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3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香港 999007)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1950年代以来，受到经济投资缺乏和就业规模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西方一些城市开始经历显著的人口与经济衰退，这种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ies）现象逐渐受到空间发展规划和研究的重视[1]。为此，Großmann等呼吁将收缩城市纳入未来城市研究的议题，利用城市和社会理论来解释收缩的地理差异，以及制定有效的城市治理与公共政策应对城市收缩的挑战[2]。我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多数城市仍呈现社会经济的扩张趋势，但也有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人口与经济不同程度的收缩，总体上呈现“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收缩悖论现象[3]。例如，2014年我国黑龙江、辽宁、吉林地区的GDP增速分别为5.6%，5.8%及6.5%，分列全国倒数第二到第四[4]，每年人口净流出量达200万，且人口生育率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即使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局部收缩[6, 7]。长期以来，城市增长是我国社会经济与空间规划的重要取向，而对收缩城市与“收缩的规划”缺乏足够的重视[8, 9]。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释了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特征与要求，2015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应坚持“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的城市发展方向。在国内外社会经济和空间转型的背景下，有必要审视我国城市收缩的类型、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因此，利用城市尺度人口、劳动力、经济增长、空间扩张和财政状况等数据，建立综合指标体系测度城市收缩程度，并基于“人口-经济”降低的视角来理解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提出空间发展应对的策略，这对理解我国城市收缩和促进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
2 城市收缩：一个新的研究议题 2.1 城市收缩国际研究进展城市收缩通常表现为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强度的下降[10-12]。尽管1990年代以来全球城市经济和人口呈现快速发展，但仍有超过1/4的城市正在收缩[13]，主要为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城市。例如，1930年至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人口分别减少了44.9%和48.5%[13]；2000年至2010年底特律人口数量减少了24万人，缩减规模约为24%，这种收缩使得底特律每年约负债180亿美元[14]，最终导致了城市破产。一项针对葡萄牙25个城市的研究指出，人口与经济收缩是城市发展的自然过程，并经历早期经济转型带来的内陆城市人口流失（persistent early shrinkage）、郊区化和城市蔓延带来的人口流失（metropolitan shrinkage）、全球化和经济转型下工业城市的人口流失（recent shrinkage）等收缩阶段[15]。在影响因素上，全球化、去工业化、郊区化、老年化、高失业率等“结构性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城市人口与经济的收缩[8, 9, 16]，并带来公共服务水平降低、基础设施缺乏维护、城市未利用地增加、财政收入降低等负面影响[17]。应对这种影响需要合理的政府干预和市场参与机制[18, 19]。例如，曼彻斯特以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导向，降低城市收缩带来的失业率和犯罪率，引导城市复兴[20]；2001年德国实施“城市重构项目”（urban restructuring programme），强调多层级政府资金投入和新的规划方法来应对城市收缩[21]。
2.2 我国城市收缩现象、类型格局与影响因素目前城市收缩的测度还缺乏统一标准。收缩城市计划（shrinking cities project）指出城市收缩是指在人口数量超过1万的密集地区，由于某种结构性危机导致人口呈现超过2年的流失[22]。在我国整体上可观的经济增长下，使得城市收缩容易被忽视[23]。例如，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进程并未与农村宅基地增减挂钩[24, 25]，会加剧“空心村”现象[26]。北京城市实验室测度2000年至2010年我国654个城市街道尺度人口密度的变化，发现超过27%的城市出现了人口密度的收缩[27, 28]，呈现出人口流失和空间扩张不匹配的收缩格局[3]。类似地，200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建成面积增长76.4%，远远高于同期城镇人口50.5%的增长[29]。尤其资源型城市、传统工业型城市和人口外迁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收缩更加明显[9]，即使在比较发达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局部市县也呈现收缩[6]。总体上，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差异、人口迁移、产业调整等结构因素都显著刺激城市收缩[6, 7]。
3 研究框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框架与数据基于上述城市收缩的认识，以城市人口、经济规模、就业与失业率、城市扩张、财政等指标度量城市收缩现象（表 1）。在时间跨度上，以2009年为研究起点，主要考虑城市收缩是一个渐变过程，多数城市收缩并不会在短期突然发生，需建立长序列时间数据综合反映城市收缩特征，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普遍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因此，建立2009年至2013年地级市观测数据，由于城市区划经常调整，考虑到数据一致性和可获得性，获得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数据源于各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表 1 研究数据指标体系 Tab.1 Data and Variables of the Research |
