为普遍接受的是来自Nezar AISayyad和Ananya Roy的定义，其把城市非正规性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城市逻辑，一种以通常的谈判价值为特征的特殊的城市管治模式，是国家规划主要的惯用特征，也是社会资源的再安排，及对不同相互作用方式在不同情况下做出的策略性应对^[34]。

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演变理论对城市非正规性的理论总结提供了帮助，因为制度演变理论解释了非正规性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诺斯认为制度是人们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中构建的规则，并约束行动者的行为^[39]。制度由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组成，非正规制度是正规制度的基础，人类许多的正规制度都是在非正规制度基础之上演变形成。国家、地方、资本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会建构一种“第三方”(third party)来管制这种相互作用^③，这个第三方就是制度(图 2)。同时，非正规制度向正规制度的演变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非正规制度对正规制度还起到修改、补充和扩展的作用。理解制度演变就是理解历史的关键。社会相互作用是理解制度演变的核心，什么是正规和非正规是建立在一个社会秩序系统的标准之中，这个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如果没有社会相互作用，就不存在正规和非正规制度之分。虽然现代社会许多的相互作用都是正规的，但是人们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都发生在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共同框架之中。

图 2(Fig. 2)

图 2 制度演变与城市非正规性研究之间的关系 Fig.2 The Focu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Urban Informality

通常非正规性认为是一种无管制的或者非法的行为，但也包括一些既没有被规则允许也没有被规则禁止的行为和交流方式。Morand对正规与非正规的相互作用秩序进行了比较，说明了两个系统如何进行运作及表现的不同特征(表 2) ^[40]。Kombe和Kreibich在坦桑尼亚的研究中发现，非正规制度(社会性的土地管理部门)为正规制度(公共部门)的缺陷提供了补充的作用，正规制度与非正规制度是相互联系、冲突、补充与促进的关系^[41]。

表 2(Tab. 2

表 2 正规的与非正规的相互作用秩序的比较 Tab.2 Compare wi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teractive Order 正规的相互作用秩序 非正规的相互作用秩序 官方的认可 自由流动的信息 相互作用的程序化 创造性 社会和情感的分离 熟悉与感性的参与 程序的公正 相对的混乱 地位的分化 地位的平衡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0]。

表 2 正规的与非正规的相互作用秩序的比较 Tab.2 Compare with Formal and Informal Interactive Order

社会相互作用不仅在制度演变理论中极其重要，在理解城市非正规性作为一种管治模式也是非常关键。因为非正规性不仅作为一种管治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制度架构理念^[42]。非正规性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整合各学科之间的差异(表 3)。制度演变与城市非正规性研究的焦距在于社会相互作用，这为城市非正规性类型的划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表 3(Tab. 3

表 3 经济学与地理学制度构成及研究领域比较 Tab.3 The Difference in Institution Research Between Economic and Geography 经济学 地理学与城乡规划 制度构成 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 正规制度 非正规制度 种类 税收制度、法律、法规、政策、契约等 习俗、惯例、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潜规则等 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发展政策等 非正规的土地交易协议、非正规的劳资协议、非正规就业制度等 研究领域 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公平与正义 非正规金融、借贷; 非正规经济 城市发展与规划，城市化 招商引资、城市更新、城市巨型工程、城市转型、非正规住房、非正规土地利用、小产权房、非正规部门、非正规经济等 特征 官方认可与制定、法律承认，确定性 官方与法律都不承认的、口头的、模糊的 政府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确定性 民间自发形成，不受政府和法律认可的、口头的、模糊的、灵活性

表 3 经济学与地理学制度构成及研究领域比较 Tab.3 The Difference in Institution Research Between Economic and Geography

正规与非正规间的关系多种多样，两者缠绕在一起，形成不同的类型。例如Haruhiro Fukui的研究认为正规与非正规之间可“相互促进以达到最佳，也可相互腐化(corrupting)以达到最坏”^[43]；Uwe Altrock认为非正规性对正式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互补(complementary)作用^[23]，虽然此时正规制度也同样发挥作用。在国家角色缺席的情况下，非正规性通过组织社会相互作用的方式来协助正规制度实施，如在社会经济和城市快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44]。不管何种非正规性，都是在相互作用中利益—成本达到平衡状态，理论上形成正规与非正规的“第三方(third party) ”来对相互作用进行管制。非正规性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与正规相分离，在社会相互作用中存在多样化的城市非正规性的类型。

