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国的城市化被认为是全球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城市化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大事之一[1,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11年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正式进入城市经济时代[3, 4]。积极稳妥的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不仅需要对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明确自身发展阶段，还需要对比中外城市化发展进程，了解城市化驱动因子，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而这也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所在。
城市化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城市化水平的测度以及城市化的驱动力是学术界研究的核心问题[4]。目前国内外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有主要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由于单一指标难以对城市化过程进行综合全面的解读，且测度结果科学性有所欠缺，许多学者采用复合指标法构建指标体系[5-7]，陈明星、欧向军等通过构建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研究区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8, 9]，全面分析城市化综合水平。城市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它的产生以及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学者对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化存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型两种模式[10, 11]。90年代开始，私营经济及个体经济的发展，企业及个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由政府、企业、个人多元主体推动的城市化大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化影响因子日趋复杂[13-15]，有学者从市场机制、外部机制、政府机制和内在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新型城市化动力，发现市场机制对我国新型城市化发展作用最显著，政府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8, 16]。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新要素如：创意产业、人力资本、城市发展便利性和城市生活质量等的研究[17-19]也逐渐增多，表明新要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逐渐增强。
通过总结不难发现，已有研究多侧重于某一城市或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测度，对中外城市化进程较长时间尺度的对比研究较少。本文以中国上海和日本东京①为案例地，进行城市化综合水平的测度，并对二者城市化及驱动因子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充实城市化相关研究。上海是上世纪20—30年代远东最大的城市②，现代中国金融商贸最发达的地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上海所处的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社会经济繁荣富有活力的区域经济综合体，预计2018年长三角都市圈将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圈[20]。东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聚集体之一③，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日本最大的金融、工业、政治、经济中心，其城市化道路具有典型性。表 1选取了上海、东京部分城市化指标以对二者进行简单对比。据表 1可看出二者人口总数相差不大，但就城市总面积而言，上海约为东京的2.8倍，说明东京人口密度大大高于上海；1986年东京人均GDP是上海的16.6倍，并且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东京已达到74%，而上海只有26%，说明上海经济实力与东京的差距较大。2009年东京人均GDP为上海的2.9倍，上海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有所增长，但仍低于东京，说明上海在1986—2009年间，经济得到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逐渐增强，与东京差距逐渐缩小。综上所述，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及动力因子比较研究对于明确我国目前城市化所处阶段，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的成功经验，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参考，促进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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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上海、东京部分城市化指标 Tab.1 Partial Urbanization Indexes of Shanghai and Tokyo |
（1）熵值法
熵值法能够深刻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可信度高，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8]。本文利用熵值法对东京、上海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通过标准化，计算指标值比重、信息熵、冗余度等步骤，得到各指标权重，并最终得出城市化综合水平及各城市化子系统评价值。最终计算公式为：
| ${E_j} = \sum\limits_{i = 1}^m {{w_i} \cdot {f_{ij}}} $ |
其中，Ej为第j个年份的综合水平得分，wi为指标权重，fij为第j年份第i项指标值的比重，m为指标的个数。
（2）Logistic模型
美国学者Davis于1965年提出城市化S形曲线理论，在此基础上，学者Northam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呈现分为“缓慢—快速—缓慢城市化”三个阶段的S形曲线，其数学模型可表示为[21, 22]：
| $y = c/\left( {1 + a{e^{ - bt}}} \right)$ |
c为饱和值，城市化水平的最大值是100%，故不妨取c =1，再将该式转换可得：
| $ln\left( {\frac{1}{y} - 1} \right) = lna - bt$ |
其中：y为城市化水平；a为系数，表明城市化起步的早晚，a越小，表明城市化起步越早；t为时间；b为积分常数，表明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快慢，r越大，说明城市化发展越快。
2.2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在借鉴城市化的定义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角度[9-12]共16个指标构建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① 人口城市化表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四个指标；② 经济城市化表示城市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结构的转变，分为财政收入、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四个指标；③ 土地城市化表示城市景观的变化，分建成区面积、人均建成区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四个指标；④ 社会城市化表示人口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水平的变化，分为人均用电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医生数、万人拥有床位数四个指标。
上海数据主要来源于1986—2013年的《上海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东京数据主要来源于1955—2010年《东京都统计年鉴》数据、日本内阁府《县民经济计算》、国势调查东京都调查报告。因考虑本文指标的可获得性及可比性，共选取东京1954—2009年期间内共16年的数据。
3 上海、东京城市化演变过程比较 3.1 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分析据表 2可看出，上海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16项指标中，权重最高的分别是财政收入（0.1063）和人均GDP（0.1030），人均工业总产值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次之，万人拥有床位数最低，说明在1985—2012年间经济、土地城市化对上海城市化作用比较显著，人口和社会城市化作用相对较弱。东京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16项指标中，权重最高的分别是人均GDP（0.1438）和财政收入（0.1302），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和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次之，城镇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最低，说明1954—2009年间，经济、社会城市化在东京城市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土地和人口城市化作用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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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Tab.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Level |
