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遗产类型,其概念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2002年启动的“全球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体现的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和谐与平衡[1, 2]。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是传统农业,并且这些传统的农作方式以及农民生活方式至今沿用,所以活态性是这类遗产的最大特性[2],遗产不仅与本土居民传统农业生产,更与他们的现代生活密切关联,居民俨然成为这类遗产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生活背景下居民能否维持传统农业生产决定了遗产保护的命运。遗产地旅游发展具有经济、社会、环境等复杂影响[3],这些影响既能通过居民经济收入增加等实现家庭资本积累,也能带来经济、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生计策略恰恰是生计资本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4],居民可能根据旅游影响形成新的生计策略(甚至包括放弃传统农业生产)。所以,需要关注旅游发展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综合影响,同时关注旅游影响下居民的态度或响应,尤其是维持传统农业生计意向。
国内外对于旅游影响、居民感知及态度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Liu、Jafari、Pizam等学者很早就关注到旅游对于目的地的影响及居民的态度,并探讨了旅游影响强度与居民态度、行为之间的关联性[5-7],Tosun、李凡、刘葆等学者还开展了不同案例地之间旅游影响的比较研究,且多数研究集中于世界遗产地[8-10]。从研究涉及的旅游影响内容来看,大体划分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其中经济影响多聚焦于就业机会、收入、物价等内容,社会文化影响多关注犯罪率、文化发展与交流、传统文化传承等内容,环境影响则聚焦于环境污染、卫生状况等。值得注意的是,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是广泛而复杂的,国内外各类旅游影响评价指标已近200项[11],各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不同,其旅游影响研究内容也各有侧重,如村落等社区型旅游地多侧重于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滨海岛屿等自然景观型旅游地多侧重生态环境影响。随着可持续旅游思想理念的逐步深入,旅游影响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关于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研究成果还较为鲜见,有必要结合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探寻此类遗产地需要重点关注的旅游影响,以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可持续发展服务。基于此,本文通过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影响内容的探讨,建立旅游影响感知度量指标,并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例进行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实证研究。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影响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也是一个涉及经济、环境及社会的复杂的社会现象,随着旅游规模的扩大,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复杂的,典型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的旅游影响易于被居民所感知,所以这些影响需要纳入旅游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中。但同时caroline、teresa等学者在社区依托型旅游(community-based tourism,CBT)研究中指出,传统的针对经济、社会及环境的旅游影响研究视角过窄,研究者需要从居民生计的角度揭示旅游对社区型目的地更为广泛的影响,使旅游成为居民生计改善而充分受益的驱动力[12, 13]。对于社区居民,尤其是贫困社区而言,生计改善与受益可能比传统旅游经济影响更为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地多为贫困社区,其旅游不仅是基于社区的,所依赖的主体景观也需要本土居民持续创造和维护,一旦居民放弃传统农业生产,主体物质景观及基于传统生产形成的生活景象与独特文化将荡然无存,旅游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也将不复存在。菲律宾依富高梯田在这方面得到了极大教训,旅游发展致使居民放弃或改用梯田,以至梯田撂荒、坍塌,遗产保护已陷入濒危境地。国内学者闵庆文也曾提出,保障居民传统生计安全,并助推居民(多样化)生计改善是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动态化保护的重要因素[1],居民生计应尤为关注,且从遗产地居民个体层面来看,是否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属于居民的生计策略内容。关于旅游对居民生计的影响,Caroline提出的“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指导的旅游影响度量方法[13]”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即主要从对生计资本、生计活动、生计输出三方进行衡量,如图 1。
旅游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包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及社会资本等,分别表现为:旅游经济收益成为居民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旅游发展将强化目的地自然资源管理、在旅游管理过程中强化社区组织关系;关于对生计活动的影响,旅游可以通过传统生计再投入影响传统生计活动,一方面旅游经济收益为生产再投入提供了更为充裕的资本量,有助于传统生计维持,另一方面参与旅游发展与维持传统生计之间也存在自然资源、时间投入的冲突;生计输出的影响方面,旅游的主要贡献在于增加资金收入、降低生计脆弱性、实现居民增权及增加幸福感等。这些影响内容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对生计的影响度量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实证研究中多以居民感知调查为度量途径,具体研究中还需结合案例地实情,针对性的设计居民易于感知的题项或指标。
