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湾区经济是促进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旧金山、纽约和东京等地区已经发展了成熟的湾区经济，且都具备强大的创新引领功能，对全球创新发展和技术变革具有导向作用。据统计，目前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1]。这就说明湾区发展经济有其独特的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香港、澳门11个城市组成的世界级城市群，是当前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启动。2019年7月，广东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和《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上一系列重大举措，都意味着希望尽早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汇集了大量的创新资源，且新兴产业发展较为迅猛，整体经济实力突出，完全具备打造世界级大湾区的基础条件。然而，受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纽约和东京等世界著名湾区的发展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出现重构，创新版图发生重大变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和科技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应对标世界知名湾区，借鉴其成功经验，加快推进全面建设。由于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发展要素非常相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通过对标旧金山湾区，可以总结其成功经验，加快补齐短板，对于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二、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演化

自1912年Schumpter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概论》(The Theory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中提出“创新”的概念以来，学术界对创新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创新的内涵和外延。Schumpter认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采用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者半成品的一种新供应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2]。20世纪60年代，Walt Whitman Rostow受新科技革命的影响和启发，在其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中提出起飞六阶段理论^[3]，“创新”的概念逐渐被具体化为“技术创新”。随后，林恩提出，技术创新是指始于对技术的商业潜力的认识，而终于将其完全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行为过程^[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对创新进行系统研究，出现了系统理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Freeman的观点，他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创新，认为创新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5]241-243。随着科技信息、生物医药等一批新兴产业的涌现和兴起，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对产业发展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如希克斯^[6]、Rosenberg^[7]等学者，他们发现技术创新贯穿于企业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加大产业的研发投入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随着对产业发展与创新之间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们意识到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事情，而是需要多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加之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提出协同理论^[8]，使得协同创新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诸如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三螺旋创新理论等具有代表性的协同创新理论，这些理论均强调多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其中，区域创新体系强调系统间通过垂直或水平模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9]。国家创新体系强调各参与主体构成一张网络，以启示、引进和扩散新技术来实现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10-11]。三螺旋创新理论构建了“政府-产业-学研机构”三螺旋非线性互动模型，重塑了官方产学研的相互关系和角色，突破原有的线性创新模式^[12]。基于三螺旋创新理论，许长青等通过构建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认为高校在协同创新中最显著的效果就是衍生企业和产业及学研机构深度合作交流^[13]。实际上，协同创新概念的提出得益于创新活动组织边界的扩大，即打破传统的以企业为核心的封闭创新模式，形成由多元创新主体组成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例如，Chesbrough认为，一个组织可以从其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有价值的创新资源，并在使用自己与他人创新资源的过程中获利，简单而言，就是通过开放式创新实现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14]。近年来，协同创新成为国内创新领域研究的重点。陈劲和阳银娟认为，协同创新是指学研机构、企业、政府等创新主体相互合作以实现知识增值的价值创造过程^[15]。协同创新强调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发挥各子系统的比较优势，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最终达到协同放大效应。艾晓玉、尹继东认为，协同创新是指通过将政府、学研机构、企业作为一个有机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间进行配合分工，达到各主体在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内流畅运转的目的，并受市场、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的复杂生态系统^[16]。王海花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认为协同创新以区域网络结构为基础，网络内知识、资金、科技等资源的流动对区域发展有显著正向作用^[17]。王海军等通过引入模块化理论，认为协同创新是在产品模块及组织模块的共同推动下的知识转移^[18]。

随着创新发展的全面深入，创新的边界越发模糊化，创新主体越发多元化，政产学研协调创新逐渐成为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模式。其中，三螺旋创新理论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产学研合作，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协同创新发展的一种新范式，要求不同的创新主体之间应秉着互利互惠、互联互通、共享共担等原则，为实现共同的目标愿景和价值追求而协同合作发展。学者们都强调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创新结构模型进行改进或扩展。孔祥浩等提出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四轮驱动”结构模型，包括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政府和产业等核心要素，并通过信任机制、汇聚机制、平台机制和延伸机制相互联系^[19]。庄涛等基于三螺旋理论，构建企业、政府及学研机构的四维协同创新模型，通过四方合作交流，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较为紧密^[20]。吴卫红等构建政产学研用资协同创新“三三螺旋”结构模型，认为创新三螺旋、资金联动三螺旋及可持续发展三螺旋三者的有效运转对协同创新功能发挥有重要影响^[21]。企业、政府、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是创新主体，创新内容包括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等，市场环境、技术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着协同创新系统的效能。简言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离不开包括政府、企业(产业)、大学、科研院所以及各类中介服务组织等多主体的共同努力，故要促进创新多主体的协同共生发展，需将其置于一个体系中去全方位考量。因此，应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只有通过推进系统内多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共同发展，才能实现高质量的创新发展。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引入生态要素流，将创新体系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22]。这在发达国家的政产学研合作中得到应用和持续发展^[23]，也为当前协调创新提供了更为全面、客观的新范式。

