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5年期间，因中非贸易的发展，在广州从事商业活动的非洲人数量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在此背景下，小北登峰街及三元里成为非洲人在广州最重要的聚居区。这一情况引起了许多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许多学者将这一问题置于全球化背景下，从移民的角度展开讨论并取得了许多具有启发性与解释力的成果。其中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移民群体的社会、文化冲突与融入等方面。李明波对广州的非洲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非洲人进入广州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群体主要有商人、基层白领、基层蓝领三大类。^[1]李志刚着重探讨小北非洲人社区的社会空间与演进机制。^[2]林拉洒则对非洲人在异国空间中社会关系的重构和社会行动的逻辑展开了分析。^[3]麦高登(Gordon Mathews)在对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中指出，广州的非洲商人主要来自于香港。^[4]168-169这些研究虽然方法各异，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非洲商人群体，较少从广州本土社会的角度展开讨论。如广州非洲人社区为何形成于小北、三元里地区，目前仍无相关研究加以解释。这一研究视角的缺失，导致这一领域的许多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

在非洲人流入之前，现今广州黑人聚居的社区均为地处城郊的传统村落，其社会结构与珠江三角洲其他村落并无二致，其有着自身的权力机制与文化传统。这些因素无疑对非洲人社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时至今日，地处城市边陲的登峰街、三元里，仍保留着浓厚的乡村色彩。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传统运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及支配着非洲人社区的生活。因此，我们只有准确把握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才能深刻地理解广州非洲人社区。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成为非洲人社区的村落需要有哪些必要的条件？非洲人与全球化的问题又如何嵌入到传统的社区之中？笔者以为，只有弄清楚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才能明白广州非洲人社区的现状，理解哪些村落会成为以及何以成为非洲人聚居区，中非贸易又如何嵌入至本土社会的结构之中。

要理解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华南乡村社会的相关研究。在这一领域中，以弗里德曼、科大卫、刘志伟3位学者的研究影响最大。弗里德曼(Freedman)^[5]在其研究中指出，华南地区的宗族有着强大的经济功能，是村落控制公共财产的重要组织。弗氏提醒我们，村落公共财产的控制方式，是我们理解华南村落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科大卫^[6]与刘志伟^[7]的研究则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的建立是明代以来沙田开发、赋役制度变革及国家礼仪推行的结果。这一公共财产控制方式的变迁折射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结构化的过程。上述研究深刻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村落运行的深层机制，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起点。

本文试图以广州小北登峰村批发市场为切入点，将其置于广州城市化及华南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背景中重新考察，通过分析其形成的过程及运作机制，以期对广州非洲人社区问题有新的理解与体会。

一、登峰村的地理及集体财产制度

广州小北登峰村现属登峰街的辖区。登峰街位于越秀山的东北面，南接环市东路。登峰街交通便利，从街道南边沿环市东路向东1公里为淘金国际商业区，向西1公里是广州火车站，毗邻白马、天马等国际服装批发市场。登峰街现属越秀区人民政府管辖，区政府在社区内设有登峰街道办事处作为日常事务管理机构。街道办根据地理空间与居民分布情况，下设童心、下塘、狮带岗、黄田、横枝岗、淘金北、恒福、西坑、云泉、清水塘、宝汉10个社区居委会^[8]，此为登峰街道社区行政设置的大致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小北一带仍为乡村地区，现登峰街的范围包括原来登峰、西坑2村。因黑人主要聚居于原登峰村的范围(即宝汉直街、下塘西路一带)，故本文讨论的范围并不包括现今的整个登峰街，而主要指传统意义上的登峰村范围。关于登峰村，《越秀年鉴》有以下概述：

登峰村地处广州城北、白云山南麓，是一条传统城郊农村(或叫城乡结合部)，因为是广州城里人登高揽胜必经之地，登峰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该村的范围北抵白云山脚，东接沙河，西连原越秀区和白云区，南以广九铁路为界，面积近5平方公里。登峰村的历史最早应追溯到200多年前，由一户龚姓人家以尖竹为墙草盖顶，结庐为舍开始，逐渐集合成了有20多个姓氏之人居住的下塘、横枝岗、塘帽岗等数条自然村，20世纪50—70年代，称为郊区沙河公社登峰大队。2004年，登峰村有下塘、横枝岗2个自然村，人口约2 980人。^[9]245-246

今时今日，倘若我们走进登峰村，仍不难发现其浓厚的城中村色彩。街内道路狭窄，有大量彼此紧连的村屋，当地居民称之为“握手楼”。同时，村内现有登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该村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机构。《广州登峰街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第四章第十四条就对集团公司与登峰经济联合社的关系管理有如下规定：

