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现象，学生化（studentification）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而首先出现于英国等国家大学相对集中的城市。国外学生化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的住宿设施，引发学生纷纷在大学附近的邻里租住，导致特定邻里逐渐转变成以学生居民为主的现象^[1]。学生化现象演化阶段按政府、开发商和中介共同推动的住房供给市场变化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①学生化零散发生阶段，主要特征为高校周边拥有多处房产的房东将住房出租给大学生，租房供需规模较小；②学生化大规模发展阶段。房产中介等机构逐渐介入，将租房供需关系进一步集中化与规模化，催生大量群租物业（houses in multiple occupation）的出现，学生化开始大规模成片发生；③专业学生公寓（purpose 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推动的学生化成熟阶段。该阶段专业学生公寓开始出现，大学生集聚居住程度加快，对城市发展产生更大影响，并逐渐推动早期学生化地区出现“去学生化”（de-studentification）的现象。学生化阶段间演进特征为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政府、开发商等干预程度越来越强；政府逐渐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投资进入专业学生公寓建设领域；学生化对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学生化现象已广泛发生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所在城镇，并引发社会、经济、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变化与影响。学生化在英国更是成为学界和政府热议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学生化研究孕育于第三波中产阶层化的研究，由于高等教育、大学生、高校和城市发展存在紧密联系，因而也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中国城市学生化是一个未来新兴边缘化阶层社会化与空间化共轭过程^[2]，亦有学者针对高等教育学生在大学周边城中村聚居现象进行学生化研究^{[3, 4]}。学生化群体由于缺乏经济资本、社会网络资本等，其社会空间边缘化特征日益显现，成为城市社会空间极化的新“贫困端”，并进一步催生城市社会空间的异化特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竞争以及内部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化，全球性经济发展波动将通过产业转移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传递到学生化群体上。因此，学生化无疑是我国城市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新课题。本文从西方学生化概念、现象过程与特征、研究重点等方面，简述当前西方中产阶层化分支研究的前沿特征，以期为中国学生化研究提供借鉴。

早在学生化概念提出之前，高等教育机构、大学生与地方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5-7]。高等教育学生地理主要是关注学生与社区的关系，大学、学生和地方关系^[8]，学生地方归属感^[9]，学生、社交网络和社会融入的关系^[10]，学生居住地理及对特定邻里的影响^[11]等议题。与中产阶层化相关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高校对周边邻里复兴或内城更新的积极推动作用^[12]，大城市因社会流动机会多而成为毕业生的集聚地^[13]，以及高等教育在孕育中产阶层化群体过程中的前置作用^[14]。高等教育学生群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可以追溯到Ley（1986）等人早期的中产阶层化研究^[15]。早期或古典中产阶层化中，大学生住区集中于内城大学校园周边并与大学形成“共生关系”，促成了非主流艺术家、嬉皮士和流浪者等亚文化群体的出现，并成为早期中产阶层化邻里迁入者之一^{[16, 17]}。这些研究同时强调大学生群体在重构城市空间中具有生产者（再生产者）-消费者的双重角色作用。Chatterton是最早开展系统性学生地理研究的学者之一，其博士论文研究主要关注出身移民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高度集聚后如何形成排斥性空间，重点分析了大学生群体内部社会分化特征、居住空间分布、生活方式差异及其社会空间效应（包括对住房市场、文化休闲娱乐空间的后效）等，并认为中心城区文化娱乐空间既是传统大学生生活方式形成与扩散的媒介载体，又是城市隔离与群体冲突易发的场所^[6]。Chatterton关于学生地理的研究实际上已无异于当前学生化研究的内容，只是囿于当时中产阶层化概念强调物质空间升级而并没有提出学生化的概念。该时期学者已普遍达成共识，即学生群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作用越来越大，为后来学生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产阶层化研究概念体系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中产阶层化现象已经分化出多种类型，包括新建中产阶层化^[18]、乡村中产阶层化^[19]、旅游中产阶层化^[20]、超级中产阶层化^[21]、学区中产阶层化^[22-24]等。与此同时，伴随着英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校外聚居的学生日渐增多，并引发城市空间、人口、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等内容产生变化。在上述背景下，英国地理学者Darren P.Smith首次提出了“学生化”的概念^[25]来描述这种由于学生聚居而产生的城市社会现象。之后，Smith & Holt沿袭Davidson & Lees对中产阶层化的定义框架^{[18, 26]}，提出学生化的定义：学生化是大学生群体大规模居住于高等教育机构附近社区，直接或间接地取代当地原有居民，促使当地资本重新投入需求结构变化的住房市场，引发社会环境和物质景观改变，导致地方经济、社会、物质景观和文化转变的过程。

