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大都市正在浮现出一种新经济形态，以消费文化为导向的符号经济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1]，消费性场所取代了生产性场所成为城市的标志，消费空间大规模出现^[2]。所谓“消费空间”，既指消费场所，又指叠加其上各种社会关系建构的空间秩序，是当代社会的权力地形^[3]。莎朗·佐京把后现代城市描绘成日益商业化的场所、消费的场所，特定的消费场所也已被视为后现代商品化新阶段的表征，并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4]。反映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新文化地理学注重对现代城市景观的解读，尤其对后现代的城市（消费）空间表现出强烈的研究兴趣^[5]，其空间解读体现着西方现代城市发展和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消费主义景观成为其最新、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6]。

二战后，随着西方国家消费的快速发展，相关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早期消费空间的研究以经济学视角为主，体现在以区位论为理论基础研究消费的空间分布以及消费者空间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使消费研究形成更为综合的态势，研究内容主要是关注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行为特点及规律，相关成果在理论上丰富了消费空间的布局与结构。20世纪70-80年代，随着西方研究中的“社会-文化转向”，消费空间的关注点也发生转变，突破了单一的经济学角度进入建筑学、社会学、符号学等多重学科领域。这与同时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逐渐同一。

新文化地理学实现了从文化的空间研究到空间的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强调以文化作为视角来考察空间的问题。消费空间的研究也转向消费作为社会空间而发生，文化政治影响消费主体并赋予消费过程意义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制度经济学等的不断发展，为城市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范式，导致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日益紧密。许多学者对消费的空间模式尤为关注。如通过分析空间的生产方式来揭示空间背后政治关系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研究范式、对日常生活的微观空间的关注、基于符号学理论揭示消费空间作为符号意义结构体系的本质等。消费空间的研究推广到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领域，体现了多元化的哲学基础，并从微观的行为与感知考察社会关系、政治权利以及城市发展，力图建立新的人-地关系结构。

从消费空间研究内容看，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消费空间的文化意义解读^[7]，重视符号、象征意义及权力关系^[8]，关注消费空间非正义批判，涉及到社会及空间分隔、阶层化与不平等^[9]；注重性别关系及性别的社会建构；探讨空间内部的政治^[10]、空间的消费者认同^[11]、空间与日常的相关性^[12]、空间的地方性认同构建^[13]以及空间的意义生产（再生产）^[14]等诸多方面。

消费空间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客观上具有向社会显示和表达拥有者社会地位、声誉、权利和需求的功能，而消费者在空间中也达到了建构身份，完成身份认同的目的。

进入消费社会后，传统的公众场所逐渐为消费空间所替代，纯粹的公共场所越来越需要被予以文化的符号并进入商业运作的领域才能得以延续和再生。詹姆森指出，购物中心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符号，“街道、建筑物及店铺等均具有特定的意义，其意义的广泛流传就形成符号体系” ^[15]。消费空间已成为一种社会消费象征符号，承担着广泛的文化联系、身份表征或知觉的功能，是社会成员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人们通过（空间）消费这种过程来表征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意义^[16]。消费不但是个经济的、实用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的表达过程^[17]。

因此，消费空间之所以吸引人，并不仅由于陈列其中的精美商品，更因为空间所体现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意义。空间被塑造为消费的情境，以满足人们的欲望或需求，就像迈克尔·米勒所说的，“邦·马尔奇商店向所有那些过着和想要过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们出售物品”。这时，消费空间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符号表征，已远超出“购物”的含义，具体的消费空间统一在一个由表层结构的能指和意义结构的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之中，意指了一个具有社会建构价值消费空间^[18]。

“身份”是一个族群或个体界定自身文化特性的标志。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他人可见的消费行为及消费品来建构自己身份。“通过使用各种物品，每个个体和群体都在寻找自己的特定秩序和结构中的位置；物品则通过分层化的社会结构为每个人保留一个确定的位置” ^[19]。这样，消费空间所“指称”的符号逐渐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对象以及区分等级、差别的主要参照，符号在消费中胁迫人们进行身份确认和社会等级的建构。

