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①改革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在2015年5月2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了“放管服”改革一词。随后，在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强调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1]。从中央层面来看，“放管服”改革全面开展以来，国务院清理规范了74%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减少了87%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且政府性基金减少数量高达30%^[2]。国家相关部委正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持续释放更多改革红利。就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着推进“放管服”改革，在清理规范行政职权、建立责任清单制度、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性、阶段性成果。

① “放管服”全称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当前“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激发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热情。从理论研究视角来看，自2015年“放管服”改革提出以来，国内学者围绕“放管服”改革的各个层面开展了积极的研究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感到遗憾的是，当前研究成果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状态，缺乏对阶段性成果的系统梳理。基于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面临的不足和挑战，亟须从理论层面上作出积极回应。鉴于此，本文在对近年来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1 004篇期刊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释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演进及趋势，并重点探讨和论述“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几类热点主题，进而在总结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的具体方向。本文可为当前国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改革目标和思路等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为了全面梳理当前国内“放管服”改革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LR)的方法。较之传统的文献综述而言，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特色和优势在于能够促使研究人员用科学严谨及可复制的方式对某一类特定研究问题的文献成果加以收集、整合及评价，在界定研究文献的同时，评价研究的质量并总结研究的成果^[3-4]。从系统性文献综述法的操作流程来看，主要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文献检索与筛选、数据分析、结论的整理与报告等关键步骤。

学界对某一研究主题的全面探索，通常包括对该主题的发展历程及研究内容两大方面进行“点线结合”的分析和梳理。由此，本文将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主题解构为两个关键研究问题，即：“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演进趋势是怎样的？“放管服”改革研究的热点主题包括哪些内容？本文将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文献内容的层层梳理。

为了确保文献检索的全面性，本文在进行文献检索过程中，将研究主题设为“放管服改革”，文献类型设为“期刊”文献，在CNKI数据库中以搜索研究主题为“放管服”并含“改革”或“‘放管服’改革”的研究文献。将检索年限设置为2015年5月12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共得到文献1 184篇。随后，根据研究目的，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得到可用期刊文献共1 004篇(数据筛选过程见图 1)。这些文献主要分布在公共管理学(38.9%^①)、教育学(12.6%)、国民经济(6.9%)、财政学(6%)等不同学科，从研究方法分类上看，以改革个案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成果相对缺乏。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进一步梳理，可以为当前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① 百分比为“放管服”改革主题下，该学科期刊文献占全部检索期刊文献的比例，数据来源参考CNKI数据库根据本文检索条件生成的“学科分类分布”可视化图表。

图 1(Fig. 1)

图 1 文献的筛选过程

本文对1 004篇研究文献的分析主要采用编码方式进行，主要由两名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共同完成。编码的内容一方面涵盖了样本文献的基本信息包括作者、标题、刊名及年份等，另一方面重点聚焦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为了确保整个编码过程的信效度，编码由两人在统一标准之后各自单独进行，在编码完成之后对编码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如果出现编码不一致的情况，则由两人进行协商后共同确定一致的编码。本次编码的一致性系数为0.83，超过了Hosti信度系数的接受标准0.7，表明本文的编码结果较为理想，可以进行后续的分析和整理^[5]。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整体研究设计和思路采用了系统性文献综述的方法，但是为了保证分析结果和结论更为可靠，在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演进趋势方面还结合了文献计量分析中的共词分析方法。其原理主要是统计两个关键词在同一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并以此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反映出关键词间的亲疏关系，进而探索这些关键词代表的学科及主题的结构变化等^[6]。根据现有研究中的相关做法，本文主要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对“放管服”改革的发展历程及演进趋势进行探索和识别，用知识图谱的形式进行结果展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研究的探索期、研究的深化期和研究的爆发期(见图 2)。图 2为以关键词出现频次多少为标准生成的科学知识图谱，图谱中的圆环及字体的大小代表了该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在此，本文主要以知识图谱中关键词在共词网络中的中心度及词频高低，以及关键词所在的代表性文献为基础，对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的三个演进阶段展开分析。

图 2(Fig. 2)

图 2 “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演进阶段(2015—2019年)

