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景观一词的普及，景观已成为了具有多种学科含义的研究对象。“景观”（landscape）一词起源于古老的德文，泛指乡村土地的风景或景色。地理学并非最早研究景观的学科，16世纪末，“景观”是美术学的专用术语，而后逐渐被园林学、建筑学等学科关注并研究。自德国地理学家洪堡（von Humboldt）将其引入地理学后，景观即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1]。以卡尔·索尔（Carl Sauer）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2]。显然，索尔认识到了景观中自然因素的文化性，将河流、植物、动物等都包含于景观中文化范围内，而人类对自然因素的反应与介入以及自然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适应等也属于传统文化地理学景观研究的重要内容^[3]。传统文化地理学中对景观的研究多将景观作为文化的载体，以文化的区别为标准，探究景观的划分、景观的形态、景观的分布等问题，其研究给文化地理的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然而其对景观的定义又局限了景观的内涵。为了丰富与灵活化文化地理学中景观的概念，丹尼斯·克斯格洛夫（Denis Cosgrove）和斯蒂芬·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重新定义“景观是一种文化图像，是一种描绘、组织或代表环境的图形表达方式”，强调了各种形态的景观均被看作文化的标志，景观是众多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的符号的集合^[4]，对景观的分析应涉及文化观念与文化过程^[5]。在之后的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中，景观从区域概念^[6]发展成为了社会生产的重要力量，景观研究也进入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中。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是“情境”（context）发展与变化的综合体现^[2]。景观充斥着权威、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暗示^[7]，而正是这些力量塑造着景观的形态，因此对景观的研究也由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形态分析、类型划分、空间界定发展为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分析。

“表征”即文本化，广泛地运用于文化研究中^[8]，是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指导下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以“表征”为切入点，关注了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及其共同作用下建构的景观的意义^[9]，契合了新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文化意义、文化变迁、权力斗争、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探索^[10]。景观中的符号具有物质性和可见性，其带有的意识形态，即其意指是景观在所处的情境长期积累与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不同的背景会生产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符号，即产生了不同的景观意义。文本化的景观是人们根据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建构的景观象征性意义；同时，文本化的景观也需要解读者从景观所处情境与自身主观意识，对已定义的符号意义进行解读，因此，景观将物质世界与想象世界辩证地联系在一起^[11]。

然而，除了可视的物质，景观内的主体--人存在着与景观密切相关的触觉、感觉和行为活动等，而这些不可符号化表征的抽象对象即是非表征理论所关注的内容。主体与主体性的探讨已然成为了文化地理学的核心^[4]，非表征是对人们在与景观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情绪”、“主体性”、“行为”和“实践”等无法符号化、具象化的实践流的研究^[12]。这些无法符号化的实践也是根植于景观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背景，带有深刻的地理印记，同时由于其随机性与主观性，实践往往能更敏锐地体现景观及其意义的变化^[4]。

表征与非表征分别是认识论与本体论范式下对景观不同的两种探讨，两者既不对等也不对立，前者关注的是可编码的景观要素的意义，后者关注的是事物或事件的存在。表征与非表征关注了景观中不同的重点，两者的一致性或矛盾性恰恰是景观意义统一与矛盾的表现。当前，国内的学术界对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景观设计、景观生态学、景观组分、城市景观、旅游景观等方面，而从我国目前对景观的研究现状来看，景观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对本土景观研究的理论运用阐释尚显单薄。鉴于此，本文着眼于梳理表征与非表征理论下国内外新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以期推进国内文化景观研究的发展。

自1987年丹尼斯·克斯格洛夫和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提出对景观及其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后，以克斯格洛夫为代表的文化地理学者越来越热衷于对景观象征性意义的研究。克斯格洛夫认为，景观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也是人类的作品，社会的建构与景观的象征性是相互推进的，然而景观更加敏感、具体、生动，历史的发展、思潮的兴起以及文化的杂糅等都是景观象征性意义产生的重要影响因子^[13]。因此，景观的符号化象征意义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涉及到了“编码”与“解码”的过程^[11]。“编码”即编码者根据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情境，对景观中的物质象征附加上特有的意义，因此，景观的象征性意义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给予或强加的^[14]。“解码”是景观内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11]，是解码者以自身所认知的社会情境及主观认识对景观象征性意义进行解读。景观需要“编码者”对其赋予象征性意义，同时需要“解码者”的解读，若没有对景观的解读，其意义的存在也没有价值，只有被理解的含义才是真实的存在^[15]。文化与权力是景观“编码”与“解码”的两股重要力量，下面从这两个方面展开阐述西方学界对景观符号象征意义的研究。