学生化概念的提出源于新近中产阶层化研究方向的转变，即注重新兴阶层或群体的社会空间过程。历时半个世纪的西方中产阶层化研究关于中产阶层化根源的推断从未间断，学者一直致力于对中产阶层化现象观察中提出动力机制的抽象理论。当前的研究更是转向对中产阶层化地理学的集成与统合，并逐步扩大研究的视角和广度。学生化研究便是基于人生历程（life course）视角的中产阶层化研究，重点关注学生化过程如何影响中产阶层化群体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Smith的学生化概念有3个重要构件：

（1）人生历程视角。Smith通过扩展人生历程来拓展中产阶层化群体的研究，从关注大学生到中产阶层这一过渡阶段中个体的居住、文化、消费偏好的形成来研究中产阶层化群体惯习的形成以及人生历程变化对城市社会空间的影响。

（2）关注学生这一具有“过渡性和边缘化”特征的群体。在古典中产阶层化时期，学生、艺术家等反主流文化群体扮演着先锋角色。而随着第三波中产阶层化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变化，学生群体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近研究也普遍认为学生往往处于一种社会空间边缘化状态，并且该状态主要由制度性或结构化因素所导致。

（3）学生化是新兴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即学生化本身是新兴中产阶层群体孕育的过程。Smith等人的研究通过学生化的概念将阶层生产嵌入到中产阶层化的前置阶段中。

学生化概念的提出使学界关于高等教育学生地理的研究有了更为明确的主题、内容与方向，并嵌入历久弥新的中产阶层化研究框架中。欧美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学生化实证研究开始纷纷兴起，其中英国是学生化研究的前沿阵地^[27]。实证研究重点关注这些国家的大学城地区，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学生化过程普遍相似，但在规模大小、区位特征、机构化力量涉入等方面存在差异。结论普遍认为各国学生化群体具有高度集聚、流动与居住隔离特征^[27-31]。

此外，学者也开始将学生化作为特殊类型中产阶层化而进行动力机制的理论化探索，大致有三个理论脉络：①宏大叙述的结构主义思路，强调新自由主义实践、国家分权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等因素是推动学生化的重要力量^[32]；②城市行动者作用理论的解释框架，强调学生化是大学生、高等教育机构、投资开发商、当地居民等机构力量和不同社会群体共同作用的结果^[33]；③供给与需求端的解释框架，借助中产阶层化的理论框架强调城市空间的供给与学生化群体的消费需求是促成学生化的重要原因^[25]。由于学生化的研究历程较短，学界对其理论框架的构建仍然较为初步，未来还将涉及如何与中产阶层化理论体系相统一等问题。

