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面临着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恐怖活动蔓延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挑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严峻课题。在此背景下，融合式研究、融合科学领域研究等新兴的科学研究组织模式逐渐兴起。面对这一新趋势，如何组织和管理融合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是科技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问题。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简称FE）倡导的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co-design, co-production，又称共同设计、共同实施）理念或许提供了思路^[1]。

1 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满足科学发展、社会治理和实践应用的需求

首先，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是科学发展与方法演进的必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的面貌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随着政府、企业、公众越来越主动地、深度地介入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科学研究先后经历了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和融合科学研究阶段。其中，前三者的概念已经为科学共同体广泛认识。根据2014年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发布的报告，与以往的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科研活动相比，融合式研究（又称会聚研究）直接聚焦经济、社会问题，集成多种学科的范式、工具和方法，对传统学科藩篱的破坏性更为彻底^[2]。

其次，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是未来国内外社会治理的需求。纵观国际社会，面对错综复杂的融合科学领域问题，已不再是科学家一家之力可以解决的。政府、科学家与公众三大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协同，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中已形成发展大趋势，如欧盟2011年底公布的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科研与创新框架计划^[3]。在中国，政府与科研的协同也呈现欣欣向荣的气势，政府、科学家与公众三大主要利益相关者在融合科学领域中关注的重心也在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关注焦点从国内问题拓展为国际共性问题，关注目标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对重大危机、决策制定从被动回应转变为主动推动。

再者，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是为解决实践的挑战。缺乏有效协同设计和协同实施的融合科学研究，会在实践应用中产生负面效应。目前中国第一阶段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经产生负面效应，主要源于政策实施过程管理中的缺陷、缺乏科学指导以及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冲突^[4]。要使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达到预期的目标并减少其负面作用，那么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和实施必须有机地统一，且三者之间的协同在实践工程中的操作仍需不断改进与完善。

2 利益相关者在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中的矛盾

在融合科学领域研究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因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 科学利益与政府利益的矛盾，又或者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矛盾。(2)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科研作为一项整体活动，追求的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整体利益。但整体利益由于没有明确代言人，反而容易被忽略甚至被牺牲。(3) 有限政府的局限性^[5]。诺思悖论^[6]道出了现代人的无奈：许多行业因为事关国计民生，需要管制和行业准入，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却又因为种种原因，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限理性的限制、信息的不完全、资源的有限以及行政体系效率有差别等等，其努力常常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导致政府很难找到科学的、理性的、平衡的综合决策组合，相反却造成更坏的结果。

3 在融合科学领域开展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的建议

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的理念，虽然在未来地球计划中首次提出，是新的概念，但其内涵并不是初次触及。中国科学家、政府工作中一直倡导的科技为决策服务，以及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政府科技咨询部门，都旨在促进科学与政府层面的更好协同。该理念与中国十三五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相一致。在中国推行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到国际大环境中，更好地学习协同的方法与技术，发挥中国的大国影响力，在全球治理中逐渐起到主导作用。

如何在融合科学领域研究做好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笔者认为，在政府层面，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性，大力推动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工作，从法律上建立、保障与完善协同设计与协同实施的环境，比如建立健全的政府公开法案。在科学层面，科学家要发挥自身在政府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要从国家需求出发，开展问题导向的原创研究，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促使科学研究能够为经济社会做出重大创新贡献，解决实际问题，向国家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要重视科普工作，及时有效地将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尽快向社会公众宣讲。作为最为广泛的社会主体，公众已经形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在社会问题的治理中，公众参与的力度与广度已然逐渐增强。在社会公众参与方面，可能需要更加妥善的引导方式，鼓励公众采取实际的行动，提高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力度，并积极地参与利于经济社会生活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