景观既可被看成是文化的产物，也可以看成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再生^[16]。20世纪20年代，索尔及伯克利（Berkeley）学派就提出了“景观是文化群体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认为文化是塑造景观形态的动力^[7]，同时也是建构景观的符号象征性意义的重要力量，景观所处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了景观的意义。在1500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伊斯兰宫殿不同的区域表征不同的含义--接近公共空间的领域象征“男性”、“国家”等意义，相对隐蔽的皇宫内部则表征“女性”、“家庭”等意义，而且文化背景的变化也使得宫殿空间结构的象征性意义发生变化^[17]。在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发展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日本的公园景观象征着资产阶级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追求和社会价值塑造，这也是日本公园被其社会文化力量所编码的结果^[18]。

文化并不是传统僵化地传承，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调适与抵抗不断变化^[19]。文化变迁的过程是无形而静默的，然而这个抽象和无声的变迁过程则被景观具体而生动地记录下来。新岗哨（Neue Wache/New Guard-house）作为德国首都柏林重要的纪念建筑，在德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象征性：君主立宪制时期，新岗哨作为皇家卫兵室，象征着皇家权威；君主立宪制结束后，德国政府在新岗哨建立一战纪念碑，使其成为国家战争纪念的象征；此后，在媒体的塑造下，新岗哨成为一个包容的城市记忆空间^[20]。莱武卡（Levuka）的住宅建筑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简单建筑结构发展至今，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定居以及移民的进入，莱武卡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建筑结构也日趋多元与复杂，建筑景观上的变化反映了社区日益复杂的文化和社会身份^[21]。

景观的建构与重构的过程是景观对社会文化及其变迁的响应。景观与文化变迁的辩证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变迁对景观的建构和重构，从而塑造景观的符号象征性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景观符号的象征性意义的重构，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景观的意义。

权力不仅仅是“政权”，而是一种支配力和控制力^[22]。无所不在的权力是景观意义变迁的隐藏推动力和深层的原因^[8]，从雅典卫城到罗马城邦，城市的核心景观隐喻了城市内的最高权力^[23]。并且，景观标记和象征了权力关系，是文化权力的工具^[7]，例如，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公园（Carol Park）在不同的权力时期也被赋予了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制（1881-1938）、国家社会主义（1947-1989）和后社会主义（1989至今）的含义^[24]。路名、纪念碑等景观要素是权力阶层赋予景观某种权力意义的直接体现，例如美国的黑人社区以马丁路德金命名的街道^[25]、莫斯科的四座纪念碑遗址^[26]以及华盛顿的国家广场纪念碑^[27]等等。

权力具有强大的生产性，是生产景观及其象征性意义的巨大力量^[28]，但权力并非畅通无阻，也存在着抵抗，这种博弈正是推动景观不断重构的动力。正如殖民时期的英国在德国建造的四座城市公共雕塑，在帝国主义的权力作用下成为了英国皇家权威的象征；而在后殖民时期，城市公共雕塑受到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痕迹正是帝国列强权力的消散以及反殖民权力崛起的表征^[29]。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体现在里士满市（Richmond）的纪念大街（Monument Avenue）。佛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南方邦联的中心，南北战争后，为纪念战争中奴隶主所做的贡献，里士满市纪念大街树立了许多南方军的雕像，而纪念大街也因此成为了民族主义的象征。近年来纪念大街因树立民权运动领袖阿瑟·阿什（Arthur Ashe）的雕像而引起了社会的一系列反响，景观的意义也因此被表征为黑种人对白种人主流价值观的挑战^[30]。

权力是无形的存在，又是景观真实的作用力。权力生产空间与景观，权力亦生产景观中的符号及其意义，权力之网使事物相互联系^[31]。景观以其具象的存在与生动的变化刻录了权力阶层及各权力之间的力量博弈。景观的意义是不稳定的，往往被权力阶层的力量以及与权力抗争的巨大力量所掌握和篡改；权力的博弈使得景观及景观意义发生变化，因此，景观也是权力斗争的直接载体。

以旁观作为唯一解读景观的方式必然是有所偏颇的^[32]，“非表征”并不是一个新的认识论，而是新的描述方式。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是以非表征理论解读景观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我们认识景观不应该只是从表征与象征的规则中去论述和构造^[5]，更应当关注从情感、日常生活行为等非表征的方面去感知多元的景观^{[33, 34]}。表征将景观作为“文本”进行建构与解构，而非表征理论则关注了具体的、可感知的、情境化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对景观的建构与表达^[35]。因此，表征理论探究了景观中的符号意义，即“是什么？”的问题，而非表征理论则是探讨“做了什么？”、“有什么感受？”等抽象问题。