第一，城市收缩现象观测及其收缩度测度。建立人口、经济、就业、土地和财政等综合指标体系，利用“极差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利用“均方差决策”确定指标权重[30, 31]，这种处理避免了各指标量纲和主观赋值的影响（表 1）。其次测算各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公式1-4），根据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表征城市收缩程度（公式5）。
求随机变量均值：
| $E\left( {inde{x_i}} \right) = \frac{1}{n}\sum\limits_{i = 1}^n {{x_{ij}}} $ | (1) |
求评价值的均方差：
| $\sigma \left( {inde{x_i}} \right) = \sqrt {\sum\limits_{i = 1}^n {{{\left( {{x_{ij}}-E\left( {inde{x_i}} \right)} \right)}^2}} } $ | (2) |
权重系数和权重：
| ${w_j} = \sigma \left( {inde{x_j}} \right)/\sum\limits_{j = 1}^m {\sigma \left( {inde{x_j}} \right)} $ | (3) |
计算综合指数：
| $inde{x_i} = \sum\limits_{j = 1}^m {{x_{ij}}{w_j}} $ | (4) |
计算城市收缩度:
| ${\rm{sh}}\;\;rinking = \Delta inde{x_i} = inde{x_{i{t_1}}}-inde{x_{i{t_2}}}$ | (5) |
第二，城市收缩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以2012年到2013年各指标的变化建立回归模型评估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分别以人口变化（公式6）和经济变化（公式7）为因变量，建立城市收缩的综合观测模型，同时区分出增长区域和收缩区域的差异。
城市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模型：
| $\begin{array}{c} \Delta Po{p_i} = {\alpha _0} + \sum\limits_{i = 1}^n {{\alpha _i}\Delta {X_i} + {v_i}} = {\alpha _0} + {\alpha _1}\Delta Eco{n_i} + \\ {\alpha _2}\Delta Emp{o_i} + {\alpha _3}\Delta Fi{\rm{s}}{{\rm{c}}_i} + {v_i} \end{array}$ | (6) |
城市经济变化的影响因素模型：
| $\begin{array}{c} \Delta Eco{n_i} = {\beta _0} + \sum\limits_{i = 1}^n {{\beta _i}\Delta {X_i}} + {v_i} = {\beta _0} + {\beta _1}\Delta Po{p_i} + \\ g{b_2}\Delta Emp{o_i} + {\beta _3}\Delta Lan{d_i} + {\beta _4}\Delta Fi{\rm{s}}{{\rm{c}}_i} + {v_{it}} \end{array}$ | (7) |
利用2009至2013年的人口、劳动力、经济、空间和财政等数据计算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并绘制相应年份的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图（图 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重庆、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呈现较高的综合发展指数，其中最高的为上海市，其近5年的平均综合指数达到0.703；而中西部的固原市、黑河市、定西市、拉萨市、河池市等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较低，其中河池市最低，5年平均值为0.056，仅为上海市的1/12。在区域尺度上，京津冀、成渝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等具有良好的经济、产业和投资的基础，呈现较高的综合指数。随着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大多数城市的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动态变化。从综合发展指数平均值的变化上，全国2009年至2013年的平均指数分别为0.144、0.120、0.140、0.152和0.152，总体上呈现“缓慢下降、缓慢上升、缓慢下降”的动态变化。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城市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城市内部的分异仍然较大。
|
图 1 我国城市尺度的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的空间差异 Fig.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ces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at City-level |
我国一些城市呈现大幅度的空间扩张，但其人口规模并没有呈现相应比例的增长和空间集聚，而是伴随着人口密度的稀释[27, 28]。利用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的变化来衡量城市增长与城市收缩状况，如果城市综合发展指数下降，则可定义为该城市正在收缩，反之则为城市的增长。可以看出，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快速增长的过程，但城市收缩的现象仍然存在。以2013年为基准，与2009年相比，城市呈现收缩的数量为88个，占30.77%；与2010年相比，呈现收缩的城市数量为24个，占8.39%，与2011年相比收缩的数量为73个，占25.52%，尤其是进入2013年以来，收缩的城市数量扩大到125个，占43.71%。在空间分布上（图 2），东北地区、华北地区、长三角地区、中部地区和珠三角等地区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局部收缩。尤其是近年来，城市收缩不断扩大，其中东北地区是城市收缩较严重的区域。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由于国际经济增长缓慢，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逐渐由高速发展状态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阶段，并制约东北地区人口和经济发展。此外，东北地区以重工产业为主，轻工业、现代性服务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相对落后，伴随着重工业的衰退以及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的减少，东北地区的经济、人口和财政收入等不断降低。
