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正是由于默顿及其学派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率先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造就了科学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科学社会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许多科学社会学家都讨论了学科发展这个主题。默顿在其《科学社会学散忆》[1]一书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追溯了科学社会学这个学科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背景。然而,在这一研究问题上,默顿本人及其他研究者似乎都表现出一种矛盾选择(ambivalence),即我们热衷于这种学科回顾性的研究。一方面这是必要的,通过了解学科的发展,知道前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关注哪些问题?将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学科的认识。但另一方面,这似乎表明了这个学科的不成熟性,或借用怀特海德(A.N. Whitehead)的名言说:“一个总是难以忘掉其创始人的学科是没有指望的。”[2]
尽管如此,鉴于科学社会学目前在国内也遇到了某些学科定位和发展的困境,因此我们通过回顾这个学科在美国的创立及其新发展,或许对我国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有所启示和借鉴。
一、 默顿与科学社会学的创立科学社会学在美国正式形成的主要标志是默顿及其弟子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从而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第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或学派。正如另一位美国科学社会学的早期代表人物本·戴维(J. Ben-David)所指出的:“由于罗伯特·默顿及其学生的研究工作,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特的专业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在他之前,其他人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尽管也对科学的社会方面做过探讨,但只有默顿及其弟子有意识地去对这一领域做了界定,确立了概念框架和研究纲领,而且他们最先有意识地去努力使这一领域被认可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所以说,默顿在科学社会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由他所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占据主导地位。
科学社会学家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对默顿学派当时为什么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主导范式做了这样的解释:“首先,这个学派有一位杰出的学者为领导,他在社会学的其他领域也硕果累累,并能获取重点大学院系的各种资源。第二,他们的大部分成果显然都是在功能分析框架下取得的,默顿本人对此框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它是被广泛认可的分析框架。因此,默顿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在美国属于正统学派,因而更易被社会学共同体所接纳。第三,在关于科学知识生产的根本基础的社会条件方面,默顿充分发展了涂尔干(Durkheim)和韦伯(M.Weber)的观点,因此为未来深入开展经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4]实际上直到今天,默顿所开创的经验取向的研究传统仍然有很大影响,“即使他的敌人也都承认默顿是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5]
但我们回顾来看,一个新兴学科或学派的建立与发展,总是跟一定的因素和环境条件有关,包括学科创始人的核心作用、学科建立的学术背景、组织条件及社会环境等。
1. 学科创始人的核心作用对于一个专门学科或学派的创立来说,首要的因素是像默顿这样的核心人物。他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确立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或研究范式。①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3-139.如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和H.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曾详细说明了科学社会学建立的认识和组织基础,充分肯定了默顿作为创始人的地位。他们说:“在早期,像默顿提出的这样一个范式是必要的,它可为专业的认识发展及其制度化提供系统化的和比较性的检验。”[6]默顿他们在一篇论述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 (George Sarton)杰出贡献的论文中,也明确肯定了学科创始人对于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一个学科的建立,尤其是在其早期阶段,由某个人或几个人所做的个人性的、有时是英雄式的努力极为重要,因为他们很可能掌握了尚未被认可、未确立的知识领域。一个学科所要求的认识上的认同,本身极大地受其学科创始人个人观点的影响。”[7]
①默顿早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20世纪30-40年代就使用了“范式”(paradigm)概念,但他们二者所指的范式含义有所不同,默顿主要把范式看作是指导经验研究的一套概念体系或规定。最近,托马斯·吉伦又对“科学社会学的范式”作了新解,见Thomas F. Gieryn: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in Robert K. Merton: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Sociology as Science. (ed. by Craig Calhoun).