非表征理论探讨非具象的景观意义，其研究方法多是通过将抽象的行为、情感、情绪等要素具体化，如通过民族志^{[36, 37]}和摄影^{[38, 39]}的方法，详细地记录与表达人们的行为模式，约翰·怀利（John Wylie）便是综合采用了写作与摄影相结合的方法^{[7, 40]}进行非表征的研究。非表征理论摆脱了具象化的牢笼，更深入到具体实践与感受，因此，下文从日常生活与情感两个方面梳理西方学界对非表征理论下的景观研究。

克斯格洛夫强调在关注景观时应更加重视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含义的变化^[41]，非表征视角下的景观研究同样也是如此。在特定的景观中，人的经历、行为、居住习惯等都遵循着一定的原始轨迹（genius-loci）^[11]，这种原始轨迹是景观的一部分。景观虽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实践却是流变的^[5]，日常生活的实践变化往往映射了社会的变迁，然而日常生活揭示的社会变迁不是激进的、蜕变的，而是潜移默化、渗透式的细微改变。吉恩·德鲁兹（Jean Duruz）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克劳夫利（Clovelly）小镇上的女性及其日常行为--购买食物、烹饪、饮食和外出就餐等行为，发现了当地饮食文化和物质结构变迁，而这种日常实践的变化正是空间内社会关系，特别是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变化的再现，而亚克劳夫利小镇的伯尼街（Burnie Street）则成为了社会文化变迁的空间隐喻^[42]。金（Kim）研究了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延吉市内的韩国移民飞地，探讨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发展与外籍移民社区的不平等、分层发展的关系，而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外籍移民飞地社区促进了外籍移民的就业与创业等经济发展，该研究也阐明了韩国精英移民在华的居住空间选择、生活适应以及族裔经济发展与社区的关系^[43]。身体是日常生活的主体，也是反映社会文化的主要载体，身体的行动往往带有一定的社会节奏，身体实践的变化往往体现出社会的变迁。身体是被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建构的，同时身体也建构着社会文化，如首尔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行示威行为，通过身体对权力抗争，城市景观被建构成为赋予抵抗意义的载体，社会与城市的权力地图被不断地改写着^[44]。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权力并不仅是“政权”，而泛指支配力和控制力^[45]。

日常生活是具体的、经验的，主体受到景观内文化与政治的压迫与渗透，产生了抽象的感官感受、情感、行为等，而这些抽象正是景观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反映的景观意义是自下而上的过程，人们日常行为的变化往往体现了景观内文化的变迁。日常生活通常是微小的细节，然而“以小见大”，却是政治与权力发展变化的体现。

情感是社会的产物^[4]，是超个人的、流变的、移动的，情感无法被表征，但社会造就的情感反映了景观的意义。保罗·辛普森（Paul Simpson）用生态方法分析了城市中的街头表演，并特别注意街头表演的情感力量，提出了应该关注非表征理论下日常生活和非人类的自然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情感^{[39, 46]}。事物对人们具有强大的情绪作用力，通过人们的感官感受到特定的事物^[47]。事物通过明亮度、色彩、形状、质感、气味等属性的变化使人们产生不同的感受，从而使景观有了不同的意义。建筑物的外形、色调、建筑风格、软件等也会创造了一定的情绪氛围。彼得·卡夫尔（Peter Kraftl）和彼得·阿迪（Peter Adey）以利物浦机场（Liverpool Airport）和一所生态学校施泰纳学校（Steiner School）为对象，探讨通过建筑物的设计、配置而产生的氛围，它使人产生一定的情绪，并影响了人的行为，因此不同的建筑物成为不同意义的景观^[48]。雅各布·米勒（Jacob Miller）关注商场中生物-政治空间与经济，通过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等人类学方法，分析了生产者的力量与消费者的创造力赋予了商场的特殊意义^[49]。基于情绪的景观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微空间的关注，如卡伦·巴普蒂斯特（Karen Baptist）关注了911纪念馆^[50]；英奇·丹尼尔斯（Inge Daniels）对日本家庭的景观情绪的探讨^[51]等等。

人们是带着情感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无论是从日常生活还是国家尺度，或悲或喜，人们都深陷在情感之网中。情感是身体的，也是社会的，是相对于身体的宏观环境建塑的，与身体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紧密相关。情感的形成、隐藏与表达等都是景观意义的重要组成，不同的情感反映了身体与景观中政治文化的和谐、适应或矛盾等关系，这些关系建构了景观的复杂性、多元性与不稳定性。

