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广州大学, 广州 510006
2.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人有丰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于人而外,也多用在地上[1]。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不缺少描写人地情感的精美诗句,如唐朝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元朝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等。在西方,体现人地情感的词根源于希腊,如Nostos(返回家乡)、Algia(痛苦)。1688年,瑞士医生霍弗尔首次使用了Nostalgia一词,专指当时一些士兵由于远离祖国亲人而产生的强烈思乡病,并导致身心上的不适反应[2]。但真正将地方情感纳入学术研究领域则始于20世纪中期的Lynch[3]、Fried[4]等人。随后几十年里,学术界不断涌现出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以及地方依赖等概念[5],并渐渐成为人文地理、环境心理学、景观设计学、脑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地方感,已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之一[6]。
在心理学界,Russell[7]、Diener[8]、Watson[9]等人把人的性情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大类,并认为积极情感反映的是个体的热情、兴奋、自信、愉快、友好等情绪状态,而消极情感则反映了个体生气、轻视、厌恶、紧张、内疚、恐惧等情绪状态。从上述的“地方”概念来看,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等都属于人对地方的积极情感。然而,从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学界过多关注人地积极情感方面的研究,而忽视了消极情感方面的研究。正如Manzo所说,现有文献都倾向于研究地方的植根性、归属感和舒适感,而对那些消极的、矛盾的感触和经历缺乏足够的关注[10]。
事实上,段义孚和Relph在1970年代就对消极的地方情感给予过论述,强调人与地方的关系不一定都是正面的、美好的、诗意的或积极的。有时候人们在依赖某个特定的地方的同时,也会讨厌另外一个给人压抑的地方[11]。段义孚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就“依恋”与“惧怕”各发表了有关地方情感的书,即《恋地情结》 [12]和《无边的恐惧》 [13]。但从受关注度来看,《恋地情结》则远远超过了《无边的恐惧》。由于学界过多关注人地积极情感方面的研究,而忽视了消极情感方面的研究,这在概念层面给地方理论带来相当的困扰。例如很多学者直接将“地方感”这一概念理解成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附感[14],包括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三个维度[15],而把地方疏远、地方厌恶、地方恐惧等消极情感排除在“地方感”的概念之外。
究竟如何正确赋予“地方感”这一概念更加丰富的概念内涵与实证外延?本研究在对国内外地方感的各种概念辨析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对地方感给予了重新解读,提出“消极地方感”的概念。文章通过城中村的实例研究,分析消极地方感的表现形式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借此呼吁国内学者多关注此类问题的研究,在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同时进而达到完善地方研究理论,拓展新文化地理研究领域之目的。
2 “地方感”的再认识1992年龙人在“诗人眼里的地方感”中认为,外部世界的心像可称为地方感,并认为诗篇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把一个地方的地理特点和人的意境结合起来[16]。这是国内较早时期对“地方感”的概念理解,但地理学中的“地方感”这一概念,来源于国外。2004年由柴彦威等人翻译的《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三版使用意译法将sense of place译成“地方感”[14]。词典对“地方感”的解释有两层意思:① 地方自身固有的特征;② 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附感。人文地理词典同时对第二层意思给予了进一步的解释:日常生活中,个体和团体依靠体验、记忆和意愿,而对地方发生了很深的依附感。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人们对家的依附感,在其中人们最重要的感觉就是“适得其所”[14]。由此可见,《人文地理学词典》的定义强调了人对地方的积极情感因素,上文提到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以及地方依赖等概念[5]也是属于积极情感的范畴。此外,段义孚还使用了“Topophilia”这一词来强调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连结,所表征的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17]。