登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本组织的经营管理机构，实行“权责分明、管理科学、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负责对组织下属企业的管理，负有组织发展集体经济和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①

① 材料为受访人利用其会员资格登录内网后提供(http://www.deng-feng.com/zw/gzzd/)。

登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下塘南约直街25号。公司的主要物业为商铺，其中包括金山象、越洋、泓汇、新泓汇、广福国际、羊城国际等商贸城。此外，宝汉直街的临街商铺亦属于集团公司的物业。铺租是集团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集团公司的日常事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经营管理集团业务，包括商铺招租、市场秩序维持、商场修缮等方面；二是向股东发放分红。股东主要是原登峰村村民。^②这些分布于登峰村内不同地点的商贸城，正是广州市内中非贸易最为重要的交易场所之一。商贸城批发经营的商品主要包括服饰、化妆品、家具装修用品、移动电子设备等种类。登峰村物业分布情况如图 1所示。在广州从事贸易的非洲人，正是通过在这些商贸城批发采购商品、再运回非洲销售的方式以获取利润。在宝汉直街及下塘西路存在着大量的跨国物流公司，正是因登峰村国际贸易活跃的体现。需要稍加赘言的是，在登峰村聚居的非洲人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当地贸易主要面向非洲的穆斯林地区。

② 材料为受访人利用其会员资格登录内网后提供(http://www.deng-feng.com/zw/gzzd/)。

①该图由作者根据调查情况手绘而成。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不难判断，所谓登峰村非洲人社区，实际是因为跨国贸易发展而形成的聚居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社区。在登峰村内，贸易的运作主要依赖于由登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国际商贸城。因此，如要准确理解登峰村非洲人聚居区的成因及形成过程，就必须深入分析村落权力机制与市场构建的关系。这一关系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登峰村有哪些有利的外在因素，使其成为中非贸易的市场地？其次，登峰村内部又是如何发展及经营中非贸易市场的？

二、广州城市化进程与登峰贸易市场的兴建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广州的城市化进程中寻找答案。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的广州城区范围大体在越秀山以南，珠江以北。民国时期，在广州城墙拆毁之前，登峰村位于省城的小北门外，属城厢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登峰村被划入广州郊区的沙河镇，属郊区政府管辖。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广州的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城市行政建制的不断调整，旧城区周边的大片乡村地区逐步被纳入城市管理体制之中。

1985年1月，广州市政府将郊区的部分区域划出，设置了天河、芳村两个区。^[10]512登峰村及邻近的村落正是在这一时期随沙河镇从郊区划入了天河区。在这一时期，登峰村的耕地不断被征用，农业用地大幅度减少：

1985年1月，广州市政府将郊区的部分区域划出，设置了天河、芳村两个区。^[10]512登峰村及邻近的村落正是在这一时期随沙河镇从郊区划入了天河区。在这一时期，登峰村的耕地不断被征用，农业用地大幅度减少：

天河区登峰村原是蔬菜生产基地，全村共有731户，2 405人、1 620个劳动力，有耕地110亩。1980年以来，先后被国家征用耕地430亩。^[10]483

1987年，登峰村再从沙河镇析出，与邻近的西坑村一同组成登峰街道。登峰村正式被入纳街道管理系统，城市的管理体制在当地正式确立。2005年，广州市的行政体制再次发生重大调整，东山区被撤销，原东山区以及天河区内紧邻越秀的街道被并入越秀区。登峰村在此次调整中被划入了越秀区：

2005年9月，根据国务院批准关于广州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将原东山区的行政区域，白云区的矿泉街，天河区的登峰街、天河南街的杨箕和中山一2个社区居委会、沙东街部分区域划归越秀区管辖。^[11]

登峰村被划入越秀区，意味着它真正被纳入到老城区的范围，成为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越秀老城区的发展导致其对边缘地区土地需求量的增加。登峰村由此成为越秀区中为数不多的城中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登峰村社区逐步形成了由两套权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管理模式：一方面，街道系统代表着政府机构管理社区，着力于管理流动人口；另一方面，经济合作联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仍然是控制村落公共财产的机构。

