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当代中国社会重新重视起这一中华文化的元素，除了加强书院文化遗产的保护外，从传统书院中汲取精神营养，对书院进行传承与创新成为民间社会文化自觉与国家文化战略、文化建设的重要选择。以往对于书院与社会的研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书院与社会的关系，涉及书院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发展的社会动力，以及与学术、地域文化的关系、社会文化功能等^[1]。在当前中华民族复兴与重铸中华文化的时代，对古老书院进行历史资源的挖掘、近代变迁与现代转型成为研究的重点，不少学者对于当代书院都冠以“复兴”来概括。

当代的书院已经不只是文化的传承，更具有现代意义，富有现代性的思考，社区书院作为一种尝试走入大众的视野。以往具有社区书院性质的机构多为实施大学书院制的高校，如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在学生住宿管理中，以学生社区书院的形式，组织管理学生，开展各种类型的活动，并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 被认为是高校学生生活园区德育创新模式^[2]。高校的社区书院发挥了书院精神对于大学教育的现代价值，进一步地梳理中国书院的历史经验，提炼其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建设经验，将中国书院的文化精神进一步地植入社会生活，发挥其在公民道德与文明素养上的培育功能与社会价值，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长远举措。

一、中国书院在传统社会的功能与影响

现代社会对于“社区”(或共同体)的概念，一般认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德国的现代社会学缔造者斐迪南·滕尼斯在其经典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认为家庭、宗族这样的群体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村庄、城市这样的集合体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之上，而友谊、师徒这样的联合体是建立在思想的基础上^[3]。现代社会管理中的“社区”概念虽然与学术意义上的“社区”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具有一定的市场、社会网络以及政治等诸多关系，具有多功能的作用，其中人文关怀应该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4]。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没有“社区”的概念，但在聚族而居中形成了以宗法伦理、社会稳定为着眼点的家族社会。特别是宋代以后，普遍的聚族而居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也让儒家的政治理念进入百姓的伦理生活。不可否认的是，家族社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5]，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为中心而构建的将自然、历史乃至思想聚合而成的共同体。对比而言，家族、乡族一定意义上与现代社区的地域范围是一致的，在社会管理的办法和途径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6]等都揭示了中华民族重视家族社会生活中“学”的传统，体现了儒家教育文以载道的宗旨与方法^[7]。书院作为传统中国独特的学术、文化与教育机构，从唐末书院兴起，至宋、元、明、清的兴盛与普及，历史上计有7500多所书院^[8]，其中有诸多的家族书院、乡村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人才的培养、思想学术的传承、社会风俗的塑造等都有着重要历史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培养家族、乡族及社会人才

书院的产生与来自民间社会的文化教育需求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家族社会地位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族士绅学子的多少。为发展本地区经济和传承家族文化，许多家族特别是官宦富贵之家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一般家族都开设学堂、书院以培养子弟，形成家族书院、书堂。地方文献特别是族谱中所记载的家族书院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书院形态。以福建地区为例，其开发主要由于唐末北方士民举族而来，又聚族而居，福建最早的书院有建阳熊氏的鳌峰书院、邵武黄氏的和平书院、古田余氏蓝田书院等，培养教育了家族人才^[9]。

宋代书院教育的功能更加凸显，特别是其与科举的结合，扩大了影响力。到了明清之际，官私书院普及，书院主要以“四书五经”等科举考试作为主要内容，要求生童掌握课艺，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满足了士子求学科举的需要，承担了社会各阶层普及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功能，进一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二) 孕育学术思想与普及社会道德标准

北宋时期，以理学家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为了重振儒家文化，有意识地兴办书院。书院山长多为学识渊博之人，学者在其中著书立说，自修讲学，相当于现在的一些研究院。在理学家的精心经营下，书院也成为传承儒家“道统”的场所。到了南宋时期，在朱熹等理学家的带动下，书院建设之风更盛，讲学之风更是自由，特别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辩”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标志性的高峰，为当时学术之盛事，首开中国学术争鸣风气之先河，所碰撞出来的思想火花和学术成果对当时及后世儒家学术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陆九渊以后多立书院讲学，奠定了中国书院与思想学派相结合的基础。宋理宗以后，随着理学被官方正统化，各地官员纷纷仿效理学家建立书院。宋代理学家们所设计的道德标准经过元、明时期不断的制度实践，在书院中推行官方政治哲学，在家族社会中延续家规和族规，从而真正建构了中国社会宗族制度与乡族制度^[10]。