从西方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在辨析sense of place的概念时,极少区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例如1979年段义孚的解释是“人对地方的一种感知和认识”[18]。1981年Steele认为地方感是人对地方的一种情感,是人以地方为媒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19],还有Shamai[20],Ryden[21],Gesler[22],Foote and Azaryahu[23],Cresswell[24],Ulrich[25],Kaplan and Kaplan[26],Williams[27]等人都对地方感做了类似的表述。而Jorgensen、Stedman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地方感的概念做了更为具体的辨析,认为地方感指的是人们通过体验地方形成与积累的情感和知觉,这个概念包括三个维度: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28, 29]。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地方感缺少了消极情感那一部分含义。
地方理论应该是人文地理学当下研究的重点,它是人文地理学将空间学科与人文、社会等学科,以及各类哲学方法论比较完美的融合[30]。然而,学科之间对“地方感”的解释明显带有学科的特点并各有侧重。人文地理学认为,恋地情结是人与地方或环境产生的一种情感联系。这样的联系在强度、敏感度和表达的方式上是不同的。对于环境的这种反应可能是审美上的、感触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12];人类学则认为,地方依恋是人在文化上对某个特定地方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象征性关系,这是个人和团体理解所属环境的基础。因此,地方依恋不只是一种情感和认同的经历,它还包括文化信仰和人在该地方的社会与文化实践[31];环境心理学则认为,地方感是人在一个特殊环境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心理过程,这种心理体验包括刺激、兴奋、快乐、开阔等[19];景观建筑学认为,地方感就像是人们自身经历过一段时间后产生的一种习惯或传统,它会在一些重复的事件中得到不断地加强;社会学则认为,地方感是人们对他们周边环境的一种主观认知,这个或多或少是一种有意识的情感认同[32]。整体来看,大部分对“地方感”的理解都基本属于《人文地理学词典》中“sense of place”的概念范畴,都强调了人对地方产生的积极情感。
国内对地方感概念的理解,多基于对国外文献的归纳和总结。如杨念群认为“地方感”更接近于精英或底层民众自身的感受,应有意识地区别“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33];唐文跃认为国外对地方感的研究,似乎仍没有建立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地方感研究理论体系,并且有一定的偏颇性[3];张中华等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典型案例区,来探讨和分析其在社区应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34];朱竑等在明确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概念间的关系,并提出空间上应区分地方感的不同空间尺度,时间上则应强调地方感研究的动态观点[5]。总之,目前对地方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地方感的维度和地方感的构建两个方面。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中文地区的地理学术界较多地将sense of place译成“地方感”,而且在概念的理解上与国外大部分文献一样,只对地方感的积极情感做了辨析和探索。新加坡著名文化地理学者江莉莉认为:中国的文化地理学者需要发展符合中国需求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走出历史统治性范畴的深刻见解,而非那些西方文献中已经过时的理论观点[35]。
其实,“地方感”的含义本身是包括人对地方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1982年Zube在研究景观感知模型过程中提到了地方给人产生害怕的概念[36];1992年Hummon在研究地方感的概念时提出地方疏远[37]的概念;Tim、Liane等人在2006年研究地方感、归属感等问题时,提出地方感是人们对特定的地方经历表达出的依恋与厌恶之综合情感反应[38]。从“地方感”的中文词性来看,它是一个中性词,是人对地方的某种意识或情感反应,而这种意识或情感反应,不一定是“一种心理上的情感依附与满足”,也可能是“一种疏远和排斥”。环境心理学家Frumkin认为:有些地方是浪漫的,也有些地方是压抑的;有些地方是混乱的,也有些地方是平静的;有些地方是可怕的,也有些地方是安全的[39]。因此,关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疏远、地方厌恶、地方恐惧等这些地方概念,均属于地方感的某类表现形式,而地方疏远、地方厌恶、地方恐惧等这些概念,属于消极地方感的范畴。
社会学Simmel、Wirth[40]等人提出的“社区失落”论,是较早时期提出的属于消极地方感的概念范畴。后来,环境心理学Moore也呼吁人们要像关注地方给予我们的感动和舒适一样关注地方给予人们的失望、忽视、限制、矛盾和恼怒[41]。但一直到今天,学界并没有正式提出“消极地方感”(negative sense of place)这一概念,关于人地关系的消极情感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只出现了一些少量相关的研究成果,如Anthony[42],McDowell[43]等女性主义研究者分别从性别歧视、弱势群体等角度探讨了女性在住所的一些负面经历进行了一些系统研究,并解释了“家”对她们来说并不是安全的、可以依附的地方。此外,当今国外出现的黑色旅游[44]、“死亡景观”[45]等概念实际上也与消极地方感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死亡景观都与消极地方感有关,例如英雄纪念碑,除了“缅怀”之外,它给人们产生更多的是“鞭策和鼓舞”,还有波士顿城市公墓中的飞盘游戏城市居民休闲行为,打破死亡景观的恐惧感,实现墓地神圣意义与世俗娱乐功能的统一,这些都不属于消极地方感的范畴。到目前为止,国内只有张中华2012年有一篇文章提到过“消极地方感”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46]。
