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如果能够汇集大量的简便、实用、易学的科普手段和方法技巧于一本书中，使做科普也可以成为广大科学家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自己适合、擅长、以及乐意去做和愉快享受的事情，自然也属功莫大焉。

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推荐、积极活跃在科普领域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知名会员分别撰写各章节的《科学家如何传播科学》一书的出版，无疑可以说是很及时和有效的。该书内容除在第一篇“绪论”里以四章的篇幅总体概括科学普及的发展历史、社会背景，当前面临的新挑战和社会责任，以及科学与人文融合等宏观理论方面的大问题以外，其余6篇以43章的主体篇幅深入、详尽、细致地探讨了科普实践过程中的大量各类具体的问题和操作的技巧，如科学家传播科学的“写”和“说”的方方面面，甚至具体到了科普讲座时“开场的技巧”、公众演讲过程中的“互动方法”、“使用幻灯片注意事项”等等诸多科普工作的细节方面，真可谓滴水不漏、极尽其详，简直就是一本科学家的科普实践工具宝典！相信科学家们如果一册在手一定会现学现会、活学活用的，从而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捅破窗户纸”，积极、有效、快乐地参与到各类科普实践活动中。

然而，从一个科普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优点和长处似乎也恰恰反映出了其弱点和短板，那就是面临当前科普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新机遇，国内科普领域普遍存在的不断呼吁科学家参与科普、十分重视帮助科学家“如何”科普等大多停留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的具体方法、手段等“形而下”的问题，但却仍然相对缺乏深入讨论一些带有“形而上”色彩的全局性、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如今天的科学家“为什么”更加需要参与科普？科普今天面临的局面、困难、趋势等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科学家的科普应该有什么样的“范式”改变？需要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和新理念？这些问题实际上还属于“善其事”的范畴，相对于“利其器”显然具有更高的“道”这一层面的含义。上文开头的“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字面本身的意思上看，应该是“善其事”已经思考妥当了，只需或按部就班、或快马加鞭地操作实施就可以了。不过，我们今天的科普工作，毋庸置疑在“善其事”方面依然还有许多亟待深入探讨、共同交流、达成共识的地方，这也是促进科普和创新作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进而切实推动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健康、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本着书评也并不总是一味儿地说好话、捧场子，从提供补充、增加选择、平衡观点、激发问题、促进交流的角度在“利其器”之前再反思一下科普“善其事”的方面，应该也是不无益处的吧。

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者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曾建议，理科研究生、博士生(也即可能是未来的科学家们)的学位论文应该加一个副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今天，科学普及更是提高到了与科学创新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高度，从政府到社会都普遍重视，在科普活动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进而通过科普工作大力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

然而，今天的科普工作在仍然面临许多老的困难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

一方面，无论国内外，不少科学家潜意识里依旧不重视科普，对当代科普的发展态势不了解，甚至视科普为“不务正业”，常常只是退休后的“发挥余热”而已。美国2004年《科学与工程指标》针对科学家的调查显示：只有20%的科学家与媒体有过联系，高达42%的科学家“没有参加过任何与公众有关的科学活动”，问及原因，其中76%的科学家回答说“没有时间”，28%的科学家压根儿“没想过”要做科普。^[1]同时，始终不怎么入一些科学家“法眼”的科普工作对科学家来说，也并不总是轻而易举、手到擒来的“小儿科”了。2006年，英国皇家学会对20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科普调查时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如果就科学研究前沿知识本身进行科普，75%的科学家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与公众有效地沟通对话；但就科研涉及的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影响问题而言，只有不到50%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还能够与公众进行交流。^[2]而涉及到诸如社会文化、伦理、风险、宗教、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议题时，公众往往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和见解，科普工作的重心也越来越需要从传统的科学知识介绍和理解转向对信任这一问题的双向沟通和共建。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与公众的关系正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公众似乎愈来愈“挑剔”了。现代科技在给公众带来越来越多好处和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或者明显或者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危害(如某些环境和健康领域)。此外，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显然涉及到不同的利益群体，常常会产生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受损的后果，同时科学事业和科学家也不再被视为没有自身利益的价值中立者了。这无疑都使得普通公众不得不加强防范警惕、自我保护和共同参与的意识。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公众的关系自然也需要一种新的协调机制，这其中，科普未来发展的理念思路、角色定位、方式方法等也无疑同样需要新的调整和改变。

