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传统风险到现代风险

“风险”(risk)是一种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发生的可能性，风险与危险、灾难相关联，但它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风险古已有之，几千年来，洪水、地震、干旱、饥馑、瘟疫、战争等各种各样的灾难和风险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带给人们极大的不安全感，以至于在古代中国就出现了“杞人忧天”的故事。从现代观点看，“杞人忧天”恰恰反映出古代人们其实已经有了清醒的风险防范意识。所以，不能说风险和风险意识是现代独有的现象，也很难说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的风险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风险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

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会如此热衷讨论和研究风险呢？现代社会中，人们一度自信地认为凭借科学和理性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然而自20世纪以来，西方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及其引发的生态主义运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及其引发的核恐惧、英国疯牛病事件及其引发的对食品安全的怀疑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人们惊醒，对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其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特别指出，对现代风险的研究是现代性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本质的不同^[1]：

首先，现代风险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感知性。现代风险如放射性物质、水和空气中的污染物等对人和自然界的影响是潜在的、不确定的，它们不再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直接风险，所以很难充分、科学地估计和把握它们的危害发生时间和伤害的大小。现代风险往往会造成系统的、不可见、不可逆的伤害，人们以往应对危险的经验将不再灵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现代风险是不可预测、不可计算的，没有任何专家或专家系统可以将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

其次，现代风险具有整体性、全球性和平等性。传统风险影响的主要是某些特定的个人和群体，而现代风险则往往是对某些区域的整体性威胁，并且日益表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比如环境污染、核辐射、金融危机等都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人群的，它们不仅表现在民族国家内部，而且会迅速扩展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如果说在传统社会，财富或权力还可以帮助某些社会群体绕过一些风险(如饥荒)，那么当面对这些现代风险的灾难性后果时，没有哪个群体或个人可以独善其身。现代风险的这种“平等”分配逻辑使得阶级社会中基于财富的不平等模式开始失效，等级制、贫富差距等在现代风险面前都失去了效力。

第三，现代风险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和建构性。现代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它主要是一种社会定义的“构想”(conception)，是一种想象的现实。人们对于风险的感知、情绪和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对风险后果的想象，只要人们在主观上相信风险的存在，风险就是真实而有效的。因此，决定人们的风险意识和恐惧情绪的核心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如贝克所说，风险陈述既非纯粹的事实主张，亦非完全的价值主张；风险既是“实在的”(realistic)，又是由社会感知和结构“建构起来的”(constructive)；风险概念扭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过去已经无力决定现在，其作为决定现代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的地位已经被未来所取代，被一些尚不存在的、建构的和虚构的东西所取代。^[2]玛丽·道格拉斯和阿隆·维达夫斯基在《风险和文化》一书中也曾提出，风险都是“建构”的，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的实际风险并没有增加，而仅仅是人们感受到的风险增加了，这是一群处于边缘的有影响力的社会成员强烈声称真实的风险正在增加所造成的。^[3]芭芭拉·亚当和约斯特·房龙特别突出阐述了现代风险的这一特点，他们提出：风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发生。风险不仅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还会因对潜在危害、危险和威胁的技术敏感而被生产出来^[4]。因此，在现代风险面前，恐惧很容易自我发酵和莫名加剧，甚至一些莫须有的小事件都有可能酿成大的社会性灾难。

最后是现代风险的自反性和内生性。现代风险与传统风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风险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人类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如工业化和科技)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长足的社会进步和生活的极大改善的同时，也给环境、对人类自身带来了种种不可预计的风险。正如贝克所说，近代以来，当人类试图去控制自然和传统、并试图控制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人类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1]。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为“失控的世界”，指出“传统社会风险是一个局部性、个体性、自然性的外部风险，当代社会风险则是一种全球性、社会性、人为性的结构风险。”^[5]现代风险的这种自反性使得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陷入两难：一方面，科学技术是定义和解决现代风险的手段，人们需要用科学技术来解决风险问题；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同时也是现代风险的重要源泉之一。在工业社会中，人们普遍相信依靠科学和理性可以确定和消除人们面临的风险和灾难，但在现代，人们对科学已经逐渐失去了这种信任。那么，我们还可以信任谁、依靠谁来应对和解决现代风险问题呢？