默顿所创立的科学社会学范式被称为功能主义的,其核心内容包括:(1)科学作为一类社会制度(或系统)具有独立的目标或功能,即扩展被验证的知识;(2)为实现科学的制度目标,要求科学家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3)如果科学家违背了上述科学规范,将不利于科学目标的实现,而维持科学规范和科学制度运行的动力,是科学的奖励系统。
但是默顿学派的这一研究范式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默顿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并非一开始就有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意识。他之所以关注到科学研究,这看起来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具有“意外巧获性”(Serendipity)。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一系列重要人物影响了他的未来。首先就是哈佛社会学系的始创者皮季里姆·索罗金(P. A. Sorokin),将默顿引入了哈佛,也带入了对科学的研究。默顿曾参与索罗金的巨著《社会和文化动力学》的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第二位是当时年轻的教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默顿自己曾说过真正开启他的社会学思维的人,不是索罗金,而是帕森斯。此外,生化学家与社会学家L.J.亨德森(Henderson),特别是乔治·萨顿,也直接激发了默顿持久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兴趣,默顿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在萨顿的指导下完成的。
20世纪30年代,整个西方学术界几乎没有社会学家关注对科学的研究。只是有少数有人文主义情怀的自然科学家,如贝尔纳(J.Bernal)等学者关注到了科学与社会的问题。这一时期默顿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虽被看作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但严格地说它只能算是科学社会史的研究。或者说,默顿这一时期的研究框架是属于知识社会学的。他研究的对象只是科学与其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变化关系,尚未形成成熟的科学社会学的独立解释。
直到1942年,默顿发表“论科学与民主”(后更名为“科学界的规范结构”)一文,他才系统提出了科学的规范体系。此文被看作是默顿范式的纲领性文献,具有突出的“范式性”意义。而默顿于1957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一文,对科学界的奖励系统的本质做了阐述,从而对确立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可见,在默顿的研究中,通过研究范式的确立而开创了一个新学科。默顿曾这样说明其学术发展的转变:“为了研究科学和社会之间这些相互影响的特征,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因而有必要扩大我以前的努力,去寻找把科学当作制度化的精神特质(它的规范方面)和把科学当作社会组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模式)的一种有条理的思考方法。只有至此,我们才会有适宜的基础,去着手研究科学中社会互动和认识互动的新问题。”[1]通过这个转变,默顿把关注重点从知识转向了作为一个社会独立领域的科学,以分析这个社会子系统的结构与运行,并把科学社会学确立为一门经验性的学科而加以研究。
2. 学术背景一个新兴学科的创立尽管离不开核心人物的贡献,但其发展还需要其它一些条件。如默顿本人等指出,科学社会学合法性的确立或制度化还需要得到认同。“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来说,认识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从事彼此相关研究、相互交流、且常有争论的研究者而言,这些环境会限制或促进其‘无形学院’的出现。”[1]
因此,对一个新兴学科认识上的接受,需要得到学术界及社会的广泛认同。但科学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被人们所接受。例如默顿1952年在给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作序时,首先提出的就是科学社会学长期被忽视、处于荒漠状态的问题。他说社会学家大多关心的是婚姻家庭、人口、犯罪、宗教等问题,但极少有人关注到科学问题。10年之后,到1962年伯纳德·巴伯和赫希(W.Hirsch)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冠以《科学社会学》名称的书时,他们仍提到这个学科只有极少数学者关注。
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发生了明显改变。这一方面是跟默顿及其弟子在这一时期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有关,默顿本人的许多重要科学社会学研究成果也是在这一时期问世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以及科学学家普赖斯(D. J. Price)的《小科学,大科学》(1963)相继问世,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人们对科学社会学学科的认同。
这种认同,首先是对其学科地位和研究问题的认可。一个学科的确立,应具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和独立的研究问题。尽管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包括经典社会学家孔德(A.Comte)和马克斯·韦伯,都曾关注过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严格地说,他们都不属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即便不乏真知灼见,但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学科性研究。马尔凯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除极少数的例外,社会学家们并不把科学共同体及其文化产品当作系统研究的合适对象,也不认为值得研究。”[8]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叶,默顿他们才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社会学独立的研究对象、问题及方法。即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制度或系统,关注科学系统自身的结构与功能分析,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科学界的规范体系、科学家的行为模式、科学共同体的活动及其组织、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等。尽管广义地说,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但这种研究要有学科意义的限定,而不是宽泛的无所不包、没有学科分析角度的研究。
其中,如何认识科学是一个根本方面。默顿学派把科学看作是一类社会制度、社会活动或现象而加以研究。这既不同于把科学仅看作是一种知识形式,也不同于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活动。所以在科学观上,默顿学派属于实证主义的。他们坚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经验性原则,关注科学共同体及其活动,而不去关注科学知识本身的研究。默顿学派的观点在当时获得了很大的共识和响应。例如乔纳森·科尔和H.朱克曼通过对当时科学社会学领域期刊文献的引文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1)对某些特殊论文作者成果的共识提高了;(2)在最经常被引用的作者中,年轻作者的比重增加了;(3)新近发表的成果比早先发表的成果更常被引用。然而,在这一领域认识共识的形成过程中,罗伯特·默顿从一开始就比其他作者有更大的影响”[6]
此外,对这个学科的承认,还需要社会广泛的认同。即一个学科的建立还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支持,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进入20世纪中叶之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影响已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相应地,跟科学技术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代也需要社会学家重视对科学现象的研究。正如默顿所说的:“科学已经像战争、家庭的不断衰落或者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一样,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当某种事情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社会问题时,它就会成为一个专门研究的对象。”[9]
