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移民群体日益壮大，移民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地理学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移民聚居区（immigrant community）。移民聚居区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移民群体聚集，有固定住处、并且在人口规模上占据了相当比重的相对稳定的居住区，是移民社会的载体。由于所住居民主要来自同一民族或种族，加之聚居区独特的空间和文化特征，因此又称为“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相似的概念还有族裔社区（ethnic community/neighborhood）、移民飞地（immigrant/migrant enclave）。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学派”，随后经历了同化主义、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和跨国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地理空间和族裔经济等方面，并在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指引下，对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反作用及空间效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见图 1）。本文拟对上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移民聚居区研究进行评述，以期拓展国内相关研究视角。

图 1(Fig. 1)

图 1 20世纪以来西方移民聚居区相关研究主题 Fig.1 Study Topics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 since Twentieth Century

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研究开始于芝加哥学派，认为移民聚居区是过渡区，随着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移民将从经济、文化和空间上被同化，搬离聚居区导致聚居区走向衰败和消亡，但事实证明移民聚居区的发展路径并非完全如此，在反思同化主义的同时，产生了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以及跨国主义研究思潮。

20世纪早期以来，大量的欧洲移民开始定居美国，随之学者们创立了有关移民适应的多种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是由Rorber Park于1930年提出的同化理论，认为移民的种族关系演变进程包括四个阶段：接触、竞争、适应和同化^[1]。同化理论认为第一代移民到他们的后代，其族裔特征是逐渐退化的，同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并断言移民最终将放弃自身的独特身份和族裔特征并融入到主流社会^[2]。

同化的直观表现即空间上的同化，空间同化通常由与主流群体居住亲近的程度来衡量^[3]。主要基于以下假设：移民获得社会经济上的成功，将追寻更优越的居住地，其居住模式可能从族裔聚居走向空间分散^{[3, 4]}。根据空间同化，新移民由于有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倾向选择居住在可获得社会、文化支持以及就业机会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少数族裔聚居区，隔离于主流社会^{[5, 6]}。但当他们适应了主流文化，实现了社会流动，便将离开族裔聚居区走向富裕社区^[3]。

空间同化模式能很好地反映大多数早期欧洲移民群体的经历，如今德国城、希腊城，小意大利等族裔聚居区已不复存在，早期移民成功融入主流社会。但新移民由于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未选择传统的族裔聚居区而是定居在郊区^[7]，同时保持民族特色和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仍然隔离于主流文化，经济的成功却没有带来文化的同化。

同化主义在二战后受到了广泛质疑与反思。学者发现即便经过若干代的跨越，移民及其后代与当地社会文化上的差别仍未消失，反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被进一步强化^[8]。族群文化多元主义（ethnic cultural pluralism）逐渐成为理解移民融入话语的核心概念。多元主义认为，移民的融入或同化会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的特征。移民在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过程中，其原有的族群文化特征并不必然消失，相反移民更多地是在流入地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关系网络。多元主义在空间上表现出移民聚居区的多元化。有传统的结构稳定的移民社区，包括隔离于主流会的黑人贫困区^[9]、以族裔经济为基础繁荣发展的唐人街和迈阿密的拉美裔聚居区^{[10, 11]}，还有新的聚居区-“族裔郊区”（ethnoburb）^[12]。

20世纪晚期出现了新的移民定居现象，具有共同民族身份认同的移民群体，来到移居地后迅速采取分散的居住模式，同时通过多种方式保持凝聚力。传统的同化和多元主义在解释该现象时，存在一定局限性。Wilbur Zelinsky于1998年提出了异质本地化（heterolocalism）理论，“heteros”意为“其他”或者“不同”，“locus”表示“地方”或者“场所”，该术语意在传达没有任何明显聚集的族裔社区存在的可能性^[13]。

异质本地化强调移民达到后立即或者短期内选择居住的空间分散，或者至多适中程度的聚集。这种相对自由的空间选择，通常限于特定的地方或特定的族裔群体^{[14, 15]}。异质本地化所强调的居住分散在不同群体之间甚至群体内部有明显的差异^{[16, 17]}。该理论认为通过族裔网络的参与，以及其他的社会和文化纽带，族裔社区可以在移民没有明显聚集，同时保持了强有力的、持续的族裔身份认同的情景下存在。因此，居住邻近对于维持族裔身份认同不是必须的。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确认了这种新移民空间该模式的存在，北美新移民可能定居在广泛分散的地方，而不是选择少数族裔聚居地，但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18]。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移民跨国活动日益频繁，跨国主义成为当前移民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视角。当移民定居后，他们通过跨越国界并依赖与来源国的联系进行活动^[19]，建立和维系在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多重社会关系。Portes指出跨国活动可产生和支持移民及其后代同化的新形式，例如移民创业往往与东道国和来源国的经济活动有关^[20]。

