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导向、创新需求和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导致西方国家城市加速了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空间生产也日益商业化、多样化、地方化，文化新马克思主义现象日益显著，城市已成为资本、权力、社会各阶层级进行利益角逐的场所^[1-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用地扩张的主要承担者，也是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国内学者对文化城市的定义、结构、功能、发展条件、类型和意义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4, 5]}。城市文化资源进入到加速开发时期。资本、权力等推动的城市文化空间生产已成为其形象改善、文化特色塑造等的核心方式，也是城市发展和经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1]。这样，我国城市的文化新马克思主义现象日益明显，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空间转型、特色塑造的有力手段^{[4, 5]}，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城市建设、城市再开发的地方竞争策略^[6]，如上海的“新天地”、西安的“大唐芙蓉园”等。城市政府通过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空间生产等达到城市形象提升、提高财政收入、引导文化意识形态等目的^[7]。

伊斯兰化作为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议题，逐渐成为近些年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西方发达国家对伊斯兰化的研究相对较早，成果较多，基本可分两种类型，一是探究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的伊斯兰化^{[1, 8, 9]}。研究了伊斯兰国家权力转由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完全掌握^{[10, 11]}；由奢靡堕落的腐朽文化生活向伊斯兰传统民族化生活的净化转变^[12]；用伊斯兰伦理原则规范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领域^[13]；分析了激进伊斯兰主义的起源、构成等^[14]。二是对中东伊斯兰城市的研究，涉及到城市社会、城市管理和城市历史等领域^[15]。我国的伊斯兰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门史学、民族宗教学等领域。前者主要关注历史上伊斯兰民族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和族际关系转型等^[16]，后者侧重于伊斯兰宗教文化转向（饮食、服饰、婚俗、宗教活动等）层面的探究^[17]。在城市空间尺度上，伊斯兰化过程及其影响作为城市发展、转型、规划中的分析视角，其相关成果在我国非常罕见。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穆斯林聚居区城市景观的伊斯兰化过程是如何表征与演变的？如何影响了城市空间重构过程？又涉及到哪些利益相关者的博弈？

本文试图以伊斯兰文化浓郁的银川市为例，尝试分析转型期中国城市建筑景观伊斯兰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机制，这对理解城市发展机制、城市规划导向等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中的内涵是指城市建筑景观全部或部分表征向伊斯兰特征倾斜或更替的过程，研究区为银川市中心城区的兴庆区、金凤区和西夏区。

根据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基本特征以及调研时银川市的穆斯林群众观点，本研究界定必须具有以下任意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特征的景观可视为伊斯兰式的建筑景观^{[18, 19]}：高耸的穹窿、独具匠心的建筑纹样、花饰墙面、拱形门窗开孔、伊斯兰式色彩、彩绘琉璃装饰等。同时，本文的伊斯兰式建筑景观指建筑实体及其相应的开敞空间，如建筑所坐落地块内的绿地、步行区、停车场等。建筑类型包括居住、行政办公、文教卫生、商业、交通、工业和宗教等建筑类型。

笔者于2015年5—6月实地走访了研究区内各大街小巷具有伊斯兰特征的建筑景观、开敞空间及其建设时间，并将其标注在从测绘部门收集的高精度地图（工作底图）上；运用Barista软件提取前述具有伊斯兰特征的建筑影像、开敞空间影像的建设用地面积。当地图书馆、城市建设档案馆、规划管理局、规划展示馆以及政府部门提供了相关史料和资料。同时，利用随机抽样方法对银川市不同年龄段的群众分别进行了独立的非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获取了相关信息。样本选择范围主要是在清真寺、大学城、公共空间（公园、广场、图书馆等）等场所。访谈对象共有178人。有效访谈记录为165份，有效率达92.7%（表 1）。受访者主要是在银川市居住了10年以上的穆斯林群众。访谈内容包括年龄、民族、学历等基本信息、本人记忆中的当地伊斯兰式景观及其分布和变化过程、详谈近10年当地建筑景观伊斯兰化的缘由及其主观感受等。

表 1(Tab. 1

表 1 受访者个人基本属性 Tab.1 Personal Basic Attribute of Respondents 指标 比例（%） 方差 性别 男 58.70 0.326 女 41.30 年龄（岁） ＜30 8.60 0.594 30—50 33.30 ＞50 58.10 民族 回族 95.50 1.425 其他 4.50 学历 初中 17.10 1.189 高中及中专 40.50 本科及以上 24.70 银川居住时间（年） ＜10 14.90 0.852 10—20 19.10 21—30 37.10 31—40 16.80 ＞40 12.10

