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本对于地理学来说意义重大。这种意义在新文化地理学对空间、地方、景观和文化的关注过程中体现尤为明显^{[1, 2]}。人文和社会科学“文化转向”使新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文化”倾向于对意义、认同、生活方式和表征的辨析，并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反身性（通过研究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地认识语言和表征建构现实、生产现实的作用^[3]。基于这一观点，地理学家认为人们几乎无法通过直接经验认识环境的本质，而往往是通过间接的文本、符号和象征物来获得^[4]。换言之，人所生活的环境并非客观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知识系统”（如主流话语、地图、绘画、照片、游记、小说、电影等）主观建构起来，且被人阅读^[5]。周尚意等在梳理新文化地理学概念和理论时指出，新文化地理学家关注“文本的产生、接受和解读语境”，利用“‘观看-想象-赋义’这样一个循序渐进又往而复始的‘凝视’过程”，探讨文本和人周围环境所包含的“内涵、意义和内在冲突” ^[1]。鉴此，新文化地理学者正是通过解构此类文本背后的主体性、隐喻和意义来达成探讨人们生活环境本质的目的^[6]。

本文尝试探讨小说文本对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意义。事实上，很多学者都曾关注过小说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是对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社会变化的表征，也为城市空间赋予了意义。最典型的研究案例当属对民国时期上海城市化的文学解读。通过分析张爱玲、穆时英、苏青等作者的文学叙事，学者指出，在中国城市现代性萌芽的背景下，新的城市空间的生产对社会的主流价值、生存体验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7, 8]}。张鸿声从文学的视角对“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想象”进行了讨论^[9]。他指出，城市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作一种想象空间，其不仅“再现”和“反映”客观的城市生活和真实的城市经验，同时也超出了“写实”，将城市化过程中的体验、情感、意识形态与认同加以突出呈现，产生了与阅读者更为复杂的关联^[9]。文本与空间的关系不仅局限于表征与被表征、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过程。李蕾蕾^[10]以城市创意产业为切入点，提出了“物的媒介化”和“媒介的物化”两个过程，并以此讨论了小说和城市、想象空间和物质空间的辩证关系。具体的来说，空间的媒介化使得城市空间被表征为文化和符号。换言之，媒介与空间之间有着相互包含、映射和转换的辩证关系。

本文以当代作家阎连科所著的小说《炸裂志》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空间辩证法作为分析工具，探讨文本对中国城市化现象的剥离、概括和记叙。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提出了“神实主义”这一文学创作的概念，并且将这一理念彻底地运用在《炸裂志》的写作中^[11]。所谓“神实主义”，即不拘泥于日常现实表面的逻辑关系，而是注重挖掘“看不见”的真实，抑或是“被真实掩盖的真实”；通过将日常生活现实与想象、寓言、幻想、梦境、神话、魔幻等文学技法相衔接，通过夸张，甚至荒诞的手法，表现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巨变。

在《炸裂志》中，一个名为“炸裂”的小村庄在30年间便发展成为3000万人口，全球数一数二的超级大都市。小说对于这座城市之“大”的描述，理性来看是不现实的，但显然折射了深圳等后改革时代的“造城”奇迹。更重要的是，小说为城市地理学者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来思考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高速的城市扩张与新的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是一个物质空间结构变迁的过程，更加体现了社会-空间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12-14]。首先，城市化、空间生产是社会经济关系变迁的空间体现。同时，空间的生产对社会关系也有着建构性的作用。空间是权力、关系的载体，空间生产的过程伴随着不同主体的权力关系、社会关系的变迁^[15]，而空间生产的主导者则成为新的权力主体。最后，城市化过程塑造了一个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笔下的“欲望机器”（desiring machine）^[16]：对于资本、权力与空间的渴望和追逐，深刻重构了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

