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深刻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即“两种生产”，将唯物史观推向了新高度。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1]3-4简单地说，所谓“两种生产”，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种是人的生产，二者共同构成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的生产，都避不开同一个话题：生产主体问题。人始终是“两种生产”的唯一主体，这一点迄今为止鲜有人质疑。就现行的历史时代而言，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的生产，都是人的自主生产，只是技术在生产中的辅助作用日渐增强而已(自文明时代以来，技术自始至终与生产活动紧密相连——技术一度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而存在和发展)。

然而，随着技术时代的不断推进，技术日渐遮蔽其工具性和被动性的一面，呈现出日渐明显的主动性倾向，未来的技术(如超级人工智能)极有可能实现主动生产，同人一道构成生产的主体，甚至撇开人而成为直接物质生产的唯一主体。从根本上说，人们对人工智能(AI)时代的美好憧憬和深度隐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对AI成为生产主体的可能性预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称“AI时代”，乃是与“弱AI时代”相对应的“强AI时代”或“超级AI时代”。学界一般以“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识和自主性为标准将其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大类”^[2]。强AI时代的AI具有意识和自主性，与人类智能相当甚至超过人类智能；弱AI时代的AI则不具有真正的智能，充其量只是人类的“高级秘书”。

尽管学术界关乎“AI时代”能否实现以及何时实现尚存颇多争议，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本文基于AI时代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延展探讨。

其一，从AI的发展历程以及技术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AI的发展是一个由弱到强、曲折上升的历史进程。AI时代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关于机器智能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标志着AI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随后，AI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1970年后，许多国家掀起了AI研究之风，大量成果涌现。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围棋人机大战以及某些领域里机器代替人力的不逊色表现，使得AI的优势日益凸显，AI发展进入快车道。2016年，可谓人工智能议题高度亢奋的一年^[3]，以深度学习著称的阿法狗程序轻松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使得AI热度飙升。如今，各国政府相继将AI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AI以机器定理证明为主流，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AI流行专家系统，20世纪90年代后的AI则在深度学习上取得突破，应用范围更加广阔。尽管过往一路艰辛，前路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有理由相信，AI时代终将到来。

其二，不少科学家和预言家都相信我们终会迎来AI时代。库兹韦尔提出了著名的加速回报定律，指出“任何一种朝更高级秩序发展的过程——尤其是进化，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呈指数级加速”^[4]133，充分肯定了未来AI的极速发展。赫拉利提出人类未来的三个新议题——“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①，并指出第三个新议题是由前两项议题推动形成的。也就是说，要“长生不死”且“幸福快乐”，唯有“化身为神”。根据赫拉利的描述，细察人类文明发展的种种迹象，现代社会由人“化身为神”只能从技术上寻求解决方案，获得“拥有再造身心的能力”^[5]41，而发展强AI是获得这一超能力最可能的方式。可以想象，人类最渴望实现的“长生不死”和“幸福快乐”两大议题对强AI的发展具有多大的推动力。

①   赫拉利意指将“智人”进化为“智神”，克服“智人”的生物局限性，获得超能力。

其三，在肯定AI时代终将到来的前提下，其何时到来的问题自然变得不那么重要。面对确定要到来的时代，相比关注其何时到来，我们更应该及早关注新的时代需求和矛盾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甚至可以说，关于AI时代能否实现的问题也没有争论的必要。未来本就是由种种的不得而知交织而成的，无论我们承认与否，AI都已悄然逼近我们的生产生活，AI的发展程度已然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肯定或者否定而发生任何实质的改变。对于AI时代能否实现，态度无非是忌惮拒绝还是坦然接受。忌惮拒绝的或许并不是惧怕AI，而是担心终有一天我们会面临一个失控的社会。既如此，尽早分析可能导致失控的因素，寻求解决问题的预案才是明智之举。