学生化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生化空间格局、城市空间变化、学生化居住空间形态、邻里社会构成、学生化群体特征等方面。英国等国家的人口普查数据较为详尽易得，相应从城市层面研究学生化空间格局特征的文献成果相对较多。Munro等从城市尺度通过2001年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学生的隔离指数，发现学生在居住空间上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并与非学生居民高度隔离^[29]。Sage等人利用布赖顿人口普查与学生注册数据对城市尺度人口结构变化等进行分析，得出学生化现象逐渐显著的结论^[34]。一些学者通过测算邻里或高层建筑内租住学生数量来衡量学生化程度^[35]。学生化空间格局不仅是学生居住人口集聚和邻里社会结构纯化的过程，也是住房类型转变或住宅新建开发引发居住景观的变化以及迎合学生消费偏好的商业、文化娱乐设施的空间集聚过程^{[25, 27]}。

学生化现象特征的另一研究重点是学生居住空间形态及其演化。学生居住空间大致可以简单分为传统邻里与专业学生公寓。英国的学生化居住形态经历了从混合居住邻里、群租物业、学生化邻里以及专业学生封闭社区的演变过程，基本对应于学生化规模演化的阶段。多数国家与地区如英国学生化空间尺度表征相对较大，在城市、街区水平的空间尺度表征明显。但像西班牙城市学生化空间表征尺度更小，多为高层建筑；学生化现象难以从街道与邻里层面发现，却较易从建筑空间感受到，更多是一种基于高层建筑的垂直社会空间分异现象。这种现象有别于英国等国家基于独户住房的“水平学生化”^[35]。从这点可以看出，住房形态也是影响各国学生化现象特征差异的重要因素。

学生化群体特征也是学生化现象特征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学生群体的社会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空间等级体系中位置模糊、受教育程度较高、年轻且单身、通常为中产家庭出身、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负担银行贷款、不愿对社区生活有所贡献、较高的季节流动性以及通常被排斥在主流的休闲和夜生活空间之外^[8]。此外，学生化群体具有喜欢邻近高校、邻近市中心夜生活、良好的公共交通、便利的商业和服务设施、较好治安条件、邻近半乡村地区以及群租等的居住偏好特征^{[31, 36]}。从布迪厄的个体资本构成理论出发，学生化过程并非只是激发形成中产阶层的文化和审美旨趣。由于学生居住空间商品化的加剧如私人经营学生公寓的出现，学生化本身就是中产阶层化过程^[30]。在投资者和开发商眼里，大学生已然是中产阶层群体，拥有都市惯习并愿意支付较高的内城居住费用^[37]。学者也认为学生化群体通过审美和文化资本在塑造中产阶层社会空间，并促进房价上升、社会升级和物质景观的提升^[25]。总体而言，学生化现象不如中产阶层化轨迹多元、复杂，但与中产阶层化形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学生化更多表现出物质资本导向的过程，而较少表现出文化资本导向。

部分学者进行了学生化现象的国际比较研究。Garmendia & Coronado根据高层专业公寓的研究，将学生化现象按不同国家的情景分为三种类型^[35]：①发生于英国城市市中心的棕地地区，学生化并没有发生对原有社区或居民的替代后果^[30]；②发生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点是国际学生租住于由私人建设并运营的高层专业化学生公寓。公寓建筑的特征是高层、空间小、原地块通常为商店或者是办公用地；无对地方居民进行取代现象；族裔隔离特征明显^{[38, 39]}；③美国学生化的特征是高档专业学生公寓的出现，对工人阶层社区尤其是拉美移民家庭进行取代。

学生化成因机理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类：强调结构力量因素、强调行动者作用、强调城市空间或住房形态的影响以及中产阶层化供需端解释解释框架。结构力量因素即强调新自由主义、国家分权化、教育改革等影响，遵循资本增值领域扩张的解释逻辑。例如新自由主义实践推动学生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高等教育机构的企业化倾向，造成高校寻求让私有部门解决学生的住房与其他生活服务问题^[32]，引发学生空间逐渐被包装、销售和商品化，导致学生化现象的产生。Chatterton & Hollands究表明大学生群体日益受到新自由主义城市实践的影响，包括渗透广泛的金融行业逐渐通过贷款方式来激发学生的消费欲望与需求，并促使他们成为城市中住房与商业的重要消费力量，开辟了资本增值的新领域^[40]。学生原有特殊的居住、商业、休闲娱乐消费偏好逐步被机构行动者所操控。部分学者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视野出发，认为国家旨在通过知识经济和人才培育提高全球竞争能力而扩大招生规模导致高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私人租房市场的去管制化促使经济资本和金融贷款更易获得，最终导致社会福利减少的学生校外租房聚居而形成学生化的现象^[41]。地方政府、金融力量对学生化过程的有力控制、操控作用与第三波中产阶层化特征相似，也说明中产阶层化背后资本的循环、增值对城市内部不平衡发展日益加剧的空间逻辑。