符号消费强化了的空间的社会属性，城市空间也因此成为可能带来情感认同与区隔的多元化的社会性空间。由于空间的消费可以成为人们生活方式、身份与地位等符号识别的重要因素，那么具有相似消费趣味的个体之间通过消费相应的空间商品，就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认同，继而可以成为社会交往并产生群体认同的重要基础。布迪厄对巴黎空间的研究证明：富豪阶层以“消费”巴黎右岸空间（商业中心）作为自己特殊的品位；文化精英却以“消费”左岸空间（大学生、作家、艺术家汇集之地）作为自己的品位^[20]。当代社会，消费空间不再仅是购买和销售的地方，它充满社会表征，是共同参与者的社会认同，也是阶层之间清晰的边界，人们置身不同的消费空间感受到社会差异的深刻存在。

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新文化地理学的关注范围开始扩大，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空间”的非正义性进行批判^[21]。反映在消费空间上主要集中于空间争夺、文化表征、消费过程中排斥行为等方面。

列斐伏尔认为，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22]。空间的占用、利用、支配、控制和创造成为阶级之间协商、对立、抗争的重要议题^[23]。

在城市空间的占有上，消费空间的表现引人注目：莱姆·库哈斯注意到，以购物为代表的消费活动已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占领着其他建筑类型的领地，各种无所不在的消费空间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体验^[24]。在欧美国家，除居住和工作外，用于其他功能的场所在数量上无法与消费空间相比；用于非居住功能的城市建成区中，消费场所也占据了最多空间。消费已通过市场牢牢地控制了空间、建筑、城市、活动和生活。

消费空间争夺的背后是利益相关群体在利益上的博弈过程与结果，这就涉及到空间的权力关系问题。莎朗·佐京在此方面颇有建树，佐京将视域、空间、社会关系以及经济权力连结在“地景”的操作上，将文化视为经济权力运作的意志，考察“政治-经济”权力以“文化”之符号作为空间权力入侵的策略及“地景”变化。同时，由于工业城镇的经济价值比不上商业地景，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于改建高尚住宅区、购物中心及办公大楼，随之而来便是“缙绅化”、“去地方化”现象，表现在城市空间上是低收入阶层的住宅被地方精英的高尚住宅入侵，连带周边兴建更多高档商铺及购物中心，成为“政治-经济”的文化权力象征^[25]。从而，满足物欲的消费型建筑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成为城市建筑中的地标。

空间争夺的成果体现就是特定空间能展示“谁”的霸权。城市空间里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人们同时也拥有最多的机会，资本、权力、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正在成为重塑城市空间的“关键词” ^[26]。由于“城市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城市使用者”，他们是小部分的社会精英^[27]。精英阶层眼中“理想的城市空间应该包括机场、高档商业区、高档旅馆和饭店及娱乐消费场所” ^[28]。而这些设施在城市空间的不断落成，“都可以被当成专业阶层对城市空间的种种需求具体落实的结果” ^[29]。

在精英阶层主导的消费文化对城市空间的改造中，精英阶层成功地伸张了对于空间使用的要求，而且他们“对空间的需求很少被质疑或拒绝” ^[29]。消费空间生产中对文化媒介的选择性，对精英阶层的空间、文化迎合，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日常消费空间结构应满足各阶层居民基本消费空间权力的社会要求。可见，消费空间以权力和资本的共谋方式，推动了旧城区的改造和贫困人口的外迁，“缙绅化”的消费空间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占据着城市的优势区位，而贫困阶层被置换到区位更差的地方，这种城市空间重构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歧视与场所冲突，造成“新社会隔离” ^[30]和社会极化^[31]。

消费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是一种形成“区分“的手段，地位和阶层群体通过不同的消费模式区分开来。消费空间的重要意义在于“由其产生的形式和场地以及购物经历都造成了人群的差异” ^[25]。消费空间已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人们更多的通过消费空间所蕴含的文化风格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身份，从而达成本群体的社会认同，并与其它群体区隔。“衣衫褴褛的穷人凝视着咖啡馆，想着：“这种房子只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才能进去。”而里面“不一样”的人，受不了穷人的凝视，想着：“能不能叫老板赶走他们” ^[32]。不同地点消费的空间体验不同，甚至连不同层次的超市连锁店也是与消费者分化相对应的“多阶层的” ^[33]，消费空间的不同正是构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内容。