我国学者对于景观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在西方文化地理学发展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对于景观意义的探讨多从非表征理论视角分析，而对景观象征性意义的研究主要集中权力博弈下景观的变迁。陈岗和黄震方则借助于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对旅游景观的形成与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并指出：在旅游景观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基于旅游景观意义的博弈，旅游文化主体不仅把自在景观符号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改造，形成旅游景观符号的“能指”，而且在此基础上赋予了它新的文化内涵，从而成为旅游景观符号的“所指”，完成了旅游景观的符号化过程^[52]。何深静、钱俊希等学者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探讨了小洲村的绅士化及其景观的变化，随着艺术家及大量艺术大学生等相对高收迁入者聚集在小洲村进行创作和学习，小洲村由一个以水果种植和渔业捕捞为主的典型农村聚落和社区变成了充满艺术氛围的社区景观，大规模地拆旧建新，社区出现了酒吧、咖啡馆等休闲场所，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53]。国内学者对权力力量下的景观象征性意义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为以探讨空间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机理等为主要内容，而对文化力量赋予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的相关研究则是凤毛麟角。国内对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的研究数量较少，话题分散，未形成体系的理论发展。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能反映出空间内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变化等重要问题，然而国内学者对景观象征性意义的探讨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特殊的发展情况，使国内对景观象征性意义的探讨仍处于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与借鉴阶段。

非表征理论下的景观研究则是国内景观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也多从情感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景观的意义。学者们多以认同为切入点，通过情感探讨景观的意义，如刘博等学者则在探讨广州世居居民、父辈移居广州者和己辈定居者三类群体对迎春花市的认同中，发现迎春花市作为广州重要的象征，在情感认知和意向三个层面都对广州人的地方认同产生重要影响^[54]；魏雷等学者借助对摩梭人的访谈以及对网络文本的分析，探讨泸沽湖落水村摩梭男性文化身份在外部旅游因素的刺激下的建构与重构，发现摩梭男性与女游客的交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其摩梭男性的文化认同，维护了现代性冲突下的摩梭民族传统日常景观^[55]。日常生活也是国内学者对景观意义非表征研究的主要内容，如陈宵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宁波老外滩酒吧街中外消费者不同的消费行为与空间选择，发现作为全球文化产物的酒吧街的地方化形成了中国消费者“安得其所”和外国消费者“不得其所”并存的消费景观，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由类西方的消费空间逐渐演变为叠加了本土文化的后现代消费空间^[56]；唐雪琼等学者经过对元阳哈播与绿春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深入的田野调查，参与当地长街宴的活动，对村民、相关学者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深入访谈，认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游客的介入使得传统的节庆景观出现了现代性的变化，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不断协商促进了景观的发展^[57]。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松散，未成体系，学者多为引进与学习西方理论，国内学界中的学术碰撞未见波澜。

无论是表征视角下的景观象征性意义解读，还是非表征所探究的身体隐喻的景观意义，他们都是在向人们叙述一个故事，但是它们都只是表述了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唐晓峰认为：“文化景观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景观是客观的，我们闭上眼睛，景观还在那个地方。另一方面，文化景观需要被阅读......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展示，总是被人看，被人感知、理解和接受”^[58]，而作为感知、理解和接受景观的人，也是景观意义的一部分，是景观阅读的主体，只有主体与客体形成一个关系时，意义才显现出来^[58]。因此，对于景观的解读应该结合表征与非表征两种视角，深入阐释景观的意义。

西方学者对景观的研究已有完善而全面的研究系统和理论，而我国的景观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有许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值得关注。对“景观”的研究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内文化地理学者应以西方已有研究理论发展为基础，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发展我国特有的景观象征性意义的理论知识并形成理论系统，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从国内相关文献总结可知，关于景观意义的研究尚不成体系，然而：①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的深刻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城市景观也因此而发生着纷繁复杂的变化^[59]，所以探讨城市转型背景下，城市景观意义的建构与重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②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从经济渗透到文化侵蚀，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今趋向后殖民主义的发展^[60]。在西方学界，已有学者们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研究城市景观意义，但在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甚少有涉及该方面的研究，这不仅能进一步发展景观的理论，同时也是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有益补充，并能对我国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提出一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③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与政权的矛盾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资本与政权所代表的权力集团的博弈与协商是构建景观意义的重要驱动力，是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④经济文化极大程度的全球化促进了微空间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的发展^[61]。对微空间的研究日渐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城市重要节点、微空间等景观意义的解读，是对微空间研究甚至文化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