研究呼应了新文化地理学对分析与解构文本的关注，同时认为，城市化不仅是一个物质与空间现象，更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现象。有关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7]。“新型城镇化”概念提出之后，更有西方媒体将后改革时代中国的城市化视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场“城市革命”^①。然而，城市化过程中对于资本、权力、阶层地位的争夺如何建构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普罗大众如何体验城市空间的扩张与变迁，又如何积极参与到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这些理论问题呼唤学者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理解空间-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地理学虽是有关空间、区域、景观、地方等对象的学科，但地理学者不应将空间与社会、文化等其它领域孤立起来。对空间和社会进行僵化的划分，势必会忽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即通过“时间”维度（历史与社会的维度）对现象，包括空间现象进行解释。总之，历史性、空间性、社会性在人们阐释人物、环境、事件和现象时缺一不可，是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

2 社会-空间辩证法和文学空间

社会-空间辩证法这一概念最早由索亚（Edward Soja）^[18]在总结列斐伏尔空间观的基础上提出。其理论内涵包括两个维度：空间是社会过程的再现，是一种“社会产品”；同时，社会不能游离于空间而存在，社会关系建立在空间生产的基础之上。社会-空间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批判了“容器”空间观^[19]、实证主义空间观^[20]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于空间的忽视^[21]，并在列斐伏尔、哈维和索亚等学者的理论研究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22]。

列斐伏尔延续了马克思空间思想，即空间是不断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并被社会所生产的。他认为不同的社会（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会生产出不同的空间^[12]。空间是一个社会产物，其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到现代社会的生产模式，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被作为生产材料进行交换，甚至被直接消费^[12]。同时，空间具有政治性，是角逐利益、进行权力运作和实施社会控制的主要场所和工具^[23]。与马克思空间思想不同的是，列斐伏尔从哲学的角度构建了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上升为认识世界的一个核心维度。

哈维则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一方面，他继承了马克思有关资本积累对空间生产的影响的思想；另一方面，他认同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理解，即不同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空间，因而空间哲学的核心问题由“空间是什么”转移到“不同的社会怎样创造和利用了空间”^[13]。在此基础上，哈维提出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辩证法^[24]。他强调，资本企图通过加速周转时间来提高运转的效率，而资本正是通过对地理景观和城市空间的改造，来适应其高效运转^[24]。在对资本运转过程的剖析中，哈维认为空间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这种社会性附着于特定的物理景观上，并被赋予社会内涵，包括物质的、象征的和隐喻的社会关系^[13]。物质关系表示空间的真实性来源于资本本身，象征性和比喻性则表示空间的意义能够通过一系列对真实生活的象征和隐喻表达出来。

将空间融合到历史辩证法中的努力最终是由索亚来实现的。索亚的“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本质即是探究时间、空间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过程^{[18, 22]}。他提出，空间是包含在时间和社会中且与它们相关交织在一起的，并建议通过“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个维度来认识世界的本质，而这三个维度是相互平等、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18]。为空间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后，索亚对空间的概念做了阐释。他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14]。他认为，第一空间是客观的和物化的空间，偏重物质性；第二空间是构想的空间，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强调人的主观解释和构想；第三空间则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其源于第一和第二空间却又超越它们，既是真实也是想象的，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14]。第三空间构建了一种动态的空间观，既关注社会结构如何塑造与生产空间，也关注自下而上的对于空间的感知，以及如何利用空间实践反作用于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

社会-空间辩证法对于文学空间的理解具有革命性意义。一方面，社会-空间辩证法强调一种动态的时空观，并强调时空的确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25]。基于这种观念，它往往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即解构）来发现某些东西，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文学空间在传统的物质-精神二元空间认识论中被严格地局限于精神层面^[26]。然而，在社会-空间辩证法认识论体系下，尤其是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体系下，文学空间的概念得以被重新审视。鉴于社会-空间辩证法对文本解构的要求以及文学空间概念在社会-空间辩证法下的自我审视双重需求，文学空间被视为一种“第三化的彻底开放和持续扩展”的空间，叠合着“社会、物理、精神三重空间维度”，具有“无限多元的含义和无限多样性”，它既是“语言的、形式的、心理的、人格的、图式的、隐喻的、想象的、情感的”，也是“物理的、真实的、可测度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实践的，具有社会生成能力和能动性” ^[26]。因此，文学空间可以说既是物质的，也是地理的和精神的^[27]。正如克朗（Mike Crang）对文学空间的理解：“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和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同样，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 ^[28]鉴于此，在社会-空间辩证法认识论体系下，文学空间既非仅仅作为文本中所表征的空间，也非文本自身存在所占据的物质空间，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时间-社会-空间三维辩证、动态、多元的空间。