基于行动者作用的理论框架，即学生化是大学生、高等教育机构、投资开发商、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零售商和当地居民等共同作用促使特定学生空间产生的过程。D.Smith & Holt通过Leeds和Brighton两个城市的案例研究，对中产阶层化群体进行较长的时段分析，以追溯迁入者文化偏好和居住偏好形成和重新分布的时空过程，提出学生人生历程阶段与特定的文化资本的空间表达相关联来解释学生化现象^[26]。Bromley认为高校是大学生脱离家庭控制、建立社交网络、进行职业训练以及建立“临时家庭”的重要场域，学生化则成为大学生摆脱高校生活制度化控制的重要时空策略^[42]。地方政府为提高高校国际竞争力以及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希望通过扩大招生规模从而扩大高等教育机构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此外，地方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开发商进行专业学生公寓开发建设，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43]。行动者作用理论解释学生化更重要意义在于对学生化社会空间效应的评估与应对政策的讨论中不能简单将负面效应归咎于学生化群体。

部分学者也强调城市空间、城市形态、建筑形式等对学生化现象的推动作用^{[35, 38, 44]}。例如城市中心城区的文化娱乐空间既是传统大学生生活方式形成和扩散的媒介，又是促成学生化现象的重要因素^[6]。不同国家、城市由于建筑形式的差异也会导致学生化空间的日常生活景观、群体集聚程度截然不同。像亚洲国家因高层住宅较多，学生化形成的“垂直社会空间分异”现象更为明显，而英美国家则从邻里、街道层面呈现“水平社会空间分异”的现象^[35]。而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房地产开发商对亚洲学生住房偏好的感知极大影响了高层住宅新类型的开发，从而改变了墨尔本近郊地区的城市形态，后者又反过来加剧了学生化现象的发生^[44]。Collins的研究也表明学生化与城市形态存在的较强的互动关系^[39]。学生化是中产阶层化的类型之一，一些机理研究则借助于中产阶层化理论框架。D.Smith通过引申中产阶层化生产和消费的理论框架来对学生化现象进行机制探讨，从学生化的住房供给以及学生化群体的形成与住房消费偏好层面分析学生化现象的形成机理^[25]。D.Smith的生产消费框架只是条件的梳理，对于学生化发生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

学生化的后果与影响主要从高等教育机构和地方的关系、学生与当地居民关系等，以及地方和邻里尺度等方面进行研究。多数学者从社会、经济、文化、景观四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对英国学生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社会层面学生化可以影响地区人口结构、人口密度、人口稳定性、邻里关系、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犯罪活动的趋势等^[29]；经济方面则主要为住房供需、创造就业、地区消费水平、地区零售服务休闲娱乐服务的供需、地方经济和服务业的季节性特征、家政保姆服务和地区劳动力市场等^[39]。文化层面主要为对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融合、反社会行为现象、地方文化特色、邻里文化、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或景观等^[45]。景观方面的影响则包括环境破坏、涂鸦破坏文物行为、自然环境的维护等^[26]。

