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①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于2015年才被明确提出，但是粤港澳农业与食品供应的制度化合作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为满足港澳同胞的日常生活需要，由内地向港澳运送鲜活食用农产品的列车搭建起了广东与港澳沟通的桥梁。港澳回归后，内地与港澳的合作跃升至新高度。2003年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协议，标志着内地与港澳关系迈向政府推动合作的新阶段。2008年国务院出台《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要快速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为港澳经济繁荣提供有力支持，并强调要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供港澳农产品基地建设，谋求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和更广范围的区域合作。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研究制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发展规划，至此“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加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

①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本文也称之为大湾区11市。大湾区9市是指广东的9市，不含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在市场发展和政策推动下不断深化，从最初单向满足港澳居民基本生活的食用农产品，到注重安全、绿色的高品质农产品供应，再到协作联动的一体化食品食用农产品治理，这无不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的现实需求与长远取向。粤港澳大湾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的良好合作需要发挥各地农业产业链的比较优势，提升各地优势农产品的供给能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的基础深厚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市在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方面，拥有深厚的前期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众多、土地资源丰富、科技与经济实力雄厚，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潜力巨大。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达到6 951.8万人，其中香港739.2万人、澳门64.8万人；土地面积为55 907.44平方公里^①；GDP总量实现101 843亿元^②。其中，大湾区9市GDP占广东省总量的84.4%，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占广东省的34.10%，除深圳外的大湾区8市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为23 081.09元，远高于广东省的15 779.74元和全国的13 432.40元。从人口体量、土地规模、经济影响力看，粤港澳大湾区居于世界四大湾区之首^③。人口高密度集聚意味着食物消费偏好多元化和食品升级消费需求旺盛，这既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优质农产品提供了稳定的目标市场，又为各区域依据资源禀赋优势在农产品全产业链上开展合作提供了市场驱动，还对大湾区11市内生了联防联控食品质量安全的紧迫任务；优渥的土地资源和繁多的物种品类，为大湾区农产品生产与区域合作提供了自然环境基础和足够的发展空间；科技创新资源和产业发展优势突出，高校与科研院所云集，食品生产与加工企业众多，为大湾区农业生产和食品安全的关键技术突破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经济发展实力超前，尤其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基础深厚，不仅为大湾区农产品生产和食品安全合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还能够促进区域内甚至跨区域的以工哺农、以城带乡进程。

① 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农村常住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来自2018年的《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和《澳门统计年鉴》。

② 数据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

③ 资料来源于《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

粤港澳大湾区各市经济社会发展异质性大，资源互补性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空间广阔。大湾区11市属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不同体制机制既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带来挑战，也为多渠道多业态的合作增添价值链增值机遇。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看，除香港、澳门、深圳没有农村人口外，2018年末佛山、东莞、珠海的城镇率依次为94.98%、91.02%、90.08%，中山、广州的城镇率分别为88.35%、86.38%，惠州、江门、肇庆的城镇率逐次为69.55%、66.50%、47.76% ^④。11市的城镇化水平不同，功能承载亦不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香港形成金融市场优势，澳门拥有旅游文化优势，9市具有生产优势和产业优势，这些优势在合作中能够形成叠加放大效应，激发优质要素聚集的活力。例如，不少内地的食品企业纷纷到香港上市，除了融资功能外，更看重上市过程中其在国际资本市场宣传和推广公司业务的机会。从内部要素配置状况看，大湾区东部土地与劳动力要素制约日渐突出，而西部土地与劳动力要素储备相对丰富，湾区农业生产与食品安全合作的要素整合空间较大。另外，大湾区涉农区域生产的农产品不足以保障湾区内庞大的需求，主销区的食物来源还需从大湾区之外补充。同时，湾区外的内地地区，尤其是泛珠三角区域纷纷主动寻找承接大湾区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流动的机遇，这均为大湾区内外部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创造了契机。