3 研究文本及背景

《炸裂志》的作者阎连科，是当代著名小说家，曾屡获文学界重要奖项，其以独特的“神实主义”写作风格被誉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29]。其早期文学作品是植根于其日常生活经历的一种“现实主义”风格，其中尤以与其衣胞地和军旅生活相关的“瑶沟”系列和“军旅”系列最为明显^[30]。然而，以其作品《坚硬如水》（2001）和《受活》（2003）为拐点，阎连科的文学作品逐渐朝着超越现实主义的“神实主义”风格转型^[30]。他的“神实主义”风格对写实持一种摒弃的态度，甚至采用极端的“荒诞”手法构筑小说的叙事，同时又强调与社会“真实”的参照^[30]。

《炸裂志》正是“神实主义”写作风格成型的背景下完成的一部代表作。从小说内容来说，几个最主要的人物（小说情节主要围绕孔家、朱家和程家三个家族脉络展开，其中主要人物是孔家的次子孔明亮和朱家长女朱颖）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特定的城市化现象。例如，孔明亮从村长到市长的演变折射出资本和权力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互动作用，其中不乏利用“扒车致富”、“制假造假”等情节映射城市化进程中的假恶丑现象；朱颖为实现炸裂行政区划级别的跃迁，培训性工作者贿赂领导，亦折射了本地社会对“城市人”身份的渴望；孔家老人对哭坟风俗的怀念也折射出城市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颠覆，等等。阎连科采用地方志的形式，书写了“炸裂”如何在30年时间里由上百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拥有机场、地铁和三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小说中记叙了“炸裂”在社会空间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中，人民如何被鼓噪向前，在金钱、权力和道德失范中挣扎。由于采用了“神实主义”写作手法，小说通过“神话”书写“现实”、刻意放大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内在逻辑，又通过看似“写实”的风格建构文本与现实的联接^[31]。例如，在小说中，有市长签名的白纸能够成为濒死之人的灵药，该表述手法显然与真实生活逻辑相悖，而小说作者也坦言，其内在逻辑在于强调个人从发展过程之中攫取的权力之于社会秩序的无所不能^[32]。概言之，“神实主义”可被视为一种极端和高度抽象的现实主义方法，这种书写手法是本文选取《炸裂志》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炸裂志》最后落点还是回到对社会“真实”的刻画。阎连科在谈及该小说创作背景时也提到，《炸裂志》是一部直接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现实的作品，关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改革开放、城镇化等很多问题在小说中都有很大的信息量，而故事中的素材大都来源于对新闻的关注^②。小说作者在接受采访时也不讳言提及小说中“炸裂”的原型就是深圳，或者更加宽一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的缩影^[33]。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理解的《炸裂志》也是一部隐喻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作品。赵大伟和朱人奉在凤凰网上对该书的书评中写道，“中国这三十年来发生的事就是‘炸裂’，《炸裂志》运用‘神实主义’建构了中国现实的内在因果”^③。由此可知，该小说既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的极端化和抽象化“再现”，也是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一种想象、诠释和记叙，具有现实意义。

4 《炸裂志》对城市化的文学书写

《炸裂志》以地方志的形式，用看似“荒诞”不合现实生活逻辑的笔墨将城市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冲突聚焦于聚光灯下，将这些问题从主流话语中相对边缘、不可见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它所书写的城市化现象不仅是一个乡村聚落转变成为城镇，再进化成为超级大都市的空间形态变化过程，也是一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进化史。本章节将从小说的“外部逻辑”（空间形态变化描述）、“内在逻辑”（社会-空间内在辩证）以及“内真实”（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空间变化的内因表述）三个方面展开（如图 1）。