在学生化社区、专业公寓越来越常见的背景下，居住隔离作为与中产阶层化有共同意涵的效应成为众多研究的焦点。这种学生聚居的分异格局对城市社会经济、物质景观、特定邻里、城市更新、住房市场、社会空间重构产生影响。例如英国等国家高校相对密集的城市已经出现大规模高密度专业学生公寓，加剧了学生和当地社区的隔离^[45]。学生住房的演变过程出现了位于市中心的私人管理、封闭式大学生社区。这种封闭社区将学生带入更广泛的内城居民社会空间实践中，例如封闭社区的中产阶层化，使高校和大学生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化的重要角色之一，并催生新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30, 35, 43]}。部分学者也注意到学生化群体内部的居住隔离现象，尤其是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隔离以及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的隔离^[38]。实际上，与中产阶层化一样，学生化包含空间、住房、公共和私人服务的领域化过程，并通过对原有居民群体的取代效应引发社会隔离与集聚、不同群体社会空间极化的扩大。

学生化影响的另一层内容是针对正面、负面影响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运动的评估。学生群体的聚居有利于形成富有活力、多元社群共荣并拥有较高水平地方服务与文化活动的邻里^[46]；同时也带来物质景观衰退、交通流量上升和房价虚高的负面影响。在一些文化创意或旅游城市中，大学生群体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推动因素，主要表现在对城市创意景观形成起到的关键作用上。全球多元化背景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大学城的公共空间、酒吧、健身场所、学生化邻里等空间形塑深受文化消费者或新文化旅游者欢迎的文化创意景观^[47]。大学生作为群租主体对德国一些城市如莱比锡内城城市空间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衰败内城的土地重新利用、社会复兴与文化提升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36]。学生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取决于学生化正负面影响的权衡结果，比如学生化可以减少内城人口流失、保持地方活力，也可以产生噪音、反社会行为、物质景观衰退和停车无序等问题。从社会空间正义的层面上讲，学生化将对贫困阶层产生取代等负面效应；而部分居民更是认为自己要背负学校扩张后的代价^[26]。

学生化由于其多维度后效而不断成为城市各方利益群体讨论的焦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媒体、学界、地方政府对学生化的态度，以及应对政策的制定过程。目前讨论较多的负面影响集中于社区与学生的冲突问题上，相应的应对措施也有2个方面：第一，成立协调社区冲突的机构。学生化的影响/效应大多被认为是负面而具破坏性，并导致城市环境的物质退化。伴随着这些效应的出现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尺度上显而易见的学生化应对政策：例如英国成立国家合租房管理机构，负责协调32个大学城镇/城市地方社区和学生的矛盾冲突现象^[45]。第二，干预学生住房市场的供需。学生化现象的加剧引发原有社区破碎化问题，社区纷纷开展反对学生化消极影响的社会运动，主要内容涉及学生住房的供应和管理，以及规划的效应和房地产法规的更改。学生化应对研究中的另一重点是政策制定的正义性以及各群体话语权问题。与中产阶层化不同，极少居民能认识到学生化为邻里带来的正面效应。公众几乎集中关注学生化的负面效应。这也反映了中产阶层化群体多为富裕、社会地位较高阶层，该群体在政策制定与效应讨论中比被其置换的阶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学生化邻里中的原住民多为中产阶层，且在反对学生化负面影响时富有组织性^[27]，因此学生化群体在政策讨论中与原住民的反对意见相比并无表达意见的空间，也难以参与到地方政治过程中，这一特征在富裕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研究学生的居住空间、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城市政体力量的角色对于讨论与理解学生化负面效应应对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学生化与中产阶层化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个体生命历程视角，认为学生化是中产阶层化的前置阶段。两者是个体文化资本不同阶段空间表达的形式。高等教育学生是未来中产阶层化的潜在主体，是中产阶层化群体的生产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类型并列关系，即学生化同新建中产阶层化、旅游中产阶层化等是中产阶层化的不同类型，从属于中产阶层化框架体系。学生化与中产阶层化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学生群体社会、文化属性特征的形成过程对未来中产阶层化发展可能形成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学生的居住偏好与大学生惯习的再生产有关，并促使大学生特征生活方式的内化形成与体现，以及大学生共同旨趣的形成^[6]。英国中产阶层化背景以及学生居住地理的激烈变化促使更多学者关注学生化和中产阶层化的关系。D.Smith（2005）从对英国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学生化的实证性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学生化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为潜在的中产阶层化群体提供了一个“训练场地”，学生化是中产阶层化生产的子过程之一^[25]。学生化空间逐渐呈现作为中产阶层化群体的“生产工厂”，或者成为准中产阶层化群体获取和积累文化资本的社会空间环境。学生生活体验与中产阶层化群体文化偏好、居住和区位偏好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