互补式非正规性(complementary informality)通常发生在非正规的相互作用没有被正规制度所覆盖的情况下，主要用于对正规协议和功能进行互补^[23]。互补式非正规性的特征可表现为从非法的，暗示的，口头的，到最后获得官方证明的协商过程(图 3)。这一过程强调协商(negotiations)的作用，在正规制度形成前后，通过非正规的协商，对正规制度的实施产生影响。因为相互作用在互信的情况下，会避免使用复杂的正规制度以使相互作用简化。如果非正规的结果让人满意，那么合法性就不会受到挑战。如果所有参与者都能实现共赢，那么合法性就很容易达成，这种非正规性在各种社会中非常普遍，即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45]。例如在跨机构的合作中，正规性或许是主要的运作秩序，但一系列非正规的和高度主观的跨越组织边界的工作关系可能比正规的和客观的认知会产生更高的效率^[46]。非正规性对田纳西流域成功的管制形成至关重要^[47]。美国国会颁布的法律在地方实行过程中经常有未预期和非官方的转变^④。街道官员与市民相互交流中，出现了不按现有的规章制度重新分配资源的行为^[48]。互补式非正规性在转型国家的城市发展中也普遍存在^[38]。

图 3(Fig. 3)

图 3 不同程度的互补式非正规性 Fig.3 Different Degrees of Complementary Informal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

补充式非正规性(supplementary informality)主要用于当正规制度不能或者不愿发生作用时，非正规制度代替正规制度发挥“第三方”的作用^[23]。这是对正规世界中政府职能的补充，有助于以一个理由去违背规则，并建立新的规则的特殊群体处于更好的状态。因为规则被违背了，所以合法协议的达成并不容易。当国家无力实施其正规制度，或者正规制度不能快速应对，但社会秩序又需要一种规则之时，非正规制度就会建立起来(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珠江三角洲)，新的利益—成本平衡会再度达成。补充式非正规性与正规性之间的光谱，是从非法的，包容的，再到国家准许和登记之间变化的过程(图 4)，强调了管制(regulation)在社会相互作用中的作用。

图 4(Fig. 4)

图 4 不同程度的补充式非正规性 Fig.4 Different Degrees of Supplementary Informal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

城市处在一系列的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相互作用之中。正规空间存在非正规的行为，非正规空间也需遵守一定的非正规制度。如果把互补式非正规性与补充式非正规性放在一个二维框架中进行分析，把所有的相互作用都看成是一系列不同制度下相互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每一种相互作用都可以在二维平面中找到定位(图 5)。如在毒品交易市场、农产品交易市场、非正规的土地交易市场，甚至城市CBD的土地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一系列的正规与非正规的相互作用。

图 5(Fig. 5)

图 5 互补式和补充式的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特殊形式 Fig.5 Extreme Forms of Complementary and Supplementary formality and Informal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3]。

让步式非正规性(conceded informality)主要用于分析国家和非正规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49]，尤其在快速转型的国家之中。让步式非正规性强调国家和政府在管治中的角色，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参与者更多，涉及的地域更广，情况也更加复杂，是一种高级的作用模式。让步式非正规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安排，而是在不同的非正规实践中受国家权力影响的一种灵活的和差异性的管治模式。例如在中国，让步式非正规性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一种应对策略，并已经嵌入“科学发展观”的政治逻辑之中^[50]。Schoon和Altrock在对珠江三角洲开展的研究中发现，不同时期的非正规实践，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做出相应的变化，其总结出了五种不同的让步式非正规性的类型(表 4)，即不同的管治模式。国家对这些非正规实践无论持克服、包容、利用、促进还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其共同特点是灵活性。这些类型都是基于协商和让步，且多级政府共同参与。中国的城市发展经验表明，相比于国家完全掌控社会的方方面面，而采取一种中立的方式来应对资源环境、交易成本和政策实施的作用，城市发展将会更加高效。让步式非正规性是中国城市发展与管治的主要特征^[49]。

表 4(Tab. 4

表 4 国家与不同类型的让步式非正规性的关系 Tab.4 Conceded Informality and the Party-state 国家(党政) 非正规性 积极支持 差距成功的缩小 促进 产生新的战略知识 利用 灵活的指导原则服务于战略 包容 非正规服务于发展 祛除 经济利益(其他)普遍流行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9]。

表 4 国家与不同类型的让步式非正规性的关系 Tab.4 Conceded Informality and the Party-state

在对城市非正规性的概念进行辨析及对其类型进行总结的情况下，有必要对城市非正规性的历史根源进行追溯，通常认为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中国城市非正规性的形成^[38]。