④ 除惠州数据来自《2017广东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各市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发达，数据技术领先，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具备互联互通的物质基础。粤港澳大湾区现有5个机场，港口、城际轻轨、高速铁路和公路交通网络密集，人流物流十分繁忙，港珠澳大桥已经通车，地理上的互联互通越来越便捷，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城际快速交通网络将实现主要城市间1小时通达，极大地降低了11市之间食品食用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大湾区互联网设施先进，大数据技术广泛使用，物联网技术高速发展，这既为疫病疫情、食品安全的联防联治提供了技术保障，更为高品质的“点对点”式短链农业架起了中心城区消费者与涉农区域生产者联结的桥梁。随着信息交流的通畅，粤港澳联防联控应对了一系列包括“注胶虾”、病死猪肉制品等食品安全事件。近年来，湾区内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短链供应式共享农场逐渐兴起。例如，广州艾米农场通过采用会员制和订单农业，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消费者既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水稻的生产过程，体验农村生活，又能实现远程监控管理，获得放心的胚芽米。食品食用农产品的产销共享模式，按需生产，不受市场波动影响，保障了农产品全产业链的供应合作和价值增值。依托发达的交通与信息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现实条件。

香港、澳门与大湾区9市文化同根同源，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已有深厚的心理认同和前期基础。大湾区11市居民生活习惯相似，喜欢粤菜，人缘相亲，民俗相通，早已超越改革开放前期的“前店后厂”协作模式。11市现已在基础设施、金融贸易、科技教育、休闲旅游、生态环保、社会服务、农业生产、食品安全等领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2018年广东省出台《广东省“粤菜师傅”工程实施方案》，力求在5年内培训粤菜师傅5万人次以上，粤菜的传承与发扬将有助于11市特色饮食文化的融合交流和人文湾区的建设。在食品安全合作方面，长期以来供港澳农产品依托卓越的质量监管体系，形成了超高认知度和信任度的农产品品牌，具有超越其他质量认证体系的溢价率。香港有不少食品企业的业务遍及港澳、内地、欧美及世界各地。例如，创建于1968年以餐厅为主业的大家乐集团，1992年进驻内地，现业务广泛分布在珠江两岸的大湾区各市；美心食品、李锦记、香港四洲集团、香港鼎记食品等企业纷纷在内地开展业务。2017年香港食品加工企业有1 258家，加工食品及饮料总出口额达到595.41亿元^①，通过承接大湾区9市的农产品原料，能有效提升食品食用农产品价值，进而带动珠江两岸的农业发展。

① 数据来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官网。

综观世界湾区农业，事关食品安全、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的食物生产、加工、分配、消费和废物处理的食物系统已经日臻完善^[1]，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而且成为安全食品供给、生态涵养、科普教育、康养休闲等多元功能的有机载体。但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的合作优势发挥不明显，不仅与世界湾区相比存在较大落差，在我国区域农业发展中也未能处于领先地位，仍存在很多短板。例如，大湾区9市农业产业层次与标准化程度总体偏低，农产品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农业品牌影响力不强，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后，农产品供需结构失衡等问题突出。2017年广东省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为14 566.48亿元，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为2.44，该指标值在全国排第4位^②；2017年广东省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产值的比例仅为4.11%，低于全国4.9%的平均水平，与山东的6.51%相距较大^③。广东农业“大而不强”格局与南粤GDP连续30年领跑全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② 数据来自《广东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及《广东统计年鉴(2018)》。

③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8)》。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湾区内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无论是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产业集群、综合实力，还是农业产业链整合、食品安全制度供给、供港澳种养殖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目前大湾区11市的农业和食物系统还未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推动湾区内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对于引领中国农业提质增效、推进广东“一核一带一区”的乡村振兴和一流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献述评

近十几年来，粤港澳合作与大湾区建设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发展^[2-3]、城市集聚^[4-5]、制度融合^[6-7]、科技创新^[8-9]和文化产业^[10]等方面。

供港澳食品的安全机制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刘杨、张建方将供港食品模式归结为“政府+公司+基地+农民+标准化+监管+市场”的系统模式^[11]。李显戈、周应恒提出，供港蔬菜实行“公司+基地+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与“国家质检总局—省质检局—市质检局—交易市场或配送中心检测点”四级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相结合的运行模式，解决了内地衔接不畅、责任不明的食品安全监管顽疾^[12]。包先雨等利用RFID、食品安全检测和监测预警技术，提出了一种供港食品有害物质全程溯源与实时监控模型^[13]。法律机制是内地与香港食品安全合作有序推进的保障，石佑启、韩永红认为应立足于两地食品安全合作法律实践的现状，从组织机构、表现形式和内容三方面予以构建^[14]。罗必良等表示粤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有待优化，并提出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构建绿色农产品的封闭供应链、建立农产品供应链可追溯体系和质量安全标准、实施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监控等措施，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15]。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和消费规模的逐渐扩大^[16]，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有着更深的内涵与更高的要求。