同时，由于消费空间以投资者的“安全回报”和消费者的“舒适购物”为最重要的目标，因而倾向于通过各种手段把不利于实现此目标的“人群”排斥或隔绝出去^[18]。这类人群，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和所谓的“行为不当群体”，他们的外观和行为方式往往被消费空间的设计者和管理者认为具有一定的“侵犯性”，可能令消费者在心理上有潜在的“被威胁感” ^[34]。

购物行为的空间选择中也显示出明显的隔离。由于建筑或空间的区位、环境、形象、体验及其所带来的品味、身份意义，成为空间消费的主要内容^[24]，被消费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物品，还包括消费者与他人、消费者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消费同时会成为一场演绎社会关系的展场：消费者必须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读懂等级标识和售货员的态度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消费者胆敢进入一家外面看来就有不祥之兆的商店，就要做好领教傲慢、排斥和非难的准备^[35]。因此，在购物实践中，普通消费者常常会有处在一种不自由和不公正边缘的强烈感觉。

对性别政治的关注，源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女性主义地理学家也被看作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推动群体^[21]，有关消费空间的研究话题涉及到性别地位、权力诉求、身体权利和阶级种族等内容^[36-38]。

空间以男性为标准或主要考虑男性需求，是性别空间中最根本的问题。父权制社会将空间一分为二：男性/公共/政治的与女性/私人/家庭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拥有开放的、生产的、支配性的公共空间，而隐蔽的、生育的、从属性的私密空间则属于处于权力劣势的女性^[39]。女性被限制、远离公共空间，城市景观也在时间与空间上给不同的女性群体设置了障碍^[40]。可见，对公共空间的占有是社会空间中的女性空间与男性空间的“争夺” ^[21]，是性别权力关系的反映。

女性主义地理学强调空间性别化，购物与休闲娱乐行为空间是能够反映城市空间性别化的重要方面^[41]。不断扩张的消费空间为女性提供了挑战传统父权制的规范的实践空间：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公共空间尤其是消费空间快速扩张，在内活动的多是妇女，而这些空间被认为是可以尊重或可以接受的^[42]，这与女性进入公共空间被认为是“冒犯性”的传统认知明显有别。此外，更多的消费空间向女性开放，出现专为女性的消费场所，商场中女性涉足的比例远高于男性^[43]。女性第一次在公共空间中从边缘走向中心。

消费空间属于外部、自由而广阔的空间，女性在此寻找突破，与传统意义上安稳、缺少变化、限定性的女性化空间迥然不同^[44]：正如列斐伏尔所认识到的，消费既是女性的魔鬼又是她的解放者，提供给她一个行动的场所，让她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并拥有权力。女性在此获得一种与家庭空间全然不同的体验和个性表达空间，颠覆了传统父权制下的男性绝对主导公共空间的权力，建构了女性消费权力以外的权力意识。

需要关注的是，女性对消费空间占有是受男性规训与控制的，因此消费空间中的女性实际处于不平等地位：女性的消费一方面“解放了女性的身体”，但同时女性主体进一步分裂和瓦解，陷入了恋物危机而丧失了主体意识^[45]。女性貌似成为消费空间的主体，但这些空间的提供者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的空间活动必须遵从父权制社会规则和秩序^[46]；女性消费者的欲望实际受到男性企业家、所有权人、楼层巡视员监视和操控^[47]；大多消费空间的内部配置，均巩固理想化的男性气概，置身其间女性普遍感觉疏离，受到排斥^[48]。消费空间由于更多的是为私人购物和消费而设，往往被看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购物活动被视为女性家务劳动的延续^[41]，女性被特定的购物场所蓄意的孤立，实质是父权力量在公共空间设计上的体现，表明女性生活在城市空间边缘的事实^[49]。

新文化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可以微观到人的身体^[50]。布迪厄从身体和空间的角度入手，认为文化创造了身体，身体再现了空间的权力关系^[51]。男性权力通过控制和统治女性的身体来实现其统治^[52]，消费空间成为铭刻消费与身体关系的一个重要场所。