总之,学界以往过多关注人对地方积极情感方面的研究,而“淡忘”了消极情感,这是一种偏见和遗憾。因此,为了充分理解人地关系,人们需要对地方、情感和经历进行全面的检测[41],在关注积极地方感的同时加深对消极地方感的研究。本研究仅以广州市城中村的移民为研究对象,以质性研究为主挖掘城中村移民的消极地方感及其表现形式,进而为厘清各种关于地方情感概念之间的关系和问题提供借鉴。
3 案例研究 3.1 案例地城中村问题是涵盖多学科的复杂社会空间现象,学者们从土地利用效益、房地产市场秩序、社会治安环境、社会公平、城市形态等方面阐述了城中村的负面影响[47],而关于城中村移民的地方感研究,并不多见。
棠下是较为典型的城中村,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东部,东起车陂路,西至华南师范大学东围墙,南起中山大道,北至北环高速路,总面积7.42km2(图 1)。随着广州市向东扩展,1985年广州市天河区正式成立,棠下村被划入天河区。随着广州市的不断发展,曾经是市郊的棠下村已经变为繁华的市中心,棠下农民也转入了非农产业。1997年,棠下街成立,1999年,棠下村委会改为棠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村民成为公司股东,棠下村作为行政建制正式消失[48]。半个多世纪以来,棠下由“菜圃”变成“城中村”,从“人民公社”变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这里的历史变迁折射着广州的城市化梦想[49]。“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和桥板[50]。
选择棠下作为案例地,主要考虑到以下几方面因素:
(1)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棠下村即将走向历史。根据穗府〔2009〕 56号《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棠下是广州市城中村改造的一个村落。“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51]。”
(2)棠下是广州市天河区东西部贫富差距的分界线,空间分异现象较为明显。在棠下的西部,闻名的商业中心有天河城、正佳广场、中信大厦、太古汇等;高档的住宅小区有珠江新城、汇景新城等;而其东部主要以手工业为主,发展明显落后于西部。
(3)村里的建筑布局不合理,街道错综复杂。为了满足外来工的租房需求,棠下村民利用自家的土地,在缺少统一的规划下,建起了密密麻麻、布局零乱的小底层出租屋,形成了城中村独特的“一线天”、“握手楼”、“亲吻楼”[52]等景观(图 2,图 3)。
(4)集聚着大量外来流动人口,人口及社会特征混杂。在这些外来人口当中,以来自河南周口地区的的士司机及其家人为主。河南的士司机在棠下相对集中后,也吸引了不少其它行业的河南人集聚。此外,也有大量年轻的外来人口及村后方高档的住宅区来自四川、湖南、江西、广西等地和广东省内边缘地区的移民,但是基本上都是低收入群体。
3.2 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研究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主要采用了考察体验、深度访谈等方法。
考察体验。考察时间为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12月31日。通过长期调研,并浏览网上社区论坛,详细了解棠下社区的环境状况,外来移民的人口特征、日常生活习惯等,并形成现场观察笔记。
深度访谈。在当地社区工作者及村民的协助下进行目的性抽样,对棠下33位外来移民进行深度访谈。目的性抽样主要考虑到样本的性别、年龄、籍贯、工作性质、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在棠下居住时间等因素。在33位受访者中,男性15位,女性18位,受访者的社会、经济、人口属性涵盖各种群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每位的访谈时间在60—100分钟之间。深度访谈的内容重点包括:① 受访者的日常活动;② 对棠下居住环境的看法;③ 邻里关系;④ 对现居住区及其故乡的两地情感。访谈以面对面单独访谈的形式为主,个别受访者还采取QQ聊天方式,尊重受访者的谈话倾向,如遇到受访者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则会尽量给予足够的时间给受访者发挥,深入挖掘受访者在棠下的生活体会和价值取向。
3.3 分析方法以扎根理论为基础,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0对考察体验、深度访谈所形成的笔记材料进行编码处理,一级编码根据材料属性归纳为“居住空间”、“治安环境”、“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四个维度[53-55],二级编码根据受访者的言行态度分为“积极(P)”, “中性(N)”和“消极(N)”三个子维度。最后根据整理分析的结果,以叙事的方式从城、乡两个视角探究外来移民消极地方感。