在政治方面，首先，追溯历史中政治环境，中国并不具有“法治”的传统，许多国家治理模式是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之下进行的，通常由“人治”(非正规制度)来代替；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社会经济的全方位转型，包括“人治”向“法治”的转型，转型的过程导致了非正规性的增加。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为了融入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就必须快速推动制度转型，以缩小与世界的空间、文化和经济之间的距离，参与国际性的游戏规则(如加入WTO)，以创造更多合法的确定性。但是，这些对于中国来说是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中国制定的一些制度约束通常是一种被动的应对而不是积极的主动行为。在国家主导一切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是集权主义和正规实践，另一方面是不同的自组织、自治和非正规实践的共存状态。另外，在去管制化或者制度转型的早期阶段，法律法规的缺失，也导致了非正规实践的增长^[42]。

在社会方面，首先，移民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是形成城市非正规性的最主要原因，如中国城市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小产权房。第二，移民在应对获取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将产生非正规实践。这种情况下非正规性可以理解为移民难以支付“现代”生活方式的应对，即移民即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但却保留传统的乡村实践^[51]。第三，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在参与全球竞争中，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但国家不能为城市移民提供充分的就业和住房等社会福利，因此不得不包容甚至支持非正规性^[52]。

在未来，移民仍将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而且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将极大受到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影响。但是，不能简单的说中国城市的非正规性是由移民造成的，虽然非正规所表现出来主要特征就是不公平性^[53]。虽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城市非正规性在尺度和形式上都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54]。例如在不公平的状况之中，为了维持日常生活与实践，都出现抵抗管制的生存策略^[55]。

在文化方面，在中国，关系和潜规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相互作用，这导致非正规性的形成。在推动城市发展中，也存在各级政府博弈的现象，而关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6]，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治模式^[57]；另外，传统儒家思想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非正规性形成的原因^[38]。

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二元主义”理论视角，更多的是被理解为国家权力和社会相互作用下的一种管治模式，与制度演变紧密联系。城市非正规性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转型国家的重要特征，甚至影响发达国家城市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所有层面的城市空间重构。城市非正规性是21世纪以来理解城市发展新的理论视角，对丰富城市理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该理论对开展中国城市研究具有以下启示。

(1) 城市非正规性既是一种城市性，也是一种现代性。建立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基础之上城市规划理论通常认为“非正规”是异质的，与城市现代文明不相容。事实上，非正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非正规实践与非正规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推动了这些城市现代性的构建。非正规实践与非正规制度的形成及演变根源在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它们通过推动制度演变在其领地内进行空间生产，并表现出非正规性特征。非正规性是城市发展的一种模式。

(2) 城市非正规性蕴含制度创新。灵活和有效是非正规制度进行策略性的运用的主要特征，因为非正规实践与非正规制度有助于城市和经济发展。非正规制度在探索中，当各方利益共赢时，会形成制度创新，被政策决定者—国家和地方政府所认可，纳入到正规制度，从而推动非正规城市发展的正规化。

(3) 研究城市非正规性有利于更好的审视正规制度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影响。城市非正规性在中国表现为一场自上而下的管治和国家领地内的空间生产，是国家有计划的非正规性，所有的非正规制度都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种正规制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城市发展政策是在非正规制度基础上演化形成。开展城市非正规性研究，既可更好的评估正规制度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更加有效的城市发展政策。

(4) 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总结城市非正规性的类型及其形成机制，关注国家与资本在社会相互作用中对城市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国内许多城市理论都是源自西方，由于国情和文化的差异，在引进中需要借鉴和消化吸收，未来应该结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总结中国的城市非正规性类型及其形成机制。非正规性已经嵌入到社会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国家在非正规性的形成中极其重要。目前，大量非正规性方面的研究都是关注个体(群体)在相互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未来中国将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并提高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所以，中国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可更多的关注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21世纪，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世界舞台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如诺伊所言，21世纪的城市理论将会发生在这些新的地理空间，开展中国城市非正规性研究对丰富世界城市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Global South：指的是发达国家(主要在北半球)和较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主要在南半球)之间的差异，尽管这种南北划分并不准确。但是Global South主要用来解释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Altvater建议这个词并不特指地理学上的意义，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

②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被认为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也体现了在制度探索过程当中对新生事物的拥抱。

③ “第三方”有正规与非正规，显性与隐性，书面与口头之分，包括一些行规、乡约、习俗、法律、法规等制度。如男女之间的婚姻行为建构了《婚姻法》，老板与员工之间雇佣关系建构了《劳动法》，也包括一些非书面的隐性的行业规范，甚至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潜规则等。

④ 在中国通常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