根据跨国主义理论，移民居住选择与全球经济、移民政策相关。20世纪末，经济重构、移民政策的改变刺激着专业人才和企业家加入到新移民浪潮中。部分新移民在移居国并非永久定居者，他们往返于两国之间^[21]。随着跨国活动不断增强，导致社区结构的变化，许多移民社区不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成为跨国社区^[22]。依赖多重和多变的社会联系，移民越来越多地融入跨国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展现出更为明显的跨国网络和社会空间特征^[21]。

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研究经历了不同研究思潮，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移民聚居区发展的整个脉络不同时期的特点。同化主义反映了二战前欧洲早期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移民聚居区逐渐消退的现象。多元主义在二战后顺应了不同种族移民聚居区的差异化发展。异质本地化则是对20世纪晚期美国社会出现的一种移民空间行为做出的新解释，是对同化主义、多元主义的重要补充。以上都是对移居地社会空间的研究，伴随着移民跨国活动的增强，跨国社会空间成为新的研究对象，跨国主义开始盛行，并进一步丰富了移民聚居区研究的理论视角。

城市层面，移民聚居区的区位选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为贫困区，集中在内城，分布在中央商务区的边缘^[23]；第二阶段：开始向外移动，并出现分散，异质化加强；第三阶段：完成离心移动，移向郊区。整个历程开始于内城，结束于郊区^[24]。区域层面，美国拉美裔移民聚居区研究表明，其新的分布地主要在美国东南部^[25]，包括大都会城市、郊区和快速成长的农村社区^[26]。

根据旧金山移民社区研究，其空间类型可划分为三种：传统低收入族裔飞地（ethnic enclaves），如唐人街和在米申地区的墨西哥人聚居区；无序状的中等收入族裔社区（ethnic communities），如城市南部的菲律宾人和中国人聚居区；富裕的族裔社区，如森塞特地区的中国人聚居区^[27]。

（1）族裔飞地

族裔飞地作为移民聚居区的主要类型，是移民群体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聚集，并组织了大量商业企业服务于自身或者普通人群的一种聚落形态^[28]。在移民拥有的企业里，移民劳动力比重非常高，其工作通常有以下特点：工资较低，工作环境较差，无技能或低技能要求，有种族色彩^[29]。族裔飞地往往被主流社会所孤立^[6]，除了环境问题，还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9]。

族裔飞地为缺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移民满足其生存需求，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帮助他们获得社会支持、促进社会融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1]。但近几十年来，很多族裔飞地的规模在逐渐缩小，功能在逐渐弱化。一方面是因为老一辈移民离开族裔飞地走向富裕的社区，另一方面是新移民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他们倾向于选择更为理想的地方定居而非族裔飞地^[6]。有学者认为族裔飞地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并终将走向消亡^[30]。

（2）族裔社区

族裔社区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社会过程，由不同阶层的族裔群体和服务于聚居区内外部的族裔经济聚集而成^[11]。与族裔飞地相比，主要有以下特征：①在族裔社区可以发现广泛的劳动力分化和较高的阶层分化，并且族裔人口密度相对较低；②族裔社区的经济活动范围更广，从主要部门到自我雇佣，从跨国合作到族裔小商业；③族裔社区被主流社会隔离的程度相对更低；④族裔社区的移民有意维持其族裔特征，并且更愿意与同族人居住在一起^[6]。

（3）族裔郊区（ethnoburb）

族裔郊区是族裔社区的一种独特形式，位于大都市的郊区，那里聚集了多族裔的居住区和商业区，其中一个少数族裔群体有显著集中^[31]。其形成主要经历以下阶段，新移民中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大部分会选择郊区作为居住地；当分散的郊区族裔居住区出现后，族裔商业为了快速掌握市场变化，迎合族群需求，进驻郊区；郊区族裔经济的发展对族裔服务业和工人产生了巨大需求，从而吸引更多族裔群体的到来，族裔郊区得以形成和发展^[31]。

在族裔郊区，族裔学校、教堂、社会俱乐部都很盛行，由此产生了独特的社区意识，并保留和维持了族裔特征和文化符号^[12]。族裔郊区是移民适应主流社会的一种形式，从族裔飞地到族裔郊区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政策、全球经济、国际地缘政治、跨国关系、种族关系的改变^[32]。