4.1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书写

在小说看来，“炸裂”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外在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且迅速的变化。究其原因，其内在动因主要可以总结为资本的驱使。首先，《炸裂志》记叙了“炸裂”由村变化成为镇、县、市以及超级大都市^④过程中巨大且迅速的空间形态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资本对空间的改造（例如：从茅草房到瓦房，到工厂，到消费空间、广场，再到“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基地”、世贸大厦、国际会议中心等标志性景观），以及大规模商业化和工业化现象。例如，小说在记叙“炸裂”村升级为镇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描述道：

“……镇长有些惊住了，这才看见炸裂镇在短短的时间里，沿河而筑，这边那边都楼房林立，街道宽阔，再也不像早先山脉中的村街那般土热闹。街道上的路灯电线杆，和筷子样均匀地竖在路边上。各家大小烟囱，插在天空间，吐出的浓烟如雨天罩在头顶的云。而这儿或那儿，把土地破开、合上的工地，一处又一处……”（p.121）

正如哈维所述^[24]，城市空间的生产是资本实现“空间修复”（spatial fix），进而实现积累与再生产的基本方式。一轮又一轮的资本浪潮，使空间一直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炸裂人不知道炸裂发生了啥儿事，只是觉得炸裂忽而不是先前的那个炸裂了。刚盖了几年的新楼被扒掉盖了更新更高的楼。昨天还有人唱歌。跳舞的广场上，忽然被绳子围起来，说要把地面的水泥地砖全拆掉，换成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花岗岩。”（p.264）

此外，“炸裂”的城市化还受到全球资本的巨大影响。改革时期的中国城市化深受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小说对“炸裂县”成为“炸裂市”后发展变化的描写无不透露出全球化对全球各个角落的空间形态的形塑作用，即使是在讲着“耙耧方言和土话”的遥远城镇：

“当美国、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决定落户到耙耧山脉时，新加坡的建筑业，韩国的电子产品和手工小商品，还有澳大利亚的采矿业，……，都纷纷涌到了炸裂这个内陆城。……城街上的中心区，专门有一条供外国商人、游人消遣、洽谈、调情和扯淡使用的。模仿欧洲小镇建下了咖啡屋、啤酒厅、大排档和各种旅游小商店，还有专供外国人洗脚按摩的脚屋、发廊和捶背间。从泰国涌进来的人妖表演和印度的抛饼店，阿拉伯人的茶艺屋，……，各种各样的异国音乐每天都在街上嗡嗡啦啦播放着。他们在那条街上说英语、法语、德语和奇奇怪怪的各种语言，也在那说耙耧的方言和土语”（p.263）

除了对“炸裂”外在空间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书写，小说对“炸裂”空间变化之迅速也倾注了大量的笔墨。正如“炸裂”这个地名所影射的，城市化的迅猛如骤然炸裂，将城市的空间结构彻底打开、摧毁与重构。在孔明亮市长提出“炸裂市”申请成为“超级大都市”后，“上头”第九次派来了调研组，两方的对话对城市化的迅猛速度进行了夸张的描述：

“……（市长）再又说：‘如果我能在一周之内在炸裂建出一百公里地铁线和扩建出一个亚洲最大的飞机场，不会没人不在意这桩事情吧？’”（p.321）

4.2 社会-空间内在辩证关系的书写

如果说空间形态的变化仅仅是城市化进程的“外部逻辑”，那阎连科利用“神实主义”力图揭示的“内在逻辑”则是空间-社会的辩证关系。《炸裂志》中的城市化是一个社会关系与社会规范急剧变化的过程。社会形态的变化与空间形态变化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过程；相反，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炸裂志》描述的社会变迁，首先体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对资本的渴望，集中表现为一种道德失范。对发展中的“炸裂”村民来说，新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在于对物质和现代消费品的占有：刻着英文字的洋衣服、磕出声响的红皮鞋、小轿车、住了半年就嫌土而改造一遍的楼房，等等。在对金钱与物质的追逐中，传统的道德规范被降格到次要的位置。例如，“炸裂”起初能够由村升级成为县的主要原因是孔明亮带领村民们“扒火车”，从而使所有村民都成为“万元户”。当火车提速后，“炸裂”的人们因无力“扒火车”陷入迷茫，朱颖带着村里部分年轻女性进城从事肉体交易等特殊行业，之后回到“炸裂”开“洗脚城”从而给“炸裂”带来新的生机；“炸裂”进城务工的村民因做贼被抓，村长表态不必受罚，只是今后做贼的收入要为村里办出几个小工厂。当然，村民在理性与道德之间也不无纠结。例如，村里规定“扒火车”不得称之为“偷”，只能叫“卸货”。但总体上，道德对村民的约束力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逐步减弱。