3. 组织条件从组织条件来说,一个新兴学科的制度化,需要研究组织和物质条件的保证,包括专门的研究机构、教学课程、人员、专项研究资金、学会、专业刊物等。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甚至其他国家都没有专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团队或机构,没有设立相关的课程培养专门的这类人才。
正是在默顿等人的大力倡导下,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设立了与科学社会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和培养计划,从而培养出了一批科学社会学的专门人才。例如哈丽雅特·朱克曼、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乔纳森·科尔、托马斯·吉伦等都是这一时期默顿的学生,他们日后也成为了美国科学社会学的中坚力量。一个学科或学派要想得到发展壮大,后继人才的培养是根本保证。
研究经费和物质条件的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默顿学派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培养项目”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这跟美国科学基金(NSF)长期研究经费的支持分不开。其支持前后长达近20年,从而为默顿学派研究及科学社会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有力保障。
此外,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有专门的学术组织与交流平台。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设立了专门的分论坛,从1966年开始“国际社会学协会”设立了科学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但是专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组织,是1975年成立的国际性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简称4S),默顿被选为首任学会主席(1975-1976年)。专门的研究刊物主要是1971年创刊的《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SSS)。
总之,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默顿学派的开拓性研究以及学术界和社会对科学问题的重视,科学社会学首先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了。尽管,从许多学科的发展来源来说,应该是多源头的,科学社会学也不例外。①但是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创始人的独特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而且他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和传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①例如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对科学社会学的多个起源做了系统梳理,参见Bernard Barb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New Brunswick,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
二、 后默顿时代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默顿学派发展到了其顶峰,此后开始走向衰微。而各种“新科学社会学”观点粉墨登场,包括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观、经验相对主义观点、“实验室研究”、话语分析等。它们被统称为“社会知识社会学”(SSK)观点或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尽管这些新生的学术观点多是来自美国本土之外,但它们对美国科学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这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新转向,标志着从此步入了后默顿时代。学派或学术观点的这种盛衰似乎也是一种常态发展,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必然发生的结果。
首先,从大的学术背景来说,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现象学、诠释学、批判主义、建构主义等各种非实证主义观点的兴起,西方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发生了重大转变。新的研究取向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包括功能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人们开始主张科学知识跟其它知识形态并无本质的区别,认为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必然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大的学术趋向或环境的改变具有整体性影响,而不仅仅发生在某一学科领域之中,它将会从根本上推动各学科研究的转向。
其次,从默顿本人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了其学术生涯的后期。默顿虽然没有间断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但他所做的工作主要以总结和完善以往提出的理论观点为主,没有再做出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这时期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他早期所提出的“默顿论题”(Merton Thesis)做了进一步阐述和回应。因在其著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发表 50周年之际,关于“默顿论题”的争论又掀起了一次高潮,出现了一批讨论和批评文章。特别是科学史家科恩(I. Cohen)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清教主义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默顿论题》,在此书中默顿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详细总结了其著作所暗含着的科学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这时期默顿所做的另一方面的研究是对跟科学规范相关的问题作了一些新的补充说明,包括“马太效应”问题。例如,1988年他在《伊西斯(Isis)》杂志上发表了“科学中的马太效应II:积累优势和学术财产的象征意义”,1995年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发表了“托马斯命题与马太效应”。这些看起来都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后期默顿还特别关注到了科学知识的传播问题,提出了所谓的“社会—认知模式”(如OBI模式),探讨了社会与知识相融合的途径与方式等。但总的来看,默顿面对后来所遇到的各种批评观点,并没有去积极应对,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传统。
除此之外,另外一种来自学科自身发展的更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学术观点的更替。即随着科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默顿学派自身的弱点越来越明显,而新生代的研究者都力图去克服其不足,寻求新的发展理路,从而出现一系列研究的新转向,理论观点也趋向多元化。概括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科学社会学领域出现的新转向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 知识社会学转向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回避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因为他所持有的典型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赋予科学知识以特殊的地位。即认为科学知识跟其它知识形态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明显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但科学知识是关于自然界客观事物的反映,由自然界事务所决定,而不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默顿曾明确指出:“具体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纯科学以外的因素无关。”[10]因此,默顿学派没有把科学知识列入其研究范围之内。