消费时代，身体已经被彻底地符号化。身体的外观变成了铭刻认同的标示和手段^[53]。消费社会中，“身体”以及与身体意义相关的性、美丽、健康同时被出售着。女性被局限在消费的领域，作为一个被出卖的消费符号，不可避免地浪费财力与过度地关注自己的身体与面孔^[20]，从而得到群体的身份认同。“美丽之于女性，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因为它是资本的新形式^[54]。消费文化怂恿消费者通过健美、美容、饮食等来塑造完美的身体^[45]。化妆业和整容业的繁荣是对消费空间中性别凝视的最好诠释：“化妆是角色-支持”，“化妆就是认同” ^[55]，化妆除了使女性感觉良好，更有自信和好心情外，也增加了她们在男权社会的形象资本，并在某种范围内影响到生活机遇^[17]。

性别权利在身体消费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在权利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人类的身体是最为关键的场地^[56]。人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种资本来管理，也把它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有研究发现，空间形态（外形、声音和味道）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渗透着消费文化价值体系的强制和操控，而这种关系又不单受制于消费文化，还要受到户籍身份、性别、文本意识等的建构^[57]。在服务性消费的地理空间中，女性被贬低，服务角色被话语固定；而男性被赋予特权，性别地位被话语提升^[58]。

地理学传统本身是种大男子主义凝视景观（masculine gaze）的方式，观者有支配权，掌握主动性，“凝视”这种观看类型与权力结合，实施控制目的^[59]，直接通过将对象物与主体的二分建立起等级支配关系。它“是一种非动作化的行为，用来强调社会等级、规范对资源的使用” ^[60]，所以，凝视是种受制约的社会活动，用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与“被看”从而构建为一种权力关系。

在消费空间研究中，由于权力话语的强制，女性之美已被异化为满足男子欲望的符号。如劳拉·穆尔维所说，“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女性单纯承受着凝视的目光，成了被凝视的客体，女性形象必须满足男性的视觉要求。

因此，诺亚米·沃尔夫在《美的神话》中考察身体的物质化现象发现，90年代消费文化对女性的外貌严格挑剔，50年代贤淑的家庭主妇被90年代年轻、潇洒和纤瘦的工作美妇取代，这些女体是被盈利亿万美元的时装、化妆及减肥行业组装的。一些黑人女性主义者指出，消费文化鼓励了种族主义者对“黑”的刻板印象，充斥着性别歧视与“厌女主义”；在消费文化中，“黑色”作为“原始风情”被热炒，黑人沦为被观看、被欲望的客体^[45]。学者从消费空间观察社会话语的表征，这种在规训消费主体的同时，也构建了“性别凝视”--即女性通过健美、美容达到取悦男性目的，女性的性别地位在男性之下^[58]。

新文化地理学关注地方，尤其是现代性所造成的地方同质化趋势，运用“无地方性”概念构成与“地方”相对，希望保护和拯救地方性、传统和本真性，塑造地方和传播地方形象，反映出地理学对地方特征和空间差异价值的认同^[61]。

新文化地理学认识到特定的文化是消费空间生产的媒介。对消费空间来说，其内在的“生产”中，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力，成为消费空间塑造的符号，甚至成为创造消费需求的一个媒介，城市空间成为符号化的商品，可以被消费^[62]。在这一种空间生产机理中，许多城市不约而同地采用“怀旧”手段，将地方著名的历史文化作为消费空间塑造的重要主题，利用“一些特定的场景唤起历史记忆，营造一种地理乡愁，再现往昔空间” ^[56]，透过建筑形式与元素反映与重塑地方特质^[63]，使城市消费空间的符号性更为突出。这与新文化地理学在“时空压缩”背景下对历史的怀旧和乡愁趋向遥相呼应^[64]。