由于现代风险的不断涌现和日益普遍化，使得现代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具有了新的特征。贝克断言，当现代性与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某些群体而是侵袭到每个人之时，当关键问题由阶级地位的分配变成风险位置的分配之时，我们就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风险社会的时代。

二、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

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德文版《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具体阐述了他的风险社会理论。但当时这一理论并没有引起很多的关注和反响。直到1992年《风险社会》英文版出版后，风险社会理论才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风险社会”理论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后工业化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贝克提出，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的威胁释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人类难以规避的境遇，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风险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结构的主导特征，在风险社会，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运行逻辑、基本结构都呈现出与以前的工业社会的显著不同，其中核心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

一是从“财富分配的社会”向“风险分配的社会”的转型。现代风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长久以来的运行逻辑，使人类社会开始了一场“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逻辑的转换”。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工业社会的动力机制是基于财富生产与分配的社会不平等，而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则是面临社会风险威胁的一种共同的恐惧感。在工业社会，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况为一句话：“我饿！”，因此，为免于饥饿而进行财富创造、为争取财富分配的平等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动力；而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表达为“我害怕！”，解决饥饿和贫富差距问题将不再是困扰人类的核心问题，风险的生产、识别、分配与避免将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因此，在现代风险面前，原有的社会等级界限、民族国家界限都可能会被打破。可以预计，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风险的斗争中，将学会开始新的合作、沟通与竞争，人类社会的核心议题和运行逻辑也将彻底改变。

二是科学主义的消解与反思科学化。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尽管不断有怀疑和批判的声音，但在公众的心目中，科学还是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得到社会广泛的崇拜和信任。人们普遍相信，只有通过科学和理性，才能解决不断涌现的“风险”问题。这时，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初级科学化阶段。初级科学化是一种不完全的科学化，科学怀疑论和科学怀疑精神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过程和科学研究对象，而对科学自身的基础和应用的怀疑则被排除在外。但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科学技术的这种信任。人们发现，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正是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所导致的，科学技术本身也不得不面临各种挑战与矛盾。现代风险的系统性、影响范围之广泛、风险生产与风险后果之间因果链之复杂，在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科学认识和技术干预的能力范围。我们可以看到，在转基因、核风险等现代风险面前，专家的知识和相关解释往往捉襟见肘、自相矛盾。并且，随着科学技术与商业化的日益紧密的结合，科学探索日益与利益相关联，科学家在坚持科学理性的同时，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允许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用贝克的话说是“在严格的科学实践与其助长和容忍的对生活的威胁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共谋。”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和理性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贝克称这种态度为“反思科学化”，它是一种完全的科学化，它将科学怀疑论应用于科学自身的固有基础和外在结果上，其结果是科学不仅被当作一种解决风险的资源，而且被视为造成问题的原因。科学主义和笼罩在科学身上的神圣光环逐渐被消解，科学进步和科学万能的信念开始动摇，科学的地位开始下降，科学真理被越来越彻底地相对化。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有关论述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对科学的反思以及对科技后果的警惕和批判将成为现代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所带来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公众和科学家的科技伦理意识开始显现，科技伦理问题将上升成为公共领域和社会政策的重要议题。

三是反思性现代化与技术-经济发展的民主化。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与反思现代化的概念相连，风险社会就是对前工业社会的反思，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对第一阶段“简单现代性”的批判和改造。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支配着社会发展，人们可以凭借以往的知识和经验来计算和预防危险。而在反思性现代化阶段，由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已经脱离了传统工业社会中的安全控制系统，变得无法预防和控制。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发展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导致了风险社会的政治格局和决策机制的新变化。“技术-经济”联合体在简单现代化阶段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亚政治，它不受公众的质疑和文化共识的影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盟，形成一种推卸风险责任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生产出风险的责任主体往往被忽略或模糊化了。要破除这种亚政治，就需要在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进行相应的改革。而对科学和技术进步信仰的终结，会对社会政治的未来发展带来影响，使得技术-经济发展的民主化政治有了可能。