根据上海城市化子系统评价值分析可将1985—2012年上海城市化演变过程划分为：城市化初始发展阶段（1985—1989年），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年），城市化继续发展阶段（2000—2012年）。1990年作为上海浦东开放的年份，对上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而21世纪初期中国成功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上海也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了发展良机，故分别以1990年和2000年作为上海城市化演变过程的节点年份。据表 3，上海城市化综合水平由1985年的0.0573增长到1989年的0.1046，年均增长0.1651，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各子系统均保持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0.1043增长到1999年的0.2795，年均增长0.1680，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经济城市化及土地城市化子系统对城市化综合水平影响较明显，后期土地城市化发展较快；由2000年的0.3433增长到2012年的0.8555，年均增加11.48%个百分点，综合城市化发展速度有所减缓，经济城市化发展迅速，土地城市化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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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海、东京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评价值 Tab.3 The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hanghai and Tokyo |
根据东京城市化各子系统评价值分析，可将1954—2009年东京城市化演变过程划分为：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1954—1969年），城市化继续发展阶段（1969—1981年），城市化稳定完善阶段（1981—2009年）。1969年作为日本“一全综”结束和“二全综”的开局之年，亦是东京工业化发展转型的节点之年[23, 24]，东京20世纪80年代开始“泡沫经济”的膨胀，使其经济发展速度趋于平缓，故将1969年与1981年作为时间节点细分东京城市化进程。由表 3可以看出，东京城市化综合水平由1954年的0.1197增长到1969年的0.1642，年均增长0.0232，城市化综合水平和人口城市化变化趋势保持一致，经济城市化保持较平稳增长；由1969年的0.1642增长到1981年的0.3908，年均增长0.1062，是前一阶段增速的4.58倍，城市化水平显著提升，1972年之后人口城市化增长变缓，经济城市化增速加快；由1981年的0.3908增长到2009年的0.9041，年均增长0.0453，速度有所减缓，特别是1996年以后，经济城市化缓慢增长，社会城市化出现较大增幅，土地城市化下降。
3.3 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比较 3.3.1 综合城市化进程比较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城市化发展的全过程是一条被拉平的“S”型曲线，其数学模型为y=c(1+ae-bt)，符合logistic回归[22]，故本文用logistic模型[25]对上海、东京综合城市化过程进行模拟。为了方便模型表达，将二者初始年份作为基数，计算得到上海、东京的logistic模型（表 4），拟合效果良好（R2分别为0.9842和0.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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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东京、上海logistic回归结果 Tab.4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Shanghai and Tokyo |
比较上海、东京的综合城市化logistic模型（表 4）可以看出，模型参数a上海为21.217，东京为3.2632，说明东京城市化起步比上海早；由参数b可以看出，上海曲线较东京陡，表明上海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要快于东京，东京城市化和上海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呈S型，具体来看，东京城市化S型曲线较陡，上海城市化的城市化曲线更偏向于较平缓的J型，这与二者城市化的发展基础及速度相关[22, 26]。
根据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散点图（图 1）可以看出，1989—2012年上海城市化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1954—2009年东京城市化速度逐渐趋缓。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与东京1954—1979年这一时期的城市化趋势大体吻合，都呈现快速上升，即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而东京在此阶段之后进入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综合城市化水平稳步上升；上海仍处于城市化继续发展上升阶段，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城市化速度逐渐变缓，进入成熟城市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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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城市化进程散点图 Fig.1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Progress |
根据图 2（a），上海、东京人口城市化进程拟合曲线为一次函数，上海函数的斜率较大，说明上海人口城市化进程较快。根据其变化趋势可以看出，1954—1969年，东京人口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随后速度较前期变缓；而上海的人口城市化在1985—2006年呈现较快速度的增长，随后逐渐变缓。对比二者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东京人口城市化在经历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之后，现处于较平稳的发展阶段，据统计，1990年到2010年20年间东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0.49%增长到20.08%，表明东京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而相对于东京，上海城市化起步晚、水平低，现仍处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上海65岁以上人口比重在1995年为11.43%，到2013年增长到17.9%④，表明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逐渐增加，未来发展趋势是人口城市化速度逐步趋缓，进入比较平稳状态。
3.3.3 经济城市化进程比较由图 2（b）上海、东京经济城市化进程拟合曲线系数及变化情况对比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上海经济城市化进程变化速度快于东京，且上海与东京经济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在近30年时间内迅速缩小。这是由于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优越的政策环境，尤其是1990年浦东新区建设开始，上海城市功能由工业城市向多功能中心城市转变[27]，经济增长由第二产业拉动转向二、三产业并重[28]，使其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上升。东京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多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的实施，使其经济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恢复和发展之后，步入高速增长期，加上日本政府在战后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注重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发展[29]，使得东京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经济高速发展，而随着80年代中后期“泡沫经济”的膨胀，其经济发展速度趋于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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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化进程各子系统拟合图 Fig.2 Subsystem of Urbanization Progress |