农业合作领域的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和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研究。王永春、王秀东梳理了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发展历程，并提出应在农业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引导等方面加强多层次合作^[17]。依托中亚五国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和中国先进的技术、管理优势以及资金条件，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领域可实现较好的互补互利合作^[18]，合作重点领域主要为互补性农产品贸易、本地农产品加工、生物和灌溉等农业科技领域、中方投资为主的农业金融以及贯通整条农业产业链的全面合作^[19]。二是城市化与都市农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城市化与都市农业两者呈现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关系^[20]，且都市农业功能价值总量及密度均表现出从都市圈边缘区向核心区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21]。此外，贾莉、李大胜基于“SWOT”分析框架，探讨了泛珠三角区域农业合作的可行性，加强区域合作、扩大新的发展平台是中国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关键^[22]。吕运涛从市场需求、高端种植、质量管控、食材加工和人才引进五个方面，分析了湖南农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精准定位，以期实现农业的互补性结合^[23]。

现有文献从不同层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了探究。部分文献探讨了供港澳食品的溯源和管理等问题，这为粤港澳大湾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积累了经验素材，区域农业领域合作的相关研究为大湾区的农业合作提供了借鉴与启迪。或许由于农业发展对各地GDP的贡献有限且贡献力度渐减，或许源于当前统计口径局限于农业生产环节而没有顾及农业与食品供应的关联，或许归因于农业与食物系统领域的数据缺失，现有文献对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问题的研究相对忽视，鲜见将农业发展与食物安全结合起来的研究，而农业产业价值链拓展到食物系统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①。鉴于此，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11市作为研究对象，探析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问题，期望各市发挥农业产业链的比较优势，以实现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的优势互补。

① 国际农业统计惯例是从农业产业价值链视角估算农业产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农业—食物系统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3.3%，比该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7.6%高出15.7百分点。本注释转引自万俊毅.破解城乡融合发展的软硬约束[N].南方日报，2019-05-21(A17).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香港和澳门经济发达，2017年两地经济总量占大湾区的25.82%。伴随都市居民食品消费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对高品质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港澳两地成为引领大湾区农业发展与食品安全合作的典范。香港无论是食品加工、商贸物流，还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接轨等方面优势都很突出。澳门虽然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较小，资源有限，但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承担着建设世界旅游中心、葡语系国家合作服务平台和科技创新的功能。由于土地资源匮乏，港澳两地农林牧产业发展有限，但渔业发展历史悠久。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数据，2018年香港渔业产出量达2 500多吨，占整个香港市场的3% ^③。港澳两地为推动其渔业融入大湾区建设，大力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捕捞渔民转型升级，发展深远海养殖业。两地还积极发展特色传统渔业文化，通过举办“休渔渔家乐”等活动有效对接旅游产业，推动渔业价值增值。同时，港澳两地在食品食用农产品“微笑曲线”的右端竞争力强劲，对于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价值、打造农产品品牌、促进农产品销售、引导消费升级等方面都可发挥重要作用，是推进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提升湾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引领城市。

③ 数据来自人民网香港2019年1月4日“香港渔农美食嘉年华开幕”中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渔业主任邱宝讲话[EB/OL].http://www.sohu.com/a/286740879_114731.

