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文化产业作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重点，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命题。文化产品生产和供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增加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文化产业来讲，必须要适应新时代矛盾变化的需求，着力以高质量文化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前沿和产业高地，已初步形成文化产业占据重要地位的产业格局，人文湾区建设部署有序推进。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省文化产业保持积极发展态势，产业增加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处于领先，不断巩固了香港创意之都的地位；澳门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本属于文化服务业，但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较强。在文化产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相较于人民群众对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市场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十分显著：一方面表现为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的内容不够丰富，高质量文化产品比较少；另一方面，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相对发达、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角度来看，其文化消费需求潜力尚未完全得到释放。而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文化产业、建设人文湾区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现实发展需求来看，文化产品供给的能力越来越被大众关注，已成为未来大湾区城市体现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一环。

鉴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建立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比较评价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文化产品供给的优势和劣势，并分析影响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增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在众多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公共文化需求具有选择性而非刚性的特点，因而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出多主体、多渠道、多形态和多载体等诸多要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根据公共文化物品的不同特性，国外学者探讨了政府和社会主体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问题。1954年，Samuelson^[1]指出，由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特征，再加上市场存在失灵的可能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佳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此后，Neil7^[2]、Adam^[3]等学者在研究中都坚持和发展了Samuelson对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另一些学者研究的注意力则更多地倾向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他们认为市场机制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私人、商业性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都可以参与文化产品供给，而政府应该坚持适度介入原则，限制自己的行为，不过分干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4-6]。在政府及社会主体分别作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研究的基础上，Anthony^[7]、Salamon^[8]、Norman^[9]等人则提出了文化产品多元供给主体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要实现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跨部门合作，以充分发挥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供给公共文化产品的优势，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效率。

(二)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已经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概括而言，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研究。一是关于文化服务供给实践的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文献查找、随机访查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析某个地区的公共文化供给现状、存在问题，并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的质量等相关建议。如沈小虎等^[10]针对南通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现状及需求展开分析；艾晓玉^[11]研究了江西省公共文化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赵开慧^[12]对许昌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实践进行探讨；薛晓峰^[13]研究了青岛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问题等。二是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评价模型，实证考察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效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税收、财政支出结构、文化政策、历史文化传统、人口密度和群众文化程度等因素是影响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效率的重要因素^[14-19]。三是从供给侧改革角度出发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研究。例如纪东东等^[20]在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刘兆慧等^[21]针对大连市的实地调研，发现大连市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府单一供给模式下，供给主体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无效供给过度、要素供给扭曲、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周英姿^[22]指出新常态下，我国文化产品存在无效产能过剩而有效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提升须从制度、资本、产业、技术等多个维度进行调整。四是政府公共文化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尹希果等^[23]认为公共产品供给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李真等^[24]利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研究发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人均基本建设支出和人均文教科卫支出的增长提高了当地经济增长率。张立新等^[25]利用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公共文化供给影响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公共文化机构的数量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弱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收敛效应；公共文化机构的文化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关于文化产品供给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关于文化产品供给的研究呈显著增长态势。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归纳后，发现学者对文化产品供给这一概念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具体包括：第一，生产部门理论的文化产品供给。由顾江^[26]在《文化市场建设中的政府介入机制》中提出。他认为，文化产品供给是指文化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的全部文化产品的数量，其生产范围涵盖纯精神产品的创造性生产、精神产品的相关载体生产、物质生产的文化附加生产等三个方面。第二，供给能力理论下的文化产品供给，由程恩富^[27]130-132提出，他在《文化经济学通论》一书中将文化产品供给定义为一种能够供给市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供给文化商品及服务的“数”和“量”两个方面。第三，同生产部门理论下的文化供给一样，实物形式论中的文化产品供给也是指文化生产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但这是一种同时包括实物形式和非实物形式的文化产品。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其生产过程都需要资本的介入^[28]。第四，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罗立仪^[29]将文化产品供给定义为在一定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市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并且通过交换实现价值转换的过程。

