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及时获得天象信息，以占据天象解读的主导权，历代帝王多于内廷中设观象台^[1]，进而设有为皇帝提供奏报和咨询的天文人员.唐宋时期内廷中的天文人员多隶属于翰林院，或称翰林待诏，或称翰林天文，又因接近御前，执掌特殊，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科技等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有关唐宋时期的翰林院、翰林待诏已有诸多研究，然鲜有对翰林院中天文官的专门介绍^[2—4].由唐入宋，翰林院中的天文官在名称沿革、选任变化等方面皆有了较大变化，笔者尝试对此进行梳理和介绍，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变化的诸类因素.

1 名称、执掌及隶属机构的变迁 1.1 名称沿革

唐代以前，内廷中天文官的设置并不规范，称谓亦各有不同.如北朝后赵于内廷中“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5]，隋炀帝时亦曾遣宫人学占星气，“业成者进内，以参占验云”^[6].此类“女太史”或“宫人”多为宫内女性，常年深处宫中，通过观测天象与外朝天文机构的观测结果相参验.到唐代，内廷中天文官的设置逐渐制度化，主要指翰林院中的天文类翰林待诏.

唐初，内廷中知天文者或为皇帝临时召入，如太宗朝王宁，能占阴阳吉凶，被太宗召入禁中^[4].或以他官兼任，如武则天时，严善思善天文历数，以监察御史兼右拾遗内供奉之职入侍内廷，不久即被擢为太史令^[7].至玄宗即位，设翰林院，内置翰林待诏，以善词学、卜祝、天文等人士充任.后又将其中的擅文辞者改为翰林供奉，以示“入居翰林，供奉敕旨”之意^[8].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9年)，玄宗又别置学士院，以文学之长者居之，称翰林学士.而翰林院中之翰林待诏，则专指凭借棋、琴、天文等特长者^[8].此后基本沿袭不变.

五代时期，各朝翰林院中仍设有此类天文官，然称谓各异.如赵延乂凭天文专长于前蜀任翰林待诏^[9]，“蜀亡入洛”，延乂在清泰年间所任之职为翰林天文^[10]，后晋时期，赵延乂又与杜升等人出任了天文参谋^[11].然无论称谓为何，皆指待诏于内廷的翰林院天文官.入宋，专设翰林学士院以待文辞之士，翰林院中则多为善天文、图画等伎艺之人.不久，又于翰林院中设翰林天文院，而翰林天文则为翰林天文院中天文官的专职称谓.

1.2 执掌的延续与扩充

在唐代，大明宫、兴庆宫等天子长居之所多设待诏，“各以别院而廪之，日晚而退”^[8]1853.就天文类翰林待诏而言，除备皇帝咨询外，还参与历书制作、皇家卜日及皇陵选址等事务.如韩颖于乾元间待诏翰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十月已升任司天监^[10]5882，而当年的六月朝廷还曾颁用韩颖等所造新历^[9]751，故韩颖很可能是以翰林待诏的身份参与新历的制作.再如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翰林待诏杨士端曾为唐宪宗下葬卜日^[9]696.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杨士端又为皇太后择取陵地^[9]411.另外，李素历经代、德、顺、宪四朝，官至“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14].可见，部分天文类的翰林待诏还兼任了外朝职官，并参与外朝天文机构的管理.

五代时期，内廷中的天文官不仅备皇帝咨询，甚至还参与政务机要及军事行动.如赵延乂曾于后唐清泰间与末帝李从珂及相关近臣议论朝政，“更直于中兴殿廷，与语或至夜分”^[12]9131.后汉乾祐年间，赵修己则以翰林天文的身份随郭威北征契丹^[12]9411.

入宋，翰林天文“系属应奉御前天文修咎之人”，是翰林天文院(局)中的主要官员，除仍需为皇帝提供日常咨询外，其军事参谋功能仍予保留.《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召河北、河东、陕西诸路部署司祗应翰林天文归阙，以边防无事故也^[15].”此处即指因边防无战事，将河北诸路所设的翰林天文予以撤销.另外，翰林天文还参与编修天文书籍以及历书的制作与校对等职事.真宗朝，周克明曾参与《两朝国史志》中天文部分的编撰^[16].历书方面，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九月，翰林天文郑昭晏曾“受诏考校王睿所撰淳化四年新历”^[17].真宗年间的《仪天历》即为翰林天文史序所造^[16]13503.宋代的翰林天文院(局)设有浑仪等天文仪器，“掌察天文祥异，与司天监互相关防，以质同异”^[18]，所以，翰林天文还需领导并参与内廷中翰林天文院(局)中的相关的天象观测和每日奏报，以与外朝司天监(太史局)互相关防.