囿于香港和澳门的数据获取不全，本文主要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东省9市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自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及各市年鉴。由于内地与港澳在2003年签署CEPA协议，本文遂以2003年为时间节点，分析大湾区9市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的时空变化。为避免单个年份的数值波动导致数据出现偏离，本文分别采用2000—2002年和2015—2017年各3年的均值代表2002年和2017年的数据。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功能分类与定位分析采用2017年的数据。

(二) 变量与指标体系构建

1.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的变量选择

农产品供给不仅属于数量安全的范畴，而且具有质量安全的深层内涵。决定区域农产品供给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当地农业资源的丰裕程度，可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测度。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反映了各市的农业资源禀赋、供给规模和结构布局，其中农产品供给种类的多元化和结构高级化可以诠释供给质量水平。根据一般的农产品供给类型，本文计算大湾区9市的粮食、蔬菜、水果、水产品、猪肉、奶类和禽蛋的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并以此计算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上述7类食用农产品可以反映大湾区各市农产品的基本情况。变量包含广东省和大湾区9市的粮食作物产量(万吨)、蔬菜产量(万吨)、水果产量(万吨)、水产品产量(万吨)、猪肉产量(万吨)、奶类产量(万吨)、禽蛋产量(万吨)及常住人口(万人)。

2.农业产业链功能的指标构建

促进大湾区内各市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必须建立在各地发挥农业产业链优势功能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农业全产业链视角，考察涵盖农业生产和食物供应链条的生产、物流、消费、加工和贸易等诸多环节，选取相应的代理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进行功能分类，并通过聚类分析确定9市的功能定位。一般来看，特定地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其农业发展的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也越高；农业的物流、加工和对外贸易等功能水平越高，农业在产业链延伸、农产品附加值增值、带动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消费水平越高，意味着消费需求更多转向多元化、高质化，引领消费的作用越大。从整体看，随着产业链的各类功能水平提升，农业产业链竞争力增强，农业与食物系统也将日趋完善。农业产业链功能指标体系的构建如表 1所示。

(三) 方法说明

1.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的计算

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使用各类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的加权平均数测度，其公式为：

$ {R_m} = \frac{{\sum\limits_{i = 1}^n {{r_{mi}}} {s_{mi}}}}{{\sum\limits_{i = 1}^n {{s_{mi}}} }} $

(1)

其中，R_m表示m市的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 r_mi指m市第i种食用农产品的供给优势指数, s_mi指m市第i种食用农产品产量占全省的份额，m指大湾区各市，i指农产品种类，n指食用农产品的种类数。

式(1)中，m市第i种食用农产品的供给优势指数r_mi的表达式为：

$ r_{m i}=\left(y_{m i} / Y_{\mathrm{g} i}\right) /\left(p_{m} / P_{\mathrm{g}}\right) $

(2)

其中，y_mi和Y_gi分别表示m市和广东省第i种食用农产品的产量，p_m和P_g分别表示m市和广东省的总人口数，g指广东省。

若m市第i种食用农产品的供给优势指数r_mi大于1，说明该市第i种食用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反之则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若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R_m大于1，说明该市的食用农产品供给能力较强，数量安全程度高，反之则较弱。

2.空间数据分析

为了探索粤港澳大湾区9市食用农产品供给的空间分布特征，文章利用GeoDa软件对比分析2002年和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9市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的时空变化。

3.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

考虑到影响农业产业链的因素较多，因而选择的指标也比较多，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需要进行降维处理。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将相关性较强的变量重新组合，生成几组不相关的变量，进而观测农业生产和食物供应数据背后的结构维度；接着对农业产业链的各项功能进行分类，通过对因子的聚类分析，得到相对较清晰的地区农业产业链功能分类情况。

五、粤港澳大湾区食用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时空变化

从整体看，从2002年到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能力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 2)，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整体下降了18.60%。2002年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广州、深圳和肇庆，2017年则变化为肇庆、珠海和江门。十几年来，肇庆、江门和惠州的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呈现上升态势，农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而其他地区则出现了弱化现象。这既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相关，也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定位的影响。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开放门户枢纽，深圳是国际创新服务中心，广深两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发挥着核心引擎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农业地位相对下降，尤其是城市化率达到100%的深圳，耕地资源被挤占，农业发展空间受限，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由2.289直接下降到0.607，降低了73.5%。肇庆、江门和惠州地处大湾区边缘，人口密度小，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十分丰富，三市土地面积占粤港澳大湾区的63.94%，其中肇庆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三市在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东莞的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一直处于末位，东莞的制造业相对比较发达，而第一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0.3%，在农产品供给方面不具备优势。