第一阶段：研究的探索期。2015年5月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之后，学界对“放管服”改革研究关注度逐渐提高，此时围绕改革的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从图 2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数量较少并且词频数较低，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也较小，这说明该阶段的整体发文数量较少，改革研究处于摸索期。这一时期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简政放权(5次，中心度0.01)、政府职能转变(3次，中心度0.16)等。高频关键词反映出该时期学界重点围绕推进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议题对“放管服”改革展开研究。如马宝成^[7]提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将简政放权作为“先手棋”，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点”，协调推进放、管、服；简政放权要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为“重头戏”，突出其在“放管服”改革中的关键作用。

第二阶段：研究的深化期。从2016年初开始至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放管服”改革研究进入了深入推进阶段，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具有实践价值的代表性成果。从图 2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数量及连线较探索期有明显增多，频次显著提升，这说明这一时期“放管服”改革的研究成果开始增多，但从图 2中可以看出，研究议题仍相对分散。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高频关键词有：简政放权(78次，中心度0.34)、事后监管(15次，中心度0.04)等，这些高频关键词反映了这一时期学界主要围绕持续简政放权、加强事后监管、构建权责清单等主题展开研究。如沈荣华^[8]指出简政放权在某些重点领域环节上实施力度不足，需要在改革破解难点上取得新突破。从加强事后监督的角度，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有效的监管权责体系、明确监管职能边界、探索中央及地方权责划分等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能力的具体建议^[9]。

第三阶段：研究的爆发期。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中深化“放管服”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学界对“放管服”改革的研究也趋向白热化，研究成果呈井喷式增长。图 2反映出高频关键词数量与关键词之间的连线明显增多，各关键词的频次也出现了大幅增加，并出现了如营商环境(71次，中心度0.27)、政务服务(56次，中心度0.25)、高校(47次，中心度0.12)等体现这一时期发展特色的关键词。这一时期“放管服”研究的议题明显增多，“放管服”改革实践研究拓展到了税收、教育等多个领域，视角更加多元化。研究的爆发期主要体现出学界重点关注“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效果、手段等方面，具体体现在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方面。如何代欣^[10]基于营商环境与税收服务间关系视角，提出了目前我国从税收服务角度出发优化营商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针对如何打造服务型政府，陈彦仓^[11]提出了以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为抓手提升政府服务的相关路径。黄振胜等^[12]则以某高校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的现状为例，提出了高校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优化之道。

总之，从2015年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的三个演进阶段可以看出：在研究的探索阶段，学界主要关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的问题，而在研究的深化阶段与爆发阶段，研究视域不断拓宽，在对前期简政放权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将目光转向了强化监管、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营商环境、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方面。与此同时，在中央提出推进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一批有关高校“放管服”改革以及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成为学术研究焦点。

在对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三个演进阶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示近年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演进趋势及发展状况，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中的时区视图功能，绘制出2015—2019年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时区图，通过比较不同年份出现的关键词及其词频高低状况，识别出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总体演进趋势，如图 3所示。图 3显示了在2015—2019年，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主要突变词包括简政放权、放管服、行政审批、政务服务、高校等。

图 3(Fig. 3)

图 3 “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演进趋势(2015—2019年)

根据突变词的分布特征及出现频次，本文归纳出当前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脉络与轨迹：一是“放管服”改革思路从最初强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向“放管服”三管齐下“组合拳”转变；二是“放管服”改革领域从最初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渐向教育科研、企业管理、税收领域拓展；三是“放管服”改革重点由简政放权向优化政务服务、推进高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方面延伸，充分体现出“放管服”改革内容的深化与升华；四是“放管服”改革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即从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向侧重个案研究、实践模式及多领域应用研究的方向推进。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演进趋势与中央提出的“放管服”改革会议精神高度契合。

结合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演进脉络知识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在对现有期刊文献中的标题等编码信息进一步归纳提炼的基础上，总结出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包含三类热点主题，分别是“放管服”改革的内涵与理论基础、“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模式、“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效果与优化路径。