但登峰村被纳入越秀区的最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流花路至环市东路一带广州交易会贸易商圈的持续发展。广交会，又名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2007年以后，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成立于1957年。在1974年以前，广交会的会址先后在人民北路、侨光路。1974年，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中国的商品出口量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为适应不断扩大的交易规模，广交会迁至流花路。同年，广州铁路局建成流花火车站，流花火车站由此取代原先的大沙头火车站，成为广州火车站。与此同时，为配合广交会发展的需求，中央及广州地方政府开始在环市东路的淘金坑建设新的对外贸易商区。淘金坑位于流花火车站东边3公里处，当时仍为农村地区，属东山区管辖。1976年，由中央政府兴建的广州白云宾馆落成并开始对外营业。白云宾馆高32层，是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1978年，广州友谊商店从南方大厦迁至环市东淘金路。至此，流花—淘金坑国际商圈基本形成。这一商圈以广交会为平台、火车站为交通枢纽，再辅以涉外酒店及商场。

不为过地说，流花—淘金坑国际商圈，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乃至中国对外贸易与交流最重要的区域。但由于这一商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非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故其分布并不具备连续性。不同的点之间距离过远，如白云宾馆与流花火车站之间的距离就达6公里。商业过于离散的特点导致了中间仍有大片区域保留着乡村社会的形态。地处小北的登峰村正夹在在这一区域的中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具有断裂、离散特点的商业空间格局，为登峰村保留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正是这些土地资源，成了登峰村在90年代以后创建面向非洲贸易市场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广州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试验点”与前沿地区。广州市内涌现了许多大规模的新兴市场。但新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并非断裂式地凭空出现，而是通过利用与嵌入原有的商业空间得以实现。在此背景下，计划经济时代的广交会商圈，成为新兴市场的创建基础。而与此同时，广交会商圈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发生了裂变，分化成两个较为独立的商圈，淘金路因为拥有友谊商店、花园酒店^①以及白云宾馆等高级酒店、商场，成为高端的国际商务区，流花火车站一带则演变成为中低端的广州服装制造业批发市场地。

① 广州花园酒店位于白云宾馆对面，1982年由廖承志、利铭泽倡议兴建，由广州岭南置业公司与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合作经营。1984年10月建成，是20世纪80年代广州仅有的白金五星级酒店。

2000年出版的《越秀区志》如是描述流花商圈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

该中心为近十多年来发展成的旅游购物中心。自流花广州火车站建成，省汽车总站、郊县车站、南方航空公司相继设立，越秀区北面这块风水宝地(统称流花地区，因南汉流花古桥得名)逐渐发展成广州的重要交通枢纽，日吞吐量十万乃至数十万人次；更兼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设址，商业服务业迅速兴旺。中国大酒店、东方、流花、新大地等八大涉外星级宾馆的开设，吸引商团旅客云集。交通发达促进了商品流通，这里拥有广东最大的服装商场白马商厦，以及档位上百逾千的红棉、步步高、夜明珠广场、康乐世界、地中海购物广场、世纪购物广场等10多个工业品市场；环市西路、站前路、站南路、流花路、解放北路因人流众多而不断增开商铺，鳞次栉比，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购物中心。^[11]

上述材料中所提到的白马服装批发市场，开业于1993年，是流花—淘金商贸圈在市场经济时期形成的代表性贸易市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制造业迅猛发展，流花火车站一带形成了许多全国性的服装批发市场。除白马市场外，还有天马、壹马、长江以及世贸等大型批发市场。2000年以后在广州地区发展起来的中非贸易，正是非洲人进入流花商圈的结果。

非洲人进入流花商贸圈，有着众多复杂的因素。麦高登的研究指出，在广州小北、三元里的非洲人主要来自于香港。在抵达广州之前，这些非洲商人主要贸易地点是香港重庆大厦。香港重庆大厦是低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大陆制造业的发展，在香港的非洲商人开始北上广州，寻求更廉价、更大规模的市场。但在非洲商人北上的过程中，交通问题是我们极容易忽略的因素。如前文所述，广州流花火车站落成于1974年。从其落成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流花火车站一直是广九线在广州的终点站。^①换而言之，流花火车站是非洲商人抵达广州的第一站，也是其在广州贸易的起点。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许多地区已经形成了许多类似流花商圈的大型商贸批发城，但非洲商人聚集在流花商圈，与广九线有着莫大的关系。

① 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广州东站取代广州流花火车站成为了广九线的终点站。

非洲商人的进入，导致了流花商圈的规模不断扩大并衍生出专门针对非洲贸易的专业批发市场。前文已述，在流花火车站发展起来的服装批发市场的性质属全国性市场，其与非洲人的需求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以白马批发市场为代表的流花商圈中心地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趋于饱和，已经没有大面积的土地可用以兴建专门针对非洲贸易的大型批发市场。因此，在商圈的边缘地带发展专门针对非洲地区的贸易批发市场，是市场发展必然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流花商圈边缘、仍有大量可利用土地资源的登峰村及三元里逐步发展成为面向中非贸易的批发市场。这即是我们今日所见的流花—小北的市场空间格局。