表 1 受访者个人基本属性 Tab.1 Personal Basic Attribute of Respondents

首先，利用AutoCAD2004、Barista和ArcGIS、SPSS等软件，对研究区的伊斯兰式建筑景观及其分布进行分期、分区的统计分析^{[20, 21]}。

其次，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聚集程度。此法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主要是借助一个移动的单元格对点或线格局的密度进行估计，优点是可随意设定函数形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分布形式较少受到限制，能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22]。为便于分析，笔者将各伊斯兰式景观抽象为点模式，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为样本数；h_n为带宽；$ K\left( \frac{x-{{x}_{i}}}{{{h}_{n}}} \right)$为核函数。

核密度估计的带宽h_n的选择对结果的形成影响较大。为准确反映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分布特征而又不趋于细节化，多次试验后选取500m为最佳带宽，分四个时间段分类型（因工业建筑、交通建筑、开敞空间用地都只有1处，故不参与计算）进行核密度分析。运用ArcGIS10.2，分时间段进行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可视化处理，并按核密度值自然断裂法分为高值区、较高值区、中值区、较低值区和低值区，生成了银川市各时段各类型的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核密度分布图。但是，由于1980—1990年商业建筑和宗教建筑个数太少无法生成密度图，因而只生成了1990—2015年的核密度分布图。

最后，通过所获得的各类群体的深度访谈资料以及新闻、档案、文件等二手资料，采用民族志、话语分析等几种研究方法，与前述定量分析手段相结合，以期获得深入的分析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银川市建筑景观伊斯兰化在数量和分布上差异较大（图 1）。1980—1990年的伊斯兰式建筑景观有典型的集聚特征，只分布在兴庆区（老城区）；类型上呈现清真寺散布在兴庆区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商业建筑集中在“牛街”特色街区周围，城市景观主要以中国传统汉式景观为主。某52岁的回族男性公务员谈到：“我是自小就在银川这里长大的……80年代银川的伊斯兰式景观上说实话真是太少。当时城市有四个城门，伊斯兰式景观就只有以城门附近的西寺、东寺、南寺、北寺和中寺五个大清真寺为主；以南寺为中心周围有一些伊斯兰式的商业建筑，位置就是现在的牛街特色街区……当时啊，我还清晰记得现在解放街上的绿洲饭店那个建筑确实是伊斯兰特色。城市里面其他角落也就没有了……”

图 1(Fig. 1)

图 1 银川市不同时间段伊斯兰式建筑景观建设格局图 Fig.1 Islamic Architectur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Pattern of the Different Periods in Yinchuan

1990年代开始，城市景观开始了“旧貌换新颜”的演变历程。1990—2000年伊斯兰式建筑景观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主要集聚在兴庆区和西夏区（当时的金凤区还没有大力开发建设）。兴庆区居住建筑和文教卫生建筑逐渐增多，西夏区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均匀散布。2000年以来，伊斯兰式建筑景观扩散分布于银川市三个行政区：金凤区伊斯兰式建筑类型和数量明显上升，并以行政办公建筑和文教卫生建筑居多；兴庆区主要集聚大量的伊斯兰式商业建筑和居住建筑，兼有伊斯兰特色的开敞空间，如新月广场；西夏区的伊斯兰式建筑类型的数量和分布呈均匀态势。显然，城市建筑景观伊斯兰化趋势十分显著，金凤区尤为突出，主要原因有：金凤区作为新开发的行政区，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优先开发城市的伊斯兰文化资源，同时承担对外开放（开拓市场，增强经济联系）和对内振兴（休闲旅游和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形象）的战略任务，成为加快发展、经营城市的有效手段。

1990—2015年，银川市各类伊斯兰式建筑景观总体空间分布格局和核密度大小都存在明显变动（图 2），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基本特征，即建筑数量大幅增长，各类伊斯兰化建筑景观在不同时期有明显的集聚区域且整体布局呈现扩散趋势。

图 2(Fig. 2)

图 2 1990—2015年银川市各类型伊斯兰式建筑景观核密度分析结果 Fig.2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Islamic Architecture Landscape Nuclear Density in Yinchuan from 1990 to 2015