目前，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的内涵已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讨。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当前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对其内涵进行了归纳与概括：首先，有学者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组合拳”为核心，对“放管服”改革的内涵进行界定。如沈荣华^[13]指出“放管服”改革是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者共同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优化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社会创造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其次，现有研究还对“放”“管”“服”的各自内涵分别进行了阐释。马宝成^[7]指出“放”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管”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服”要优化政府服务。类似的，李明征^[14]指出“简政”指精简政府职能及削减行政管理程序，“放权”指将权力下放给下级机关或市场、社会, “放管结合”指“放权”，同时要注重“监管”，“优化服务”指政府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此外，还有学者着重对“放”“管”“服”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如武建春^[15]提出“放”是“放管服”改革的基础和前提，“管”是“放管服”改革的手段和措施，“服”是“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目标，是管理的发起源和起跑线。尽管国内学者对“放管服”改革内涵认知的视角不同，但对“放管服”改革的核心内容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已达成了共识。

梳理现有“放管服”改革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学界对“放管服”改革理论基础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维度，即“放管服”改革整体视角和“放”“管”“服”单一维度视角。“放管服”改革的理论基础及主要观点如表 1所示。

表 1(Tab. 1)

表 1 “放管服”改革的理论基础及主要观点 研究视角 核心理论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放管服”改革整体视角 整体性治理理论 Perri 6[16] 针对碎片化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公众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达成治理层级、信息、公私部门关系等的整合与协调，实现从破碎到整合的治理，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整体性公共服务 政府流程再造理论 拉塞尔·M.林登[17] 以“公众需求”为核心, 重新设计传统的政府组织架构，理顺政务服务流程，实现政府组织内部各部门间的有机结合，使政府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提升组织绩效，并为公众提供整合性更高、更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放” “管” “服”单一维度视角 简政放权 繁文缛节理论 Bozeman[18] Kaufman[19] 繁文缛节是指对于指定利益相关者仍然有效的且需遵从的规则、监管等, 但它们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或者价值的贡献小于花在遵从和执行这些规则上的成本，其作为一种主观感知，主体可以是国家、组织及个人，客体包括各类复杂的程序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亚当·斯密[20]、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1]、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22] ①自由放任阶段(1776—1933年)：政府作为“守夜人”，不应过多干预市场经济活动。②政府干预经济阶段(1933—1979年)：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政府需采取经济干预措施，加强宏观调控。③政府与市场协同互补阶段(1979年至今)：寻求政府与市场间的平衡，肯定市场机制的同时注重政府干预的效果 放管结合 政府规制理论 乔治·斯蒂格利茨[23] ①公共利益理论：不规制的市场中存在制度性缺陷，应通过政府“最优”政策纠正市场失灵问题。②部门利益理论：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寻求政府规制谋求私人利益，强调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的作用。③放松规制理论：政府干预同样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应取消市场中的人为壁垒，在完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④激励性规制理论：不改变原有规制结构下，政府采取激励手段，促使受规制企业提高效率 优化服务 新公共服务理论 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24] 公共管理者应承担向公众放权及为公众服务的职责，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及公职人员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而非控制社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6]-[24]整理。

表 1 “放管服”改革的理论基础及主要观点

首先，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放管服”改革的研究主要借鉴了整体性治理理论与政府流程再造理论。当前我国“放管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但仍存在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等问题，亟须改变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方式，重新构建政府政务服务流程，这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理念相吻合。此外，李水金等^[25]指出我国可以借鉴西方政府流程再造理论推动“放管服”改革深入发展，政府流程再造理论与我国当前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放管服”改革目标相契合。

其次，从单一性视角出发，“放管服”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西方繁文缛节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政府规制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具体而言，第一，从简政放权层面来看，“简政”要求精简行政审批流程，提升企业及群众办事效率，这与国外公共行政组织的经典繁文缛节理论思想相契合，并且国内有学者借鉴了该理论探索简政放权的实施效果^[26]。而“放权”则能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进行阐释，马宝成^[7]指出“放管服”改革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提供重要保障。当前西方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强调政府与市场之间要发挥各自作用，这为政府合理放权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从放管结合层面来看，林闽钢等^[27]指出，基于修正政府机制缺陷的政府规制理论为当前加强政府监管建立制度化监管规制提供了理论基石。第三，从优化服务层面来看，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公民权的中心地位与当前我国政府优化公共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吻合。

近年来伴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级地方政府基于当地发展特色提出了种类繁多的改革实施模式。通过对“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的相关研究文献梳理后发现，目前各地改革模式虽各具特色，但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Tab. 2)