总的来看，关于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的研究框架与影响因素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国外学者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供给主体研究得较为充分；国内学者对国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问题与文化产品供给的内涵均进行了探讨，内容涵盖对文化服务供给实践的研究、从供给侧改革角度出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政府公共文化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等，但较少涉及直接以文化产品供给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对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评价缺乏研究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全球范围内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未来亚太地区活力充沛、富有竞争力的创意集聚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区域，推进人文湾区建设对实现其发展目标意义重大。因此，客观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评价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探究影响文化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文湾区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评价模型和方法 (一) 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评价模型

1.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内涵

在经济学中，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数量，即供给必须同时具备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傅立民等^[30]23认为供给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产者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和劳务状况。基于此，本文认为文化产品供给就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的实物形式和非实物形式的文化商品和服务，用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需要。结合现有文献对文化产品供给的相关研究，本文将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向社会提供各种形式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表现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2.文化产品供给的特征

首先，文化产品生产过程是多要素投入的实践过程。文化是实践的产物，其生产过程需要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但是应该看到，文化产品的投入-产出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投资活动，高投入并不意味着高产出，对民间投资而言更是如此，因而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顺利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

其次，文化产品的供给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完成。按公共产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要求，文化产品包括商品性和非商品性文化产品。为保证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对文化产品供给进行宏观管理，负责非商品性文化产品如基础文化设施供给。商品性文化产品供给是有偿的供给，通常由市场提供。对部分政府和市场均不能提供的文化产品，则由社会力量来完成。

再次，文化产品供给的创意性。多数文化企业都属于“内容产业”，这就要求文化产品供给增加“文化+”创意内容，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内容使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最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本身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在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时能够产生乘数效应，如文化艺术节、演唱会等都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餐饮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3.指标选择

文化产品供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由于文化产品供给本身融合了经济、文化、要素投入、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必须多角度地构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指标体系。首先，《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①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服务项目和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具体包括基本服务项目(如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赏电影、设施开放、文体活动等)和硬件设施(广电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等)以及人员配备(人员编制、业务培训)三大方面。因此，在评价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时，应该考虑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基础设施和人力投入等方面的指标。其次，文化产品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其中包括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特征，再加上市场经济具有负外部性的弊端，这就决定了政府应该适当干预以弥补由单一市场主体提供文化产品而可能造成的市场失灵。现阶段我国的财税制度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大多文化产品的供给经费依靠政府拨款，因此，资金投入特别是财政投入也应该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指标。再次，文化产业是文化产品的重要载体，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需要文化产业的支撑。当前，在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在战略上寄予很大期待，明确提出到2020年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对于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及精神需求意义重大，因而文化产业应该成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评价的重要指标。同时，文化产业本身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而文化产业的关联产业如旅游业、广播电视业等行业也应该被重点关注。最后，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开始深度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会带来创造性的思维和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格局中，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给也会受到市场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影响。

①   资料来源：http://www.gov.cn/xinwen/2015-01/14/content_2804250.htm。

综合以上分析，基于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需求的考虑，我们认为，从不同途径和性质看，文化产品的供给可以划分为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投入供给、文化产出供给和文化交流供给等四个方面。这构成本文评价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四个维度，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评价模型如图 1所示。

(二)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指标体系作为一种描述和反映文化产品供给水平和状况的重要工具，关乎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根据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内涵和特点，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发展实际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本文在充分借鉴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构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即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投入供给、文化产出供给和文化交流供给等4个维度，并根据各个维度的内涵选取了17个二级指标，如表 1所示。

(1) 文化设施供给指标。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是衡量区域内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指标。文化设施作为提供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影响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关键因素。本文选取文化馆数量、公共图书馆数量、博物馆(含美术馆)数量以及公共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量来反映文化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文化设施供给的丰富程度。

(2) 文化投入供给指标。经济学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等。从文化产业投入角度，本文选取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支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资产总额和文化体育娱乐从业人员数来衡量文化投入供给的强弱。

(3) 文化产出供给指标。本文对文化产出供给指标的设计主要选取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行业规模来表达。行业规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衡量行业产出能力的大小，包括文化产业增加值、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广播电视业总收入、旅游业总收入等指标。

(4) 文化交流供给指标。大湾区城市与国内外市场间的友好交流互动也是影响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选取商品出口总值、对外直接投资额、城市留宿旅客数量和国际友好城市数量来衡量城市文化交流能力。