|
图 2 城市收缩程度与空间热点分布 Fig.2 The Shrinkage Degre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rinking Cities |
受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城市呈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以2009年至2013年间的收缩城市为例，根据城市类型将88个收缩城市分为3类。①以工业为经济主导的收缩城市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成渝地区，包括大庆市、包头市、唐山市、鄂尔多斯市等。②中西部中小收缩城市类型，包括宣城、雅安和九江等城市。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相对单一，缺乏多样化的发展，再加上这些城市往往是人口流出规模较大的城市，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刺激的情况下，城市发展经历一些经济和人口上的收缩。③大城市的局部收缩类型，有些大城市由于经济基数大，城市增长的速度难以有效提升，再加上城市运营的成本较大，可能会呈现一定程度的降低，例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但收缩程度较小。
4.2 城市收缩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 4.2.1 以人口收缩为因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变化是反映城市增长或城市收缩的重要指标之一，分别以2012年和2013年间的人口变化和经济变化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表 2）。模型1检验了所有区域城市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空间扩张、劳动力和财政体制的影响关系和程度。模型2-3则分别检验了上述这些因素对人口增长型和人口收缩型城市的综合影响。结果发现，①模型1中劳动力与失业规模、空间扩张、经济增长状况对城市增长具有正面影响，而城市财政状况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②在增长城市中（模型2），就业、空间扩张和经济等变量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呈现正向效应。其中，变量ΔEcon的系数为0.006，且非常显著，说明经济增长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ΔGDP_P的系数为负，说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能显著提升人口规模，可能的解释是这一变量本来就包含了人口因素，人口规模降低可能带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变量ΔFisc_Ex的系数为正，而在模型1中该系数为负，这说明在增长城市中，城市财政支出能带来正向溢出效应，刺激人口和区域的发展；在收缩城市中，城市财政支出的增加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空间正效应，模型3中该变量系数为负且大于模型1中的系数，正好说明了这一点。③在收缩城市中，一些变量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呈现显著差异。变量ΔBuilt_L的系数为负，说明城市空间扩张并不一定能带来城市增长，反之可能加剧城市收缩，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空间扩张与人口收缩的”悖论[28]。在应对策略上，引导城市复苏和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城市收缩的负面效应，变量ΔGDP_R、ΔEcon和ΔGDP_P的系数均为正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在城市财政上，变量ΔFisc_Inc和Δ Fisc_Ex的系数均为负，说明财政收入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收缩，尤其是财政收入的系数非常显著。底特律城市收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财政收入急剧降低，而难以维持基本的城市运营。在一些社会经济增长乏力的区域，扩大财政收入可能增加居民经济负担，使得居民重新选择居住和就业区位，进而扩大城市收缩。增加就业岗位有助于缓解城市收缩，但在本模型中，变量ΔEmpo的系数为负且非常显著，说明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一定缓解城市收缩。可能的解释是，虽然就业岗位数量增加，但就业岗位质量不一定能满足居民需求，从而没有发挥消减城市收缩的作用。变量ΔUn_Empo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失业规模显著影响城市收缩。
|
|
表 2 基于“人口-经济”降低的城市收缩影响因素结果 Tab.2 Regression Results Based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y Decline |
基于经济收缩的视角，模型4至模型6分别分析了影响所有区域、增长城市、收缩城市的收缩的因素（表 2），因变量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变化值。①在所有区域样本中，人口、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均为正，但就业规模、空间扩张及财政状况的系数为负，说明这些变量可能导致城市收缩。由于我国城市空间扩张要大于城市化进程[32]，这种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扩张容易降低空间扩张的绩效，使得低效率的增长引起城市收缩。②在增长城市中，变量ΔPop的系数为负，说明人口规模不一定带来城市的实质性增长。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很大程度上经历“虚假城市化”的过程[33]，相当规模的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经济与福利系统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变量ΔEmpo、ΔGDP、ΔGDP_P和ΔFisc_Inc的系数均为正，说明就业规模、经济增长基础和财政收入有助于城市增长。变量ΔBuilt_L的系数显著为负（-0.016），一定程度上说明低效率的空间急剧扩张并不能有效促进城市增长。变量ΔFisc_Ex的系数为负，说明过高的财政支出也制约着经济发展。③在收缩城市中，模型6的结果表明，在一个发展相对乏力的区域中，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以及失业规模降低有助于消减城市收缩。变量ΔBuilt_L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且数值较低，说明以城市扩张来应对城市收缩的效应非常有限。变量ΔEmpo、ΔFisc_Inc和ΔFisc_Ex系数为负，说明了在经济发展乏力的区域，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来维持城市基本的运营，扩大财政收入又容易增加了居民经济负担。此外，就业岗位数量虽有增加，但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并导致在消减城市收缩上的作用有限。