实际上，“怀旧”具有商品性特质。之所以能实现“历史被玩赏与消费”，是因为商品符号化的呈现与堆砌，“还原”了时代场景，“我们复制的不是时间，而是时代感觉--一组符号所唤起的时间记忆” ^[65]，这成为“怀旧”消费的价值内核所在，而消费行为本身也被定义为“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66]，这种“怀旧”是建立在选择记忆基础上的消费者文化。在这一空间塑造中，历史文化被巧妙地选择了，“保护什么样的遗产完全由那些拥有选择权的人（当权者或商家）按自己所认识的历史来决定” ^[67]，其消费文化的实质以“商业性”为内核的选择性记忆，投射出以“复制”方式所表达的历史的“匮缺”感。“后现代城市以返回文化、风格与装潢打扮为标志，但是却被套进了一个无场所空间，文化的传统意义的情境被消解，它被模仿、被复制、被不断地翻新、被重塑这风格” ^[20]。

全球化背景下，消费主义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正吞噬“地方性” ^[68]，巨型商场、购物中心等宣告了一种新的“无地方性”的城市的诞生^[23]，都市空间“无地方性”特征正在广泛发生于第三世界^[56]，消费空间的地方性在复杂的全球消费文化流通过程中越来越衰弱^[69]。

城市消费空间在全球大范围内的扩散和繁殖，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为列斐伏尔的观点做了一个例证--实际上创造了融时尚、商业于一体的全球化景观^[29]，进而形成一个“无地方性”空间的生产模式。用哈维的话说：“资本主义将不同的场所和地点用相同的经济逻辑开发，这将那些地点的独特性都概括成一般化的消费场所” ^[23]。消费主义的空间使用逻辑在巧妙地利用地方性元素的同时，正在瓦解和颠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具有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元素，己经沦为了创建全球化消费空间与氛围的辅助材料，本地文化和传统社会空间己经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碎片，全球化的时尚消费元素成为了城市新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追逐国际消费时尚的前卫人士成为了都市新空间生产的目标客户，消费主义的逻辑不仅成为了都市空间的逻辑，而且也成为了都市日常生活的文化逻辑^[56]。

纵观国内外消费空间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消费空间的研究已经转向关注空间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实现了从文化的空间研究到空间的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具体而言，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消费空间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1）强调消费空间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新文化地理学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70]。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71]。反映在消费空间上，便是基于空间关系和文化表征的视角，将文化这一维度引入到消费空间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之中，文化成为消费空间塑造的符号，成为消费空间研究的重要视角与内容，文化与空间携手转化为资本运作的途径、权力政治的手段和社会生活的方式。消费空间被视为一种可供分析与解读的文本，一种社会关系的载体。

（2）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消费景观的塑造与蕴含的意识形态关系。新文化地理学强调全球化时代文化杂交形成的新的文化地理现象^[61]，在对景观的研究上，更加重视社会景观和现代城市景观，最新的研究更是侧重于消费主义景观的分析^[20]，同时，消费景观的性别意义也受到关注。消费空间的意义、权力关系和符号景观成为研究的重点，消费景观如何运作及其与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问题成为研究核心。消费已经超越了传统商业在经济层面的意涵，在社会价值和个人身份认同等方面产生复杂的社会建构功能，重构着全球范围内的人地关系。

（3）探讨消费空间生产与地方性建构的可能。对“消费空间”来说，其内在的“生产”中，利用特定的文化载体创造空间，空间又塑造了新的文化。这一空间生产机理，呼应了新文化地理学的地理乡愁。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消费空间大范围的繁殖与复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性”。但是，全球化在带来同质化的同时，也使地方性被重新挖掘和体验，全球化的渗透，看似扁平化了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但也产生了诱发抵抗意识、诉诸本土认同、主体性建构的“全球在地化”动能。全球和地方在交缠的过程中，构建并重塑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72]，从而使地方性构建成为可能。

（4）讨论构建消费“空间公正”的现代人本性场所体系的可能。后工业化时代是后福特消费文化时代，即提高生活质量时代。其标志是快节奏生活方式转变为慢生活方式，空间标志是文化消费空间的阶层与亚文化进一步分化与体系化。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社会与文化价值下的空间平等，尤其重视空间公正与地方性文化保护，同时，认知性消费景观的文化与社会因素空间秩序规律，是人文地理学“地理论”的前沿之一。基于此，探讨与消费空间对应的现代人本性场所与亚文化体系的构建，体现各阶层生活质量的空间支撑，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公平与耦合空间公正的文化地理机制构建，将成为新文化地理学今后关注的热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