社会学家Bonacich是最早提出“族裔经济”（ethnic economy）概念的学者^[33]。族裔经济泛指少数族裔群体成员从事的经济活动，包括任何移民或少数族裔的商家业主拥有并经营的企业，从事族裔成员参与的所有经济活动，强调经营者和雇员的族裔身份。族裔经济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所有权”，指少数族裔拥有和经营的企业；二是“控制权”，指少数族裔所控制的招聘渠道，因此族裔经济拥有所有制和就业网的双重性^[34]。族裔经济的布局受到族裔社区发展和族裔人口密度的影响^[35]。

移民聚居区经济又称聚居区族裔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是族裔经济的一种特殊类型。当族裔经济活动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聚集并具有相当规模，则形成聚居区族裔经济^[32]。聚居区族裔经济根植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和经典同化理论的排斥^[33]，其族裔经济活动不仅受到社区结构的制约，如各种商会、同乡会的控制和协调，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具有“结构性”和“文化性”两大特征。聚居区族裔经济应包括四大要素：①少数族裔内部有一定比例的经营者；②能为本族裔移民提供大量工作岗位；③族裔企业和商业在聚居区内聚集；④经济活动具有族裔特色，多元化程度高，服务于本族裔成员和主流社会^[36]。族裔聚居区为其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族裔网络和市场。族裔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民族相似性可使得族裔商业更早地获得来自主流群体的客户，但族裔聚居区内部的一些因素制约了族裔商业的多元化发展^[37]。

移民聚居区的居住集中度是存在差异的，显示出不同的社会特征^[38]，黑人聚居区的居住集中度相对较高，依赖社会福利，强调女性为主的家庭规范^[9]；族裔郊区的居住集中度相对较低，移民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32]。移民社区的福利因签证和种族差异而有所不同^[39]。在多伦多的唐人街，出现了大量的越南人定居，成为更为异质和多元化的空间^[40]。此外，移民的社会网络存在代际差异，性别差异和地位差异，第一代富裕移民的社会网络是松散的，没有严格的界线，以弱关系扩展为主，而传统的强关系在弱化^[41]。

在上述研究的主要内容中，西方国家更为关注的是聚居区经济。聚居区经济的研究不仅注重本身的形成机制和特征，还通过不同案例的对比研究，分析了聚居区经济与聚居区的相互作用，并且总结了移民社区发展的多种阶段，从理论上构建了移民社区发展的整个历程。地理空间研究重点探讨了三种类型的移民聚居区，从区位选择、物质空间、阶层划分、社会网络和族裔经济等多方面进行对比。此外，社会特征研究重点关注居住集中度和社会网络等方面。

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是主流社会和移民共同构建、交换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三大分析视角：不同作用者视角、空间生产视角以及民族团结视角（见图 2）。

图 2(Fig. 2)

图 2 移民聚居区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图 Fig.2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

（1）政府。移民聚居区的发展主要在于政府不断提升对聚居区的社会认可度，包括族裔意识和文化认同，政府的认同有利于发展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聚居区的团结和发展^[42]。政府支持移民聚居区的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聚居区规模^[43]。政府还意识到“聚居区族裔商业”对“振兴城市内-中环的郊区景观”具有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移民投资来发展移民聚居区^[44]。

（2）社会组织。族裔社区组织在族裔商业中对政治的挑战保持着积极灵活的策略^[45]，并作为族裔社会资本的关键实体代表，对社区成员提供了社区领导、社会调和、文化保护、政治权力和社区建筑资源^[45]。社区组织有利于维系移民之间的情感交流、促进社区族裔文化的发展，构建具有族裔特性的文化空间^[46]。此外，社区组织尤其是专业团队的建立有利于提供有价值的业务技能、网络和社会资本^{[47, 48]}。因此，社区组织不仅促进了聚居区物质空间的创建，而且在建构移民身份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移民。移民聚居区的形成和发展跟移民的住房选择密切相关，婚姻、年龄、经济地位和语言水平等个体层面影响住房选择^[49]。洛杉矶和纽约族裔社区的形成主要取决于移民群体的喜好和族群特征^[6]，尤其是在华裔社区，他们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特征，族裔的文化特征可以很好地解释华裔社区移民群体拥有更高的创业比重^[50]。移民的族群特点与当地的特征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产生不同种类的聚居区族裔经济^[51]，从而促进聚居区发展。此外，随着族裔社区移民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获得权力资源，保留和发展本族裔聚居区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决^[42]。

