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季都会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是对科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十多年前，我们曾对中国杰出科学家群体进行量化分析^[1]，结果发现，半数以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出生地都集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上海。这一现象说明，经济基础的确可以决定上层建筑。而院士中只有不到半数具有博士学位的现象则说明，现代科学的本土化，还需要教育制度的及时跟进，至于总体上我国科学家当选院士的平均年龄比诺贝尔奖科学家获奖时的平均年龄高出 5 岁的现实则提示，从建制上促进中国杰出科学家队伍的年轻化已是当务之急^[2]。此后的跟踪研究发现，随着国家科技政策的调整和新兴科技人才的成长，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确实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然而，与此同时，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呈现出高龄化的反向发展趋势。

很显然，杰出科学人才的成长规律并非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代科学的发展正呈现出复杂化的新趋势，杰出科学家的创造力高峰年龄也在逐渐后延，这就需要我们在杰出科学家的年龄管理策略方面及时做出调整，特别是对年轻的杰出科学家，应通过制度设计，持续支持并保障他们进一步成长，进而攀登世界科学高峰^[3]。

然而现实的状况却不容乐观，首先是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方面^[4]。统计表明，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群体中院士占据了大多数，但目前我国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仍不尽理想，有时甚至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典型的如，只有五成左右的院士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而代表着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一等奖获得者中，仍有少数没能被遴选为院士，总额约占一等奖获得者的10%。院士遴选在制度设计层面的遗珠之憾不但值得关注，相应的改进与完善也势在必行。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院士增选过程中的马太效应^[5]。新世纪以来，新增选的院士在不同省区、高校、学科和性别等诸方面都存在较为显著的不均衡性，北京、上海、江苏等强势省区呈现强者恒强的趋势，新增选院士全部集中在“985”和“211”高校，而这些高校仅占全国高校的5%左右。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会从整体上影响我国科学的全面进步。

比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的，是杰出科学家的行政任职问题^[6]。在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期，杰出科学家担任必要的行政职务，有利于实现科学建制的从无到有，第一代科学家们也为此建立过卓越功勋^[7]。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群体相比较，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的行政任职状况呈现出显著反差：半数以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终生潜心科研，很少涉足行政管理工作，而3/4的中国院士都不得不在从事科研的同时担任行政任职。这一突出差异表明，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对科研创新而言，或许是弊大于利的。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杰出科学家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很多院士即使担任行政任职，仍然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种种原因使得他们不得不付出双重的劳动，然而成效可能并非都以加倍的方式来显现。当前尤其值得关注的现实是，大量年富力强的杰出科学家在他们科学创造的高峰年龄段，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科研创新的第一线，成为这样那样的行政管理者。对于科学家个人而言，或许并无不妥，但就一个民族的科学发展而言，却可能因此而失去了科研创新持续冲击顶峰的攻坚力量。

究其原因，除了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使我们的社会更愿意对杰出科学家予以行政加冕之外，可能还和我们对杰出科学家学术荣誉的追求目标认识不足有关^[8]。一般而论，学术荣誉包括引用、奖励和命名三个层次，职业科学家一般按此层次递进追求其学术荣誉。目前我国科学家追求的学术荣誉大多还停留在高影响因子或获得科学奖励方面。其实，就算是当选院士，从科学社会学视角看，依然是学术荣誉的初级阶段；获得国际科学共同体授予的学术荣誉直至获得科学命名，才是杰出科学家学术荣誉的高级阶段。在这样的宏大视野下，诺贝尔奖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层级，如果世界科学技术史上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以该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时代，这个民族科学的全面复兴也就毫无异议将因此而被载入史册了。

从科技发展战略的层面，能否对我国科学走向全面兴盛的时机做初步预测呢？为此我们也以科技与经济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对主要国家GDP增长与诺奖人数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9]。研究表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同时也会受到许多因素特别是社会动荡的影响。从历史长周期的规律看，科技腾飞需要经济的长期拉动。以我们的近邻日本为例，二战以后近半个世纪其经济一直持续增长，而诺奖人数却没有突破性增长。直到进入新世纪，经济拉动科技进步的长期效应才集中释放出来。新千年以后的12年中，日本已有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日本的情况相类似，中国的GDP在战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然而，直至目前为止，我国的科学发展依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腾飞状态。这一现实说明，经济增长对科技进步的带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没有足够强劲到使科技进入高端发展的临界点。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拉动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大的社会动荡，持之以恒，就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最终使经济拉动科技进步的长期效应充分释放出来——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持续不断出现中国人的名字。

最后，一个不容忽视又最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科学文化的真正普及^[10]。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化观念引入中国？其中的逻辑关联以及先贤们的洞见，不但值得研究，而且值得深思。简言之，科学追求真理，真理的客观性决定了科学活动的自主性和批评性，由此导致科学活动的民主性，科学与民主的共同特征，就是崇尚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朴素观念，这是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文化的应有之义。反观现实，很多时候相当多的一些人都是在绝对真理和绝对正确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的概念，本来可以被批评的赛先生也变成了新的赛菩萨，这就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了。从更宽阔的学术视野看，我们还对比分析了中美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与技术创新成果之间的关联发展状况，近十年来，中国大学的技术创新在宏观规模和速率上都取得了很大提升，而人文社科研究则有所滞后；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的技术创新发展相对平稳，而人文社科研究却呈整体稳步提升的态势。这种人文社科研究对技术创新的长线支撑作用或许值得进一步关注研究。

从表面上看，人文社科研究似乎和科技发展关系不大，实则不然。历史已经证明，为短期效应或指标数据好看而采取的功利性发展策略，最终往往因其过度的非理性而欲速不达。至于人文社科研究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长线支撑作用，早就不是什么需要论证的理论难题，而是已经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基本原理。要攀登世界科学高峰，让中国的科学发展水平同样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但需要脚踏实地的苦干加实干，还需要尊重科学发展规律的理性客观与耐心坚持被，更需要对这一规律的研究认识与揭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