由图 2（c）上海、东京的土地城市化进程拟合曲线可知，上海变化快于东京。上海土地城市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较快的发展速度，在21世纪出现较大增长并超过东京发展水平，这是由于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冒进式”发展，形成大分散和蔓延式的扩张[30]，大城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原属于农村的土地划归城市，城市面积迅速扩展，并且2000年以来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方案的实施，使城市用地面积出现爆发式的增长[28]，高速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也促进了其土地城市化的发展。东京土地城市化在1969—1981年增速较快，随后减缓，2001年以来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受制于有限的国土，城市的扩张主要通过市町村的合并来实现[31]，在东京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之后，政府通过政策约束合理控制大城市过度扩张，抑制了土地城市化的发展。
3.3.5 社会城市化进程比较对比上海、东京的社会城市化进程图 2（d），东京的社会城市化进程发展水平要高于上海，且二者之间仍有较大差距。上海社会城市化水平在前期发展较缓，1999年之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随后波动较缓。上海社会城市化水平在1999年出现大幅度上升的趋势是由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大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所引起的，且21世纪初期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政策的颁布，使上海医疗卫生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推动了社会城市化水平的提升[32]。东京社会城市化在1954—1963年呈现不断上升，随后有所波动，于1996年后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发展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特别是1973年“福利元年”的设立使得医疗设施数和社会医疗环境不断改善，而日本的教育改革的推行，人才的培养，也极大推动了其社会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4 城市化进程动力因子对比分析通过总结已有研究[33-35]，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子、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因子、科学技术因子三个角度选取城市化进程动力因子。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投资、消费、出口[33]分别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X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2）、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X3）三个指标，其中出口用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所表示的经济外向力代替；城市土地经济密度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34]，是反映城市土地利用产出水平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故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选取城市土地经济密度（X4）即单位面积土地的GDP产出这一指标进行测度；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深厚久远，是城镇化发展的原动力[35]，故选取地方财政科教投入（X5）即地方财政投入中的科技和教育投入之和作为科学技术因子的测量指标。东京、上海相关指标单位均按当年汇率转换为美元。
为综合对比分析各动力因子对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程度及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分别选取1985—2012年上海和1954—2009年东京X1—X5五个指标作为城市化发展进程的自变量，同期二者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评价得分作为因变量Y，建立城市化综合水平与驱动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36]。按照各自城市化研究时间及发展阶段，上海分1985—2012年、1985—1989年、1990—1999年、2000—2012年四个阶段，东京分1954—2009年、1954—1969年、1969—1981年、1981—2009年四个阶段分别进行回归。运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分析，因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关系，故采取主成分回归法对东京、上海城市化进程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由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 5）可知，上海、东京动力因子与综合城市化水平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双尾显著性检验说明各变量的显著性程度较好。标准回归系数值的大小反映了该指标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为比较五个指标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相对大小，本文采用标准回归系数。根据因子得分和主成分因子的标准回归系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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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上海、东京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Tab.5 Multi-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of Shanghai and Toky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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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东京、上海城市化进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Tab.6 Multi-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of Tokyo and Shanghai |
根据上海、东京城市化总阶段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式（1）、（5））可知，式（1）中，X1的系数0.5904最大，X3和X4次之，说明城市化整体进程中，城市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率是上海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城市经济活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再生产也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从而推动城市化发展。式（5）中X2的系数0.4478最大，X3和X4次之，说明城市化整体进程中，社会消费的增长、外贸进出口额增加以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提高是东京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表明对外贸易投资、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以及消费的增长对城市化进程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4.1 上海城市化进程驱动因子阶段演变特征分析上海城市化进程的三个阶段依次对应的是式（2）—（4）。从发展过程看，式（2）回归的是城市化初始发展阶段，出口、固定资产投资是对此阶段城市化进程影响较大的因子，科教投入和消费次之，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大城市发展的限制减少，城市建设投入增多，外资开始进入，逐步成为促进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因子，政府对科学研究投入的增加也促进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式（3）回归的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外向力、城市土地经济密度是此阶段影响较大的因子，说明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南巡讲话”之后进一步开放，使上海进入吸引外资高速发展阶段[37]，同时也促进了内需发展。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由“生产型城市”向“宜居型城市”转变[28]，城市改造的实施，使城市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率有所提升，上海城市建设在这一时期初具规模，这一时期上海高等院校扩招，政府对科教投入的加大，也成为促进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举措。式（4）回归的是城市化继续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投资、出口、土地经济密度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说明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十五”期间，将房地产业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8]，加之城市各种功能区建设以及高速交通网络体系的逐步形成，使得固定资产投资成为这一时期影响城市化最显著的因素，随着2001年中国“入世”成功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极大的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经济外向力对城市化的影响力也逐步增强。