5 城市规划与空间政策的应对如何采取有效的复兴策略，将收缩带来的城市负担转变为一种资产，成为城市社会经济转型的挑战[34]。为此，诸如加强公私合作和政策制定[35]、实施住房政策改革和改善计划[36]、引导财政与工商业投资[37]、开展城市更新和社区发展计划[38]、推进边缘区棕地再开发[39]等成为应对收缩的主要策略。然而，解决收缩城市的各种问题没有一体通用（onesize-fits-all）的有效方案[40]。考虑到我国社会经济与空间的特殊性，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收缩城市应对框架也日益重要。面对城市收缩的复杂性，尝试基于弹性、适应性和韧性的框架，从治理结构、空间规划与增长、人口政策、财政融资等探索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图 3）。
|
图 3 应对城市收缩的规划与政策框架 Fig.3 Planning and Policy Framework for Coping with Urban Shrinkage |
第一，从发展动力上，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关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了政府、社会、市民等积极参加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一方面，可适当调整政府间的责权关系来应对城市收缩，逐步将可能约束地方发展的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并加强资金支持与制度监督[41]。另一方面，更好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实现城市复兴。通过市场力量的介入，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的沟通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管理，创造与人口规模相对平衡的就业岗位。上述模型也说明了降低失业规模，增加就业岗位在消减城市收缩的作用。
第二，转变空间规划与增长模式，以复兴策略加强城市吸引力。单纯的空间扩张并一定能带来城市的增长，相反地，在一些经济发展乏力的城市，空间扩张加剧了城市的收缩。城市规划是政府调配置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应适当调整规划政策[42]，合理制订城市增长规模和空间边界，强化紧凑型的空间模式，以“控制增量、盘活存量”引导空间发展。考虑到大规模人口外迁带来的城市收缩，应制定能提升城市空间吸引力的发展战略。例如，参考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复兴策略，利用文化转型、强化现代服务业、城市更新等策略[43]。
第三，采取谨慎的融资政策，提升城市投资与空间开发效率。2013年中央城镇化会议指出，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是城镇化主要任务之一。国内外一些城市经验也显示了合理的融资和财政体制对复兴的重要性。上述模型结果显示，在社会经济与人口增长相对乏力的区域，财政体制可能会增加居民经济负担，进而可能导致居民重新选择居住和就业空间，加速人口流动和城市收缩。因此，首先应确定合理的征税和财政规模，并合理评估财政支出的成本和潜在收益，保障财政支出效率。其次，在城市建设投资过程中，需协调市场配置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提升多部门参与程度，以有效整合各种资源，降低城市复兴规划的执行困难，提高城市投资和规划效力。
6 结论与讨论本文初步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我国城市发展中呈现收缩的现象，例如东北、华北、长三角、中部地区和珠三角等地区呈现不同程度收缩。在影响因素上，劳动力、经济增长和就业人数总体上能促进城市增长，而城市空间扩张、失业规模和财政收支出等在一定程度加剧了城市收缩。这些发现能给城市规划和空间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总体来说，应对城市收缩需要城市规划和政策的转型，以实现收缩地区的空间吸引力。一方面，城市政府应转变空间规划与增长模式，合理制订城市规模和空间增长边界。另一方面，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和市场的结合，增加多样化的就业岗位，以实现就业和人口数量的相对平衡。随着一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城市财政问题也愈加突出。多层级政府应该制定长期的预算计划，提升公共参与的程度，建立一个健康的财政和融资体系，评估未来经济走势，积极调整金融和财政政策，以增加城市开发效率。城市收缩具有不同时空类型和影响因素[46]，我国城市收缩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未来需要对不同的收缩空间、类型和动力机制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 [1] | Blanco H, Alberti M, Olshansky R, et al. Shaken, shrinking, hot, impoverished and informal:Emerging research agendas in planning[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09, 72(4): 195-250. DOI:10.1016/j.progress.2009.09.001 |
| [2] | Großmann K, Bontje M, Haase A, et al. Shrinking cities:Notes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genda[J]. Cities, 2013, 35: 221-225. DOI:10.1016/j.cities.2013.07.007 |