三、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实践

依托硅谷在知识、技术、资本等重要元素的外溢和辐射效应，旧金山湾区抓住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历史机遇，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理论为指导，转变发展方式，以创新为引擎，打造各种软硬件条件，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高端人才汇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发展，旧金山湾区的创新创业成效明显，水平已经处于世界前端。回顾旧金山湾区创新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是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

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独具特色，大体包括创新核心网络层和创新环境支撑层两个层面。其中，创新核心网络层以硅谷为中心，创新环境支撑层包括创新基础设施、专业性服务机构以及社区配套等，如图 1所示。

(一) 完备的创新体制机制

创新体制机制比创新本身更为重要，它关系到协同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以及协同创新要素能否顺畅地进行集聚和合作，从而影响协同创新绩效^[24]。因此，发展适于创新开展的组织机制是解决协同创新的关键之处^[25]6-11。旧金山湾区具有一系列完善的创新体制，这是其政产学研科技协调创新的重要保障。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地出台系列鼓励、激励政策，为创新持续发展提供环境和制度保障，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基地。旧金山湾区不仅有如政府直接购买科研成果的“入驻企业家”等科技成果市场化机制，还有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例如，大学通过制订产业联盟计划，大力鼓励和引导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踊跃参与企业的创新创业，学生可以因创新创业随时休学，老师也可以因研究工作而调整教学工作安排，支持老师和学生兴办企业或在企业兼职。这种体制机制直接全面促进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无缝衔接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科技猎头公司与风险投资公司与大学和创新创业企业紧密联系，形成紧密的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创新进步。

(二) 世界顶尖的大学

高校的基础研究突破和新兴学科交叉成果不断催生出代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新技术群体，孕育出一批新的产品、行业和商业模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对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26]。世界顶尖的大学是旧金山湾区形成政产学研科技协调创新的动力源泉。据统计，旧金山湾区每245.2平方公里、每10.4万人就有一所大学，共有大学70多所，其中世界级研究型大学5所，分别为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27]，数量众多的高质量院校在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的源头正是该区域众多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世界名牌大学和各类研究机构，它们不仅为湾区科技创新打下了深厚的研究基础，还为湾区发展提供创新人才、实验室、孵化器等要素。长期以来，湾区的创新创业者所引用的大学专利或科技论文大都出自湾区的知名大学。由于诸多大学、企业家以及其他中介组织的共同倾力推动，旧金山湾区才形成系列创新制度和创新氛围，如公司制度、大规模生产制度、风险投资体系、容忍失败、鼓励跳槽等。

(三) 良性发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集群内部通过知识、技术等各种要素的互动而产生的集群创新效应，一方面体现为大企业对创新的“极心”作用，另一方面体现为众多中小企业对创新的高敏感性和灵活性^[28]。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发展是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旧金山湾区聚集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形成了各领域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据统计，全球独角兽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有101家，位于纽约的有23家，在中国的有33家，在欧洲的有13家^[29]。旧金山湾区拥有谷歌、脸书、苹果、惠普、英特尔、思科、特斯拉等一批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大公司，同时集聚了不少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其中不超过50人的公司占科技公司的80%，约5 000家。仅创新型生物技术公司就达300多家。故旧金山湾区已经形成了大、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协同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融科研、技术、生产为一体，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新材料、新能源、航天科技、生命医药等多个领域在全球独领风骚。

(四) 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是由不同性质和发挥不同作用的科技中介机构、满足科技创新体系内各创新主体所需的服务内容以及规范科技中介机构运行的规章制度、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所组成，为科技供求双方提供所需服务以创造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30]。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完善是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科技协调创新的坚实基础。旧金山湾区着力构建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发展诸如科技金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商事登记、技术转移和转化服务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科技中介机构，全面推进旧金山湾区的创新发展。例如，湾区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风投环境和最成熟的风投机制，已经聚集了美国超过1/3的风投公司，成为美国重要的区域投资金融中心，并对资本产生虹吸效应，不断吸引大量世界各地资金流入湾区。随着科技的分化发展，更是有一批科技金融机构进驻湾区，围绕湾区的创新创业需求，不仅实施投融资模式和打包式服务创新，还根据不同企业创新创业需求，提供多元的个性化科技金融服务，形成金融资本与科技服务高度融合的创新孵化器。目前，旧金山湾区已经形成了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投资等多形式组成的投融资服务体系，解决了湾区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投融资难的一系列问题。