表 2 “放管服”改革的各地实践模式列举 区域 时间 主要模式 模式特征 代表性省份 东部 2018年 “最多跑一次”[28-29] 依托“互联网+”推进政务标准化, 促进政府间不同层级及部门数据共享, 形成了整体性政府的治理模式 浙江省 2018年 “不见面审批”[30] 运用政务服务网络改革行政审批方式，打造“互联网+放管服”改革模式，解决“信息孤岛”困境 江苏省 东部 2018年 “一次办好”[31] 在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情况下，从提交申请到获取办理结果，政府要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实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山东省 2016年 “一门式、一网式”[32] “只进一扇门”“只上一个网”：建立综合政务服务窗口，加快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并实现用户“一次登录、全网通办”以及部门“一网受理、分类审批” 广东省 中部 2017年 “一网覆盖、一次办好”[33] 建成覆盖全面的政务服务网络，即“以面向公众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和面向政府公务人员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为一体的网络平台”，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湖北省 西部 2019年 “四个六”[34] 推动六项核心改革、建立六张清单目录、提出六大监管方式、构建六个服务平台，简化审批项目，持续改进审批手续，坚持完善监管措施，提高政府服务满意度 甘肃省 2017年 “六个一”[35] 行政审批“一章审批、一网审管、一单规范”和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六个一”的改革模式 贵州省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28]-[35]整理而成。

表 2 “放管服”改革的各地实践模式列举

结合表 2可以看出：

首先，就各地实践模式而言，各省的改革模式具明显的共通之处，即绝大多数省份都是以互联网技术应用及信息平台的搭建为抓手，打造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平台，着力为民众提供便捷高效的网上政务服务。如江苏省以江苏政务服务网为依托构建“不见面审批”体系、浙江省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广东省建立网上办事大厅提供全覆盖的网上服务等。各地都通过“互联网+放管服”模式，力求破除“信息孤岛”，实现公共数据的互通共享。同时，各省的改革模式又兼具自身特色，比如：贵州省贵安新区推行“一网审管”，搭建审批服务云平台，包括“监管云”“监督云”等，各类数据信息可以通过云平台与监管部门共享，解决审管分离后审批与监管脱离的困境；山东省公布“一次办好”清单，清单项目明确要求“一窗受理”“异地可办”，提升服务效能等。

其次，从改革实践模式的区域分布来看，当前“放管服”改革实践的代表性省份以东部居多，中西部省份相对较少，这说明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而言，可能更关注对“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的提炼与归纳，因此学界对东部地区“放管服”改革模式的关注度更高。此外，将表 2中7个代表性省份所对应的来源期刊文献按被引次数和下载数量从高到低依次排序后发现，浙江省和江苏省最高，被引次数分别为67次(下载数4 585)和14次(下载数2 240)，这表明浙江省及江苏省的“最多跑一次”及“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实践模式在学界关注度最高，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省份的模仿和采纳。综上，各地在“放管服”改革实践中都是依据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并结合当地发展实际，以优化政务服务为目标，极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

除了改革内涵、理论基础、实践模式之外，当前针对“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及优化路径的探讨，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主题之一。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主要从改革实施的正面效果(改革成效)、负面效果(现存问题)及政策建议三个方面梳理该部分研究内容，如图 4所示。

图 4(Fig. 4)

图 4 “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及优化路径框架

第一，从正向效果(改革成效)来看，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内部即政府自身职能转变的角度和政府外部即公众满意度及营商环境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

政府自身职能转变方面的成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政放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减少超40%, 非行政许可审批已被全部叫停, 企业投资项目在中央层面的核准减少90%,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减少74%^[36]。这说明改革以“精简”为首任，通过减少审批项目为政府“瘦身”，努力打造精干政府。二是放管结合。监管重点从以往事前审批制度向简化事前审批、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此外，监管方式上更加重视创新，如结合互联网及大数据等为监管提供技术支撑，积极推进“互联网+监管”方式等。三是优化服务。政府政务服务大厅不断升级，如贵州省在14个市区开展了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试点，解决了企业和群众办事过程中多个部门间“跑断腿”的困境^[14]。“放管服”改革以方便群众及企业办事为出发点，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政务服务质量，构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服务型政府。