| [3] | 杨东峰, 龙灜, 杨文诗, 等. 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收缩悖论[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 20-25. [Yang Dongfeng, Long Ying, Yang Wenshi, et al. Losing population with expanding space:Paradox of urban shrinkage in China[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9): 20-25. ] |
| [4] | 卜凡.东三省人口红利变迁样本:每年净流出200万人[EB/OL]. (2014-12-13)[2015-11-10].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3/13352701_0.shtml. [Pu Fan. The change of demographic bonus in Northeastern China:A net outflow of 2 million people per year[EB/OL]. (2014-12-13)[2015-11-10].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1213/13352701_0.shtml.] |
| [5] | 李净翰.东北三省每年净流出200万人, 拉响人口危机警报[EB/OL]. (2015-07-14)[2016-01-15].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7-14/929996.html. [Li Jinghan. Annual net outflow of 2 million people in Northeastern China[EB/OL]. (2015-07-14)[2016-01-15].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7-14/929996.html.] |
| [6] | 吴康, 龙灜, 杨宇. 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的局部收缩:格局、类型与影响因素识别[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 26-35. [Wu Kang, Long Ying, Yang Yu. Urban shrinkag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Yangtze River Delta:Pattern, trajectory and factors[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9): 26-35. ] |
| [7] | 李郇, 杜志威, 李先锋. 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 36-43. [Li Xun, Du Zhiwei, Li Xianfe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mechanism of city shrink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9): 36-43. ] |
| [8] | 周恺, 钱芳芳. 收缩城市:逆增长情境下的城市发展路径研究进展[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 2-13. [Zhou Kai, Qian Fangfang. Shrinking city:On searching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non-growing scenarios[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9): 2-13. ] |
| [9] | 龙灜, 吴康, 王江浩.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 14-19. [Long Ying, Wu Kang, Wang Jianghao.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5(9): 14-19. ] |
| [10] | Polanska D. Decline and revital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urban context:A case of the Polish city-Gdansk[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8, 41(3): 359-374. DOI:10.1016/j.postcomstud.2008.06.002 |
| [11] | Yi C, Ryu J. Growth, decline 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a policy-dependent and former-colonial city:Gunsan, Korea[J]. Cities, 2015, 43: 37-47. DOI:10.1016/j.cities.2014.11.007 |
| [12] | Haase D, Haase A, Rink D. Conceptualizing the nexus between urban shrinkage and ecosystem servic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32: 159-169.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4.09.003 |
| [13] | Oswalt P. Shrinking cities//Complete Works 3:Case study:Japan, 2008[Z].[2015-11-10]. http://shrinkingcities.com/fileadmin/shrink/downloads/pdfs/CWJapan_Kapitel1.pdf. |
| [14] | Eric P. Detroit's 60-year decline into bankruptcy hell[EB/OL]. (2013-07-21)[2016-12-20]. http://www.thefiscaltimes.com/Articles/2013/07/21/Detroits-60-Year-Decline-into-Bankruptcy-Hell. |
| [15] | Alves D, Barreira A P, Guimar Es M H, et al.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currently shrinking Portuguese cities:A typology of urban shrinkage[J]. Cities, 2016, 52: 20-29. DOI:10.1016/j.cities.2015.11.008 |