1990—2000年，核密度分布态势显示居住建筑、行政办公建筑、文教卫生建筑相对集中，高值区和较高值区多集中在兴庆区，因为兴庆区是银川市1990年代的主要居住、行政办公、文教等功能的中心，也是城市伊斯兰化建筑景观的核心区域；商业建筑的中值区和较低值区数量相对较多，均匀分布在三个区，西夏区东侧相对更为集中（图 2）。据2009年出版的《宁夏清真寺概观》记载，该时间段兴庆区修建了大量清真寺，核密度分析也证实了此结果：兴庆区清真寺出现高值区，西夏区和金凤区出现了一定的低密集区。

2000—2010年，核密度分布显示伊斯兰化建筑景观主要集中在金凤区，尤以行政办公建筑、文教卫生建筑、宗教建筑最为显著，这与2000年以来省、市两级政府倡导金凤区作为城市主要建设区域，目的是带动兴庆区和西夏区发展——“一个扁担挑两区”的政策引导关系密切。银川市规划局的一位领导（回族）在访谈中谈到：“……金凤区作为2000年来主要建设的行政区，主要规划建设宁夏图书馆、宁夏博物馆、宁夏大剧院、“中阿之轴”等等，都是具有伊斯兰特色的，体现我们政府提出的‘回乡风情’建设理念……”。该时期，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的高值区依然分布在兴庆区，但居住建筑的分布相对较为分散，西夏区也出现了一个相对较小的高值区。

2010—2015年，政府提出在银川市三个行政区打造不同的地方特色，其中兴庆区以伊斯兰特色为主。这一政策对兴庆区城市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过程影响较为明显。居住建筑、商业建筑、行政办公建筑的核密度分布主要集聚在兴庆区，且有极化趋势，但商业建筑分布相比于居住建筑、行政办公建筑来说较分散。商业建筑除了兴庆区的高值区外，金凤区也有中值区和较低值区。

总之，核密度特征显示兴庆区和金凤区作为城市的主要行政区，大量集聚了居住建筑、商业建筑和行政办公建筑，空间分布呈现向多核心区模式的演变过程。

表 2显示，伊斯兰式建筑发展在不同时间段存在一定差异。1980—1990年，银川市只有18.7 hm²的伊斯兰化的商业建筑和6.8 hm²的宗教建筑。据《银川市城乡规划志》，1980年代大量汉民的再一次大规模迁入（计划经济时期迁入了大量汉族），促使整个城市向唐徕渠以东发展，兴建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汉式建筑（不含清真寺），这打破了穆斯林传统的“围寺而居”的城市空间格局，建筑风格的汉化特征非常显著。1990年开始，银川市才逐渐出现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现象。

表 2(Tab. 2

表 2 不同时间段内各类型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占地面积及其年度均值 Tab.2 Different Periods of Islamic Architecture Landscape Types' Cover Areas and Annual Average 建筑类型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15年 面积 比例 年度均值 面积 比例 年度均值 面积 比例 年度均值 面积 比例 年度均值 （hm2） （%） （hm2） （hm2） （%） （hm2） （hm2） （%） （hm2） （hm2） （%） （hm2） 居住建筑 0.0 0.0 0.0 40.5 37.7 4.1 108.2 30.0 10.8 81.4 36.0 16.3 行政办公建筑 0.0 0.0 0.0 11.1 10.2 1.1 45.2 12.7 4.5 18.7 8.3 3.7 文教卫生建筑 0.0 0.0 0.0 16.2 15.2 1.6 27.0 7.6 2.7 5.3 2.4 1.1 商业建筑 18.7 73.3 1.9 33.0 30.8 3.3 160.5 45.1 16.1 115.2 50.8 23.1 交通建筑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3.0 1.2 0.6 工业建筑 0.0 0.0 0.0 0.0 0.0 0.0 4.4 1.1 0.5 0.0 0.0 0.0 宗教建筑 6.8 26.7 0.7 6.7 6.1 0.7 7.2 2.1 0.7 3.2 1.3 0.6 开敞空间用地 0.0 0.0 0.0 0.0 0.0 0.0 5.0 1.4 0.5 0.0 0.0 0.0 占地总面积（hm2） 25.5 107.5 357.5 226.8   注:比例指各建筑类型建筑占地面积占该时间段建筑占地用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年度均值指平均每年各建筑类型的建筑占地面积。