1.3 隶属机构与员额的差异

唐代的天文类翰林待诏皆隶属于翰林院，五代内廷中的天文官亦隶属于翰林院.胡三省曾为《资治通鉴》中后唐清泰年间的“翰林天文”作注：“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12]指出翰林天文归属于翰林院.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敕：……司天台、翰林院本司职员不得以前代所禁文书出借外人传写，其诸时日、五行占筮之书不在禁限”^[13]186.此处提及翰林院中的相关职员，即针对翰林院中的天文官而言.入宋，内侍省下设翰林院，“掌天文、御书……”，由内侍充翰林院勾当官.而“翰林天文院，有翰林天文，以司天监官充.”^[18]3125所以，翰林天文及相关的职事人员皆由司天监选派.

员额方面.唐代的天文类翰林待诏无定员，宋代的情况则稍有不同.前文已提及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以前，河北诸路皆置翰林天文，与此同时，翰林天文院中亦设有翰林天文.所以，北宋前期的翰林天文可能未有定员，但员额较多.另据《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元年)太史局言，翰林天文局旧额天官四员，见今四员.”^[18]3125此处的天官即指翰林天文.两宋之交，天文官散佚严重，建炎三年翰林天文局曾并入太史局，至绍兴元年复置.从此处的“旧额四员”可推知至少在北宋末年，翰林天文已固定为四员.宋孝宗淳熙七年，为董正翰林天文局中人事管理混乱的问题，于四位翰林天文中擢一人为主管翰林天文局，“专一提举本局职事”，确定一人为主管翰林天文局，翰林天文以三员为额^[18]3125.

总体来看，由唐入宋，翰林院天文官的设置与管理日渐规范，其执掌更为丰富和多样.宋代的翰林天文除要备皇帝咨询以及参与历书制作和天文书籍的修撰外，还进行天象观测以与外朝天文机构互相监督，甚至在军事机要中仍扮演重要角色.

2 选任及待遇的变化

唐代的天文类翰林待诏并非正官，且来源不一.宋代的翰林天文则一般从外朝天文机构中选派.为更全面了解唐宋时期此类官员的诸多变化，兹将唐、五代、两宋时期的相关天文人员列表如表 1，表 2.

从表 1可看出，唐代的天文类翰林待诏有以下特点：第一，就出身而言，来源不一，多有道士、山人等民间人士，因善天文星占而入选翰林院，如黎幹、刘烜等皆为道士或山人，李素则为来自广州的波斯人，其子李景亮则“袭先君之艺业”，当归入畴人子弟的行列^[14]；第二，唐代大部分的天文类翰林待诏多出任了外朝官员，且官阶较高，一部分还出任了非天文系统的官员甚至地方长官，如韩颖出任过司天监、秘书监、刘烜为中书舍人，黎幹则出任了京兆尹，这种状况经五代一直持续至宋初.五代时期，翰林天文赵延乂曾于后唐清泰年间出任卫尉少卿，后周显德年间则迁太常卿，判司天监事，后晋天文参谋杜升亦曾任司天监.宋初赵修己曾任太常卿、判司天监.楚芝兰于太宗朝授乐源县主簿，后又被擢判司天监事.整体看来，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天文类翰林待诏或翰林天文因位列御前，易得皇帝重用，其升迁出路普遍较好.

表 2中共列出了二十位宋代的翰林天文，进一步观察来看，出任者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多为受皇帝信任之人.军校苗训因在“陈桥兵变”中对天象的“正确”解读，太祖甫即位即授其翰林天文.宋太宗曾亲擢五位司天台学生为司天台主簿，其中的史序、郑昭宴后皆入选翰林天文.第二，翰林天文需业艺优异.因需备皇帝咨询，且所测天象要与外朝天文机构互相关防，故出任者多为技艺杰出之辈.如郑昭宴曾因业艺突出，亲获太宗嘉奖，屡获拔擢；周克明家学深厚，深通历数，真宗赐其进士出身，并参与《两朝国史志》的编撰^[16].

综合表 1和表 2则可发现，由唐入宋，翰林院天文官在选拔、待遇等方面皆有了较大变化.

第一，宋代翰林天文的选拔和管理更注重专业性.唐代翰林院天文官多有山人、道士等民间人士，宋代翰林天文则基本不再从民间直接选拔，而多由外朝司天监(太史局)中的专职天文官出任^[18]，且只能在天文系统中任职.同时，宋代天文官一般要经考试选拔，之后再逐渐递升，这样也基本保证了翰林天文的专业素质.在日常管理中，宋廷要求翰林天文不许妄议天象，须言必有据，“据占书以闻”^[15]2390.