由此观之，“炸裂”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道德的途径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当“炸裂村”初具城市形态的时候，其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道德的失范，如造假工业、腐败以及其它意识形态的堕落等。例如，小说这样描述“炸裂”一所电线电缆厂：

“炸裂的电线埋在墙壁里，电缆线埋在地底下，三年五年也就寿终正寝了，这些电线电缆的胶皮都老化脆裂漏电了，常会引起短路和火灾，着火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着。……镇长就让随行的人立刻通知电线电缆厂，凡是失火后又来买的回头客，都给他们再增加百分之十的回扣费，你定一百万元的货，再多给你个人十万元”（p.122）

城市化引发的另一个社会变迁是乡村传统的消逝。《炸裂志》写道，哭坟是“炸裂”独有的传统：“每年清明后的一个月，各户人家在祭祖之后的某一天，都再到坟上哭一场，和祖先默说默说心里话，一年间就会心畅事顺多了”（p.85）。

这样的传统是人与土地特有的情感连接，不似一座高楼可以通过钢筋水泥所建筑，它源自最古老的传说与坚守。然而，文化传统伴随着高楼和烟囱的林立而逐渐消失，到后来，几乎没有人记得“炸裂”曾经有过这样的传统。哭坟在《炸裂志》的叙事中成为传统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挽联和哀歌。小说的结尾，“炸裂”的市民只能通过重拾这一失落的传统来救赎精神世界的压抑与空虚：

“也就在这天的黄昏间，留在炸裂的老人们，他们想起他们几十年没有去坟上诉说他们的欢乐苦难了。就有人在日落月升时，哭着朝自家的坟地走过去。到了月亮真正升起时，先是从谁家坟地传回来了断断续续的哭诉声，接着就哭声连连，一片一片，整个空寂死去的炸裂的老城和新城，东区和西区，都呜咽泱泱，连天扯地，一个世界都是诉说苦难的眼泪了。”（p.370）

4.3 城市化动因的“内真实”的书写

需要强调的是，《炸裂志》写作风格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内真实”的追求。无论小说作者对“炸裂”社会空间形态变化做出多么荒诞的描述，其文本的内核，即对发生这种变化的内因的刻画，是真实且源于作者日常的观察和认识。小说对城市化内因的认识是极为清晰的：资本利益、身份认同和权力（如图 1）。

在“炸裂”，与城市化进程平行的是社会对利益的追求：对利益的追求意味着城市化必须像“永动机”般不断推进，而城市化过程也创造了新的利益增长点。这种追求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金钱和身份。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总结道^[34]，“中国的乡村社会源自传统的宗族社会，却又随着现代社会思潮的涌进，形成了属于乡村独特的权力形态”，即中国的乡村利益不完全属于个人利益，由于区域的限制和生活的隔离，他们形成一种“站位利益”，即根据势力的强弱选择自己的方向，以此希冀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保护。这种“站位利益”对村民支持完成一次次城市跨级所需的资本积累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孔明亮承诺可以帮助村里的人都成为“万元户”的时候，每一个村民甚至都能够从自己的肚子里将痰吐出来淹死孔明亮父亲的仇人朱庆方；朱庆方被痰淹死后，他的女儿朱颖在外面从事肉体交易赚了钱，开着轿车回到村里为父亲立碑，而此时恰逢火车提速“炸裂”发展遇到瓶颈，村民们又开始想着让自己的闺女跟着她混出个名堂来；