表 2 不同时间段内各类型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占地面积及其年度均值 Tab.2 Different Periods of Islamic Architecture Landscape Types' Cover Areas and Annual Average

1990—2000年，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各占37.7%和30.8%（表 2）。在市政府推动下，行政办公建筑和文教卫生建筑开始兴建，建设比例分别为10.2%和15.2%。地方政府启动了文化城市和旅游休闲城市建设，在开发商的大力推动下，伊斯兰化建筑的占地面积达到了107.5hm²，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特征明显，同时也满足了人口不断增长的穆斯林群体获得强烈的地方（物质环境）认同感的需求。2000—2010年，伊斯兰化建筑总占地面积由107.5hm²增加到357.5hm²。其中，商业建筑的比例和年度均值是所有建设类型最高的，分别达45.1%和16.1hm²，这是该时期政府强力打造旅游产业，由市场力量兴建伊斯兰化商业建筑的结果。行政办公建筑也是所占比例相对较大的类型之一，达到12.7%，这说明2008年伊斯兰式“三馆两中心”建设加速了行政办公建筑占地面积的增长。2010-2015年，伊斯兰式建筑占地面积达到了226.8hm²，已超过2010年的60%。其中，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的年度均值分别上升到16.3hm²和23.1hm²，这主要是地方政府2009年后对老城区实施了“穿衣戴帽，洗脸修面”的更新改造政策。如某商家老板谈到：“近几年银川大力新建伊斯兰风格的城市特色，来观光旅游的人明显增多，我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某女游客也谈到：“银川市的伊斯兰特色突出，吸引我们到这里来感受不一样的民族特色；中阿之轴、牛街、穆斯林商贸城等城市节点能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传统清真寺在城市更新中都得到了保留，加之少量新建的清真寺，这导致清真寺在一定服务半径内处于“饱和”状态，即清真寺建筑的年度均值1990年始基本稳定在0.7hm²左右（表 2）。某回族阿訇谈到：“截止1992年统计，银川市新老城区和郊区的清真寺数量为48座，可以说穆斯林生活在银川任何地方周围不远处都有清真寺；并且现在基本都依然保留，所以2000年以来，只能看到一些翻新的清真寺，新建的清真寺几乎很少”。

1990年开始，城市出现了伊斯兰式居住建筑，且1990—2000年兴庆区的居住建筑占银川市的50%以上（图 3）。2000年以来，大力开发建设的金凤区导致其伊斯兰式居住建筑先后达29.1hm²、40.8hm²，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兴庆区和西夏区的居住建筑都出现相对减少趋势，其中兴庆区减少幅度更大。2015年，金凤区伊斯兰式居住建筑已超过了兴庆区。1990年至今，兴庆区伊斯兰式行政办公建筑每10年的占地面积基本稳定在10hm²左右，西夏区基本不存在行政办公建筑，金凤区在2000-2010年占地面积接近30hm²，明显是该时段城市行政办公建筑分布的核心区域。因此，伊斯兰式文教卫生建筑的空间分布与行政办公建筑分布基本相似，2000年以来主要分布于金凤区。

图 3(Fig. 3)

图 3 银川市三区各类型伊斯兰式建筑景观占地面积 Fig.3 The Types of Islamic Architecture Landscape Cover Areas of Yinchuan Three Areas