第二，宋代的翰林天文趋向外朝化.唐代天文类翰林待诏多凭其天文特长待诏内廷，因受重用而升任各级外朝官，韩颖、李景亮、黎幹等人皆是如此.宋代的翰林天文乃至翰林天文院(局)中较低级的学生则多由外朝天文机构选派，且翰林天文的出任者一般皆带有外朝天文机构的各类职官.如《景祐乾象新书残本》中所载的三位翰林天文赵靖、董惟正、王应皆带有外朝司天监的官职.再如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刘孝荣则以太史局保章正、同知算造带翰林天文.所以，宋代的翰林天文虽为待诏性质，但其基本选自于外朝的司天监(太史局)，同时又多兼任外朝天文机构的各级职官，很大程度上已可视其为外朝官员.

第三，宋代翰林天文待遇低下，沦为纯粹的伎术官.唐代的翰林待诏多带有散官及职事官衔，有的还有勋位，天文类翰林待诏亦然^[2]325.《大唐故陇西郡君卑失氏夫人神道墓志铭》中存有其夫李素的全套官职，为：“开府仪同三司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上柱国开国公食邑一千户”^[14].唐代的司天监为从三品，李素则因其文散官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故带一“行”字，其勋“上柱国”为最高一阶的勋官，“开国公”爵则为正二品，同时，还带有食封，且兼应奉御前的翰林待诏.另外，天文类翰林待诏还可出任非天文系统的官职甚至地方长官，如韩颖曾任秘书监，黎幹则出任了京兆尹.仅此数人的仕宦经历即可窥见唐代天文类翰林待诏及天文官荣宠之盛.

宋代的天文官属于伎术官，具有“待遇差、升迁难、限制严”等诸多特点^[19].就翰林天文而言，多由司天监(太史局)中选派，其待遇自然不高.以《景祐乾象新书残本》中所载三位翰林天文为例^[18]，赵靖的散官阶最高，为文散官中最低阶的将仕郎.章服方面，三位翰林天文按制皆服青，董惟正或因其特殊表现为“赐绯臣”，但伎术官未至升朝官而特许着绯者，不得与文武官一样佩戴鱼袋，“以别士类也”^[18]3127.本官阶部分，以赵靖最高，亦不过从七品下的司天监主簿.宋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太史局直长、翰林天文刘思义充翰林天文局主管，其“请给、酬赏、人从等并依同判太史局则例支破.”^[18]3133元丰改制后，太史局长官太史局令仅为从七品，判太史局则一般由太史局五官正以上充^[16]3923.所以，刘思义充任的主管翰林天文局这一差遣的待遇亦不高.

综合来看，宋代翰林天文呈专业化和外朝化的趋势，且待遇颇低.翰林天文院之设，本欲与外朝天文机构互相关防，然为规避责罚，两机构多互通信息，乃至欺瞒、谎报的现象时有发生，相互关防的效果亦未如预期^[21].建炎三年，翰林天文局被并入太史局，后虽复置，其关防职责更是大不如前.而且，就目前所见的二十位翰林天文中，南宋仅占三位.所以，无论从其待遇、实际执掌还是出任人数的变化等诸方面来看，翰林天文这一群体已逐渐走向式微.

3 由唐入宋翰林院天文官变化的影响因素

由唐入宋，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皆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天文方面而言，宋代的天文管理有了明显改进，在天文仪器制作、历法校订等方面成就斐然，时人的天文观念也有了明显进步，诸般因素对于唐宋时期翰林院天文官皆产生了深刻影响.

3.1 天文管理的改进

中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天文机构亦多紊乱.入宋，随着政局的稳定，宋廷对天文机构进行了多方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22]

第一，精简职官，规范选拔.唐代司天台的官员分正从上下共十三阶，整个机构总人数约600多人^[23].宋代取消了五官副正等官职，总人数亦大幅缩水，至南宋庆元年间时规定以一百人为限^[18].2804选拔方面，宋代天文官除宋初的少数人外，基本摒弃了因皇帝个人喜好而选用道士、山人等民间人士，而多由内部畴人子弟中选任，不足时则通过考试招募民间草泽.而且，无论是本监(局)子弟还是民间草泽，其选任均需通过考试，一般程序为初任守阙学生或额外学生，候有阙日，经考试方可入选额内学生，之后逐级升迁.这样，整个天文官群体的专业水平可以有基本的保证.