从各类主要食用农产品的供给能力看(见图 1和图 2)，2002年肇庆的粮食、蔬菜、水果、猪肉和禽蛋供给优势指数，江门的水产品供给优势指数，以及广州的奶类供给优势指数均排在首位，而深圳的粮食、蔬菜、水果、水产品、猪肉和禽蛋供给优势指数，中山的奶类供给优势指数则均处于末位。2017年各类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中，肇庆的粮食、水果和猪肉供给优势指数，惠州的蔬菜供给优势指数，珠海的水产品供给优势指数，广州的奶类供给优势指数，以及江门的禽蛋供给优势指数占据首位；在末端的除了深圳前述的6类农产品，还有东莞的奶类供给优势指数。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供给优势区域不再仅仅局限于肇庆、江门和广州三地，而是逐步扩展到惠州和珠海。各地根据各类农产品的供给优势指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突显本地在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中的供给优势。

为了直观审视粤港澳大湾区各市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的时空变化和集聚特征，本文采用GeoDa软件进行空间集聚分析。结果表明，2002年各市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不具备集聚特征，分布比较分散。2017年各市食用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表现出集聚态势，等级递进现象较为明显：珠江西岸地区的农业发展基础较好，农产品综合供给优势指数最高；珠江东岸地区次之；由于湾区中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地位相对较弱，农产品供给能力稍显不足。

粤港澳大湾区9市食用农产品在供给数量发生变化的同时，其供给的产品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呈现逐步调整与优化态势。粮食、水产品、猪肉和禽蛋等农产品在地域和空间上形成高度集聚体，农产品地理集聚形成的外部性带来行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实现集聚区农业的发展与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形成内生优势^[24]。各市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各市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相差有限，但2017年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差距极化特征明显，且“一地一品”特征鲜明，优势地区主要集中在肇庆、江门和珠海。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在农业合作中，要充分发挥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实现食品食用农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六、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产业链功能的空间分异

通过对农业与食物系统涉及的生产、加工、储运、贸易、消费等变量进行分类筛选，计算农业产业链的分类功能评价分值，进而确定粤港澳大湾区各市的功能定位。由于样本数量较少，而指标变量较多，直接进行因子分析会产生非正定矩阵，使得无法计算相关系数平方和。鉴于此，根据各变量的内涵，将总变量分成两组进行因子分析，再根据各主成分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探究大湾区各市农业产业链功能的空间分异情况。

(一) 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产业链功能测度

利用SPSS24.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两组因子的KMO检验值均为0.6，且通过了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的累计方差大于等于85%的原则，分别提取2个和3个主成分。在因子分析组1中，第一公因子在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X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₂)、农民合作社(X₃)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X₄)上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农业生产、组织经营和当地支持农业发展的情况，定义为农业生产水平因子；第二公因子包含港口货物吞吐量(X₅)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X₆)，反映了当地的港口设施建设和参与货物运输的能力，定义为物流服务水平因子。在因子分析组2中，第一公因子在城镇化水平(X₇)、恩格尔系数(X₈)和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₉)上载荷较大，反映了本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定义为消费水平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单位数(X₁₀)、农副食品加工业总产值(X₁₁)和R&D科技经费支出占比(X₁₂)上载荷较大，反映了当地的农产品加工及科技创新的能力，定义为农产品加工与创新水平因子；第三因子在外贸进出口总额(X₁₃)上载荷较大，反映了当地对外开放程度和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能力，定义为对外开放水平因子。综上，将大湾区各市在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中应承担的功能划分为：农业生产功能、物流服务功能、消费功能、农产品加工及创新功能、对外开放功能。各功能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排名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各市由于地理区位和资源条件不同，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实力极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州、深圳和佛山的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水平依次位列前三。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综合得分遥遥领先，在农业生产、加工、物流和贸易方面都具有引领作用。2019年广州携手香港和澳门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按照供港澳质量安全标准，向市场提供安全优质的绿色农产品。深圳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水平排名第二，主要得益于深圳的创新发展和国际化的物流支撑，而且深圳拥有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中国五大之一的航空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中，应充分发挥深圳物流和对外贸易方面的优势，为农产品提供高效便捷的流通服务，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农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佛山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水平跻身前三，源于佛山的产业优势和地缘优势。佛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摇篮，随着广佛一体化、香港—佛山1小时经济圈的打造，依托广州的科教力量和香港的国际影响力，佛山在农产品加工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同时，佛山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世界著名的桑基鱼塘和“食在广州、厨在顺德”的美誉，佛山的美食文化对于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的饮食消费、增强居民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