AI时代的人类命运可以是美好的，在此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经典，即呈现出人与AI“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6]的“人机和谐”状态；但也可能是丑恶的，即人际矛盾加剧、人机冲突迭起、机器之间争锋对决的“人机混战”状态。届时，人类命运与AI有莫大的关联。AI时代生产主体的延展也将使得对生产客体及其他问题的廓清以及对“两种生产”新意蕴的探寻成为必要。一言概之，AI时代，“两种生产”理论具有新的意蕴，需要进一步延展和扩充。这既是“两种生产”理论本身富含的与时俱进精神之所在，也是AI时代赋予“两种生产”理论的时代要求之所迫。

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与客体一道构成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从实践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所谓主体，是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人；所谓客体，是指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对象。本文所涉之主体与客体亦是从认识论范畴中的主客体含义借鉴而来。因此，在生产领域，生产主体关乎的是“由谁生产”的问题，可视为“生产者”；生产客体关乎的是“生产什么”的问题，故可视为“产品”。这是原初意义也即延展前的主客体的基本内涵。

在史前时代，人的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在文明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综合起来，两种生产都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共同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如前所述，无论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还是人的生产，都避不开同一个话题：生产主体的问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自始至终“独占”生产主体的地位。人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都是以人为主体，除人以外的其他任何物种或者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能力或者资格从事主动的生产实践。虽然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使得生产的自动化成为常态，但机器也仅仅是作为生产实践的技术工具或手段，体现的是技术对生产的辅助性增强，并未撼动人作为唯一生产主体的地位。生产活动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何时生产”等需要自主意识支配的问题，其决定权依然牢牢地且唯一地掌握在人的手中。人自始至终是生产的唯一主体，且迄今为止并未遭到根本的质疑，自然也就未有对此进行延展者。

在行将步入AI时代之际，人作为唯一生产主体的“思维定势”有必要放在未来AI时代这一“人类未有之大变革”之颠覆性技术时代加以考察，并对其进行延展性扩充。

AI参与生产与以往任何技术或工具参与生产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以往的技术或工具参与生产，创造的最大传奇不过是实现生产的自动化。AI参与生产创造的传奇将远远超越以往任何技术或工具。巴拉特在其著作《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中写道：“请记住，我们谈论的是一台比人类聪明不知道多少倍的机器——它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再怎样高估也不算高，而且我们又不可能知道它怎么想。”^[7]14这段话足以让我们明白AI这一技术的颠覆性。托斯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书中发问：“我们如何与智商高达100万的AI共存？如何与智商为250的家用机器人和平共处？”^[8]59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控制AI面临的三个问题：第一，基于计算机的AI明显比基于生物的人类智能更高；第二，克隆出成千上万个AI是轻而易举的事；第三，AI可以对自己进行再造，以实现越来越高的智商(智能爆炸)^[8]59。据统计，正常人的平均智商为100，智商120则可归入聪明人行列。如果以智商来评判，哪怕世界级天才也敌不过AI。如此高智商的AI与在人类意志主导下进行自动化生产的机器(技术)已然不在一个级别，其无须在人类的“关照”下从事物质生产，或者说其完全有条件脱离人类意志的主导而独立进行生产(这里仅仅就从事物质生产这一活动过程而言)，成为独立于人且除人之外的生产主体。

AI参与生产与一般的机器(技术)参与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实现了生产的自主化，而后者只是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前者在生产过程中无须人的主导和指挥就能正常运转，后者则离不开人的主导、指挥以及监控，否则极有可能导致乱象横生。可以预见，AI时代，具备超级智能的AI绝非仅仅是一台自动化生产的机器，它将成为新的生产主体，其自主性与灵活性或将超越人类。届时，主体间关系将由传统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为AI时代的人与人、人与AI甚至是AI与AI之间的关系，也将致使人的处境和地位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有研究认为，AI技术能够超越乃至取代人的主体性^[9]。人类在享受AI时代便利的同时，亦将面临更艰巨的挑战。首先，更高级的AI介入人类世界，原本作为促进人际交往最主要的阵地——物质生产领域逐步被AI占据，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容易致使人类主体关系的疏离化。其次，更高智能的AI介入人类世界，使得弱者变强、强者恒强，人际间的矛盾与冲突极有可能加剧。最后，AI获得主体身份后，原初意义上的人类主体将面临最大限度的异化，“似主非主”“似客非客”“半主半客”的尴尬身份却要维护其几千年一以贯之的“秩序维护者”地位，势必要竭尽所能做好三件事：一是处理好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二是确保人与AI之间的和谐相处，三是维护AI时代的良性运行秩序。如此说来，主体性问题理当成为AI时代备受关切的突出问题。