四、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借鉴

旧金山湾区科技发展不仅代表着美国科技发展方向，还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潮流，其发展方式令世界关注。通过总结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发展的经验，对标剖析旧金山湾区，厘清粤港澳大湾区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全面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的启示

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与其拥有宽松的制度环境、充足的人才资源、系统的创新体系、冒险的创新创业精神等特质要素密切相关。

1.宽松的制度环境

“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环境是旧金山湾区创新发展外部环境的重要表现。由于旧金山湾区的政产学研科技协同创新系统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依靠的是市场配置来优化资源，政府干预不多，对市场的管制较少，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经营行为，包括人才、技术、资金、成果等创新资源皆可在湾区自由流动。政府更多的是扮演着服务者、培育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主要职能在于制订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投入、公平竞争、城市规划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基础制度环境建设。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以及市场体制、机制的充分发挥，使得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效用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为湾区营造了一个公平、自由、有序和相对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

2.充足的人才资源

创新的竞争首先是科技人才的竞争，丰富的人才资源是旧金山湾区创新发展的重要的原动力。旧金山湾区十分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广泛培育和引进各类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对于特殊的人才和高技术人才，更是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研究环境吸引其落户。一方面，制定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政策吸引世界各地大量的创新型人才。据统计，旧金山湾区的初创企业中约1/4的创始人是在中国或印度出生，约1/3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非美国本土出生^[31]。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旧金山湾区知名大学汇集的优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培育一批顶尖的高科技人才。目前，旧金山人口超过700万，其中高科技人员200多万^[32]，是世界各地科技人才的聚集高地。

3.系统的创新体系

高效运行的全面创新体系是旧金山湾区创新发展的体制保障。一方面，大学与企业进行有机的强强联合，实现双方优势互补。旧金山湾区充分利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级顶尖大学形成的科研机构群，积极推进世界级顶尖大学与全球各大高新技术企业交流合作。大学为科技企业培育和输送各类创新所需要的人才，包括研发人员、管理人员等；而高科技企业为大学提供充足的科研资金、试验场地和高端设备，并以大学、实验室为依托，通过孵化育成、吸收引进、成果转化等方式，发展和培育由高校教师或学生创办的高技术企业、技术转让产生企业、高校员工乃至高校持股企业等一系列创新型企业。行业范围广，涉及计算机、电子信息、生物、海洋、新材料、能源等各种行业，形成融合科学、研发、生产、应用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产学研的这种无缝对接和有机融合，直接推动了旧金山湾区的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各类创新服务机构高效运行。为更好地服务于企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创新创业和技术研发，旧金山湾区形成了包括商事登记、信息管理、金融服务、成果转化、法律保障和人力资源服务等众多服务项目在内的平台和机构。为解决中小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旧金山湾区除了进一步发展风险投资、银行、债券等传统金融外，还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精确打造完备的科技金融生态服务系统，为科技创新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丰厚的资金保障和便利的金融手段。

4.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是旧金山湾区创新发展的又一个独具特质的重要软环境。首先，旧金山湾区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元素，多元文化融合发展良好，对移民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文化排斥性较小，基本没有排外氛围。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气氛长期吸纳全球各地的创新人才源源不断地到来，推进湾区的创新发展。其次，容许失败是旧金山湾区创新的主流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以及科研人员踊跃创新、大胆尝试，有效地催生湾区的创新活力。再次，鼓励跳槽是旧金山湾区创新创业的良好机制。不少大企业的工程师跳槽自立门户或相约共办企业或到其他企业任职，这是旧金山湾区人才流动的普遍现象，全湾区都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自由流动。这种开放型的社会机制不仅使湾区的技术交流呈高效快速态势，也使科技人员时刻充满激情和动力。此外，硅谷形成的勇于冒险、敢为人先、接受新发明的文化以及质疑权威等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促进整个湾区的创新创业发展。

(二) 粤港澳大湾区对标旧金山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存在的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发展条件较为相似。在地理位置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均背山临海。在经济发展类型方面，两大湾区均适合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发展历史上，两大湾区都是依赖沿海优势的发展形成相关产业的聚集。在地域文化方面，深圳和硅谷都具有敢为天下先、善于创新的传统，且都有先行区条件。此外，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创新发展特点也极为相似，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高度聚集，且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和创新产业配套能力等位居我国前列。但是，与旧金山湾区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仍存在明显的短板。