公众对政府满意度提升及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满意度。现有研究表明“放管服”改革的各项举措有力推动了政府服务质量及效率的提高。如姚玫玫^[37]通过对安徽省的实地调查得出，安徽省行政审批改革状况的民众满意程度达到97.62%。马宝成等^[38]的研究结果显示，84%的群众认为便民服务相较“放管服”改革前更加有效。二是营商环境优化。许多学者都提出“放管服”改革在营商环境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廖福崇^[39-40]基于6 144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得出，“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政务中心的建立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测的制度化政企联系，从而有力地提升了民营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评价。类似的，郑烨等^[41]基于国内35个城市2015—2018年的面板数据，提出“放管服”改革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第二，从改革负向效果(现存问题)来看，学者们从“放管服”改革实施过程及改革后绩效管理两个方面出发对“放管服”改革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在“放管服”改革实施过程中：一是简政放权方面，放权不到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放权有效性较低及审批过程中不作为现象频发等方面^[42]。陈朋^[43]还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着多头多层审批的问题，这不仅使一些部门利用审批扩权扩力，而且造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整体进展缓慢。二是放管结合方面，监管“短板”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监管机制不健全、依法依规监管能力参差不齐、监管方式方法创新不足等方面，使得市场监管效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44]。三是优化服务方面，虽然当前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但目前政务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仍有待提升。具体来看，李坤轩^[45]指出当前政务服务中存在信息数据互联互通不到位的问题，“信息孤岛”“信息烟囱”等问题尚未破解，依靠信息共享实现的“零跑腿”“只跑一次”事项无法真正落实。此外，政务服务标准化程度较低，仍存在线上线下审批不融合，基层政务服务中心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极大地降低了民众和企业的“获得感”^[46]。

在“放管服”改革实施后的绩效管理的过程中：一是在绩效管理体系方面，“放管服”改革绩效管理体系有待完善。高小平等^[47]指出“放管服”改革绩效管理缺少制度持续性，有些地方和部门仍习惯于应急式监管及运动式监管，缺乏现代化常态的绩效考核手段和方式，导致绩效评估操作经验化、运行碎片化等问题凸显。二是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方面，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建设仍不健全。如王琛伟^[48]指出，当前部分学者将“放管服”改革成效评估与营商环境优化评价相混淆，但二者间存在本质区别，完善的“放管服”改革绩效量化评估指标体系还有待构建。

第三，针对目前“放管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也相应提出了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一是加大向社会放权力度。要扩大简政放权范围，积极向社会放权，才能有力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民众获得感^[46]。二是健全监管机制。一方面要大力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完善覆盖多部门多领域的综合执法及监管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提高监察效力，提高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同时着眼于提高基层政府部门的监管水平及能力^[14]。三是完善政务服务体系。应大力整合政务服务网络平台、手机应用及自助服务系统集成的智慧化政务服务体系平台，实现政务服务网络、行政审批服务网络等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49]。四是构建协同化绩效管理体系。一方面应以政府战略为统领, 将政府部门业务工作考核与“放管服”改革考核相结合, 将绩效目标与清晰的部门职能、岗位职责相结合, 促使各部门和各岗位“权、责、利”的一致；另一方面，应增加民众评议环节以提升政府绩效管理的回应性^[47]。五是设置综合性绩效评估指标。“放管服”改革绩效评估指标设置不仅要评价民众及企业的“获得感”，还应评估政府推进改革的工作效率与区域发展情况等方面，在结合“放管服”改革特色及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综合性、可量化的“放管服”改革绩效评估指标^[48]。