AI时代人类世界的欢乐祥和建基于各主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人机之间甚至是机器之间)的和谐共融。面对未来严峻的形势，我们至少需要提前做好两项极其重要的准备：一是勇敢放下一贯地把人作为唯一生产主体的成见，将人与AI共同纳入生产主体的行列，使生产这出戏实现从“人的独角戏”到“人与AI的对台戏”的转变；二是不遗余力地解决控制AI面临的问题，竭尽全力促进作为生产主体的人与作为生产主体的AI实现错位发展。总之，这出“对台戏”应实现人与AI分工协作，各尽所能促进生产发展。例如，就产品生产而言，产品的研发设计等创造性层面的工作由作为生产主体的人主导，使人更多地成为创造主体；产品的生产运输等操作性层面的工作由作为生产主体的AI主导，使AI更多地发挥操作主体的作用，整个产品生产实践就是一出人与AI共同上演的精彩“对台戏”。要达至这一目标，人类应冷静地审视自身的价值系统，从侧重对外在价值的追逐转向注重内在价值(诸如自由、尊严、幸福、创造、自我超越等)上来，深度认同内在价值并不在于谋生存的基本劳作^[3]，而在于求发展的品质人生。

在“两种生产”的原初意义上，生产客体要么是生物性的人(对应人的生产)，要么是物理性的物质资料(对应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AI时代，在人作为生产主体的语境中，生产客体需要延展。概括地说，在人的生产层面，生产客体可能会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由人的生产变为“新人”的生产；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生产客体同样可能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由物的生产变为“新物”的生产。与之对应，在人的生产层面，人将借力AI克服更多的生物局限性，将自身进化得越来越强大；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人将从传统意义的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转为直接生产AI，由AI生产人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当然，这里暂且排除AI实现自我繁衍后不需要人参与AI生产的情况)。

首先看人作为生产主体的“新人”的生产。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相抗争的历史，也是人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历史。或者可以说，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过程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不断运用外在技术增强自身能力，克服自身生物局限性的过程。

由母体孕育的纯粹由肌肉和骨骼等生物结构架构起来的“肉体凡胎”，无论在身体上、心理上还是智力上，都具有局限性。例如：体力不支，行动受限，身体机能容易受损，生命短暂，精力有限；情绪波动较大，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实际行动易受情绪左右；与智力直接相关的记忆力、知识面和创造力等都有局限。AI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类克服以上身体、心理和智力上的局限, 实现人类的全方位增强。

长久以来，“不论智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有了多少限制，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10]375。“各种迹象表明，人类特有的智能属性——创造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我们越来越笨，创造性越来越差，而不是越来越聪明以及富有创造性。”^[11]200“根据我们目前的智力水平和情感成熟度，我们人类具有错误估计、误解和无能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历史充满事故、战争和其他灾难，事后看来，基本上没有人想要。”^[12]196“然而，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际，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法则取而代之。”^[10]375人类也绝不会错失这个助力自身进化、推动自身能力增强的大好时机。在这种形势下，人自身的生产(种族的繁衍)绝不仅仅是从母体生产出纯粹由肌肉和骨骼等生物结构构成的“肉体凡胎”那般简单，或者说从母体出生仅仅是人自身生产的第一步。借力AI甚至与AI融合才是AI时代人的生产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说，对于人的生产，其生产客体可能不再是(至少不全是)智人产生以来一成不变的由肌肉和骨骼等生物组织架构起来的“肉体凡胎”，而很可能是人-机融合体，比如拥有机械手的人与先天的手并无二致，再如徒步却胜过快车的人，又如可自行修复身体损伤的人等。“我们正要迈入一个要成为真正生化人的门槛，真正让一些无机组织与身体结合而不再分开，而会改变我们的能力、欲望、个性及身份认同。”^[10]382