1980—2015年，伊斯兰式商业建筑分布最为普遍。兴庆区在各时段基本都处于占地面积最高的区域，西夏、金凤两区主要以1990—2015年的新建建筑为主。1990—2000年，三区的商业建筑面积均接近10 hm²。2000年以来，各行政区大致呈现兴庆区最大，金凤区次之，西夏区最少的态势。1980—2000年，新建的宗教建筑主要位于兴庆区。2000—2015年，金凤区作为宗教建筑的主要集聚区之一，占地面积为8.1 hm²。西夏区相比兴庆区和金凤区，宗教建筑用地面积增加较缓慢。银川市伊斯兰化的工业建筑、交通建筑、开敞空间用地的占地面积远低于其它伊斯兰式建筑类型。2000—2010年，兴庆区分别增加了占地面积为4.4hm²和5.0 hm²的伊斯兰式的工业建筑和开敞空间用地；2010—2015年，城市增加了3.0 hm²的交通建筑。如城建局某回族女职员在访谈中提到：“银川市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主要是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吧，交通建筑和广场这些类型有伊斯兰特色的还真不多，交通建筑我知道的就是新火车站，广场就是新月广场……”。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空间生产、再生产过程是一种社会空间生产，成为碎片化、片段化的被分割的场所^{[23, 24]}。其中，新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文化资源开发已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要素或工具，银川市建筑景观伊斯兰化的驱动机制显然与此有基本相同之处。大卫·哈维认为，城市空间负载了资本积累的使命，城市化过程包括各种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23]。与城市建成环境最为相关的是资本的第二次循环，即资本投资转向了包括城市建筑在内的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项目，如住宅、道路等其它公共设施，当然这个过程也需要借助国家力量^[25]。当资本第二循环面临危机之时，会进入资本的第三循环，即对城市的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的投资^{[14, 26]}。2000年后，银川市建筑景观伊斯兰化是建成环境的扩张与改造，如住宅、公共设施等的大力建设；同时在历史文化名城申遗的背景下，城市政府虽提出了“塞上湖城，回乡风情，西夏古都”的建设理念，但主要侧重于“回乡风情”建设，即通过加强文化软实力的投资，如历史民俗文化街区的升级与大量文化新地标的营造，导致产生了显著的与文化产业直接相关的建筑或街区景观，客观上满足了旅游、休闲、消费、商贸、公共生活等多种社会需求。如此，城市景观伊斯兰化过程表明城市正由资本的第二循环逐渐迈入资本的第三循环。银川市打造“回乡风情”已不仅是城市美化、再改造等表象性工程，而是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27, 28]}，蕴含着政府、市场（如开发商、银行）、市民（主要指穆斯林群体）、媒体等各利益主体间的深层博弈，即城市空间是资本、权力和地方共同塑造的结果，更是资本积累的工具，而权力则通过塑造政治—制度空间约束或促进资本和市场的活动，从而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生产^{[29, 30]}。

银川市政府在建筑景观伊斯兰化过程中将“回乡风情”建设视为强大的政治手段和干预工具，并不完全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卡斯泰尔所认为的“西方城市是由政府政策作为市场机制补充的扩展”^{[31, 32]}，而是至少起到了与市场同等重要的主导作用。在当前的土地所有制下，市政府作为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核心投资者，在“回乡风情”的建设过程中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① 筹办节事活动。银川市自2009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中阿经济贸易论坛（2013年后更名为中阿经贸博览会），这是促进经贸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② 打造旅游休闲文化产业。2000年以来，银川市在加强第一、二产业的基础上，以旅游商业为重点优化第三产业，对城区实行“退二进三”政策，实施“内陆开放，旅游先行”战略。通过优化旅游休闲产业结构，城市开始由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城市，消费需求为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等投资者提供了机会。③ 构建伊斯兰商业贸易圈。银川市视伊斯兰商业圈为创造城市新形象的策略，2000—2015年建立了多个商业贸易圈。2011年由宁夏宝丰能源集团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成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中国穆斯林国际商贸城，是集商品交易、产品展示、金融会展等多功能的现代商业综合体。④ 增加伊斯兰式公共工程建设。2008年市政府对老城区具有一定程度伊斯兰特征的主干道路进行伊斯兰纹样的增建，城市道路指示牌增加阿语标示和改造伊斯兰式月牙路灯；同期先后投资增建伊斯兰风格的宁夏图书馆、宁夏大剧院等大型公共建筑；为中阿经贸论坛的举办建立中阿之轴、中央商务区、商务会展中心等伊斯兰式的公共空间。如此，政府不仅吸引了外来投资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而且伊斯兰式公共建设改善城市更新规划的实施满足了“回乡风情”的建设理念，提升了市民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和银川市的特色形象。