透过上述对历史过程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登峰村非洲贸易市场的形成与广州城市化进程、商业交通的变迁息息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流花商圈，是推动登峰市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空间因素。

三、从庙产到贸易公司：登峰专业批发市场的管理机制

上一部分讨论的是推动登峰市场形成的外在因素，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登峰村的内部结构及控产方式，从内部的角度讨论登峰市场兴建与运作的社会机制。

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众多的名乡大村不一样的是，登峰村为杂姓村，没有宗族组织，居民以贫民为主。根据村内老人口述，登峰由龚姓开村，村内有100个姓氏，人数最众是梁姓、邝姓。村民多从现今白云区人和镇一带迁居于此。三元里是登峰村主要通婚联姻的村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耕作。据了解，登峰村在传统时期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

登峰村内的社会结构为“村-约-社”。“社”是村内最基层的空间或地缘组织，全村原来共有10个“社”。在“社”之上是“约”，全村有东、西、南、北4个“约”。每个“约”有一庙。4“约”统为登峰村。村庙为北帝庙，原址就在现今登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所在地。两者在空间上重叠隐喻着村落权力的延续与继替关系。刘志伟与科大卫的研究指出，在明清时期，因为赋役制度的变革及地方团练的兴起，珠江三角洲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民间社会以正统礼仪为手段重构地方社会的秩序，同时，通过祠堂或庙宇实现对土地的控制。在访谈中，村里的老人告诉笔者，如今环市东路、麓景路一带均为登峰村的庙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入公社化时期，登峰村原来的庙产转变成了公社的财产。村落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调整，“社”被改组成了“生产小组”，“约”被改组成了“生产队”，登峰村亦变成了“生产大队”。改革开放之后，登峰村的公社制度再次发生改变，生产大队被改组成股份经济合作联社。村民自然转化成拥有集体经济股份的股东。出生的村民均可获得股份，股份可以被继承、转让、赠送。

20世纪90年代末期，登峰村开始进行股份固化，新出生的村民不再获得股份。根据《广州登峰街股份合作经济联社章程》(下文简称为《章程》)，联社对村内的资产做了基本核算及股份划分：

第五条 在尊重历史和股份经济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本组织成立初始时期约定了股东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两大类。股东总人数为3 616人，总股份数为193 939股，其中社区股东3 394人，占总人数93.8%，股份数为190 853股，占总股数的98.4%；社会股东222人，占总人数的6.1%，股份数为3 086股，占总股的1.6%。^①

① 材料为受访人利用其会员资格登录内网后提供(http://www.deng-feng.com/zw/gzzd/)。

根据《章程》，村民按照年龄长幼的差异获得了不等的股份，然后再按照股份的差异获得分红。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材料所提及的股东分为“社区股东”及“社会股东”。《章程》对社区股东与社会股东有以下解释：

第六条 社区股东(即村民待遇股东)是改革时具有股东和村民双重身份的自然人，享有完整意义的个人财产权，包括财产收益，重大决策表决、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社会股东(即非村民待遇)是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革时不具备村民身份、没有承担社区生产与管理义务但又可以配股的外出自然人，只享有分红权、股份调整表决权和按本组织规定的股份处置权。^②

② 材料为受访人利用其会员资格登录内网后提供(http://www.deng-feng.com/zw/gzzd/)。

根据《章程》，社会股东实际上就是指在股份固化时已经迁出本村，但仍持有本村股份的居民，而社区股东就是指在股份固化时仍居于本村并持有股份的居民。通过对《章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面对城市化的冲击，登峰村仍然保持了传统村落的经营管理模式。村落控制、经营着大批公共土地，这些土地的经营收入又成为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即使至2005年，登峰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再改为登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虽然拥有了现代公司的制度框架，但是其实际上却是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现代延伸。

由庙产演变而来的村落集体资产，构成了登峰村集体经济生活的基础与主要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登峰经济合作联社就开始利用集体资产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以增加村民收入：

该村在充分利用好现有耕地发展蔬菜生产的同时，先后办起了机械、喷漆、电镀、农机等6家工厂、1个建筑工程队和旅店、酒家、停车场、综合贸易市场等9间商业服务业企业。全村从事工业的劳动力845人，商业服务业581人，农牧业194人，分别占总劳动力的52%、36%和12%。1986年，全村总收入1 920万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农业收入251万元，占总收入的13%；工业收入883万元，占46%；商业收入786万元，占41%。上缴国家税金70万元。在总收入中，人均分配3 393元。出现了农工商全面发展的新景象。^[10]483