4 结果分析 4.1 聚焦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背景下“无根式”城市消极地方感 4.1.1 差异化的空间结构“居住空间分异”是指同社会特性、收入水平和文化背景的各社会阶层各自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56]。棠下是广州市天河区东西部贫富差距的分界线。在棠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枫叶路,路的西边为天河区繁华的地带,闻名的商业中心有天河城、正佳广场、中信大厦、太古汇等;高档的住宅小区有珠江新城、汇景新城等,紧紧包围着棠下村的中档住宅区就有华景新城、珠江俊园、丽德雅舍、骏景花园等,这是一种极为典型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往西看是一片“高富帅”的繁华景象,而往东看却是一簇“矮矬穷”的落后景观。在枫叶路的西边,每天出入的基本都是私家豪车;而在离枫叶路东边不到20米的上社路,村里的居民以步行或坐1元的简陋交通接驳车的方式出行(图 5),这是一种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底层的城中村居民由于无法获得与他人同等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公共服务,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显得低人一档,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使移民对城中村的认同缺失。
在33个受访者中,当问到“为什么选择住在棠下”时,有17个因为“这里租金便宜”,有8个因为“离工作的地方近”,有3个是单位统一安排,还有几个是跟随家人或其它原因的。在问到“是否喜欢这里”时,有7个表示“喜欢”,有5个表示“一般般”,而有21个表示“不喜欢”,表示“喜欢”的仅占21%。而在7个表示“喜欢”的受访者中,当被问到是否考虑常住时,他们都表示“不会”。
“在这里(生活)方便还是蛮方便的,什么都有得卖,菜价也不贵。……不过可以的话尽量不要长住这里吧,没钱才住这里啊,这里连阳光都晒不到,回南天衣服怎么都晾不干……之前有两个邻居是开士的的,前两年都搬走了,一个在对面(骏景花园)买了房子,另外一个在东圃一个小区租了房子。”
——受访者15③
受访者15家乡是粤西的,在村里面还有耕地。但他跟老婆在8年前就来广州打工,他是公司的售后服务技术人员,而他老婆靠刺绣赚钱。家里目前有两个小孩,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初中。棠下虽然拥挤了一些,但相对他的家乡而言,城中村的配套措施和教育基础还是比家乡要强一些,特别是小孩的教育,所以他一直都还住在棠下。但面对周边更好的居住环境,他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离开城中村,到更好的小区去。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扩张,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相对聚集于城中村,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城市打工多年,但合法身份依然是农民,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却不能享受到平等的待遇,被隔离于城市主流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外,形成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57]。
4.1.2 治安环境社区认同是社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与社区治安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社区成员对社区的依恋度越低,社区意识越弱,其治安状况越差[58]。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61年就提出了健康的居住环境的4个基本理念,即“安全性(safety)”、“保健性(health)”、“便利性(efficiency)”和“舒适性(comfort)”,其中安全性是其首要理念[59]。
在采访中,大部分居民对棠下的居住环境和治安问题表示了不满和担忧: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当然(愿意)选择住对面那些漂亮的房子啦。这里房子太密了,采光不好,路又小又多,弯弯曲曲的,到了晚上,靠中山大道外面一点的房子还好,有路灯,再往村子里面一点,连路灯都没有,黑得蛮吓人的。我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的租金便宜些”。
——受访者3
“这里啊,太挤啦,路又小,特别是上下班的时候,我连推单车都没法推出去,这(鸟)地方……也没办法了,有钱的话谁会考虑住在这里呢。” ——访谈者4
“都别说了,谁会喜欢这里啊!这里的人太杂了。记得06年的时候,我亲眼见过一个女的,手里提着一个包包,被两个骑摩托车的人抢,她抓住不放,结果手都给人家砍断了”。
——受访者8
4.1.3 文化认同据调查,大部分棠下村移民认为棠下村的历史文化与自身的关联度不高,因而并不关注棠下村的历史文化。例如,当问及是否了解棠下的历史文化时,他们基本都表示“不怎么了解”。而表示“有所了解”的,也只是知道棠下有一个“毛泽东视察棠下纪念馆” ④。当问到是否经常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时,他们都表示“这里没有什么活动”。棠下社区文化活动的缺失加大了移民与当地的隔离。而移民作为外来者也没有主动融入当地文化,例如河南人把乡音带过来,把自己家乡的胡辣汤带过来,把餐馆带过来,但这里对他们来说始终是棠下,是一个将要面临改造的城中村。不关注居住地的历史文化,缺少对社区的一种责任感和归属感,这是缺少“根植性”的表现。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但由于移民在当地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60]。