(三)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8年各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广东省统计年鉴》^①、《广东省文化产业统计概览》^②、粤港澳文化资讯网^③、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④以及其他相关网站。对于少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了替代指标数据。其中，考虑到数据的统计口径问题，香港的部分指标选取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统计数据。

①   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来源于统计局网站。

②   《广东省文化产业统计概览》由省委宣传部、省统计局编辑整理，属内部资料，不再单独说明。

③   粤港澳文化资讯网, http://www.prdculture.org/。

④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 http://www.cifca.org.cn/Web/YouChengTongJi.aspx。

(四) 评价方法

在综合比较国内已有评价方法和权重确定方法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综合评价法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模型为：

$ I = \sum\limits_{i = 1}^n {{W_i} \times {M_i}} $

(1)

其中，I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指数；n为评价指标个数；W_i为指标i的权重值；M_i为指标的标准化值。

使用该方法进行评价的基本步骤为：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数据，并进行标准化处理；确定指标权重；指标汇总计算综合评价指数；评价分析。

为了消除各个评价指标含义及计量单位不同对评价结果带来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不同指标间的量纲差异。本文按照越大越优型指标进行数据标准化，采用的标准化公式为：

$ {M_{ij}} = \frac{{{X_{ij}} - {X_{j\min }}}}{{{X_{j\max }} - {X_{j\min }}}} $

(2)

其中，M_ij为原始数据X_ij标准化后的值；X_jmax、X_jmin分别是第j个指标的最大、最小值。经过标准化后，0≤M_ij≤1。

基于准确性、客观性考虑，本文运用熵权法来确定权重。根据熵权法思想原理和计算过程，使用R软件编写程序算法来计算出各维度下二、三级指标的熵值法权重。

在计算三级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根据三级指标得分，计算出相应二级指标的得分，即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文化设施供给指数、文化投入供给指数、文化产出供给指数和文化交流供给指数的得分。然后根据二级指标的得分与权重，分别得出各个城市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综合得分，即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指数，得分越高则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越强。

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评价过程，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文化产品供给指标体系下的二级指标得分。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湾区各城市在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投入供给、文化产出供给和文化交流供给等方面的得分优势和差距。

(一) 分项供给能力比较分析

在文化设施供给指数上，香港得分最高，珠海、中山得分最低。城市之间相比差距较大，排名第一的香港得分为0.929，约是第二名广州的2倍。澳门和深圳的文化设施供给指数得分居第三、第四位，分别是0.324和0.244。佛山、江门和肇庆的文化设施供给指数得分整体相差不大，均在0.1~0.2之间，处于中等水平。惠州、东莞、中山和珠海得分较低，均不足0.1分，与排名靠前的香港、广州、澳门差距较大。具体指数如图 2所示。

在文化投入供给指数上，广州、香港和深圳位居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投入供给指数前列。广州得分为0.690，排名第一，远超其他城市；香港得分为0.586，排名第二；深圳以0.473的得分排名第三；东莞、佛山得分分别为0.219和0.218，紧随其后；珠海、惠州和肇庆得分均在0.1~0.2之间；其他城市文化投入供给水平较低，指数得分都在0.1分以下；澳门得分最低，仅为0.023。具体如图 3所示。

在文化产出供给指数上，广州、深圳和香港表现较为突出。其中，广州得分最高，为0.835；深圳得分为0.793，紧随其后；香港得分为0.537，排名第三；东莞、惠州、佛山、澳门和珠海文化产出供给水平整体居中，得分分别为0.172、0.138、0.120、0.114和0.106，与前面广州、深州、香港三市相比，得分差距仍然较大；其他城市的文化产出供给指数得分均不高，中山、江门、肇庆三市的得分均低于0.1，其中，肇庆文化产出供给水平最低，指数得分仅为0.056。具体如图 4所示。

在文化交流供给指数上，同文化设施供给指数一样，香港继续领跑其他城市，以0.877的高分保持绝对优势；排名靠前的还有深圳和广州，分别是0.354和0.320，但均不到香港得分的一半，其他城市的得分均不足0.1；珠海、东莞、佛山和惠州文化交流供给指数得分整体居中，分别为0.091、0.089、0.075和0.065；澳门、江门、中山和肇庆文化交流供给指数得分靠后，其中肇庆文化交流供给指数得分仅为0.011，排名最后，排名第一的香港约是其的80倍。具体如图 5所示。