移民聚居区的形成主要包括三个过程：物质性的实践、符号的生产和意义的赋予。物质性的实践主要表现为物质空间的构建，符号的生产和意义的赋予则是族裔聚居区区别于其他社区的重要过程^[52]。意大利摩洛哥移民社区的研究表明，移民通过传统仪式，寻求重建和维持原有社区成员的关系，并赋予物质空间的文化意义，实现物质空间的符号生产^[53]。菲尼克斯墨西哥移民社区研究表明，拉美裔移民正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通过改变现有的社区空间和衰败的城市中心社区的生活环境，重塑住宅景观并赋予文化符号，创建拉丁裔文化空间，形成具有拉美文化的社区，最终实现空间的重新生产^[54]。华盛顿非裔社区研究表明，不同代际的身份认同和文化构建是不同的，通过学校和教堂等核心支持机构，传承具有族裔特征的文化符号，赋予聚居区的民族意义，创建出可识别的聚居区^[55]。

民族团结理论为移民聚居区尤其是族裔郊区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29]。民族团结的维系可以在“反应性族群模式”（reactive ethnicity model）和“扩散-竞争”模式（diffusion-competition model）两种不同框架下去解释。前者认为，移民是基于经济和种族原因被迫聚集的，种族主义阻碍移民在主流经济中寻找就业机会，被迫在移民聚居区从事小族裔商业和贸易。后者认为族裔的集中主要通过与其他群体的不断竞争得以实现^[56]。在市场经济里，移民和其他少数群体为了提高竞争力，族群内部紧密联系，群体团结得以显现^[56]。最新研究与竞争模式更为吻合。空间流动的障碍减少后，很多移民依然聚集在聚居区，超过40%的古巴移民是自我雇佣，而非对移民政策或者主流社会的被动反应。族裔聚居区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在结构上和空间上是关联的，移民居住的聚集通常与族裔商业的集中相关。族裔聚居对促使族裔郊区的出现和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提升了共同的族裔兴趣，增强了身份认同感，还促进了民族团结^[57]。

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机制研究拥有丰富的实证案例，并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不同时期研究视角有差异。20世纪80年代，鉴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倾向于民族团结理论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不同作用者成为解释的重点。近十来年，空间生产理论在该领域得到了发展。三种不同视角主要从某个维度或某个侧面分析了移民聚居区的形成，三者的结合或许更能全面地掌控移民聚居区的形成机制。

（1）积极的反作用。族裔聚居区有利于减少失业，增强文化、习俗、语言的传承和交流^[40]，增强移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58, 59]}。族裔社区有利于提供就业机会，为弱势移民提供生存策略^[60]，以及实现自我雇佣，为进入正规领域创业打下基础。族裔聚居区里的族裔经济可以提供与主流经济平等对话的机会，有利于移民获得经济上的成功^[61]，促进向上的社会流动^[62]。族裔聚居区的社会组织可提供有价值的业务技能、网络，积累社会资本^[47]。族裔聚居区的学校和教堂能帮助移民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并适应主流文化^[55]。此外，族裔聚居区的社区组织有利于移民的市民化^[48]。

（2）消极的反作用。在族裔飞地，高人力资本并非带来高回报^[63]。族裔性阻碍移民进入一般劳动力市场^[64]，阻碍其职业的发展，固定在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上^[29]，因此，这可能延续社会的不平等。族裔聚居区的环境有利于高风险行为的发生，成为某些传染病如HIV滋生的关键因素^[65]，聚居区移民集中度与犯罪关系的研究表明，移民比重很高的社区，犯罪率是明显较低的，由同一族裔移民构成的聚居区，犯罪减少效应将得到增强^[66]。此外，族裔聚居区对移民的居住隔离也将产生影响^[67-69]，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移民的居住迁移^[10]。

洛杉矶韩国城的研究表明，族裔社区的存在有利于族裔经济的发展，是韩裔商业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70]。移民聚居区促使移民的集中，从而为族裔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源^{[35, 71]}。古巴聚居区族裔经济研究表明，古巴移民的特点与地方性是相互影响的，因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聚居区族裔经济，促使古巴移民社区形成多功能分区^[52]。约翰内斯堡的族裔经济存在多个移民商业区，其运行各有差异，与跨国网络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从而构建出独特的地方景观^[72]。族裔社区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内城复兴^[73]，族裔商业在振兴内层-中间层环郊区景观上具有重要作用^[44]。最新拉美裔移民聚居区研究表明，房价低、住房拥挤但富余、某移民群体比重相对较小、其它拉美裔比重相对较大的聚居区得以巩固^[74]。