资本建构的银川市伊斯兰式建筑景观主要是以文化空间为载体实现资本增值和企业利润。在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伊斯兰文化的魅力成为资本打造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理性投资选择：伊斯兰文化是城市更新过程中资本挖掘城市潜在文化价值，并根据自身意志制定规则来投资，并实现增值目的或利润的良好手段^{[32, 33]}。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政府为打造“回乡风情”特色需引进各类开发商，而开发商以政府政策为导向，与政府协调投资意向，实现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开发商往往选择区位好、市民消费水平强的地段开发伊斯兰商业来聚集“人气”，随后在其周边开始依次开发房地产业和配套商业、服务业，形成伊斯兰商圈，以此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实现资本利润，推动“回乡风情”建设^[34]。兴庆区的牛街商业圈，起初伊斯兰商业较少，但特色明显、人气旺，这吸引了开发商来投资，随之伊斯兰商圈才快速发展起来。而且，作为穆斯林开发商，资本最大化无疑是主要物质利益诉求，同时生产出使穆斯林群体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生活环境，满足其社会需求也是其精神追求之一，如某45岁回族开发商在访谈中说到：“就我个人来说，在新月广场周边做商业开发，赚钱是我的首要目的，同时新月广场作为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广场，那么周边的商业开发就应该带有伊斯兰风格，让银川市的穆斯林同胞有亲切感，因此我们在政府的规划引导下，开发了有特色的清真美食一条街……”。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地方”——社会力量对空间生产过程的影响力相对于权力、资本而言要弱很多，因此银川市的社会群体实际上“顺应”了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即穆斯林群体欢迎这个过程，而汉族基本“认同”或者至少不反对这个过程。穆斯林群体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了“回乡风情”建设。地方认同感是穆斯林群体对城市伊斯兰特色的情感反馈，主要有内生和外生两种形式^{[35, 36]}：内生是穆斯林群体对城市伊斯兰化的实际感受，外生是“有距离的”看城市的伊斯兰化进程，如穆斯林旅游者的直观感受。比如该地某回族商店男老板说到：“……银川我觉得算是一个移民城市，这几年以来政府对这个城市强力打造伊斯兰特色，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穆斯林感觉到了伊斯兰文化受到重视，有了被这个城市接纳的感觉……”。

同时，“回乡风情”特色改善了城市生活环境，使穆斯林群体的社会需求得到了满足。而且，汉族民众对城市的伊斯兰化倾向基本表现出“认同”或至少不反对的态度，也有部分人对此置之不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包容的态度。总之，政府、开发商及穆斯林作为主体利益者，共同作用于“回乡风情”建设。对市政府而言，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是一种土地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的共同体，并象征着政绩^[37]。地方政府借助这种方式不仅满足了上级的考核要求，也满足了市民相应的公共需求。对开发商而言，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才是参与城市建筑景观伊斯兰化过程的目标。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市场力始终是建筑景观伊斯兰化的主导力量，这体现在近年来商业景观的蓬勃发展，如旧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休闲与文化产业，新城区具有伊斯兰特色的新地标建筑以及新型旅游商贸和会展经济活动。由此，政府的政策干预加速了各类资本的循环与累积。对社会力而言，因参与者（如个人、非正式组织）性质不同，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结构性力量，在建筑景观伊斯兰化形成中只能成为辅助性力量。但是，这种力量不可或缺，也具有地域性特征，如穆斯林群体及作为城市多数的汉族对建筑景观伊斯兰化的态度。通过以上种种驱动因素和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综合性的驱动机制（图 4），正是这种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驱动机制推动着银川市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

图 4(Fig. 4)

图 4 银川市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驱动机制 Fig.4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Islamic Architecture Landscape in Yinchuan

转型期，银川市伊斯兰式建筑景观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包括：第一，1980—1990年，城市伊斯兰建筑主要是清真寺及其周边建筑；1990—2000年，居住、商业、文教卫生等类型建筑开始出现了伊斯兰化特征；2000年后，伊斯兰式建筑景观更加显著，如商业建筑。第二，伊斯兰化建筑景观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非均衡态势。2000年是以兴庆区为主的单核心结构，后来逐步转向了多核心结构。位于老城的兴庆区主要以历史文化街区等伊斯兰商业景观为特色；新城区的伊斯兰化建筑类型更加多样化。金凤区新建了不少现代性的伊斯兰风格的地标性建筑景观，如中阿之轴，这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提升了城市形象。

银川市建筑景观的伊斯兰化过程符合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此过程是资本和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蕴含资本累积与循环的逻辑。而且，这还体现了资本由“第二循环”向“第三循环”过渡的特征，即从投入城市建成环境的改造与扩张逐渐转向投入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阶段。同时，这种现象是不同尺度的政府力、市场力与社会力围绕各自目的与利益合作与博弈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转型期政府的核心引导作用和市场的主导作用，以及回族穆斯林独特的辅助作用，这是与西方城市相关机理的差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