从旅游对生计的影响内容来看,一些旅游影响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难以区分,如经济影响层面的收入增加也是旅游带来的生计资本变化,如果旅游相关就业成为居民多样化生计组成,旅游就业则直接影响了居民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而社会文化影响层面的社区关系也是旅游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生态环境变化也可能是旅游对自然资本的影响结果。所以,旅游对生计的影响与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旅游环境的影响存在交叉关系,如图 2。
问卷调查是居民影响感知与态度研究重要的方法,内容可围绕遗产价值认知、旅游影响感知、态度(遗产保护态度、旅游发展态度)以及个人属性特征四部分进行设计,问卷主体部分可采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在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农业生产对于遗产保护意义重大,因而问卷中遗产保护态度部分除了“积极保护遗产”外,“愿意积极维持传统农业生产”也是一个重要题项。在获得有效数据之后,鉴于生计影响与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交叉性,研究将进一步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明晰旅游影响维度,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探讨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对态度产生的后向影响。
1.2.1 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用于实现旅游影响维度划分,同时对问卷结构内部一致性进行检验[14],检验对象为问卷中遗产价值认知、旅游影响感知两部分的题项。由于生计影响与其他影响内容之间存在交叉性,探索性因子分析可根据旋转后因子载荷确定经济收入、社区关系等题项的维度归属。探索性因子分析常以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因子,并剔除载荷小于0.5或提取共同度小于0.4的题项。
1.2.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一种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线性统计建模技术[14],其可用于处理复杂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它整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功能。结构方程模型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其中,测量模型反映的是潜变量和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14]。公式为:
$ Y = {\Lambda _y}\eta + \varepsilon $ | (1) |
$ X = {\Lambda _x}\xi + \delta $ | (2) |
式中:Y为内生关系变量组;Λy为内生观察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反映内生观察变量和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η为内生潜变量;X为外生关系变量组;Λx为外生观察变量在外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反映外生观察变量和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ξ为外生潜变量;ε、δ为测量模型的残差项。
结构模型反映的是潜变量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公式为:
$ \eta = {B_\eta } + \Gamma \xi + \zeta $ | (3) |
式中:B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Γ为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ζ为方程η残差项。
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构建居民影响感知与态度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检验、修正,旨在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因素及其对态度产生的影响。
2 实证研究——红河哈尼梯田案例 2.1 研究区及数据长期以来梯田稻作是红河哈尼梯田居民最重要、最基本的生计方式,一直维系着梯田人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至今仍在沿用的梯田稻作已具有至少1300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充分利用当地特殊的自然资源条件,山顶维护森林、山腰建村寨、寨下造梯田,形成了垂直空间上“森林-溪流-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人工生态系统,水资源管理是该系统的核心,这种基于农业生产而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15]。与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不同,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生态景观,而这一切都不开农民持续的耕作和维护。
梯田不仅是遗产地最主要的遗产元素和旅游吸引物,也是居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哈尼人基本生计都依赖于梯田,梯田的维护关系居民生计的维持。然而,近年来受人为因素以及遗产地干旱、水资源匮乏的影响,水田改旱田(种植玉米、木薯等)、放荒现象随处可见,这不仅威胁居民的基本生计,也威胁遗产地景观与价值的延续。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气候变化的作用,更要关注旅游发展等人为活动对梯田维护与居民传统生计维持的影响。哈尼梯田旅游发展已经历了10余年,如何在旅游发展和遗产保护之间寻得平衡一直困扰着国内旅游学者,因而探讨此案例地旅游影响及遗产保护态度具有研究的典型性。