再看人作为生产主体的“新物”的生产。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AI只是人类发明的一项最新技术或工具。可是，这项最新技术或工具却在其辉煌时代(AI时代)能够脱离人的指导和监控实现自主生产。这也就意味着，原本几乎片刻也不能离人的物质生产在AI时代可以离人。这里的离人既指空间意义的离人，也指逻辑意义的离人，确切地说，是空间意义与逻辑意义相统一的，且更加突出逻辑意义。

空间意义上离人的生产是生产自动化时代的常态，人不需要直接接触任何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工具的机械设备除外)，而是通过控制(接触)机械等自动化设备实现生产。AI时代，生产的自主化得以实现，物质生产自然也满足空间意义上的离人，但逻辑意义的离人才是其区别于以往任何技术时代的鲜明特点。也就是说，AI时代，直接的物质生产不需要人的守护甚至不需要人的参与，AI履行着原来由人与机械设备协作完成的工作职责，人不需要在直接的物质生产中扮演任何角色，既不需要接触传统意义上的任何生产资料，也不需要接触AI这一新型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人可以只参与生产AI的过程，不参与AI自主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传统意义的物质生产极有可能从以人为主体的物质生产中剥离出来，由AI来实现，而人则转为直接生产AI，不再参与具体的物质生产实践。

卡普兰绘制了一幅AI促使人类解放的图景：“不用多久，每一种你能想象到的任务都可以交由自动化处理：为内墙和外墙粉刷、做饭、递盘子、擦桌子、上菜、铺床、叠衣服、遛狗、铺设管线、清洗人行道、取工具、拿票、做针线活、指挥交通，等等。”^[13]39自动化的AI尚且能够如此，自主化的AI自不必说。事实上，我们已经感知到的AI，如亚马逊的机器人搬运工、沃尔玛的机器人售货员、阿里巴巴的无人超市、京东的机器人快递员，都有力地支持着未来的AI完全有能力把人从物质生产中解脱出来的观点。届时，人类在物质生产中的角色势必要发生转变，从直接从事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活动转为以生产AI的形式间接参与物质生产实践。必须明确的是，AI时代，作为生产AI的人类主体应谨记，“我们最好能够确认我们给机器设定的目的确实是我们想要的目的”^[14]228。

①   在AI时代来临前，AI没有成为生产主体的能力与资格，没有生产主体资格的AI自然也就没有生产客体，但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AI成为生产主体后，其生产客体会是什么。这对于初始意义上的“两种生产”理论而言，亦可谓一个新的补充和延展。

AI时代，在AI作为生产主体的语境中，类比人作为生产主体的语境，其生产的客体将催生出物质生产和AI生产。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物质生产应排除AI生产，笔者称之为“物”的生产；这里的AI生产可视AI世界的“种”的繁衍，笔者称之为“新物”的生产。当然，AI作为生产主体所生产的“物”与“新物”与上述人作为生产主体所生产的“物”与“新物”不尽相同。

AI作为生产主体的“物”的生产其实就是AI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涉及人所熟知的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物质生活资料，也就是上述所指的不可离人的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这里强调的是，AI可以脱离人的管控而独立从事物质生产，实现生产的自动化向生产的自主化转变。也就是说，AI时代，AI将部分或者全面接管原本由人类直接从事的涉及衣食住行等内容的物质生产活动。对此，上文已有论述，故不赘述。

在此，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AI作为生产主体，其所从事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不是仅仅为人所生产的，有没有为AI自己生产的成分？换句话说，AI作为生产主体，除了生产出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否还将增添满足自我需求的物质生产任务？如果是，这里又增添了一项延展的内容。