肇庆、江门和东莞的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水平分别位列粤港澳大湾区9市的第4、5、6位。肇庆作为大湾区对内联系的前沿，是湾区通向大西南和东盟的通道。江门在空间上与广佛都市圈、深港澳经济圈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黄金三角地带”，是珠三角进入粤西的必经之地。肇庆和江门两地共性较强，不仅都是大湾区重要的门户城市，而且生态环境良好，土地规模较大，土地承载力优势明显，农业发展空间广阔，两地可以联手发展现代农业产业集聚区，建设以满足大湾区乃至全国市场优质农产品需求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同时，借助大湾区发展的机会，积极弥补两地交通发展的短板和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薄弱的劣势，推动农业产业向集聚化、规模化、中高端迈进。东莞具有强劲的工业基础，位于广深之间，享受广深交通的溢出福利，在大湾区建设背景下，东莞“筑巢引凤”“腾笼换鸟”的政策正在发挥作用，高端产业纷纷落地东莞，东莞在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对外合作方面的优势作用将会更加凸显。

惠州、珠海和中山的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实力分别处于大湾区9市的第7、8、9位。在大湾区建设中，惠州土地面积仅次于肇庆，可发展的腹地大，能够承载来自深圳、东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大。惠州作为香港主要的“菜篮子”供应基地，拥有“1小时经济生活圈”的优势，应秉持供应优质农产品的经营理念，坚持以消费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农业生产，同时结合惠州旅游业的优势，积极开发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提高惠州农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珠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较强的产业发展基础，但由于珠海农业以渔业见长，农业生产结构相对单一，农产品加工产业较少，致使珠海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实力较弱。珠海连接澳门，地理位置特殊，随着交通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和澳门—珠海极点带动作用的加强，珠海可以有效推动葡语国家与内地市场的联结，同时也有利于珠海“斗门农业”走出国门和提升农业整体质量。中山农业产业链综合发展实力处于末位，在粤澳港大湾区建设中，确立了中山打造珠江西岸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战略定位，中山的地理优势将被激活，特别是随着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广中珠澳城轨和广佛深直达中山的地铁建立，中山交通瓶颈被打破，这将有利于中山的农业发展融入大湾区建设，可促进中山农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升。

综合观之，农业产业链五类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9市中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农业生产功能主要集中在肇庆、广州、江门和惠州，这里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应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产品标准化程度，承担大湾区优质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及园区合作开发的功能。广州和深圳物流服务功能占据绝对优势，不仅是大湾区，也是中国的货物集散地，可承担农产品流通的中转地功能。消费功能方面，佛山、深圳、珠海、东莞及中山的居民消费水平相对比较超前，拥有较高的居民收入和城镇化水平，消费呈多样化、高质化特点，湾区各市需及时调整农产品市场定位、品种结构和深加工产品的方向，转产适应市场需求的优质食品。农产品加工与创新功能集中在广州、佛山、东莞和江门，这些地区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科技创新水平高，可利用其农产品加工平台，承接湾区内外农产品的加工业务，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功能方面，深圳、广州、东莞和肇庆的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可承担湾区农业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的功能。

(二) 基于地区农业产业链功能差异的聚类分析

为清晰审视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在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过程中应发挥的功能作用，探究各市之间的功能差异，根据农业产业链功能的因子分析结果，利用SPSS24.0软件对各市的农业产业链功能进行系统聚类分析，聚类的树形结构如图 3所示。

由图 3可以看出，根据农业产业链功能定位，将粤港澳大湾区9市划分为四类功能区相对合适。为进一步检验各个类别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判定分类的合理性，对各功能进行单因素ANOVA检验和均值分析(见表 4)。