广建家族书院也成为学术、道德影响民间社会的方式。家族子弟自小在书院中接受基本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对中国经典著作的学习，保持了家族文教风气的生命力，促进了道德标准的普及。

(三) 敦化社会风俗与保持文化主体性

从古至今的社会发展，“人”的问题是永恒的出发点，人的社会“教化”也是经久不衰的历史命题。自汉代起，儒学的重要社会职能就与社会风俗密切关联，在国家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文风教的传播。目前可考的最早的教学功能较为齐全的书院是唐代漳州的松洲书院，以士民和生徒为对象，创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传道授业，教化乡里，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又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礼仪，通过“论说”“开引”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思维，取得了“于风教多所裨益”的效果。唐代以后，书院的广泛存在使得诸多边疆地区有“邹鲁”的称呼以及民风敦化的传统，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11]。

书院所面向的对象不仅是学子，还有普通的百姓。理学家们的“天理”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家庭、宗族等社会环节逐级实现。诸多书院是官方和民间以及学者通力合作而成，如玉山刘氏义学由官僚士大夫刘允迪创建，朱熹曾亲自为其撰文，说其“割田立屋, 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12]。书院的社会功能通过教学、祭祀、出版以及环境的塑造等建构子弟的学识与行为来体现，敦品励学，教化人心，传播传统道德和伦理精神，进而转移社会风气，沉淀纯朴民风。明代的议政型书院因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虽然几多兴废，但是当时书院的精神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书院已经不仅是讲学之地，还兼具了议政之风，也代表了民意的趋向^[13]，可见书院对于社会风俗的影响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更加开放，更趋向大众化。

书院在元、明、清三代不仅数量大大增加，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更加趋向文化普及与风俗敦化。考察地方志以及现在留存的书院古迹，诸多书院实质为社学(乡学)乃至义学，以乡村书院的形式建构了中国乡村教化体系。唐中期以后，乡学(又称村学)就有兴起，由地方官府创办，以地方乡村公共场所为学舍，经费自筹，聘请乡间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为教师，属启蒙教育性质。元时社学起源于政府，以50家为一社，由负责的官吏选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子弟农闲时入学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同时教劝农业生产。明承元制，社学的对象主要针对15岁以下的乡民，教育内容更包括经史、历算以及律令、礼节之类。清初社学对象是12岁以上20岁以下有志学文者，入学者得免差役。正如明代吕坤所撰的《社学要略》中所言，“社学之设，最有关于教化，故历代皆重其事……社学要略，不因科第而后读书，不必作文而后为学，因人立教，即知即行……”^[14]可见社学是官学向基层的延伸，政府提倡社学的目的并不在于科举，而在于用儒家伦理来规范社会，把基层教育演化为化民成俗的活动，社学也成为地方组织活动的公共空间。虽然因为经费的关系，官方的社学渐废，而民间自行设学的现象增多，社学较多转化为地方公益金或私人筹资的义学、义塾，也使得书院这一名称得到普及与推广，概念内涵得以扩大。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学的冲击以及大众文化教育普及的需求，书院与儒学的种种弊端日益突显。为了适应时代的变革，书院引入了“新学”“西学”的形式与内容，以积极改革的态度走向近现代化。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发布了《兴学诏书》，诏令全国书院短时间内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随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的废除，中国书院制度淡出了历史舞台。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书院在师生关系、自由精神、课程研究等方面都有中国本身社会历史的特色^[15]。在“西学东进”的时代，“国学”的倡导者提倡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中去寻找社会变革、发展的思想依据。相比于西式的学校，仍有以章太炎的国学讲习所、马一浮的复兴书院、吴宓主持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以及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等近代书院，也出现了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爱乡兴学群体重视发展现代社区教育，无论是在中国文化的内容方面抑或是教育的精神方面，面对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都积极地适应、调整与创新，葆有一份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总体而言，中国书院在培育人才、改善社会风尚、传播民族文化等方面对传统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具体而深远的。一些坚持中华文化道统的有识之士也通过书院继续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奠定了中国之学与书院在20世纪后的继续发展的近代历史基础。有些学者更是把发扬私人讲学的书院视为中国的“公民”或“民间社会”机构^[16]，当代较为正规的书院也需要在民政部门注册作为一种“民办非企业社团组织”被中国政府认可，可以说中国书院的历史发展中带有一种不断更新、创造的思潮，对于我们当代社会仍然有一定的启示^[17]。