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目标是不断增进人类社会的福祉，这是广大科学家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但在当前科普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下，科学家在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的同时，无疑也需要在科普领域同样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首先，科学家需要把科学普及真正当作科研工作的一部分。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在其著名的2000年度第三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公众直接的对话应该成为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3]为了探索科学、造福人类，圣多里奥在秤盘上度过了30年，孜孜不倦地记录自身体重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巴里·马歇尔在实验中吞下含有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试图让自己患上胃溃疡，他以身试菌的勇敢行为改善了全球数以亿计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救治状况，并因此而获得200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毋庸置疑，为了科学事业的进步科学家们不乏“舍身取义”的激情和使命感。今天的科学普及与科学创新已然成为现代科学事业前进的“一体两翼”，科学家首先要真正地重视科普，以对待科学的热情和真情参与其中，不能再把科普视为“不务正业”和额外负担。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十分公正的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4]。

其次，在大力推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同时，也要促进科学家积极主动地理解公众。曾经风行日本社会几十年的科普系列图书“蓝背书”在20世纪60年代创刊初期，提出过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用科学的方式思考问题，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5]，这基本上体现了传统科普的惯有思路，即通过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最终让公众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待世界。至今，许多科学家心目中的科普还依然处于高高在上地教育、指导公众的状态，然而沧海桑田、今非昔比，今日的“此公众”已经远非当年那些如同小学生一般倾心仰慕科学家的“彼公众”了。一味儿地自上而下式的灌输、教导公众，甚至指责公众不理性、素质低可能是不公平的。以转基因为例，当科学家引用各种所谓的实验数据、科学证据信誓旦旦地保证转基因食品是安全可靠的时候，在公众眼里他可能完全是在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完全意识不到普通公众有自己的认知角度和切身关切，结果只能导致各说各话、误解不断加深的尴尬。如2010年12月出现的“农业部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物”的新闻：该幼儿园网站的“营养配餐及食品安全”一栏明确显示“鱼肉类食品统一由为农业部机关食堂供货的优质水产品公司供货，食用油采用非转基因食用油”。公众自然会有疑问：屡次为转基因作物开绿灯的农业部，为什么自己属下的机关幼儿园不吃转基因食品呢？如果科学家们始终有意无意地回避这类公众关切的问题，甚至多少有点儿不屑一顾地认为当前转基因争论在“20年后是笑话”，那么后者顺理成章地产生被当作科学实验小白鼠的愤怒情绪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再者，今天的科普不应只是对公众进行单向的指导、教育、宣传，而是提供服务、积极沟通、寻求共识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在对话和协商的科普过程中，科学家要和公众一起真诚合作、共同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大众的繁荣进步。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模仿法国政治家克雷蒙索的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去决定”，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今天的科学事实上也越来越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让科学家来作主”。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早已经不再单单是科学共同体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事，而是日益涉及到社会其他的角色(如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更牵涉到广大的普通公众。在国内持续不断、热度不减的转基因争议中，诸如“这个问题我认为科学，你认为不科学，这就是你的事情”，“说句老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等业内科学家脱口而出的言论无疑反应出科学界在科普观念上的陈旧思路和严重滞后的现状，而类似院士闭门上书、民间口诛笔伐的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互动”氛围显然只会导致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全输局面。因此，需要发展一种各有关利益相关方能够充分相互协调的合作机制，使科学走向更加透明和公开的民主化，走向各方参与和共商的治理(governance)模式，确保科学事业始终为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服务。

而科学家真诚实意地与公众开展对话和协商、积极有效地寻求双方之间的理解与共识，既“利其器”，更“善其事”，不但是今日科普发展的新方向，也同样是当代科学进步的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