当“炸裂”升级为县，县长孔明亮号召村民们办工厂，“很多村民手掌都拍出了血，把卫生所的止血药和胶布纱布全用光了”（p.101）。

“炸裂”城市化的另一个动因体现在身份意识层面。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向城市过渡，而身份意识的变化，是城市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35]。《炸裂志》的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现象，并将农民成为城镇居民过程中身份意识的变化生动地呈现出来。虽然身份的改变并非村民自主控制，而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但人们对城市化所带来的身份变化依然十分拥护和欢迎。“城市人”的身份与“进步”、“现代”等道德正确的文化符号联系在一起，小说也不断暗示“炸裂”村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和城里一样”、“和城里人一样”。当“炸裂”县升级成为市的时候，人们对自己身份的变化反应极为剧烈。由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村民骤然间获得了“城市人”的身份，一激动，许多人心脏病突发，还因此兴奋过度死了十七个人，急救过来一百多人：

“‘我们这就成了城里人？’那些拿到新的户口本的人，从城市扩展局的大院走出来，看着那棕红色的小本子，相互问着又相互回答着，‘我们从此就他妈的不是农民了。’ ……还有一些从农民变为城里人的人，一激动，心脏病也就突发了，人未送到医院就死了。”（p.269）

对于“炸裂”人来说，一次次的行政级别跃升意味着“发展”，而发展本身是绝对“正确”的，发展的实际后果与影响，则没有人深究。因此，当“炸裂”最终获得超级大都市的行政级别后：

“凡是那些不愿意或不相信炸裂升格为超大城市的市民和年轻人，会被相信和支持的绝大多数把口水吐到脸上去。如果再为此争吵和辩论，为炸裂不该升格说出理由一、二、三的人，会在争吵中被对方打一顿”（p.361）。

最后，权力也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城市化动因首先表现在行政命令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小说中，“炸裂”的商业化、工业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皆与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分不开。例如，当孔明亮村长将批准“炸裂”从村升格为镇的县政府文件在即将枯死的文竹边晃动时，“他奇迹地看到桌子上已经干枯的文竹花草又活了过来”（p.107）。换而言之，自上而下的权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巩固与再生产的渠道。

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个人或群体因为能够控制或主导空间生产，因此获得不同形式的社会权力。例如，朱颖从城里回到“炸裂”时，因为携带了可供发展的资本，“她根本没有通过村委会，没用村委会的证明和公章，她就从县里取得了一块宅基地的土地证”（p.39），直接越过孔明亮主导的村委会所代表的权力主体。再如，当美国企业家来到“炸裂”考察建设汽车城的可能性时，孔明亮为招商成功，不惜一切代价献媚，只因美方老板参加过越南战争，便将整个县城改造为越南风情，并模拟越战场景，连地雷炸伤儿童的情景都照搬上演。而招商合同签约后，县长立刻签发文件：“所有的炸裂人，在路上见到在炸裂投资、旅游的外国人，都必须首先点头说‘你好！’，必须向他们鞠躬并闪到路边上，让他们走在路中央，以体现礼仪之邦的文明”（p.249）。当然，城市化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还是孔明亮这一核心人物。孔明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本质上代表的是草根群体对于发展和赋权的诉求。因为主导了“炸裂”的城市化，孔明亮对空间资源的分配有着非凡的权威，在“炸裂”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签发的文件可以决定“炸裂”的天气冷暖，可以“让所有的柳树都会开出槐花来”（p.355）。一言以蔽之，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的重构与自下而上的身份意识的改变及利益诉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炸裂”城市化内动因，并作用于社会空间形态的急剧变化。

5 文学话语与现实生活的桥接

文学作品通常不是无所依据的臆想，而是基于一定社会现实的想象，其往往具有丰富的地域属性^[36]。文化学者霍尔（Stuart Hall）^[4]曾指出，人们通过针对某件事的所说、所想和所感，才赋予它们一个意义。因此，《炸裂志》绝非阎连科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而是对城市化现象的一种再现、隐喻和文化实践。