但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批深受库恩观点影响的英国及欧洲的学者,其研究中心转向了对科学知识的研究,矛头直指默顿学派的软肋。特别是爱丁堡学派提出了所谓的“强纲领 ”(strong programme)解释,主张各类知识的“无偏性”、“对称性”和“反身性”等观点,甚至提出科学知识不但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科学家“利益”的直接影响。例如其主要代表人物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提出,科学是“利益”目标导向的活动。他们明确指出:“在所有实际情境中,目标和利益与科学研究总是密切关联的,且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充当构成科学研究活动或系列活动的原因。”[11]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迈克尔·马尔凯通过对西方知识社会学传统的系统梳理,分析了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忽视科学知识研究的认识论根源,指出应把科学知识的生产列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中。他说:“科学的经验结论必须被视为解释性的建构物,因为它们的意义依赖于一定环境并受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在特定时点上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的制约。……简言之,我认为科学认识的技术资源随着意义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因此,自然界中决不存在着独一无二的决定科学家结论的东西;相应地社会学家应更密切地考察科学家建立他们有关世界的解释的方式和考察在科学观点的形成和接受过程中,不同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方式。”[12]于是,马尔凯倡导和确立了研究科学知识的社会修辞学或话语分析方法。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虽然弥补了默顿学派的不足,把科学知识纳入到了社会学经验研究范畴。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他们持有明显的相对主义立场,把科学知识跟其它知识同等对待,甚至不承认存在被普遍接受的客观的科学观点。认为科学知识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相对主义观点似乎成为了其最大诟病。
2. 微观研究转向“新科学社会学”的倡导者不但开拓了对科学知识的经验研究,而且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完全不同于默顿学派。其“内在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主要表现为:(1)偏重于对科学实践的微观研究;(2)倾向于优先关注提出科学家是“如何”谈论科学和做科学这个问题,而不是关注他们“为什么”那样去做的问题;(3)倾向于采用一般所称的建构主义观点去做分析。[13]这些方法论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他们所做的“实验室研究”、案例研究、话语分析等方面。
例如,“实验室研究”是由一批学者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等方法,所倡导开展的对实验室这一所谓“自然”场所中科学家的日常研究活动所做的观察研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常人方法论者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等。“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成就体现在:(1)通过对科学家实验室活动的人类学研究,突出说明了科学知识成果的社会建构性。认为科学成果是人为的产物或人造事实(artifact)。“建构主义解释认为,科学的产物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建构过程的结果。”[14](2)研究重点由作为产品的知识转向了知识生产活动本身,强调所研究的科学是“制造中的科学”或“行动中的科学”。[15]因此可以用经验观察方法,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做描述分析。(3)对“实验室”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解释。即实验室不仅仅是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场所,它实际上是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要素之一。如诺尔·塞蒂纳指出:“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中,实验室本身已变成了一个理论概念。依据这一观点,实验室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agent)。”[16]
默顿学派虽然也非常重视经验研究,但他们更多的是在实证主义框架下强调量化分析。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更多地借用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和民族志的微观定性分析法,注重科学家具体研究活动细节的描述分析,从而试图揭开科学建构活动的神秘“面纱”。不过,“实验室研究”由于其“强建构论”色彩,认为科学事实都跟“生产事实”的过程密切相关,结果其主张也受到了很大质疑。
3. 实践论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科学大战”之后,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转向。或者说从SSK演变到了后SSK,其突出体现是“实践论转向”。“这一转向关注研究科学实践,即科学家实际做什么,与之相关的转向是研究科学文化,研究实践活动运作于其中的资源领域的意义。”[17]在这个转向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美国学者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所提出的“实践冲撞理论”(the mangle of practice)。皮克林指出,科学实践的基本特征是实践性、目标指向的。所谓“实践的冲撞”是指“能动性之舞”(a dance of agency),即人的能动性与物质能动性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种“实践论转向”实质上反映了对科学的认识又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从关注表征(representional idiom)转向关注运作(performative idiom)。以往的SSK主要把科学当作一种知识去加以研究,关注表征问题,即科学研究产品如何“再现”问题。但皮克林指出,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应只是关注表征,更应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实践运作过程。他说:“我们既要删去SSK中的K,因为关注的核心主题变为实践而不是知识,也要删去第一个S,因为在理解科学实践和文化时,看起来无需再设定社会因素的因果优先性。” [17](2)从“人类主义”转向“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这种“后人类主义”主张在科学实践中,非人的因素跟人的因素是对称的,应把物质的能动作用跟人的能动作用同等看待。强调能动性作用是实践论的突出观点,但更为重要的是,后人类主义观点又进一步发展了能动性概念,看到了科学实践中物质条件也具有能动性作用。通过这一主张,他们旨在消解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相对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这种“广义对称”的后现代论观点,倡导人类主体的“去中心化”,但其观点还有待商榷。
三、 结 语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社会学的演进与发展轨迹,表明了在这个学科的初创阶段默顿及其学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学科或学派又是不断更新发展的,其关注的研究问题在不同时代有所差异,所倡导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也随之变化。所以,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以上转向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科学的界定经历了如下变化:默顿学派把科学界定为一种制度或建制,关注其结构与过程;而SSK把科学界定为一种知识,关注其社会建构性分析;但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论”则把科学界定为一种实践活动,关注其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随着研究对象及问题域的扩展,科学社会学目前看起来正在被“STS”所取代。后者的研究视域更为宽泛,且涉及到多学科的问题。这种发展虽然符合“大科学”时代的特点,但是过于宽泛的研究可能失去学科性,使科学社会学沦为“无社会学”的研究。因此,确立自己的学科范式和明确的学科定位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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