4.2 东京城市化进程驱动因子阶段演变特征分析东京城市化进程的三个阶段依次对应的是式（6）—（8）。从发展过程来看，式（6）回归的是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影响程度较大的因子是消费、土地及技术。这一时期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恢复，国内市场消费活力被激发，国内城市建设逐步兴起，加上通过“贸易立国”政策进行技术引进，使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增长。式（7）回归的是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外贸进出口总额、土地经济密度和投资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说明这一阶段城市建设、对外贸易及海外投资对城市化的贡献率较强，国内市场消费对城市化作用减弱，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日本制定了赶超先进工业国家的战略[24]，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革新，加大加工组装业的发展，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故投资、经济外向力的影响较明显。式（8）对应的是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最大的分别是经济外向力、消费和土地经济密度，说明对外贸易仍是促进东京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及消费对城市的影响增强，这是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导致日元升值[24]，土地、劳动力成本提升，使得东京政府致力于扩大海外投资的结果。
4.3 上海、东京城市化发展阶段驱动力比较据表 6，上海1990—1999年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外向力、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科教投入是推动城市化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投资次之；对应的东京1954—1969年快速发展时期，主要的驱动力为国内市场消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和科教投入，投资次之。说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东京主要依靠内需、城市土地扩张及科技发展共同拉动，这是经济恢复之后，对内刺激国内市场，积极建设城市，对外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带来的结果；上海这一时期城市化的高速增长则是由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浦东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城市大规模改造开始，政府对固定资产投入增加，推动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所致。比较可知，城市土地扩张和科教投入对推动二者城市化发展作用程度相同，但东京城市化发展中国内市场消费作用较明显，而上海市出口作用较明显，这与二者城市化具体背景相关。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东京处于战后经济恢复发展之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出口拉动，更需要刺激国内消费，日本政府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贸易立国”政策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而上海处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浦东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上海城市经济向外向型转变，故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比上海、东京城市化进程及各个发展阶段动力因子不难发现，东京城市化的外向型经济作用明显，作为全球中心城市之一，东京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对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辐射力和拉动力也强[38]；而上海作为新兴的城市，正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外向力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弱于东京，城市化的发展主要依靠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内需的增长以及城市土地的扩张，相对于东京成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上海市的城市化发展处于较不成熟的阶段，但随着上海经济发展及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积极参与，其城市化的驱动力也会逐渐发生变化。
5 结论与讨论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化发展水平及动力因子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明确当前城市化发展阶段以及存在的问题，厘清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本文通过构建城市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对上海和东京的城市化水平进行测度，对比分析其城市化进程，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比较二者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动力因子，得出以下结论：① 上海、东京城市化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1985—2012年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土地城市化作用较显著，人口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次之；1954—2009年东京城市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化，土地、人口城市化次之。② 城市化发展阶段对比显示，东京已步入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上海目前仍处于城市化继续发展阶段，未来城市发展会趋于平稳，进入城市化成熟发展阶段。③ 二者城市化动力机制存在差异。从1985—2012年上海和1954—2009年东京城市化总体进程来看，东京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外向力因子对城市化推动作用明显，而上海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城市土地扩张来推动，经济外向力作用较弱，其城市发展仍处于较不成熟阶段。
本文对上海和东京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动力因子进行比较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特殊国情使得上海的城市化既有世界巨型城市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又有极富特色的进程和趋势，因此，上海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既要借鉴发展阶段较成熟的城市化经验，更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国情。实现城市化健康稳定的发展，上海市要加快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同时政府应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换，激发大众创新的活力，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力。
注释：
① 本文东京即东京都，指东京的行政区域，包括23个特别区、26市、5町、8村，以及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资料来源于http://www.metro.tokyo.jp/PROFILE/map_to.htm。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上海解放》（1949年5月30日）。
③ 中新网《东京都市圈》：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11-10/3451624.shtml。
④ 老龄化数据分别来源于《东京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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