| [16] | Lauf S, Haase D, Kleinschmit B. The effects of growth, shrinkage, population aging and preference shifts on urban development:A spatial scenario analysis of Berlin, Germany[J]. Land Use Policy, 2016, 52: 240-254. DOI:10.1016/j.landusepol.2015.12.017 |
| [17] | Frazier A E, Bagchi-Sen S, Knight J. The Spatio-temporal impacts of demolition land use policy and crime in a shrinking city[J]. Applied Geography, 2013, 41(4): 55-64. |
| [18] | Deng C, Ma J. Viewing urban decay from the sky:A multi-scale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vacancy in a shrinking U.S. cit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5, 141: 88-99. DOI:10.1016/j.landurbplan.2015.05.002 |
| [19] | Hackworth J. The limits to market-based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land abandonment in shrinking American cities[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14, 90: 1-37. DOI:10.1016/j.progress.2013.03.004 |
| [20] | Ortiz-Moya F. Coping with shrinkage:Rebranding post-industrial Manchester[J].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15, 15: 33-41. DOI:10.1016/j.scs.2014.11.004 |
| [21] | Radzimski A. Changing Policy Responses to Shrinkage:The case of dealing with housing vacancies in Eastern Germany[J]. Cities, 2016, 50: 197-205. DOI:10.1016/j.cities.2015.10.005 |
| [22] | 徐博, 庞德良. 增长与衰退:国际城市收缩问题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 经济学家, 2014(4): 5-13. [Xu Bo, Pang Deliang. Growth and decline: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urban shrinkage and the enlightenments for China[J]. Economist, 2014(4): 5-13. ] |
| [23] | 李翔, 陈可石, 郭新. 增长主义价值观转变背景下的收缩城市复兴策略比较--以美国与德国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2): 81-86. [Li Xiang, Chen Keshi, Guo Xin. A comparison of the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shrinkage in the USA and German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orientation value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5, 30(2): 81-86. ] |
| [24] | 卢向虎, 朱淑芳, 张正河. 中国农村人口城乡迁移规模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1): 35-41. [Lu Xianghu, Zhu Sufang, Zhang Zheng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scale of rura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6(1): 35-41. ] |
| [25] | 刘彦随, 刘玉, 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193-1202. [Liu Yansui, Liu Yu, Zhai Rongx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and optimizing practice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0): 1193-1202. ] |
| [26] | 薛力. 城市化背景下的"空心村"现象及其对策探讨--以江苏省为例[J]. 城市规划, 2001, 25(6): 8-13. [Xue Li. Study on the innerdecaying villag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with Jiangsu province as the cas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1, 25(6): 8-13. ] |
| [27] | Beijing City Lab.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pattern in China:2000-2010[EB/OL]. Working Paper #36,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working-papers-1/wp21-40/. |
| [28] | 毛其智, 龙瀛, 吴康. 中国人口密度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从2000年到2010年[J]. 城市规划, 2015, 39(2): 38-43. [Mao Qizhi, Long Ying, Wu Kang.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 exploration on urbanization pattern in china:2000-2010[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2): 38-43. ] |