在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包含48个问题的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调查问卷,尤其关注了旅游对水资源、森林资源、梯田及其维护、农业生产活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调查主要围绕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所划定的区域进行,尤其是在核心区,时间分为三段:2013年11月4日-11月13日、2014年3月10日-3月19日、2014年8月2日-8月17日,共调查22个村寨(图 3),发放问卷580份,回收有效问卷395份,问卷受访者性别、年龄结构等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1。
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首先从问卷题项中筛选出有效观测变量,这一过程中旅游对森林资源、农业生产活动等题项由于居民感知较弱被剔除,最终从涉及遗产价值认知、旅游影响感知的30个问卷题项中,筛选出18个有效的外生观测变量,并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指标题项进行维度划分,同时检验内部一致性。经分析发展,提取5个主因子时KMO值较大,达到0.761,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值为0.000,小于0.05,5个主因子累计贡献率63.404%,说明18个指标划分为五类较为适宜,相应的维度划分及对应指标见表 2。
居民在水资源保障、梯田维护、农产品价格三项指标上感知较强烈,且在同一主因子上具有最高因子载荷,这些指标主要表征旅游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因而相应主因子命名为旅游对农业生计的影响,三项指标分别反映了旅游对自然生计资本、传统生计活动及生计输出的影响。水是梯田农业的命脉,其禀赋与管理直接影响梯田的有效维护与居民的传统农业生计,并与梯田维护一道决定着遗产地梯田旅游景观的维持。所以在调查中,居民对于与农业生计密切相关的水资源、梯田维护方面的反响极其强烈,反映出传统梯田农业生计面对地区气候干旱时的脆弱性与居民的农业生计困境。
对于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当地政府投资修建了一些小水库和沟渠,但普及面不广,远离旅游线路的社区居民受益较少,他们认为靠近旅游线路的地区水资源保障之所以更受重视,是出于保障梯田旅游景观的目的,甚至有居民认为水被政府集中抽调至梯田景观片区,以保障旅游观赏效果。由于目前梯田旅游线路主要涉及遗产地多依树、土锅寨、阿勐控等少数行政村,水资源保障受遗产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差异明显,得分为3.23,梯田维护方面的正向影响感知强度也仅为3.31。而农产品价格方面,尤其是遗产地主要农产品——红米价格的影响感知强度较高(3.88),居民普遍认为红米价格上涨(2012年3.4元/斤上涨至2014年8.9元/斤)主要得益于遗产旅游的发展,红米已由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包装打造成遗产地主要旅游商品进行销售,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工作机会增多、经济收入增加、经营条件改善、政策性支持在同一主因子具有高载荷,反应旅游经济影响。鉴于目前遗产地旅游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旅游所带来的实际经济受益尚不明显,但居民能够感知到旅游的积极影响。当地政府与旅游企业鼓励社区居民从事旅游服务与旅游经营,政府出台了无息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居民旅游创业,旅游企业在土锅寨等村寨为每名居民提供0.5 m2的铺面,但受制于经营资本、服务经验的不足,社区居民多处于观望状态,亟需旅游企业和当地政府在具体操作层面进行指导与引领。
同样根据主因子提取与指标的因子载荷,其他11个指标分别表征遗产价值认知、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相应指标得分见表 2。
2.3 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关系建构以往研究表明居民感知与旅游发展态度及遗产保护态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本文需要探讨包含生计影响感知在内的居民感知与态度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居民感知与态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并提出了7项假设(即图 4中的编码为H# +,其中“+”表示正向影响)。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判断拟合优度,发现拟合度良好,但同时修正指数提示,“X17水源森林保护”与“X18生态环境保护”的残差相关后,卡方值可降低37.692以上,“X17水源森林保护”与“X14传统文化传承”建立残差相关后,卡方值也可降低14.526以上,表明X17与X18、X14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通过剔除X17以改善拟合优度。剔除X17后的模型评判指标值达到标准范围,模型可以接受。
从表 3、图 4可以看出,本文所建立的7个假设中除H3、H7不成立外,其余5个均成立。在居民参与遗产保护态度的影响方面,遗产价值的认知具有最大的影响效应,认知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遗产保护态度会提升0.43个单位。结合表 2中的遗产价值认知各指标的均值,哈尼梯田遗产地居民对遗产价值、遗产资源需要保护程度等方面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认知,这意味着遗产地居民具备较积极的遗产保护态度。
值得关注的是,农业生计影响感知对居民参与遗产保护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影响系数为0.34,而经济影响感知未表现出显著效应。农业生计影响感知所呈现的显著效应得益于居民农业生计维持诉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求的一致性。梯田作为社区居民传统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梯田维护及其水资源的持续性供给关系着居民的农业生计,是居民实现“务农+农闲时从事非农工作”多样化生计的基础和前提。居民感知到旅游发展对其农业生计保护的积极作用(表 2),并由此表现出积极的遗产保护态度。