从前后阶段演化关系看，学生化对中产阶层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包括可能引发对地方中产阶层化邻里的再中产阶层化过程。未来几波中产阶层化群体可能会从学生化地区居住的第四、第五、第六代（新）中产阶层中产生，这些新生代将置换他们父辈一代的中产阶层化群体（从第二代中产阶层中产生）^[26]。这种迭代循环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循环的周期性。学生化对未来中产阶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学生生活方式未完全褪去的影响以及学生群体和年轻专业人员在学生化地租进行住房竞争或混合居住的影响。例如接受非传统的道德标准（包括性、性别、族裔关系方面），可能渗透到刚毕业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员群体的生活方式上^[26]。这将可能对未来中产阶层化群体作出关于同居、结婚、道德标准、对孩子的家庭教育、通勤方式、家庭和工作的精力分配产生影响，也可能会对居住方式、住房区位、零售、休闲娱乐消费偏好的形成产生影响。

西方学生化研究自概念提出至今才将近10年，其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尚处在探索阶段。研究体系的构建也主要在中产阶层化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学界普遍认为学生化群体是未来潜在的中产阶层。因此该群体消费偏好、文化实践等特征将对未来的中产阶层化产生影响；而学生化空间也是中产阶层化群体的“训练场域”或“生产工厂”。但由于中产阶层化和学生化现象特征仍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群体特征和效应等方面的差异。学生化是中产阶层化过程的子过程，还是与中产阶层化构成两个平级且有交叉的过程，则需要进一步研究。结合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认为未来学生化研究将集中于四个方面：大数据等新技术方法在学生化研究中的应用、学生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学生化效应评估与应对机制研究以及学生化的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学生化的研究主要基于英国背景，其他国家也开始相应地开展学生地理研究。伴随着学生化空间商品化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机构行动者介入其中推动学生专业公寓、学生封闭社区的出现，这无疑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构产生深刻影响，并催生新的排斥性地理，引发新的居住隔离和社会极化现象。中国学生化研究应当从西方研究中汲取思路和借鉴理论框架，结合自身背景探索学生化研究路径。中国学生化的研究需要把握全球性学生化现象的共有背景，即全球化背景中社会经济及其社会结构的转型、国家引导高等教育系统扩大等趋势下，大学生的聚居将如何影响城市空间、人口流动与社会空间（图 1）。

图 1(Fig. 1)

图 1 中国城市学生化的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Studentification in China

从当前国内的研究尝试上看，未来可能将从学生化群体的侧重点产生两条殊途同归的研究路线。第一是刚毕业大学生群体，即边缘化新白领的形成、社会空间特征以及对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空间重构产生的影响研究。该路线主要回答全球化何以通过地方制度、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机制重塑地方边缘化新白领居住景观格局的问题。第二是在校大学生校外聚居产生对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研究，尤其在大学城普遍建于城市远郊地区对“城中村”复杂城市空间的重塑影响。该路线主要回应学生化空间的形成只是中国城市特有增长联盟大规模重塑城市马赛克景观中的一个缩影。两条线路均是矮化、异化的中产阶层化现象，也是全球社会经济矛盾地理转移背景下，大学生或刚毕业大学生群体边缘化的社会空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