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近年来国内“放管服”改革的研究文献，对当前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演进历程、趋势及几类研究热点主题进行了准确把握。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第一，国内“放管服”改革的研究演进经历了探索期、深化期和爆发期三个阶段，在此期间，研究文献数量和研究议题逐渐增多，对不同议题的讨论持续深入，研究视角也日益多元。第二，研究的演进趋势主要包括四条发展轨迹：一是改革思路从最初的强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向“放管服”三管齐下“组合拳”转变；二是改革领域从最初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逐渐向教育科研、企业管理、税收领域拓展；三是改革重点由简政放权向优化政务服务、推进高校“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延伸，这充分体现出“放管服”改革内容的深化与升华；四是改革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即从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不断向侧重个案研究、实践模式及多领域应用研究的方向推进。第三，近年来“放管服”改革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改革的内涵与理论基础、改革的实践模式、改革的实施效果及优化路径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放管服”内涵主要是从“放”“管”“服”单一维度及其组合拳视角进行了界定和认知，其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整体性治理、政府流程再造、繁文缛节、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六个理论；当前各省“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模式既有明显的共通之处，也存在各自的特色化差异，并且代表性省份以东部居多，中西部较少；“放管服”改革的正面效果主要体现在政府内部和政府外部两个方面，负面效果及优化路径主要是从“放管服”改革实施过程中及改革实施后绩效管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发现目前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放管服”改革研究的理论深度与体系有待强化。当前国内学者有关“放管服”改革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借鉴和整合了国外公共行政学的组织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的制度理论等经典理论，而缺乏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因此难免会存在概念生搬硬套、理论误用、理解偏差等问题，此外现有研究中缺乏一套较具普适性的，能够全面阐释中国特色的“放管服”改革实施的理论框架。第二，“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的提炼需要加强。现有研究成果更多是从国内某地区的个案角度出发，结合区域发展特色提炼地区“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可能缺乏更大范围的普适性，单一模式可能很难在其他同类地区进行推广和复制。此外，结合前文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国内中西部省份改革实践模式的关注度明显低于东部省份，对中西部省份“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的归纳也较为缺乏。第三，“放管服”改革研究的视角亟待拓宽。虽然“放管服”改革研究成果从涉及的学科分类上来看数量众多，但现有研究更多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展开，而从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域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更是稀缺。事实上，“放管服”改革议题本身并不仅仅是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热点，也会涉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背景和知识，比如前文提及的高校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税收领域的“放管服”改革等问题，都涉及其他学科知识。第四，“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量化成果有待加强。现有研究更多是围绕改革内涵、实践模式、现存问题等内容展开思辨性研究，而通过收集主客观数据，探索“放管服”改革实施的“前因后果”等方面的量化研究成果则相对缺乏。

针对当前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存在的不足，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四个方面：第一，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放管服”改革基础理论研究。现实中要加快构建“放管服”改革理论体系，要尽可能避免照搬照抄现有的国外理论，因地制宜地结合中国“放管服”改革实践特色，提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理论，并指导于现实实践。“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序推进的重要抓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较强的耦合性，为此学界应该积极探索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放管服”改革去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关系，激发市场及社会活力，同时立足于“放管服”改革的整体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的创新与转型。第二，加强对“放管服”改革模式的提炼归纳，均衡关注各地改革实践。深入调研各地“放管服”改革实践现状及其特色差异，通过纵横比较和多案例研究，提炼出适用于更多地区的改革实践模式，并进行宣传推广。此外，学界要提高对中西部省份“放管服”改革实践的关注度，未来研究应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改革实践的归纳及改革模式的提炼。第三，积极尝试跨学科研究视角。尽可能吸收除公共管理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教育学等的理论知识，从学科多元化角度对现有理论进行整合和创新，以更好地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实践。第四，着力推进定量研究。在未来“放管服”改革研究过程中，应基于现有的成熟理论和先进方法，在构建和阐释理论框架的同时，辅以量化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更好地揭示影响“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的因素及作用机制等内容，并对现有“放管服”改革理论进行完善和创新，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结合，为未来改革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本文选取的检索范围是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放管服”改革为主题的全部期刊文献，虽然这一数据选取方式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当前我国“放管服”改革研究领域的研究内容，但缺乏对部分重要核心期刊文献的深度梳理和解读，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对“放管服”改革的CSSCI核心期刊文献进行重点梳理，以更好地揭示“放管服”改革的热点主题及理论前沿。其次，本文仅是基于文献层面的数据，对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演进、主题及研究展望等内容进行了总结与阐释，虽然运用了系统文献综述和文献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及科学性，但仍缺乏与实践层面“放管服”改革政策的有效结合，因此未来研究应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案例文本，以便能更准确、全面挖掘改革实施现状及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