对庙产、族产等集体资产进行现代化的经营与管理，是现今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活动方式。许多村落、宗族均通过利用这些集体资产创办企业、开设市场。如果不考虑非洲贸易的因素，登峰村经济联社开设市场的行为，与其他珠江三角洲的村落并无二致。登峰市场与广州康乐村的中大布匹市场、石牌村的天河电脑市场有着相同运作机制与管理方式。因此，如果从村落的内部结构为出发点开展讨论，登峰市场实际上是传统乡村社会在现代的延续。

前文已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非贸易的发展，流花商圈周边开始发展一批专门针对非洲地区的专业批发市场。毗邻火车站的登峰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非洲批发市场的重要据点。在这一背景下，登峰股份经济合作联社开始兴建批发市场。从1987年开始，经济联社先后兴建了登峰宾馆以及越洋商贸城、金山象商贸城、泓汇商贸城、新泓汇商贸城、广福国际商贸城、羊城国际商贸城等商业场所。在日常的管理中，经济联合主要进行商铺的招租及管理工作。随着中非贸易的不断发展，村落集体资产的经营收入不断增加。兹举两年的数据以作说明：

2007年，登峰集团公司总收入4 384万元，纯收入1 797万元，人均收入8 743元。^[13]248

登峰街辖内有登峰、西坑集团公司2个转制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即原来的“城中村”)。2008年，登峰集团公司总收入5 489万元，纯收入1 811万元，人均收入1.18万余元。^[14]264

传统华南乡村社会的财产控制及经营方式，支撑起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影响全球的中非贸易。以往在讨论登峰贸易市场的运作时，学者往往忽略了村落内部的因素，没有注意到集体土地的管理、经营以及分红。在登峰批发市场形成的过程中，非洲市场的贸易需求固然必不可少，但如果仅从供需关系切入展开市场分析，无疑带着强烈的古典经济学色彩，这一思路无法让我们真正理解中非贸易市场经营与运作的方式。在实际的市场运作机制中，土地的经营与管理的方式可以说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环节。登峰股份经济合作联社(登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我们理解登峰非洲人聚居区形成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掌握着由庙产演变而来大量集体资产，登峰村不可能主动融入流花商圈，成为中非贸易不可或缺的环节。

四、结语

当研究“全球化”这一重大学术话题时，本土社会的内在结构与全球贸易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话题。全球贸易的发展意味着对大量专业批发市场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尤其在电子商务兴起之前，专业批发市场在全球贸易机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指出的是，全球化的专门市场形成的逻辑，深深蕴藏于本土社会的内在逻辑之中。

广州一直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连接点。广州的全球贸易一方面将中国与世界结合，同时又使大量周边的乡村地区拉入到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登峰市场的例子所展示的正是其从城郊聚落成为重要中非贸易市场地的复杂过程。

从外因而言，登峰市场的出现与流花商圈发展息息相关。流花商圈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都在不断嵌入与利用此前的商业空间。在计划经济时代，为推动广州交易会的发展，各级政府在越秀区北边的乡村地区规划出了流花—淘金商圈。但因计划经济的缘故，这一商圈并不具备连续性，故在商圈之内，仍存在着如登峰这样的传统村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花—淘金商圈裂变成流花与淘金两个商圈。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流花批发市场的发育在空间上具有强烈的连续性与离散性。与此同时，随着非洲人的北上，在流花商圈的边缘出现了一批专门针对中非贸易的批发市场。或者说，流花商圈的发展，构成了登峰市场兴建的外在拉力。

从内部而言，登峰市场的形成又是其传统经济模式的逻辑结果。村落对土地的控制与经营的方式，直接影响到专业批发市场的形态及运作模式。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导致华南乡村地区形成以祖先或神明控制公共财产的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合作联社的基础。当传统村落遭遇全球化时，经济合作联社以村落公共财产为基础，创建及管理全球贸易市场。

在以往关于登峰社区的研究中，我们多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角度展开讨论，忽略了区域文化传统与内在社会逻辑对全球化形式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更注重的是“外来”与“进入”的因素，而忽略了“内在”的结构。登峰街个案深刻揭示了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结构与全球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将目光放大至整个珠江三角洲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一逻辑运用到其他由乡村经济联社发展起来的批发市场。尽管这些贸易批发市场在经营内容、目标市场上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其在土地、商铺的经营运作模式上，仍然遵循着珠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基本内在逻辑。而这一逻辑，正是传统的珠江三角洲乡村文化对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