四是社会结构的“个体化”。在社会结构方面，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结构性特征就是“个体化”，它主要表现为两个基本主题：一是个人从基于身份的阶级中脱离，二是妇女从家庭中的脱离。在风险社会中，基于身份的阶级认同以及传统的阶级和阶层等级模式开始崩解，个体由于教育、流动机会的增加以及竞争的加剧，可以选择、规划和掌握自己的生活。人们丧失了传统的支持网络，而不得不依赖于自身和自己的个体命运。个体化对风险社会中的社会分层会带来影响，人们已不再能根据某人的阶级地位确定其观点、关系、家庭地位、社会认同和政治立场。与此同时，在风险社会中妇女也开始从传统的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传统的家庭模式崩解，单身生活成为典型模式。与社会结构个体化相关联的另外两个社会结构性变化是就业的灵活化和工作场所的多元化，工作模式由传统的单一工作场所里的终身全职工作，转变为充满风险的灵活多样和分散的就业体系。这种变化对人们的职业安全感以及现行的劳动法律制度、劳动保障体制等都带来许多新的挑战。

三、 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进展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敏锐地抓住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风险的社会理论。他的研究开启了人们对风险社会研究的先河，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和讨论。

在贝克之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与德国社会学卢曼也对风险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吉登斯进一步指出了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和《失控的世界》(1999)等著作中，吉登斯通过对现代性后果的讨论来展开其风险社会理论的阐述，特别强调了当代社会风险的结构性特征。在吉登斯看来，所谓风险社会是指由于新技术和全球化所产生的与早期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特性，它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我们所处的年代并不比以前更危险、更危机，但是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的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自于外界。” ^[5]。卢曼则从技术层面研究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提出了关于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分工形式和不同的功能系统中的决策是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不得不面对风险，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越来越突出的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最近发生的重大变革的标志，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决策意识形成了我们的未来，产生了明天的结果。因此当代社会预示着充满风险的未来。^[6]

一些学者对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补充，阿兰·斯科特提出，贝克的大量分析和观察都在重复“阶级社会/风险社会”、“稀缺性/不安全性”这种二元对立的讨论策略，实际上不安全就是稀缺性的另一面。斯科特·拉什试图用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和解释“风险社会”，提出用“风险文化”的观点去取代或至少去补充“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贝克和吉登斯关于风险社会的理念是制度主义的，他们把风险置于一个制度建构起来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垂直构架并且是基于个人的，缺乏对文化的关注。“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反思现代化假设了一个从传统转向简单现代性，最终转向反思现代性的三阶段变动序列，它假定了一个决定性的秩序。他建议用“风险文化”取代“制度化社会”的实体，“风险文化”在过去决定性的地方引入了非决定性，它是价值无序、水平构架并且是基于社群的。风险作为一种心理感知的结果，在当代的凸显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风险问题的关键是不同文化中的风险责任归咎和信任问题。^[7]希拉里·罗斯则通过对现代遗传学领域风险的讨论提出：我们生活在风险之中，而非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是一种对旧工业社会的替代，它仅适用于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体和集体安全系统，而不适合英国的情况；即使在整个欧洲，都还面临着经济困难和严重的失业问题，将社会冠名为风险社会，将会抹杀那些现代性尚未完成的任务。^[8]

针对这些批评和讨论，贝克又陆续发表了《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5)、《世界风险社会》(1999)、《风险社会的理论修正》(2000)、《自由与资本主义》(2001)、《“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2001)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对风险社会理论做进一步的阐述和修正。特别是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提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随着风险的不断扩散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风险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世界风险社会或全球风险社会”。^[9]他也从最初的强调技术对环境和生态的威胁，开始强调制度性风险，并提出，减少合法化风险正成为核心政治问题，风险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

在回应性文章《再谈风险社会》一文中，贝克总结了风险的概念并回应了有关批判。他再次强调了风险的建构性、内在性、不确定性与多重性，指出风险(或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意味着八个主要的方面：(1)风险既不同于毁灭亦非信任/安全，而是一种真实的虚拟；(2)风险是一种有威胁性的未来，(仍然)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动的参数；(3)风险既是事实陈述，也是价值陈述，它在数字化道德中得以结合；(4)风险意味着控制与失控，正如在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中所表现的那样；(5)在认识(再认识)冲突中所意识到的知识和无意识；(6)全球和本土被同时重组为风险的“全球性”；(7)知识、潜在影响和症候后果之间的区别；(8)一个人造的、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二元论的混合世界。