反作用及空间效应是移民聚居区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中，反作用研究聚焦在个人资本、社会资本、社会融入、社会流动和空间同化等方面。空间效应研究从更大尺度上分析了移民聚居区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通过反作用及空间效应研究，能更好地认识、了解和管治移民聚居区，为与传统城市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对话打下基础。

国内移民聚居区研究对象主要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国人聚居区和农民工聚居区。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研究多以回族社区为主，关注其空间分布、文化功能以及变迁模式^[75-77]。外国人聚居区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都市地区，以广州的黑人、日本人聚居区^{[78, 79]}和北京的韩国人聚居区^[80]为主，研究其社会空间特征、族裔经济和形成机制。农民工聚居区是国内移民聚居区研究的重点，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于1989年在《北京晚报》上出现了公开报道，最早由社会学者开始相关研究^{[81, 82]}。2000年以前以定性研究为主，重点关注社会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81, 83]}。2000年至2009年，研究内容不断扩展，在深化先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关注聚居区的地理空间和物质空间改造^[84-87]，定量研究开始使用^[88]。目前研究主要借鉴西方相关理论和方法论^[89]，提升了国内研究的理论深度。研究主要集中质性方法的运用和聚居区的合作治理^[90-93]，并初步探讨了农民工的空间同化^[94]，以及对聚居区的经济特征及形成机制展开了研究^{[90, 95]}。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工和外国人的快速增长，移民聚居现象才逐渐显现。因此，相比西方，中国移民聚居区研究近十多年来才大量开展，在整个研究思潮和理论建构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国内只有少量文献涉及到空间同化，对多元主义、异质本地化及跨地域研究尚未涉猎。研究视角主要聚集在移民的社会实践活动对聚居区产生的影响，缺乏聚居区对移民的反作用及产生的空间效应的分析。研究重点突出其形成机制和社会经济特征，但在形成机制的探讨上虽加入了西方的空间生产理论，但主要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对聚居区的影响，在整个分析框架上仍缺乏多种理论的指导。对社会经济特征尤其是聚居区经济的研究，集中在经济本身特征的分析，对经济与聚居区的相互作用关系阐述不足，缺乏对聚居区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此外，中国移民聚居区研究缺乏对移民聚居区空间布局及演变的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农民工市民化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少数民族也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要群体，国外移民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规模将会逐渐增大。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移民的社会融合是关键。作为移民最主要的居住生活空间，移民聚居区不仅是社会热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借鉴西方国家移民聚居区的研究，国内相关研究需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问题来看，目前中国移民聚居区以具体案例研究为主，聚居区整体的空间布局与演变特征有待探讨。未来研究还应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移民聚居区，了解不同地方情景下移民聚居区的特征和形成机制，全面掌握移民聚居区产生的群体作用和社会影响。此外，移民聚居区的发展有其多样化的路径，需关注不同类型聚居区的发展阶段。移民聚居区经济研究需更多案例，从而总结出中国移民聚居区的经济特征和影响，在此基础上增加与西方的理论对话。在强调聚居区如何构建的同时，还应加强聚居区对移民的反作用和空间效应的研究，在移民与聚居区、聚居区与空间结构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分析框架。

（2）从研究方法来说，中国移民聚居区研究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加大质性方法的运用，并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和遥感数据，加强定量研究和空间分析，多方法地综合研究移民聚居区。如采用多层次互动交流方法去研究移民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对移民空间同化的研究，在定量研究其居住选择和居住模式的基础上，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移民聚居区进行历史维度的比对研究，并结合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多种方法进行探索；对移民聚居区集中度的变化与社区特征关系的分析可采用混合线性模型。

（3）从研究地区来讲，目前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但从2015年全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流入小城镇和地级市的比例分别为33%和35%。因此，需加强对中小城市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不仅丰富相关的案例研究，同时有利于对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政策建议，落实中小城市就业加定居的模式。大城市的研究除了继续加强相关研究之外，外国人聚居区应重点分析外国人的跨国社会网络和跨国实践活动对社会空间的影响；农民工聚居区则需要重点关注城中村改造对空间产生的影响，是导致居住空间的压缩和居住成本的上升，促使农民工聚居区迁往更远的地方，还是在附近的其他城市落脚或返乡，对大城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大中城市就业加定居，还是大中城市就业加周边小城镇定居，或返乡定居的市民化模式更为适用。此外，少数民族聚居区研究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应适当加大东部发达地区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