4.1.4 社会融合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参与是多样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忠诚不断交织、互动与碰撞的过程。据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22日的报道,天河区棠下村公园门外挂着“非本村村民不准入内”的牌子。本地村民认为,村里的集体用地,村民自己花钱建的,村民自然有权限制外村人进入,“限外”是保护本地村民的需要。而从外来移民的角度来看,棠下村是外来人口主要的租住区,村民依靠租房也获得了经济收入,公园作为村里一项配套设施,是村集体所有,也理应由租户和本村村民共同享用[61]。认同在本质上是信任问题,当信任作为一种感觉出现在有着“我群意识”的共同体成员的脑海,必定是在遇见“他者”之时[62]。外来移民在这里被看作是对当地社会的“入侵”,成为“他者”的角色:
“这里的房子不是我们的,土地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没有这里的户口,我们都往这边住,主要是大家有个照应……等小孩长大以后我想着在外边(广州郊区)买套房。”
——受访者20
“这里住不了多久的啦。听说政府要改造,改造完了,我们也住不起了,到时候走人啊。”
——受访者3
由于土地使用的不稳定性和处于城乡的交界处,城中村被认为是一个过渡的居住区域[63]。移民在城中村充当“他者”的角色,与当地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租赁关系,对其未来的发展和建设也不关心,缺少对这个地方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这种消极地方感,同时又反作用于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图 4)。在访谈的33位受访者中,有60%的收入水平介于1550—3500元之间,属于社会的中下阶层。他们每天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对文化生活的要求相较周边居民低,生活相对隔绝孤立,邻里关系冷漠。对于他们来讲,从棠下风风光光地搬出去是他们共同的夙愿。Wu Fulong在2006、2007年期间也做过相关的调研,其数据显示,虽然移民并不认同这样的社区,也不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但他们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样的地方[64]。
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我国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锐减到64万多个[51]。据相关部门最新统计的显示,以自然村为统计对象,我国10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剩270万个,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65]。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51]。故乡在沦陷,逃离故乡是农民无奈的选择。
“还回去干嘛?我家在山沟沟里面,那里的人基本都出来了,大家都不愿意回去,有点本事的,连老人家都带出来啦。”
——受访者5
“15年前我那里因为政府修高速路,我们村子搬迁了,我出来后便很少回去。去年我回去过一趟,地方变了,人也不熟了,反正感觉去到另外一条村一样。”
——受访者13
“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泓碧水……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现今在一些地方却被“跑偏”的城镇化列车碾得支离破碎,曾经的美丽‘乡愁’变成难以释怀的‘乡痛’。⑤”
4.2.2 自身的变化有些移民由于离家太久,对乡村落后的景观产生排斥。同时,因为生活境遇的差异,他们与仍旧留在家乡的亲友产生了隔离,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孤离的群体。有一位在棠下住了七年的河南女性,她自己创业开工厂当小老板,在谈及老家时,她也表示已经接受不了家乡的那种落后景象,而且和家乡那里的人也产生了隔膜。广州棠下改变了她,但她的这种改变,使他对城里乡下都没办法融入。
“其实现在从这个地方——广州,再回到我们的老家,老家那种落后,看到她这种落后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想在那里继续生活下去了……我不想回家。为什么?我没有圈子了。其实之前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是有一群好朋友的,前几年我回去,但是他们现在讲的东西已经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了。他们讲的那些升职、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等)各个方面的话呢,(我)都已经不能再融入进去了。……也像我们现在在这边,也是孤独的,这边也没有圈子,只有工作,没有圈子。我现在交往的人群基本都是客户、生意伙伴,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可以休闲聊天的人。我有一个写书的朋友,他说想写一写像我这样的人。我说写啥呢?写我就写孤独吧。”
——受访者28
有一位大学老师,刚来到广州时也是住在棠下的,但她也像大部分人一样,棠下只是作为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因为那里离工作的地方近,租金也比周边楼盘便宜。两年后她终于离开了棠下搬到另外一个环境较好的小区。当谈及故乡的时候,她表现出对故乡的一种迷惘和伤痛,下面是在QQ上跟她聊天的记录:
受访者2:“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研究者:“怎么说呢?”