具体来说，《炸裂志》通过桥接故事桥段和社会真实片段的方式，对中国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凝练。贯穿小说，这样的桥接表现在外在空间形态变化、社会-空间形态变化、城市化内在驱动力（如图 2）以及一些其它细微的生活情节方面。首先，“炸裂”的发展无疑折射着当代中国某些新兴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问题及冲突。当读者看完这部小说，脑海里很难不浮现出其现实生活中的模板：深圳。深圳在短短三十余年间，以魔幻般的速度从一个小村落发展为一个大都市，可谓“炸裂”的真实版。然而，诚如阎连科所言，深圳和“炸裂”的发展模式和速度虽然惊人，但代表的却是中国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高速城市化的状态^[33]。“炸裂”城市化的迅猛，在中国其它城市并不难找到真实的映射。例如，中国城市数十天内建成一座高楼大厦的现象便经常见诸报端^[37]。这类“造城”奇迹的背后，是被资本和权力高度规训的劳动者，以及主流话语对“发展”、“建设”、“现代化”的神圣化与道德化表征。在《炸裂志》中，孔明亮的弟弟孔明耀身穿军装、奏起军乐，带领数个方队，军人一般在“炸裂”行进一番，于是“几年没有竣工的烂楼在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里，不仅竣工完成，而且还都装修成了城里最时新的意大利的瓷片砖”（p.238），“立交桥便直立横跨在了半空中”（p.238），“那能容纳五万人的大会堂就叽叽咣咣树立起来了”（p.240）。军事化的展演，折射的是高度标准化、且被规训为生产机器的劳动者群体。

此外，从“炸裂”的城市化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来讲，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能找到真实的社会片段对应（如图 2）。例如，“炸裂”带有原罪性质、不道德的资本积累方式，很多细节在社会现实中都能找到原版。阎连科在采访中提到，他将听闻的一些故事写进了他的小说：“七八年前甚至更早，有人就曾经以笑话方式说过，某某等地的小姑娘都到南方打工去了，这里打工是另外一种意思，她们在南方从事身体交易的特殊工作，而她们的村庄也因此繁荣”^[33]。而《炸裂志》几乎是以这样真实的社会现象为原型对朱颖这个角色进行刻画。小说中得朱颖，开始时进城从事肉体交易赚钱，之后回村带领部分年轻女性进城从事同一行业，在“炸裂”升级成为城市后开办“洗脚城”，最后开办性工作培训机构贿赂领导和专家达成行政级别的跨越。当然，城市化带来的荒诞和扭曲不仅如此。在商业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主导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造假现象体现道德失范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甚至出现了“造假产业集群”；即使与人身体健康切身相关的食品加工行业也曾出现极为严重的造假事故，如“三鹿奶粉事件”。这些现实生活中的造假现象在《炸裂志》中也有所隐喻。例如，在《炸裂志》的描述中，“炸裂”在升级成为县后修建了许多伪劣电线电缆厂，它们通过回扣的方式将伪劣电线卖到别的城市；更为戏剧性的是，“炸裂”还新建了许多“新闻加工厂”，它们将南方的稀奇事件修改一下发给北方，将北方的新闻改个标题发到南方，通过“生产”新闻赚取稿费。这些都可以视为对真实社会的强烈隐喻。

同时，《炸裂志》对利益、资本与权力的呈现，无疑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隐喻。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摒弃了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之争，而对发展的追逐则成为空间生产的动力来源。例如，在小说的开头，作者交代了“炸裂”发生巨大的变化的始因：所有人都做的一个共同的梦，不用再理会家庭成分和政治史，碰到什么物体那个物体便能决定自己将来的命运，假如碰到“一毛的票儿”就意味着能赚很多的钱等。这个“梦”无疑是对改革的隐喻：人们不用再关心阶级斗争，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也意味着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新的人生机遇。此外，“炸裂”城市化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权力诉求，也是对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映射。一方面，国家政策与制度对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十分重要^[38]，“炸裂”一次次诉诸于行政命令实现行政区划级别的提升便是明证。另一方面，改革时代的城市也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迁，特别是“新富”阶层的出现^[39]。