1.体制机制不健全，创新要素未能实现高效流动

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特点是“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故“9+2”地区间存在有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发展阶段、核心能力等多方面差异。尽管《纲要》已经发布实施，但是三地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粤港澳大湾区内科技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各创新主体的合作交流还存在障碍。同时，由于三地科技创新体系尚未完善，企业未成为当地经济创新发展的中流砥柱，当前湾区内创新成果也未与产业需求较好地融合^[33]。自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开始实施以来，粤港两地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效率明显得到改善，但目前粤港澳人才资质互认、科技资金使用、通关便利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在资金方面，香港的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到内地投资，仍然实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法规及相应的程序规定，在行业准入方面也受到很多限制，包括对外贸易、证券、保险业、信托投资、军工、媒体等行业。

2.区域创新优势尚未发挥，科技协同创新明显不足

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其中，香港拥有一批全球顶级高校，且在金融、信息、航运、人才、科研、资本、法治等软硬条件上具备突出优势，香港实施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能较容易获得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创新资源的认同；但香港科技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产业配套不完善，缺乏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企业，未能形成活跃的创新科技生态圈。广州具有丰富的高校和科研平台资源，人力资源丰富，科技创新支撑作用较强，但同样缺乏科技型龙头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制约束较多。深圳科技创新体系完备，产业化能力突出，创新氛围良好，但缺乏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以及世界级的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平台。澳门虽然在个别领域的科技发展进步很快，体制机制支撑力也很强，但同样存在产业体系不完善、人才紧缺、科研机构少等诸多问题。目前，虽然港穗深澳在经济发展方面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合作需求，但在科技创新合作方面的成功案例却乏善可陈，没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推进协同创新。如香港的大学与内地合作非常少，香港的银行在内地设分支机构的也不多，香港独特的金融优势对大湾区科技企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再如广州与深圳对于创新发展的定位较为相似，加之地理位置相近，导致出现科技创新资源争夺激烈、科技创新合作缺乏等问题。

3.高质量大学较少，重大基础性研究平台有待构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高等院校160所，而旧金山湾区拥有的高等院校仅70多所，从整体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数量是旧金山湾区的2倍多；但是从单位人口和单位土地面积看，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国土面积是旧金山湾区的近5倍，人均高等教育资源远低于旧金山湾区。此外，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17年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进入“世界百强大学”的有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3所大学；其中，香港大学位居39，进入世界50强，而广东省和澳门则没有高校入选^[34]。该排名是按照科研与教学2:1的比重为标准进行评选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世界名校，尤其是具有较强科研基础和能力的名校比较缺乏。不难看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与经济体量不成正比，世界一流大学不多，支撑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创新大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平台还有待加强。

4.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创新质量和效果不佳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较多，基础研究能力较强，创新成果相对较多；如香港在薄膜太阳能光伏、生物医学、云计算、纳米材料和电动汽车等方面具备技术领先优势。但这些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产业化水平较低，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的作用，而且本领域的产业化发展也非常有限。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数量达19.4万件，是旧金山湾区的3.5倍；深圳-香港地区专利合作协定申请数量4.1万件，高于圣何塞-旧金山的3.4万件，在全球创新活动群落中排名第二^[35]。尽管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数量远超过旧金山湾区，但在发明专利施引数量上却远远低于旧金山湾区。2012—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发明专利施引数量对比如图 2所示。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施引数量仅为旧金山湾区的22.8%，创新成果的转化率明显较低，与旧金山湾区存在一定的差距。

5.产业生态发展有待提升，高科技龙头企业缺乏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湾区的水平，但其产业生态发展水平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据笔者在美国和粤港澳大湾区调研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占比仅为62.2%，而旧金山湾区已超过80%，产业结构层次低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质量，也影响了科技创新发展的动力。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为2万美元，仅为旧金山湾区的1/5，其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发展仍有待提升。独角兽企业的发展代表着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创新爆发的标志，是评价地区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粤港澳大湾区缺乏独角兽等爆发式增长的企业，据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旧金山湾区独角兽企业超过100家，粤港澳大湾区内独角兽企业仅23家，明显并未能有效引领新经济发展^[36]。同时，由于制度设计和企业家精神培育存在缺陷，导致投机性产业生态较发达，战略性产业生态较差，投资资源流向失衡，这成为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的又一重要因素。