由表 4可知，各功能类别具有显著性的差异，表明将粤港澳大湾区9市划分为四类农业产业链功能区域是合理的，详细的分类结果和均值如表 5所示。在四个类别中，第Ⅰ类为广州，其物流服务和农产品加工与创新能力较突出，能有效带动大湾区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发展；第Ⅱ类为深圳，消费能力强，对外开放优势明显，可引领大湾区的食品食用农产品消费，推动农产品向国内外两个市场拓展；第Ⅲ类为佛山、东莞、中山和珠海，在农业产业链的分类功能定位中，处于中等地位，亟须找准自身定位，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历史机遇，挖掘好自身优势；第Ⅳ类为肇庆、江门和惠州，三市农业生产水平最高，具有先天优势，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作为原料输出基地，应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提高农产品价值和品牌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失港澳两地的部分数据，在农业产业链分类功能评定中没有考虑港澳。然而，毋庸置疑，港澳两地虽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能力有限，但在物流、消费、农产品加工创新、对外开放方面的带动能力处于绝对优势，其中香港优势更加突出。2017年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达到28 150万吨和2 076.3万标准集装箱，仅次于广州和深圳^①。香港人口700多万，恩格尔系数仅为13.85%^①，港澳居民生活水平较高，食物消费升级空间大，对食品食用农产品的消费升级具有引领作用；供港澳食品多年来的高品质保障，加上港澳两地拥有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能有效提升湾区的食品安全水平。香港拥有众多国际知名食品加工企业，并且享有良好的声誉，能够带动湾区和珠江两岸的农业发展；香港作为国际化的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的枢纽，能够高效链接全球资源，是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上的重要载体。

① 数据分别来自新华社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018年3月6日公布的数据和前瞻产业研究院。

① 数据来自《香港统计年刊(2018)》。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食用农产品供给优势指数时空变化特征明显，各市优势产业日渐突出，肇庆的食用农产品供给能力最强。大湾区食用农产品供应能力分布呈现不断积聚态势，中心地区农业发展地位逐步弱化，边缘地区农业发展势头强劲。各地区农业产业链分类功能水平不均衡：广州农业综合发展实力最强，在物流服务和农产品加工与创新功能方面具有引领作用；深圳的消费功能和对外开放功能占绝对优势；肇庆、江门和惠州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生产功能。香港地区在物流服务功能、消费功能、农产品加工与创新功能及对外开放功能方面优势最明显；澳门地区的消费功能和对外开放功能比较具有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中国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战略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农业与食物系统合作任务艰巨，需要通过多途径、多手段加强合作。

第一，立足具有供给优势的特色农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湾区各市根据资源禀赋优势，选择具有供给优势的农产品，建设集生产基地、加工、科技、服务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农产品深加工为重点，合力打造全产业链，发挥产业集聚和功能互补效应，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效益倍增。

第二，积极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鼓励其投身大湾区建设。食品食用农产品的源头在于生产。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应加大力度培育合作社联社、农业企业等市场主体，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带动农户进行绿色的标准化生产，从源头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为大湾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注入生产动力。

第三，加快湾区智慧城市建设，提升现代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和智能技术，既能助推大湾区各地的都市农业、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发展，又能为大湾区共享的短链农业供应提供支撑，还能助力提升大湾区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水平。各市互联互通农业与食物安全的信息平台，也能及时响应并解决食品安全事故问题。

第四，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平台的作用，促进大湾区涉农新产业新业态涌现。利用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设立的众多创新创业平台，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研发优势，积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食品安全与营养协同创新中心。同时，要为创业者营造机会，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湾区内各市农业经营与管理人才的流动。

第五，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制度融合创新。根据三地发展实际，积极探索“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的新制度机制，破除制度壁垒与障碍，促进湾区内农业发展与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规则的有机衔接，进而实现湾区内涉农管理单位的互相协调与联动，以及资源要素的自由配置与流动。

第六，积极探索大湾区食品食用农产品安全供应新模式，发挥湾区的外溢效应。按照“同一标准供应、同一平台流通、同一质量安全体系监管”的运行模式，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集生产、加工、流通、贸易为一体的农业全产业链。推进“粤菜师傅”工程，把湾区的食品食用农产品推向世界各地。粤港澳大湾区11市发挥各自农业产业链的优势功能，加强区域合作，联动泛珠三角区域，同时辐射带动内地区域，促进中国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