(二) 综合供给能力比较分析

利用综合评价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得到各个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综合评价得分，如图 6所示。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均存在较明显的分化现象，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矩阵分类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11座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各有优势，其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呈现明显的分梯队现象，具体可以分为3个梯队。

香港、广州、深圳都拥有相对成熟且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处于区域内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梯队。香港、广州、深圳文化产业配套设施完善，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在2006—2017年，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的名义增加价值平均每年升幅为7.92%。从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综合评价得分上看，香港为0.860，大幅度领先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广州和深圳得分其次。就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而言，2017年，深圳、广州、香港分别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1 783.45亿元、1 161.07亿元和967.50亿元^①，大幅度领先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而排名最后的澳门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19.89亿元^②。

①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香港选取了2017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②   澳门数据来源于澳门统计局，下同。

东莞、佛山、澳门得分位于0.1~0.2，其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处于第二梯队。就201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而言，虽然东莞、佛山均已达到5%以上，符合地区经济支柱产业的一般标准，但是从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及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上看，东莞和佛山与第一梯队的城市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澳门，由于经济结构内博彩业独大，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0.58%。

惠州、珠海、江门、肇庆、中山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综合评价得分排名整体靠后，得分均小于0.1，属于第三梯队。位居第三梯队的城市，在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投入供给、文化产出供给、文化交流供给方面与第一梯队城市都相距甚远。2017年，惠州、珠海、江门、肇庆和中山规上文化企业资产总额分别为556.38亿元、339.68亿元、158.33亿元、81.18亿元和414.1亿元，分别仅为广州的14.46%、8.83%、4.11%、2.11%和10.76%。

(三) 各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短板分析

通过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二级指标上的得分情况，分析各二级指标对其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贡献度，可以看到，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各有优势与不足。

1.处于第一梯队的香港、广州、深圳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距世界级城市有一定差距

2017年，香港、广州、深圳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4.5%、5.37%和7.93%，整体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居区域前列。但相较于“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定位而言，香港、广州、深圳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与国外先进城市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从国际来看，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都超过了15%，成为本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而香港、广州、深圳各自存在不足。第一，香港文化产业发展后劲不足。香港经济发展成熟，本地市场规模小，资本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2017年，香港文化艺术方面总开支逾36.06亿元^①，而同期深圳公共文化财政支出为61亿元。再加上香港人力、物力成本比内地要高，近年来文化产业发展进程放缓。第二，广州文化交流能力有待挖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广州要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着力建设国际大都市。广州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具备良好的进出口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条件。但是，近年来广州对外文化贸易在广州整体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12年的11.62%下降至2017年的9.89%。同时，2017年，广州商品出口总值853.2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4.93亿元，分别仅为深圳的34.9%和34.5%。广州文化贸易地位优势下降，整体文化交流能力有待加强。第三，深圳文化产业基础有待夯实。当前深圳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以及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还不匹配，与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化建设要求存在不小差距。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来看，深圳文化设施供给水平不高，特别是代表国际化特大城市形象的标志性文化设施数量偏少，基层文化设施网络还不健全，原特区内外文化发展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与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等。

①   数据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082371135040308&wfr=spider&for=pc。

2.处于第二梯队的东莞、佛山、澳门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处于第二梯队的东莞、佛山、澳门在文化资源和产业结构上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但从整体上来说，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挖掘。第一，东莞产业发展的文化融入不够，文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文化创新活力的城市之一，东莞是世界制造业名城、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重要节点城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东莞的文化产业遇到难得的发展机遇。实际上，东莞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消费能力以及较大的人口规模，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条件。但是，从指标得分可以看出，目前东莞还未真正找准发展文化产业的切入口，东莞文化产品供给还存在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整体效益不大、文旅产业发展缺乏市场化良性成长机制等问题，与东莞历史文化资源和经济科技地位不相称。第二，佛山还未形成文化产业链，文化产业整体水平不高。佛山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经济实力雄厚，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是仅次于香港、广州、深圳的第四大经济体。目前佛山文化产业发展形势良好，但佛山文化企业产业化规模和集约化程度都不高，还未形成文化产业链，或者说文化资源尚未明显产业化，导致文化产业动力不足。同时，佛山产业集群中的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特征较明显，附加值较低、科技含量不高，对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有限。第三，澳门文化产业发展缺乏活力，且起步较晚，文化产业还未形成体系。近几年，澳门文化产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博彩业独大，城市体量偏小，难以发展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尽管澳门人均GDP世界排名第三，世界文化遗产丰富，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但总体来看，文化资源转化还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文化产品供给竞争力有待加强。