| [29] | 中国新闻网.中国城镇化发展"人地失调"问题突出[EB/OL]. (2014-12-02)[2015-10-11]. http://www.china-up.com/newsdisplay.php?id=1439901. [China News. The imbalance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nder China's urbanization[EB/OL]. (2014-12-02)[2015-10-11]. http://www.china-up.com/newsdisplay.php?id=1439901.] |
| [30] | 王明涛. 多指标综合评价中权数确定的离差、均方差决策方法[J]. 中国软科学, 1999(8): 100-101. [Wang Mingtao. Deviation and mean square deviation decision method for weight determination in evaluation index[J]. China Soft Science, 1999(8): 100-101. ] |
| [31] | 林雄斌, 马学广. 城市-区域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珠三角为例[J].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5, 32(1): 13-20. [Lin Xiongbin, Ma Xueguang. Urban-region intensive land-use evalua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A case study of Pearl River Delta[J].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2015, 32(1): 13-20. ] |
| [32] | 陆大道.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4): 47-52. [Lu Dadao.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sprawl in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7(4): 47-52. ] |
| [33] | 方创琳, 王德利. 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 地理研究, 2011, 30(11): 1931-1946. [Fang Chuanglin, Wang Deli. 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1): 1931-1946. ] |
| [34] | 于立, JeremyAlden. 城市复兴--英国卡迪夫的经验及借鉴意义[J]. 国外城市规划, 2006, 21(2): 23-28. [Yu Li, Jeremy Alden. Urban renaissance and experience from Cardiff, UK[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6, 21(2): 23-28. ] |
| [35] | 吴晨. 城市复兴中的合作伙伴组织[J]. 城市规划, 2004, 28(8): 79-83. [Wu Chen. Partnership in urban regener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4, 28(8): 79-83. ] |
| [36] | 邵甬. 法国历史城市复兴中住房政策的特征及作用[J]. 城市规划, 2011, 35(10): 86-92. [Shao Yong. Features and effects of housing policies in French urban revitalization[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10): 86-92. ] |
| [37] | 黄健文, 徐莹. 从城市化规律角度雏析中外城市复兴特征差异[J]. 城市观察, 2012(5): 142-148. [Huang Jianwen, Xu Ying. The rules of urbaniz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urban revival home and abroad[J]. Urban Insights, 2012(5): 142-148. ] |
| [38] | 曲凌雁. 更新、再生与复兴--英国1960年代以来城市政策方向变迁[J]. 国际城市规划, 2011, 26(1): 59-65. [Qu Lingyan. Renewal, regeneration and renaissance:Urban policies of Britain since the 1960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1, 26(1): 59-65. ] |
| [39] | Frazier A E, Bagchi-Sen S. Developing open space networks in shrinking cities[J]. Applied Geography, 2015, 59: 1-9. DOI:10.1016/j.apgeog.2015.02.010 |
| [40] | Haase A, Athanasopoulou A, Rink D. Urban shrinkage as an emerging concern for European policymaking[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16, 23(1): 103-107. DOI:10.1177/0969776413481371 |
| [41] | 张衔春, 边防.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规划审批制度优化对策[J]. 规划师, 2014, 30(4): 28-32. [Zhang Xianchun, Bian Fang. Urban planning inspection and approval improvement strategies[J]. Planners, 2014, 30(4): 28-32. ] |
| [42] | 杨振山, 孙艺芸. 城市收缩现象、过程与问题[J]. 人文地理, 2015, 30(4): 6-10. [Yang Zhenshan, Sun Yiyun. City shrinking:Phenomenon, progress and problems[J]. Human Geography, 2015, 30(4): 6-10. ] |
| [43] | 马秀莲, 吴志明. 挣扎的底特律:后工业城市复兴的理论、实践与评述[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4): 1-9. [Ma Xiulian, Wu Zhiming. Struggling Detroit:The theory, practice and review of urban renaissance in post-industrial city[J].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2015(4): 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