五、粤港澳大湾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37]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群之一，应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借鉴旧金山湾区等先行地区的成功经验，统筹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加大协同创新力度，优化跨区域合作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勇作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一) 加快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要想快速赶上或超越其他知名湾区，关键路径之一就是要能充分利用粤港澳的不同体制优势，即把体制障碍转为体制优势，发挥各自的优越性。因此，广东应主动创新性开展相关协调工作，协调港澳地区在国家层面研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协调机制，统筹研究解决大湾区创新发展重大问题，从战略设计、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机制设计等全方位进行有效突破，避免重复建设、同质发展和恶性竞争。例如，利用广州、深圳创新研发与运营总部的优势以及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高端制造、协作配套的优势，在产业链条较长、发展空间较大的重点领域，加强对接协作创新。此外，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统筹平台，如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智库，重点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建设、创新资源流动、科技创新产业链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并为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决策报告，推进相关政策出台和落地，促进湾区协同发展。

(二) 着力推动湾区创新要素高效流动

要素是否高效流动决定一个地区的创新水平和创新成效，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工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流动情况，应着重推动如下几项工作。一是创新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和流动机制。进一步完善“大湾区绿卡”制度，推动粤港澳人才资质全面互认，完全实现港澳创新人才与粤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加大对外来人才尤其是国际人才的激励力度，彻底破除科技人才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双向流动的制度障碍，重点是支持和鼓励高校师生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向企业自由流动。二是加快建立科研资金跨境使用便利机制，推进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经费在大湾区内自由转移使用，放宽对创新型产业的港澳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措施。重点是放宽大湾区内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时对粤港澳三地申报主体的限制。三是探索粤港澳科研设备和材料通关便利政策，对科研设备、实验材料等科研资源的流通给予特殊通关待遇，减免进出口税收。重点是改革和优化粤港澳三地通关机制，促使更加快速、便利化通关。四是创新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探索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统一的“互联网特区”“创新科技大数据联盟”，实现各种信息流的一体化融合。依托三大自贸试验区，广东应该加快建设通信专用通道，建设与港澳直连互通的互联网环境。重点是逐步降低粤港澳相互间的通信网络使用费用，构建粤港澳三地共享的创新资源大数据库。

(三) 着重构建粤港澳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支撑区域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科技创新机制仍显得零散和碎片化。应加快推进如下几项工作：一是积极引导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在粤设立分校、分支机构或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共建各种新型研发机构、重大项目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全面推动构筑以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为核心的科技创新网络体系。二是进一步加强政产学研合作，推进粤港科技创新走廊、深港创新圈、粤港澳产学研创新联盟建设，引导湾区内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一批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创新中心、技术转移机构等，推动研究开发、成果应用和推广；打破高校与科研院所创新成果转换的各种桎梏，引导、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合作交流模式，共建成果转化平台，制订创新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机制。三是推动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使得科技中介朝着多样化趋势发展，建立众创空间、孵化器，激发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创新创业，为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提供载体；全方位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一系列投融资服务，如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中小微科技企业创新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扶持风险投资基金发展，以香港开放的国际金融市场为平台，培育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化风险投资和投融资主体；等等。

(四) 抓紧布局未来科技产业新格局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纵深发展，催生了众多新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实现快速迭代和衍生发展。由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的新兴科技产业的爆发性增长已经出现明显特征。当前，旧金山湾区研发重点集中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空间技术等领域，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无人驾驶、精准医疗等方面，这些产业均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很有可能即将以颠覆性的特点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催生前景广阔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都应该紧跟全球科技革命新态势特别是美国硅谷科技创新的动态，了解哪些领域将出现革命性的科技变化，抓住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发展的契机，引导企业突破前沿技术并加大对这些“硬科技”创业者的扶持力度，推动形成对新技术的开发、集成及市场应用，培养发展前沿新兴产业。同时，抓住产业爆发式增长机遇，积极营造适合跨界的产业生态和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大力培育独角兽企业，并发挥其带动作用，推进新型科技产业链的纵深发展。在参考国内外政府机构、咨询机构、智囊团、全球知名高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等相关研究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每年定期发布“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新兴科技趋势报告”，既为粤港澳大湾区相关部门总体把握和追赶全球核心科技趋势提供依据，也为政府和社会资本指明科技投资方向，以确保大湾区在未来发展中的科技战略优势。

(五) 极力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都应该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加快降低企业创新创业的成本，打造制度优越、环境优美、成本低廉的全球创新创业高地。在社会上要大力推广允许失败的创新创业理念，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激励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大胆创新。要加快推进理性文化的培育，削弱投机文化和民粹主义的发展，培育敢为人先的创新创业精神和理念。要进一步弘扬、保护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创新创业的拼搏精神，加快鼓励、引导企业家创新和社会大众创业，营造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