既然以AI为生产主体的生产实现了生产的自主化，那么就应该考虑AI所可能面临的自我需求，这种自我需求也可类比人类的衣食住行，只是形式有别。比如，AI也需要遮蔽身体、保存能量等。因此，可以预测，AI作为生产主体所生产的客体既要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也要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AI为满足自身物质需求所从事的物质生产亦可认为是对原本只是基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定义的物质生产的延展。

AI作为生产主体的“新物”的生产就是上述所谓的AI世界的种族繁衍。在AI研究界看来，AI世界的种族繁衍并不荒唐离奇，而是未来现实。

托斯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书中提出的控制AI面临的三大问题中，就有两大问题直逼AI的自我繁衍：一是克隆出成千上万AI是轻而易举的事；二是AI可以对自己进行再造，以实现越来越高的智商(智能爆炸)^[8]59。一方面，人们为拥有如此高智商的AI而欢呼雀跃，因为如若把握得当，人类将与之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忧虑可以进行自我再造的AI将取代和征服人类。而这还是将AI限定在“物”的范畴内，何况还有将AI定义为“人”的情形。

目前已有研究者大胆预测，终有一天AI的外形与人的模样将很难区分甚至无法区分，因为无论是外表还是智力等内在的因素，AI都将不逊于人。也就是说，AI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时代以人的面目和身份出现，到底是AI还是人也并不需要严格区分。在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说，AI作为生产主体所生产的“新物”其实也可称为一种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人的“新人”。对此，赫拉利毫不避讳：“我们真正应该认真以对的，是在于下一段历史改变不仅是关于科技和组织的改变，更是人类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10]390由此推断，从这一意义上说，AI时代的“类人”AI有可能归于人的行列，人的外延也因此得以延展。如此一来，AI世界的种族繁衍也就归为了人的生产行列。自然地，AI时代人的生产也从人的唯一主体延展到了人与AI的双重主体。届时，人与AI共同承担“两种生产”中人的生产这一任务。

相比以往任何时代，AI时代“两种生产”的内涵都更加丰富，外延也更加广阔。除了上述探讨的主体和客体的延展，还有其他新意蕴需要挖掘和澄明。比如：AI时代“两种生产”转化后的出路在哪里？AI时代，“两种生产”之外是否存在第三种生产？以下着重探讨这两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以下提到的人，排除了AI被定义为人的情况。

其一，AI时代“两种生产”转化后的出路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人与AI共同成为生产主体的情况。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在生产主体实现了从“人的独角戏”到“人与AI的对台戏”的延展后，人类社会如何维持相对和谐稳定的状态。笔者认为，人机共舞是AI时代的最佳生产状态，只有实现人机共舞方能使人类借助AI时代的力量进化得更加高级、更加完美。因此，AI时代“两种生产”转化的出路就在于人机共舞，人与AI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共生的新世界。

在AI与人一道成为生产主体后，二者是各自为政甚至人机大战还是同心协力直至和谐共生，成为必须着重考量的重大问题。人们显然期盼人与AI在生产实践中共建共享、互促互进，而实现人与AI在生产实践中和谐共生、持续共荣也是人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AI时代)重新定位自我、解救自我、超越自我的必然选择。以往时代，社会关系集中指向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人与人的关系状态。然而可以预见，与以往时代不同的是，在AI时代人机关系将深刻影响社会关系，从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以人为生产主体的生产实践与以AI为生产主体的生产实践共建共享、互促互进将成为未来社会生产实践中的新主题。当然，人机共舞这一AI时代的最佳生产状态不是自然天成的。要达至这一生产状态，人必须在其中发挥比AI更关键的作用，确切地说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引领作用。