3.处于第三梯队的惠州、珠海、江门、肇庆和中山的整体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相对滞后

第三梯队的五个城市，其文化产品供给无论是从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投入供给、文化产出供给还是从文化交流供给方面，与第一梯队城市都相距甚远，缺乏生产资本与专业人才。第一，文化设施供给能力较为薄弱。从文化设施数量上看，这五个城市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含美术馆)数量都远远落后于第一梯队城市。2017年，惠州、珠海、江门、肇庆和中山的公共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数均不足1 000个，而同期广州达到7 375个。第二，文化投入不足，缺乏生产资本和专业人才。以财政投入为例，2017年，五市的文化体育传媒财政支出在规模上排名靠后，甚至不足深圳的1/5。在文化体育娱乐从业人员数上，专业人才缺乏也是显著问题，与其他城市差距明显。第三，文化产业总量偏小，对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贡献度较低。以惠州为例，尽管2017年惠州文化产业增加值较上一年增加了21.18%，占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超过了5%，但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差距较大，其广播电视业和旅游业对文化产品供给的贡献度较低。其他四市文化产业及其相关支持产业规模均较低，不足以支撑其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第四，文化友好交流互动不多，文化交流能力不强。相对来说，尽管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这五市与国内外市场的友好互动交流并不多。不论是从商品出口总值、对外直接投资额，还是城市留宿旅客数量上，第三梯队的城市都处在较低水平。在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上，除了珠海有15个，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中位列第3外，其他四市的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均不超过5个。这也反映了五市的文化对外交流能力总体上相对落后。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 结论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推动人文湾区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指标体系，从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投入供给、文化产出供给和文化交流供给四个方面，量化了湾区城市的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评价结果如下：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11座城市其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呈现明显的分梯队现象，城市之间差距明显。不论是从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总得分，还是从文化设施供给指数、文化投入供给指数、文化产出供给指数和文化交流供给指数细分指标得分都可以看出，香港、广州、深圳已经形成相对成熟且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整体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最强，处于第一梯队；东莞、澳门、佛山文化产业发展较快，各有特色，其文化供给能力处于第二梯队；惠州、中山、江门、珠海和肇庆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竞争力不足，其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综合评价得分较低，排名整体靠后，处于第三梯队。

第二，奥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各有短板，各城市在文化设施供给、文化投入供给、文化产出供给和文化交流供给上的优劣势不尽相同。首先，处于第一梯队的香港、广州和深圳尽管整体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居区域前列，但对标国际先进城市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其次，处于第二梯队的东莞、佛山和澳门，其文化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但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最后，处于第三梯队的惠州、珠海、江门、肇庆和中山文化产业整体较落后，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相对滞后，竞争力较差。

(二) 政策建议

从文化创意的层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全球范围内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未来亚太地区活力充沛、富有竞争力的创意集聚区。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要素。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区域，提升其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推进人文湾区建设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全面发展意义重大。针对当前文化产品供给现状，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要紧紧抓住国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机遇，明确城市分工，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具体来说，第一梯队的城市要发挥领头羊作用，以国际先进城市为标杆，以加快文化产业重点领域发展为着力点，积极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独具特色、文化鲜明的国际一流城市。第二梯队的城市要重点向第一梯队城市看齐，发挥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初具规模的优势，做大做强本土文化优势产业，形成一批产值规模大、品牌知名高的本土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扩大区域辐射，发挥好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三梯队的城市则要加大文化产业扶持力度，利用好区域内其他地区部分产业转移趋势，着力补齐文化产业短板，缩小差距。

总体来看，粤港澳湾区城市从整体上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要做好以下工作：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文化设施短板；加大文化建设投入力度，加快文化建设步伐；发展文化产业新业态，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加快文化企业“走出去”，提高文化交流能力；鼓励和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扩大文化服务出口；加强粤港澳湾区城市之间及与其他城市的友好互动交流，提升文化交流能力，促进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