二、中国当代社区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一般而言，传统书院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学的不足，理学的昌盛，科举的刺激，朝廷的提倡，宗族的传统，还有佛道与读书山林的风气，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院的整体发展，而具体到每一个书院，其兴起的原因更多的是独特的，历史上的中国书院就是较为复杂的教育文化机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学热”自民间兴起。在全球化时代变革浪潮中，文化竞争力逐步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文化的勃兴更多倾心于文化自信力的表现，是一种力图从千年中华文化中寻取现代性资源的努力。在对文化历史的理解、尊重和当前现代化发展的双重诉求之下，当代对传统的取舍与甄别、定位和转向成为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如何延续传统，如何将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换，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研究的重大课题。

随着官方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各种不同规模、形态与形式的书院相继出现。根据国家民政部官方网站数据，截至2017年底，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书院类机构有近800所^①。另据岳麓书院中国书院研究中心近年不完全统计，现在已达2000所以上从事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书院类机构，总数已超过明代，这其中绝大多数书院深植于社会生活中，与当代社会互动密切。当代中国，以社区书院为载体，将承载了明显中国文化特征的“书院”移植到当代社会生活中，其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① 根据国家民政部官方网站数据统计。

(一) 挖掘历史资源型社区书院

这类书院主要是基于该区域本身具有传统文化特别是书院文化历史资源，并且使之与现代基层社会相结合，面向市民开展中国文化教育的内容。例如，河北保定莲池区因为有省会书院莲池书院的历史，出现了一批传承莲池书院精神的新型现代书院，包括保定市新莲池书院，主要是展现莲池书院相关名人的生平事迹，开放典籍藏书楼, 从而保存和传播保定文化；还有一所保定莲池现代书院。可见地方上对于挖掘传统书院的资源还是比较有现代意识的。在莲池书院的历史影响下，保定市莲池区创建了24家正式注册的社区书院，这些社区书院都是在区民政局登记注册的，通过创办国学大讲堂, 讲习经典, 传承经典; 进行琴、棋、书、画、诗、歌、茶、花的技艺培养，具体开设经典诵读班、道德践行班、歌唱辅导班、民族舞蹈班、书画班、手工艺制作、中医健康讲座等诸多课程让居民修身养性, 改善民风, 打造社区居民文化。

(二) 地产、物业企业型社区书院

从20世纪90年代单位制瓦解以及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人们通过购买地产形成居住空间，形成社区关系是最为广泛的存在。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商、居委会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进入研究者视野。对于物业、地产企业如何增加社会责任也引起诸多的讨论^[18]。以河南的本源社区书院为例，其是在房地产以及物业企业的主导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以国学为主题，以书院为教育和传播基地，通过房地产开发企业、社会社区组织及个体文化志愿者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地。作为现代企业型的模式，在推广社区书院时注重在社区管理中增设相应文化发展及管理基金，采取政府购买方式，创立与民间机构的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本源社区书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会员人群和志愿者队伍，书院也鼓励其会员志愿者积极参与书院事务和建设，探索专业化教育和志愿者自主管理的社区书院运行模式，从而实现文化对社区内人群的教化，达到风气塑造的效果^[19]。