贝克进一步阐明，风险社会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一些后果已经被生产出来，但还没有成为公众知识审查和讨论的主题，也没有成为政治冲突的中心。而当工业社会的危险开始统治着公众和私人的讨论时，工业社会的制度所生产出来并使之合法化的危险已经超出了其控制范围，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就开始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财产和权力关系仍保持不变，工业社会将自己看成是一个风险社会，并对之展开批评。一方面，社会仍然根据旧工业社会的模式来决策和行动；另一方面，根源于风险社会的动力之中的辩论和冲突已经摆在了利益集团、法律和政治体系面前。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想要回归到工业现代性的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环境”等问题不再被视为外在的问题，相反它们从理论上被放到了制度的中心。贝克还对“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定义关系”、“危险的社会爆发”等描述风险社会危险的一些核心概念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建议在未来进一步探索在一种跨国、跨文化比较和全球化的水平上来讨论问题的方式，这要求人们在不同的文化框架下重新建构风险及风险管理的社会定义，要求找出风险冲突的那些力量，要求人们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中将其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和定义关系的问题结合起来。^[10]

随着现代风险的影响逐渐扩大，风险研究不仅从理论研究上日益深入，而且从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上也日益丰富，出现了跨学科、跨文化的经验研究，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实证研究案例。特别是在风险感知、风险评估、科技伦理、跨文化比较研究领域都涌现出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研究的重要部分。并且，在风险的分析研究中还日益出现了跨学科、多视角、综合性的研究趋势，如风险的技术分析视角、经济学分析视角、心理学分析视角、政治学分析视角、社会学和文化学分析视角等等。^[11]我们欣喜地看到，对核风险、转基因风险、生态危机等具体风险问题的研究已经在某些地方带来了政治上的改变和进步；对风险传播中的风险放大效应、媒体作用、风险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和沟通等问题的研究，不仅使人们了解了风险社会中的一些具体机制，而且对于防范重大社会风险的发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不同视角和不同关注点的研究，从各种角度丰富着人们关于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知识和理解。^①

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对这些研究进行介绍，有关内容请参见：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奥尔特温·雷恩、伯内德·罗尔曼.跨文化的风险感知.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保罗o斯洛维奇.风险的感知.赵延东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7.;大卫·丹尼.风险与社会.马缨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9.

四、 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后，中国学者突然发现“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离中国非常遥远的议题，中国已不得不面对风险社会的诸多现实挑战，因此他们也开始加入风险社会问题的讨论。近年来，中国学者不仅大量引进、述介西方的风险社会理论，而且对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特定风险问题做了探讨。

由于现代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的特点，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全球性的风险社会中，贝克在一次访谈中，断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 ^[12]贝克的观点为认识当前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参考，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风险社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始终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中国社会风险的认识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而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吸收上也需要有所选择。

目前国内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仍处于理论引进、引述、解读和初步运用阶段。译作方面主要涉及欧洲主流风险社会理论家贝克、吉登斯、卢曼等著作的引进, 风险文化理论的代表道格拉斯和拉什等人的相关研究的译介，以及当代西方风险感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等等，国内期刊杂志《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亦经常登载有风险生态政治学等领域的西方学者研究成果译作。在理论述评方面, 国内主要是针对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以及吉登斯、拉什等相关探讨的解读和述评研究，如周战超^[13]、杨雪冬^[14]、庄友刚^[15]、赵延东^[16]等人所作的介绍和评述。结合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也有一些学者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问题进行了探究^{[17] [18]}，这些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如把风险社会理论与中国特有的和谐社会建设议题结合起来，在风险社会理论背景下来讨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另外，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关于具体风险问题如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风险及其风险感知的研究。但总体上来看，目前中国的风险社会研究仍处于初始探索研究阶段，远远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大力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