最后，《炸裂志》借用“方志”的体例对故事情节展开记叙，与纯粹的文本有一定的区别。“志”（地方志）强调社会空间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而纯粹的文本并没有这种强调。虽然小说在记叙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符合真实历史的时间脉络，但其偶尔又会出现一些真实的时间坐标点，如日本右翼登钓鱼岛、台湾修宪闹台独、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货币战争等：

“那一天，三哥正穿着军服在给他的队伍开着春暖训练动员会，说日本又有右翼登上了钓鱼岛。台湾地区那边有人立宪台独了。而美国用最先进残暴的现代装备推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现政权，现在借了咱那么多钱，又让咱的货币升值，逼得咱都想从京城的楼上跳下来。”（p.314）

因此，虽然小说没有明确交代其所叙述的是哪三十年，但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因此，通过这些时而真切，时而隐约的时间坐标，《炸裂志》可被视为一个时间脉络上的蒙太奇。《炸裂志》构筑了一个寓言和真实的集合。当说它是寓言的时候，人们不会去思考时间，不会去思考“炸裂”是什么地方；当说它是真实的时候，人们会潜移默化地去生活经验中对应和拼凑真实的时间与空间。这时，《炸裂志》不再是“炸裂”的志，而是一部中国城市的城市化“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炸裂志》是一种看世界的视角，是一种既想象又真实、既抽象又具体、既主观又客观的社会空间形态，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书写。

6 结论

本文利用社会空间辩证法，对中国城市化的文学书写进行了思辨性的分析和思考。本文一方面尝试以小说为例提供一种独特的解读中国城市化的途径，另一方面将小说视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记叙、阐释与实践，并与城市化现象结合起来，辩证地认识和再认识社会空间的本质。

《炸裂志》以“神实主义”的书写手法带领读者对“炸裂”的城市化进程进行深层阅读。“荒诞”却“写实”的手法勾勒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空间形态的急剧变化。从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出，城市化不仅是物质空间重构的过程，也是社会成员不断体验，不断获取意义，并由此建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过程。谁能支配城市发展与空间生产的过程，便能获取新的社会权力，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叙事线索。而对发展、城市化与资本的追求，也深刻重构了社会价值与身份认同。“城市人”的身份标签所承载的，是追求个体利益、资本至上等意识形态，以及道德失范、乡土衰退等文化意涵。同时，小说通过具体事件的刻画，隐喻了城市化进程中价值的变迁。因此，小说将城市化表征为空间形态变化的过程与社会关系、社会价值与权力关系变迁过程的动态结合。

同时，《炸裂志》通过文学的形式，再现了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语境中的文化意义。文本之所以有意义，主要决定于在真实世界的语境下如何进行具体的文化实践。《炸裂志》利用桥接小说桥段与真实生活片段的方式，实现了对中国城市化现象的一种再现、隐喻和实践，将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空间变化（例如，城市扩张）和内在动因（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缩微在小说中。小说并不完全是对现实世界的写实，也不是一个完全想象的空间，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包含了小说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想象和解构。换言之，现实世界被抽象在小说文本中，同时文本通过与现实的衔接，将文本话语与社会话语融合，帮助读者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解读。因此，《炸裂志》构筑了一个既是“寓言”又是“真实”的城市化叙事，并通过这一叙事隐喻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权力关系的生产（例如朱、孔两家合作发家，通过资本积累实现政治抱负），自上而下的规划与自下而上的实施（例如孔明亮的政治手腕，以及朱颖对性工作者的培训和掌控），以及其中不可避免的碰撞和冲突（例如哭坟传统的消逝、拆迁问题等）。

注释：

①参见：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pacific-13799997;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601027-worlds-sake-and-itsown-china-needs-change-way-it-builds-and-runs-its。

②参见阎连科访谈录，资料来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4010798425.html。

③参见书评《“炸”与“裂”--当下中国的关键词》（作者：赵大伟，朱人奉），资料来源：http://book.ifeng.com/shupingzhoukan/special/duyao113/wenzhang/detail_2013_11/27/31613995_0.shtml。

④小说中“超级大都市”是一个行政区划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