第二，“实封以闻”，强化制衡.朝廷多次重申，天文官不许妄陈灾祥，须“据占书以闻”，且对天文官的管理体现了更多的制衡色彩.宋代参与天文管理的官员主要有三类：天文官、宦官与儒官.翰林天文院之设本欲为与外朝司天监(太史局)相互关防，然成效不彰.皇帝偶尔选派亲信内臣予以提领，如太宗时选派内臣沈元应提领历书的制作，^[15]529仁宗朝王克让出任，提举司天监翰林天文院.然在宋代，宦官染指朝廷事务并非常态.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专设提举司天监公事所，由大两省儒官出任提举，^[18]3002司马光、王安礼等皆曾出任.元丰改制，废提举司天监公事所，改司天监为太史局，隶秘书省.天文机构的种种改进，特别是硕学鸿儒的参与，不仅促进了天文官员管理和选拔的专业化，对于宋代天文成就的取得亦有着积极的意义.

3.2 天文成就的取得与天文观念变化的影响

宋代天文成就斐然，在天文仪器、历法等方面皆有突出的成就，宋代曾造数座大型的天文仪器，如张思训的太平浑仪，苏颂的水运仪像台；历法部分，宋代历法凡十九改，其中，太宗朝《乾元历》所用恒星长度为365.25638日，误差约为1秒，是历代最佳值^[24].诸多杰出成就的取得推动了时人的天文知识及观念的长足进步.熙宁年间司马光任提举司天监，即认为流星与国家休咎并无关联，要求天文机构除异常云气外，无须再对一般的流星予以观测^[18]3002.《宋大诏令集》曾载有徽宗对于月食成因的解释，认为月光来自于太阳的照射，又因观测位置的不同而有所谓的月食^[25].无论此认识是否确为徽宗本人的看法，至少以诏令的形式传达了“王者”之言，反映了当时的星象认识水平.也正是从宋代开始，传统的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粗受到“全面的清算”^[26].

在宋代，尽管天文官仍然在王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星象与人事之间仍保持着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对天象的科学化认识远未成为主流，但天文成就的取得及天文知识的推广使得时人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认识更为理性.由唐入宋，翰林院天文官由内廷中来源不一的待诏逐渐成为实际上的外朝官，亦可视为唐宋时期天文观念变化的一种反映.

3.3 天文官群体整体地位的降低

在唐代，天文官属伎术官，其迁转等亦有别于外朝其他官员，颇受限制.武则天神功元年曾规定“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27]，然此规范的执行并不严格，且天文官本身官阶亦比较高，如唐代司天监为从三品，天文类翰林待诏则多因有受皇帝信任而屡获拔擢，出任各级外朝官员.

然自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天文官为求生存战战兢兢周旋于各政权之间.后梁司天监仇殷“未尝敢言，纵言事迹，唯其语音不可尽晓，以故屡贻责罚”^[11]377，前蜀司天监赵温珪“几由技术而死”，故而劝子孙另谋它途^[11]2011.此时司天监的地位明显无法与唐代的韩颖等人可比.到宋代，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宋初“司天监”一职除赵修己等少数人外罕以除人，多由五官正以上充任.元丰改制后，将天文机构长官太史局令仅为从七品^[28]，为历代最低^[29].

宋代科举文教兴盛，出现了所谓“儒学复兴运动”，对于天文管理及天文官的影响亦很明显：一方面，整个社会知识贮备达到一定的水准，虽然有所谓的“天文之禁”，然士人多可通过历代正史中所载《天文志》等有所学习.同时，士大夫身体力行，不仅对汉代以来对天象与人事一一比附的做法多予批评^[30]，并借对天文机构管理的深度参与而影响其间.在这种情况下，专职的天文官受到诸多限制；另一方面，儒家文化随着科举的兴盛强化了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传统的儒家对于伎艺及相关的从业人员则多予轻视，“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31]随之而至的是地位的卑下，而天文官尤甚，以至于孝宗亦认为天文官的官秩“太轻”^[18]2802.

总之，随着天文管理的改进以及时人天文观念的变化，翰林院天文官在专业化、外朝化方面趋向明显，同时，整个天文官群体地位亦逐次降低.翰林院中的天文官在唐、五代时期，多因表现出众而被擢任各级外朝官员.而宋代的翰林天文除宋初少数人外，基本上仅能任职于天文机构中.

4 结语

在中国古代，内廷中的天文官长期为天子属官.唐代时此类官员称为翰林待诏，五代时期则有翰林天文、天文参谋等称谓.入宋，则统一称为翰林天文，为翰林天文院(局)中的主要官员.由唐入宋，翰林院中的天文官的执掌和管理机构亦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选任与管理方面，宋代的翰林天文官呈现了专业化、外朝化、待遇渐低等特点，诸般变化与唐宋之际天文管理的改进、时人天文观念的变化、天文官群体整体地位的下降紧密相关.宋代的翰林天文由外朝司天监(太史局)选派且多兼相应职官，使其独立性大为降低.士大夫对天文管理的积极参与和主导一定程度上亦使得内朝天文官受到抑制.如此，内廷中的翰林天文逐渐趋向了式微.