(三) 文化创意产品型社区书院

书院作为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和最具精神价值的文化场所之一，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地结合富有中国元素的文化产品进入百姓的生活之中。不少社区书院成为文化创意单位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如故宫紫禁书院主要以传播故宫文化为主要任务，展示销售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并邀请学者、匠人授课讲学，切磋沟通，分享典雅生活。紫禁书院设立的社区分院，重点在于进行社区文化空间的营造，倡导“让文化成为居民的生活方式”的理念与社区“健康养老”“文化养生”理念相契合。此外，云南省新华书店正在建设的百家“乡愁书院”，商务印书馆正在推广的以“书院”命名的乡村社区阅读中心，如2017年在山西晋城古村良户成立的“良户书院”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不断运用自身文化资源及学术力量，在城乡社区建立相关书院，将中国文化精神物化为居民的生活形态与消费方式，进而建成区域型的中国文化符号。

(四) 政府力量推动新建型社区书院

正如当代的“国学热”是从民间上升为官方的重视，在社区书院的发展上，地方政府结合地方文化精神，也越来越重视社区书院的建设。如山东省发挥“儒家”文化精神，推广“图书馆+书院”的尼山书院服务模式，推动乡村社区儒学道德的践行；苏州市政府打造“德善之城”，通过建设德善书院，并广泛地与学校等机构建立德善讲堂，致力于提升市民道德修养，营造城市人文氛围；厦门市截至2019年初，初步建设成了市级、区级和社区(村居)三级扁平化社区书院服务管理体系，已建成1家市级社区书院总部、6家区级社区书院指导中心、323家社区书院。社区(村居)书院作为开设讲堂、服务居民的终端，按照“四个一”(一个统一标识、一个固定场所、一套课程体系、一套运行模式)标准建设运作，陆续形成了一批组织完善、特色鲜明的社区书院，如鼓浪屿书院、同安朱子书院等。2019年初，厦门社区书院逐步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融合，其核心在于学习型社会的建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落地。

综上，当前在多重力量和多元主体的推动下，社区书院通过普及文化知识，传播中国精神特别是儒家文化精神，成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基层传播的形式与载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社区书院教授的内容有些不一样，但大都比较重视面向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创办国学大讲堂, 建立志愿者服务平台，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这些书院的普遍共识与身份认同。通过“共学、共治、共享”中国文化的方式，社区书院的各项活动有利于将中国文化精神物化为居民的生活形态与方式。对于现代人而言，通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认同将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也有利于完善中国社区治理模式，推动社会道德文明的建设，推进社会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中国书院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创新

通过对当代社区书院的田野调查，我们看到当代“社区书院，不只是书院”^[20]。在当代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上，中国书院除了发挥传统社会文化教育等功能，更是一种以国民素质提升及国民价值观培育为导向的文化重建。文化之于历史有一定的超越^[21]，文化在历史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社会价值，体现在人们的心理认同层面。通过社区书院，我们更广泛地看到中国书院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与意义。相比于传统的家族书院、社学书院等，中国书院在当代社会中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一) 传播文化知识与提升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教育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关键，这也是传统社会注重民间教化的原因。国民素质培养作为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面非常的广泛。古代主要在家庭、家族之中培育子弟，形成良好的家风家教；现代社区作为现代居民的生活聚集地，倡导文化教育的学习型社区成为中国现代社区发展的一大趋势，社区也陆续承担起国民素质培养的职能。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国家到民众皆是如此。传统家族书院、社学书院将人文、科举考试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形成“耕读传家”。而社区中所建设的书院更像是一个综合性的学习平台，文化与生活结合的知识更为具体、细致、实用。以厦门社区书院为例，其平台上有共享的课程资源达到两千门以上，主要的课程有常设类、讲座类、技能类等多种类别，具体包括家庭教育、文艺、法律、经济、党建、国学历史、养生、技能培训等多样内容，涉及国民政治、思想、道德等诸多领域，注重文化知识、技能以及服务、社会价值观念等。相比于传统的书院，社区中所建设的书院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现代生活学习平台。