达文波特等提出，人类在智能时代制胜未来工作的五大生存策略为超越、避让、参与、专精、开创^[15]99-240。超越，指人类应该做全局者，位于智能增强金字塔的塔尖，决定人与AI的具体分工以及二者的合作方式并构建有利于人机合作的生态系统；避让，确切地说就是让人做人该做的事，AI做AI该做的事，即让AI在人的领域中接管其最擅长的任务，人应该把自己的生计建立在机器无法施展拳脚的一些其他价值形式上；参与，指的是让我们与AI一起工作，做人与机器的桥梁；专精，就是找到那个没人想自动化的领域，借助技术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开创，就是创造支持智能决策和行动的新系统。

以上五大策略也适用于营造和维持人机共舞的最佳生产状态。超越、避让、参与、专精、开创都是人类为营造和维持和谐共生的人机关系格局而努力寻求的生存策略，每一种策略都充分突出人的主动性。可以说，人机共舞的最佳生产状态能否达成并维持下去，取决于人类是否主动承担起建构和谐共生的人机关系格局之使命。尽管AI在未来有可能被定义为人类，但作为生物物种属性的人还是应该发挥主人翁意识，以高超的智慧和恰当的行动时刻关注自身赖以生存的人机关系环境，以全局者的角色观照整个人类命运的发展走向。毕竟，经历了漫长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过程的人从心底还是不希望被机器人超越和替代(至于最终是否被超越和替代，本文不予讨论)。诚如科尔文所说，对于人而言，AI再怎么发达，我们还是要求三点：第一，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人作出的；第二，我们喜欢什么、想要什么，这个想法随时都在变，我们无法给AI一个清晰的目标，所以有些事儿还是让人自己解决比较好——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要“解决”的是什么；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更愿意跟人打交道^[16]Ⅺ。

其二，AI时代，“两种生产”外是否存在第三种生产？

这个问题等同于AI时代的“两种生产”是否可延展为“三种生产”？抑或进一步说，AI时代，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除了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两种生产”)，是否存在第三种因素？无论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还是以AI为主体的生产，根据以上分析，均没有脱离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两种生产。AI时代，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否可以完整地概括生产的范畴？进一步而论，AI时代，“两种生产”是不是依然毫不动摇地作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笔者认为，“两种生产”在AI时代具有延展为“三种生产”的内在禀赋。

这是因为，精神生产是人的生产与物质生产之外的第三种生产。“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17]152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以及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共同构成社会生产的主题，精神生产是相对物质生产而言的，并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且往往与物质生产交织在一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逐渐分化出来。简单地说，精神生产是人类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而从事的生产活动。它以实现精神充实和心灵安顿为核心要义，也以助力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水平的提升为目标。精神产品或曰文化产品是精神生产的重要形式，涉及政治、科学、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功能。一般而言，社会文明程度越高，人们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越强烈。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在物质生产任务普遍由AI承担的AI时代，对于人类而言，精神生产将凸显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高的地位，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起着比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更加突出的作用。这既不违背“两种生产”理论的内在精神，也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精神。

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肯定过精神的巨大力量，他认为代表上层建筑的知识、文化和思维从来都不是配角，而是主角。他说：“也许，世界史是通过技术观的进化，同推动社会进化的巨大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也可以用思维的形式结构来解释这种联系。”^[18]160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精神生产从来就不是一个安于沉睡的新生儿，而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候发挥着比物质生产更深层的作用。实际上，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从来都没有纯粹的物质生产决定论。马克思也高度肯定精神的力量：“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7]9

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将发生变化，在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很显然，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人类将从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精神生产。AI时代，物质生产高度发展，人类不必再为生活必需品而担忧，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在未来，AI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人类的闲暇时间，个体精神摆脱生产的束缚而获得解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个体的自觉选择。”^[19]268-269可以预见，当闲暇时间变成人类普遍的福音之后，精神生产便会获得比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更加重要的地位。精神生产是解决未来社会闲暇之人的心灵安顿问题的根本出路，因而也是使物质充裕的人类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也是更加契合未来社会发展，更能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必然选择。可以说，社会越发展，精神生产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可以预见，AI时代，精神生产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将比其他“两种生产”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