受访者2:“我父亲还有(那个)小山村,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名和象征;我长大的县城,记忆止于18岁,现在回去面目全非;我读书和生活了十三年的省城贵阳,我也只是过客。”
研究者:“你在广州住的这几年,感觉如何?”
受访者2:“广州,注定不是我的故乡——我不懂它的语言,不了解它的历史,不知道它的变迁,与它无法水乳交融融为一体。”
受访者2:“所以你说你在做有关乡痛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很喜欢这个选题。其实中国乡村衰退这种现状在精神层面也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移民千方百计地逃离了自己的故乡,来到大城市,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们也只能临时蜗居在城中村里面,每天忙忙碌碌为生计而奔波,并梦想着搬出这个繁杂的城中村。然而,在几十年来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巨轮下,每天都有高楼拔地而起,而每天也有乡村黯然消失,当这些背井离乡的城市移民重新回到乡下的时候,却发现昔日熟悉的田园正在消失,记忆中的乡村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故乡的习俗在消失—故乡已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故乡。当初逃离故乡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今蜗居城中村却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无奈。因此,城中村移民既找不回心中的故乡,而现住的城中村也得不到认同,他们心中的“地方”被夹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消极地方感(图 4)。
由此可见,乡村消极地方感是移民在无法融入迁入地的同时,由于无法接受迁出地的变迁与衰退而在心中形成的一种“无地方,无归属”的状态,是中国城市发展、农民工进城与农村衰落而形成的一种“失根式”的乡村消极地方感。
5 结论与讨论本文在对国内外地方感的各种概念辨析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及实例研究对地方感给予了重新解读,提出“消极地方感”的概念。研究结果表明:① 消极地方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众多领域和空间中,且对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学界以往较少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这是一种偏见和遗憾。消极地方感具有更加丰富的概念内涵和实证外延,拓展该领域的研究并厘清地方疏远、地方厌恶、地方恐惧等消极概念与地方依恋、地方依赖、地方认同等积极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② 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转折时期。城市的扩展所形成的城中村得不到高流动性的外来人口的认同,他们把其作为一个临时蜗居的地方,对地方缺少情感的依附,进驻的目的不是为了扎根,而是为了更好地搬出去,这是一种“无根式”的城市消极地方感。③ 由于乡村的变迁以及自身的变化,移民在缺失城市地方感的同时,由于无法接受迁出地的变迁与衰退,逐渐失去原有的乡村地方感,在心中形成的另一种“无地方,无归属”的真空状态,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农民工进城与农村衰落而形成的一种“失根式”乡村消极地方感。
研究不足与展望: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实例研究部分,样本的确定是在当地社区工作者及村民的协助下进行目的性抽样,样本量不足,只能说明其典型性,不具备代表性。特别是针对同时存在“无根式”和“失根式”消极地方感的个体,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存在比例及其真正的情感依附根源。此外,实例研究的理论框架还有待提升。
注释:
① 作者摄于2013年7月22日。
② 作者摄于2013年10月22日。
③ 受访者15,后面的数字代表受访者的编号,下同。
④ 1958年,毛泽东、周恩来、金日成等政治人物曾经来到这里视察农民合作社的情况。合作社是当年中国农村改革的一种新形式,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后来村民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在村中建立了毛泽东视察棠下纪念馆,并在村口的牌坊上刻上对联:“主席来临光辉时刻千秋记,三中改革气象峥嵘万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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