以中国书院作为文化知识与素质的普及平台，多元化的课程教育让社区居民可以在共同空间有所收获，也是对当前教育的一些缺失进行一种有效的补充。需要注意的是，书院之名本身就蕴含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内容侧重点上，除了知识性的内容，国民文明道德素质的现代化培养更应是书院的重中之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国民既有传统优良品德，又具有世界公民的文明素质。

(二) 协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路径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有一定的契合，挖掘传统文化特别是乡贤资源，有助于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22]。在中国传统中，书院作为文化创造、累积、传播及人才培养的中心，筹措、使用书院办学的经费自北宋乾兴元年(1022)朝廷赐给兖州州学学田以后，各地多有效仿，逐渐形成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共识，让书院形成了以学田制为核心，多种经费来源的费用筹措制度。无论是君主、各级地方官员及来自民间的士商、家族等虽然基于不同的动机与目的，但都以多样的方式支持书院事业，促进了社会捐资办学、乡贤自治等传统的形成。书院发展于民间社会，即便是在官学化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初创时期多由府、县长官倡建，学田大部分由官府拨付，但要维持书院的长期发展，经费的难题往往通过社会捐资来解决，政府以及社会也有一整套规制对于这些捐资助学的乡贤予以认可与表彰。中国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传统中国地方治理的多重力量，特别是乡贤这一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了作为体制内权力与中国社会基层的“连接器”“缓冲带”的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在于政府与社会、治理与培育的关系，其中包括调整社会治理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发挥治理与培育中传统文化如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鼓励地方政府探索特色发展等。在当代书院的实践中，通过中国文化等课程与活动的开展可以形成一个体量可观的基层互动群体，居民参与书院学习的过程就是一种重要的公众参与。在建的书院多成立书院理事会作为书院的决策和管理机构，也注重引入文化志愿者骨干，邀请社区居住的各行各业社会新贤达即“新乡贤”作为荣誉理事长，发挥“新乡贤”的号召作用，为他们提供更贴近居民群众的儒家式的社会服务平台。

(三) 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道德上的自律机制是社会稳定最为基础的力量，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多种形式如书院、家谱、宗祠家庙、乡规民约等形成共同的文化与道德标准，可以说传统的中国书院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文化教育组织，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儒家社会道德、宗法等共同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

中国传统书院更倾向于中国儒家的学术与教育中心以及儒家传统道德、价值的内涵，而儒家文化传统一直在中国民间社会发挥着“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力量。当代中国书院被认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载体，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书院更是被寄望于成为当代架构传统文化及人文教育推广的基础网络，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人文教育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地。所以，当代书院中广泛的国学内容与课程成为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不少书院注重本地文化精神与风俗的继承与延续，将乡土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的发展进行整合与利用，从而使家族社会文化精神在当代获得一定的延续。当代书院也借鉴了西方文明以及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元素，将当代生活与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落实，如社区书院微信群等网络共同空间的广泛建立，通过共同事务的网络互动、解决，进而推动共同价值观在社区的建立与形成。中国书院对于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的文化现代化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也是当代研究者与实践者仍然需要深入的重中之重。

四、结语

概言之，书院之名延续千年，中国当代书院虽然在形式上已经不同于传统书院，但是在核心内容、价值与文化精神上对中国传统有着一定的传承，是中国人文化自觉以及寻求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通过书院这样的载体，通过书院中共同的经典与历史的回顾，让传统变古适今，进而连接传统与当代的价值与精神，融会古今中外，召唤出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当然在书院热潮之中，也需要对之进行审慎的思考，目前还存在不少只有书院之名，但不具有书院精神的书院。如存在只是将原来的社区活动场所换一个名字，并未开展实质活动的书院；即便是运营还算不错的书院也存在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一些官方体制书院，受到政策与体制以及领导者变动的影响，书院开展公益性的传统文化活动的经费缺少明文的规定与保障等。如何创建与当代社会有效结合的书院，让真正具有中国民族精神的书院在当代社会获得真正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创立社区书院，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践与探索。当前中国书院的探索有创新，但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未来的发展中，书院如何适应当代社会环境的不断变换，继续在中国文化经典的传承、民众知识素养的养成、地方文化的建设以及国家共同文化精神的认同等方面，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