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方面,农业生计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目前哈尼梯田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尚未使得多数居民从中获得相关收益,但社区居民对于旅游发展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比较认同,并表现出积极的旅游参与态度。从旅游发展角度来看,梯田种植等农业生计方式是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地重要的生产生活性景观,是游客梯田景观观光、获得真实性文化体验的基础。农业生计影响感知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说明,居民能够感知到未来旅游发展过程中对于梯田及其生产生活性景观的重视,旅游发展也将成为促进传统生计的维持和发展的重要推手。此外,与农业生计影响感知相比,经济影响感知的作用效应更为突出。
2.4 居民态度得分的空间分异性哈尼梯田为山地丘陵环境,地形复杂,旅游依赖车辆,游客也以自驾游为主,位于区内主要旅游交通线路周边的居民所受旅游影响可能更深,旅游影响感知也可能更强烈。基于此,本文根据样本点与旅游交通线路的距离(< 0.5 km、0.5-1.5 km、 > 1.5 km)考量居民态度得分的差异。据统计(表 4),距旅游交通线路0.5-1.5 km的居民遗产保护态度得分最高(3.98),而 < 0.5 km次之(3.90), > 1.5 km得分则最低(3.72)。居民态度得分与距旅游交通线路距离由近及远呈现倒“U”型特征,并不符合“距离衰减”规律。旅游发展态度得分也呈现类似特征,得分由 < 0.5 km的3.75增加至0.5-1.5 km的3.85,后下降至 > 1.5 km的3.67。
居民态度得分呈现如此特征主要源于旅游影响程度的差异。哈尼梯田遗产地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距离旅游交通线路越近的居民与游客接触越为频繁,因而越具备从事旅游服务、旅游经营的客源条件,为居民旅游参与提供了机遇,政府也提供了政策性支持。同时,为保障梯田景观的旅游观赏效果,哈尼梯田管理局、旅游企业对于这些地区的水资源、梯田维护以及村寨的卫生环境等尤为重视,遗产地管理较为严格。这致使距旅游交通线路小于0.5 km的居民农业生计保障与旅游参与条件较为优越,居民态度得分较高。但严格的遗产地管理也带来了资源管理方与社区居民的摩擦,这些地区居民对于资源管理方意见较大,主要集中在盖房、梯田种植方式等方面,在这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问卷调查涉及多依树、胜村、麻栗寨等村寨的居民。
距旅游交通线路0.5-1.5 km的居民参与条件略差,但居民普遍看好遗产旅游发展前景,认为未来几年内旅游必将发展到自己村寨,他们也将和现在的多依树、胜村等地的居民一样,能够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分红和旅游经营机会。并且,旅游发展到哪里,就意味着哪里的梯田将受到政府和旅游企业的重视和保护,再也不用担心梯田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这些威胁传统生计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府和企业的解决。所以,这些地区的居民对邻近旅游交通线路的社区报以羡慕的心态,并表现出积极的社区参与态度,问卷调查涉及主鲁、大瓦遮等村寨的居民。此外,距旅游交通线路较远的居民认为,短期内遗产旅游难以福及他们村寨,较难感知到“申遗”和旅游发展带来的直接获益与生计改善影响,社区参与积极性有所降低。
3 结论与讨论本文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影响的构成及度量方法,并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开展了旅游影响感知和居民态度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旅游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着实存在,居民感知强烈,并且居民在生计方面的影响感知对其遗产保护态度(包括维持传统农业生产)、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后向影响,而经济影响感知、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作用。这一结果意味着未来旅游实践中需充分重视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积极发挥旅游在保障传统生计、提升生计输出等方面的正向作用。然而本研究设计的生计影响内容还较为粗浅,缺乏对居民生计影响系统的详细调查与分析。根据现有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实践建议。
(1)梯田作为旅游参与资本,关联农业生计与社区参与。在遗产地,旅游者所观赏到的梯田景观是居民辛勤创造的,创造者理应享有“是否允许游客观赏其梯田的权利”,即“观光权”。在遗产地旅游发展过程中,应正视梯田的“观光权”,并将其作为参与旅游发展、获得合理旅游分红的重要资本。实践中,可构建居民以梯田“观光权”入股的旅游参与机制,股份的多少可以梯田面积及维护质量来衡量,如此,农业生计与旅游参与得以紧密联系,梯田农业这一生计方式形成了非农经济产出。
(2)传统产品作为旅游商品,共促传统生产与旅游发展。红米已被遗产地打造成旅游商品,其价格快速增涨,居民获益明显。为此,居民对农产品价格受旅游影响的感知较为强烈,并对居民怀有积极的遗产保护态度具有较大贡献。然而,红米只是遗产地众多特色传统产品之一,旅游企业也仅对这种易于流通、获利明显的产品进行包装与展销,手工制品等则被忽视。为打破旅游企业在商品打造与销售中的主导性地位,将遗产地生态农产品和旅游纪念品共同培育成为社区旅游经济增长点,应鼓励社区自发型的合作社模式的存在,以将传统产品生产与旅游发展相结合,通过遗产品牌效应获得附加值。
(3)基于梯田“观光权”入股,哈尼梯田适合采用“公司带动、居民入股、政府监管”模式,“公司带动”可以发挥企业在旅游服务业组织和居民旅游经营方面的带动、催化作用。以促进居民旅游参与条件的优化。但企业的行为必须受到限制,应通过合同约束充分保证社区利益和遗产保护,政府应发挥监管职能。“居民入股”是这一模式中最重要的环节。除这一组织模式外,也要鼓励社区合作社模式的并存。社区合作社模式中,社区的权利自我掌控,权利更加充足,社区增权效果更好。
(4)需重视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对居民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影响,未来可通过旅游交通线路设计、游客游览线路及游步道设计体现引导方向,以形成箐口村、勐品村、大鱼塘村、普高老寨、胜村等几个重要村寨为点,现有旅游交通线路为线,逐渐向外推进,以辐射整个遗产地的全面参与格局。而根据不同的遗产地分区可采用不用模式,核心区按照梯田入股参与旅游经营管理,同时可利用蘑菇房进行特色接待,使之成为遗产文化展示与游客体验的窗口;缓冲区应通过现代化产品、差异化产品促进其旅游发展,鼓励居民改造现有建筑,并鼓励和利用政策吸引核心区旅游经营者“外迁”,以缓解核心区资源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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